许权中在商洛的活动与渭华起义-我担任唐澍同志警卫员的情况
许天洁
我原来在冯子明部范子石旅当兵，住在蓝田县焦岱镇。
一九二八年春在冯部一时乱哄哄的，经常听人们议论共产党的事，他们说：高塘原闹得很凶，把四大家财东的家都抄了，……我听了觉得非常新奇。有一天避过人后我便问我们连部文书：“共产党的宗旨到底是啥?”他说：“打富济贫，抱打不平。”经他这样一点拨，我的心热呼起来了，就想马上投奔共产党大干一番。
五、六月间，我和排长姜守云等一行七人从冯子明部逃脱出来，直奔华县高塘。到那里后见到处都是队伍，人们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打土豪，分粮食，好一派革命景象。在高塘附近我们先找了一个老百姓去联系。后来高塘来了一个干部，身穿灰军装，头戴八角帽，脖子拴着红带带，他把我们引到高塘，先押了起来，然后一个一个审问，审问我们的人是唐澍。因为有些问题答不上来，难以解嫌，姜守云还被打了一顿，第三个传讯的是我。唐问：“你们干什么来了?”我说：“干事来了。” “带枪没有?”“没有。”“和你们一块的那个娃哪儿来的子弹带?”“他正在站岗，我叫他一起跑，子弹带没有来得及卸下来。”这样问看来唐澍同志对我们的疑虑还没有解除，我就主动告诉他：“冯子明部队有一条规定，如果是带枪逃跑，抓回来就是死刑，逃跑时把枪放下，抓回来只毒打一顿，不伤生命，因而我们没有带枪。”这一解释他相信了，进而又问：“你知道共产党吗?”“知道。”“它是干什么的?”“打富济贫，抱打不平。” “你咋知道的?”“听雷先生说的。”“雷先生是干什么的?”“是我们连部文书，看样子好象和共产党有联系。”经过这一番反问，唐澍同志非常高兴，对我们表示欢迎。他把我们七个人都分别安排在各个大队，我被分配到二大队五中队，大队长谢子长(浩如)，中队长张百忍，我们住在高塘北堡子。
我去二大队一、二十天后，冯玉祥的队伍围攻上来。我们五中队住在魏家原。一天，中队长写了个信叫我送到司令部，在街上碰见了唐澍带着两个警卫员向我打招呼，他问：“你还在二大队吗?”我说：“还在。”他说：“你干啥去?”我说：“送信。”说：“你把信交给我跟我走。”我把信交给唐澍同志，就跟上他走了，后来就当了他的警卫员。
不久仗又打起来了。这次是和宋哲元打的，这一仗打败了，我们退入洛南两岔河，司令部和赤卫队住两岔河街，唐澍、刘志丹、王泰吉、高克林等同志都住在街上字号和群众家里。还有唐澍的三个警卫员许登高、许玉春、关风林也住在那里。赵雅生一大队住保安镇。
部队在两岔河街上，唐澍同志工作非常忙碌，每天起早睡晚，除开会宣传外，还买的鸡亲自慰问伤病员。队伍还在街东戏楼上开会演戏进行宣传，唱的是新戏，自编的。内容是：一个姑娘在纺线，是赵葆华组织的。还演出“双簧”，赵葆华唱，另一个宣传员表演。戏楼两边贴有“军民联合起来，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在街上还杀了几个坏人，一个是做买卖的，审问后拉出去杀了。还有两个是河南人，也杀了。
司令部、赤卫队在两岔河街上住了十来天后，有一天晚上唐司令带了几十个人全部出发了，天明时到保安街，在北头碰见了赵雅生，他给唐司令悄悄地说，敌人有五个旅包围保安，话没落点就打开了，四面枪声如雷，敌人满山遍野向我们扑来，唐澍同志即指挥部队散开，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吃早饭的时分，终因敌众我寡，力不能支，被敌冲散。赵雅生与我们失去了联系，部队各自为战，最后连许登高、许玉春、关风林也不见了，生死不明，只剩下唐澍和我两人转移阵地，利用地形地物继续坚持战斗。因为我们每人仅带一支短枪，火力有限，退到一个地堰跟前，敌人还不放手，向我们步步逼近，把我们团团围住，在这紧急情况之下，我右手也挂花了。唐澍同志命我卧倒，托住手枪，从前面方向继续向敌人射击，唐澍同志也向出打手枪，忽然我听到背后“哎唷”一声，急忙转身一看，见他中弹倒在地堰上，我立即去扶他时见口吐白沫，已经失去知觉，这时敌人从四面八方一齐来把我围了，我被捉了俘虏。
敌人把我们很多人捉去押到洛南县城，都关在一院厦房中，有赤卫队领导、指导员、排长、也有当兵的，共约五、六十人。残暴的敌人将俘虏中的张汉俊(李大德)和一个姓杨的排长等三人在洛南县城枪毙，其他人都编在方少海的队伍中，我被编在丁增华旅，给丁旅手枪队长背枪。不久队伍就离开洛南到安徽去了。在安徽由丁旅到惠显峰旅，后来回家了。
(记录整理：李存哲)
注：①根据许天洁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访问谈话记录整理，并经本人校阅。
②许天洁，现任陕西省蒲城县政协副主席。
许权中在商洛的活动与渭华起义/中共商洛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洛南县委党史办公室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