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作宾-孙作宾传略-第 九 章 回 陕 工 作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1979年2月，中共中央调孙作宾回陕西工作，先后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并当选为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三次以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共第十三、十四、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心系群众心系党，耄耋之年，仍然精神焕发，深入调查研究，反映人民呼声，为陕西党政领导决策一些重大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倾听实践呼声
拨乱反正之后，孙作宾焕发了对事业的青春，进发出空前的工作活力。在他看来，没有什么能比获得党和人民的信任，尽其所能地为党和人民服务更重要了。这时他虽年已古稀，但他决心“追回失去的时间”，竭尽全力为人民多干些实事，多谋些实利。他在省革委会和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不顾年老体弱，不避严寒酷暑，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足迹遍及关中、陕南、陕北的一百多个县市。无论是贫困山区，还是穷乡僻壤，那里需要就到那里去。或访贫问苦，或开诸葛亮会，尽量让群众讲心里话，倾听群众呼声。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因地制宜地推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等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个指示精神下达后，农民纷纷奔走相告，“中央松绑放权了，可以自主生产了”。但在陕西地区，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很深，在一部分领导干部中，仍然不主张在小麦主产地区特别是关中小麦主产地区实行联产到劳或包产到户，甚至有的地方对已经实行了联产到劳的也宣布收回。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是“放”还是“收”?确实争论很大。一些人主要是怕右怕变，怕“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有的甚至提出“现在不是搞不搞生产责任制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怕字很多，帽子很大。孙作宾从长安、礼泉、延安、榆林等18个县市的20多个生产队的调查实践中证明，农民是生产的主人，也是农村生产力的主体，他们多年来不仅吃够了“做活一窝蜂，出工不出力”的苦头，而且对全县只有一个“生产队长”很恼火。农民做庄稼，种什么，何时种，种多少，怎样种，都是一个模式，由县上的广播喇叭指挥，“不会种庄稼的把会种庄稼的整扎啦”!这种一个人说了算的“官”办生产责任制，咋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咋能把生产搞上去。作宾认为，小麦主产区是我省的粮仓，要把陕西的粮食生产搞上去，非调动小麦主产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可。因此，对小麦主产区的联产到组、到劳或包产到户等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是“放”还是“收”?作宾断然提出“把政策交给农民，由群众自己选择，哪种办法对生产有利就采取哪种办法，不要和生产力作对!”作宾的意见一针见血，也最符合农民的心愿。后来普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证明，农民的意愿和利益，反映了农村的实际；尊重农民的意愿，就是尊重农村实际，就是尊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要求。否则，违背了农民的意愿，也就脱离或超越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就会阻碍生产的发展；作宾深有体会地说，长期农村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归结到一点，就是必须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规律办事。符合这个规律，就能促进生产发展；违反这个规律，就要受到历史的惩罚，给农民带来苦头。历史的经验来之不易。我们应当珍惜自己走过的路，时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倾听实践的呼声，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农村改革这件大事办好。
参政议政
1980年8月，在全国政协三届二次会议上，孙作宾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983年至1987年他又连选为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在此期间，他认真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积极贯彻执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民主党派人士密切合作，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积极作用。
孙作宾是个做民族统战工作的老兵，社会交往很多，统战朋友也很多。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同民主党派朋友合作共事，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这几年，在他的家里或办公室里，经常有各民主党派人士、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或其他各阶层人士来来往往，同他交谈，向他反映情况，或提批评，或提建议，他都热情接待，赤诚相见。所以很多民主人士，无论是陕西的，甘肃的，青海的，都愿意找他聊天，同他倾心交谈。而作宾与民主人士交往的经验，就是一个字：“诚”。诚则无伪，诚则有信，诚则能招天下士。你能以真诚待人，人家就愿意同你肝胆相照。提起这个“诚”字，作宾可以从甘肃讲到青海，从青海讲到陕西，如数家珍，津津乐道。解放初期，一些国民党上层人士，担任了省政府主席或副主席这样的职务，仍然心存疑虑，工作畏首畏尾。作宾在同他们交往中，一条最深切的体会，就是不要盛气凌人，以胜利者自居，而要以“座上宾”的礼仪善待他们，以至诚的态度尊重他们，这样才能逐步消除他们的卑微心理。所谓“尽诚可以绝嫌猜，徇公可以弥谗诉。”最感人的是，作宾的一些老朋友，如杨明轩、邓宝珊、喜饶嘉措等，在作宾身处逆境时，都能从北京、西安、兰州等地专程赴西宁看望他，安慰他，为他鸣不平。许多统战朋友成了患难朋友，可敬可佩。
孙作宾在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常委期间，无论是开政协委员会，还是开政协常委会，他几乎每会必到，到必发言。而且在每次大会之前，他都按照会议的主题，同在陕的全国政协委员一起，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阶层人士的意见。1987年春，他在全国政协六届五次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发言，就是他在会前对西安、宝鸡、咸阳等几个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进行全面深入考察的结果。这几个城市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的指引下，吸取一手硬一手软的教训，在抓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迈开了新的步伐，创出了新的经验，取得了可喜成效。作宾认为，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首先搞好文明城市的建设更为重要。因为城市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又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搞好了，就能够以强大的辐射力影响和推动周围地区和广大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示范和导向的作用。西安市和宝鸡市在创建文明城市活动的实践中，把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作为塑造文明城市形象和创建文明小区活动的主要内容，探索出了一条从基层入手，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实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新路子，发挥了典型示范的辐射作用。作宾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介绍宝鸡市的情况说，全市1986年就有各级干部6万多人次走访了6.4万户，有3970个包户服务组，对4700多户军人家属、残废军人和鳏寡孤独户实行包户服务，不仅使这些人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而且也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一次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的教育，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和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
作宾在积极推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开展的同时，也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家庭做起，讲文明，树新风。他在自己双目失明后，听了江泽民的一次重要讲话，深受感动，欣然泼墨挥毫，揣摸着书写了“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条幅，挂在厅堂，作为全家的座右铭。每一个来到他家里的人，他都用这几句话劝勉：如果从上到下，人人都照这样做，我们定会创出一个文明美好的明天。
三次特邀代表
孙作宾是个有70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同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对陕、甘、宁、青地下党组织的建设有重要贡献。中共中央从1987年至1997年，曾三次决定邀请孙作宾为“特邀代表”，享有同正式代表一样的权利，参加了党的第十三次、十四次、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宾兴奋地说，这是党给予他的最高荣誉，也是党对他70多年革命历史的最好评价。他一生经受了多次坎坷，三次遭到错误路线批斗关押的折磨。但他风吹不倒，浪打不沉，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在历史还了他的清白，给了他的公正评价后，他兴奋不已，无限感慨：“东风已压西风倒，好事常由坏事成。”
1987年10月，孙作宾参加了党的“十三大”，感受很深。他说这次大会的突出贡献，就是系统地阐述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根据这个理论制定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作宾说，这个“初级阶段”，就是我国最大的国情。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出发。过去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发生的一切“左”的失误，根本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提出的任务和政策超越了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今后，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应当有“左”反“左”，有右反有，反“左”反右，都必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准绳，绝不能以“左”反右，或以有反“左”，从一种错误倾向走到另一种错误倾向。
1992年10月，孙作宾参加了党的“十四大”。这次大会在总结我国14年来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基础上，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孙作宾在这次大会的陕西代表团会议上，就学习邓小平南巡重要讲话作了精彩发言，朱镕基和代表们都赞称“孙老讲得好!”作宾说，小平的南巡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更加解放，精神更加振奋，到处热气腾腾。他联系多年来的工作实际，进一步阐述说，姓“资”姓“社”问题，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问题，“左”和右的问题，就像禁锢人们头脑的三把锁子，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手脚，使我们受了不少挫折，走了不少弯路，错过了一些良好机遇，延缓了发展社会主义的步伐。现在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就像一把金钥匙，把一河水解开了。无论是姓“资”姓“社”，是“左”是右，还是计划与市场，只要我们用“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疑难都会迎刃而解。作宾说，小平的讲话，更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使我们弄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富裕生活。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了，人们共同富裕了，才是真正的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小平讲话给我们指出的方向，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个方向。
1997年9月，孙作宾参加了党的“十五大”。这次大会是我们党在世纪之交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大会。孙作宾作为世纪老人，在参加大会之前，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旗帜问题至关重要，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最关注的一件大事。这次大会将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而载入史册。在大会上他听了江泽民的报告后，曾三次在陕西代表团会议上发言，谈认识，讲体会。他认为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并明确写进党章，是我们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和党的自身建设发展的需要，也充分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心愿。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和肩负的历史重任，同过去比，都有很大的变化。而且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挫折，经受各种风险和考验，这都需要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才能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孙作宾参加大会回来后，逢人便说，大会开得很好，很成功，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振奋人心的盛会，它将作为一座重要里程碑在我们党的发展史上永放光辉。在谈到结合陕西实际学习贯彻“十五大”精神时，作宾说，江泽民的报告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有新的突破，他希望陕西各级领导和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创造性地工作，在迈向新世纪的征途上创出新的业绩。
孙作宾/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