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作宾-欧阳钦同志在陕西二三事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欧阳钦(1900——1978)，湖南省宁乡县人。早期的旅法勤工俭学生，又曾在苏联学习军事，回国后曾参加北伐战争和湖北省委、中央军委工作。大革命失败后，赴苏区中央局和红军中工作，此后在陕西工作。
我和欧阳钦是在他参加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苏区一年之后的1936年11月上旬，为了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开始相识的。当时，欧阳钦担任中共陕甘工委书记，驻陕甘苏区甘泉县下寺湾，主要任务之一是：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关于广泛团结愿意与我们一起抗日救国的友党友军，把中国革命推向全国的方针，对驻防陕北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今天，当我们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的时候，仅将我在欧阳钦领导下工作中接触的二三事，作以片断回忆，以表达对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切缅怀。
一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2月下旬，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发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此时，我在西安搞党的地下工作，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和三十八军孙蔚如军长，在我们党中央这一伟大号召影响下，曾分别通过原甘宁青特委组织部长马豫章与杜斌丞的关系，向我提出说：“杨虎城、孙蔚如都要找西安地下党(即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负责人面谈，恳望能给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传话，说我们赞同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十七路军愿同红军建立联系，互不侵犯，相互合作，共同抗日，并愿为此多做工作。为了使党中央及时掌握这一重大情况，临时省委决定：派我和高克林同志，于1936年六七月间赴陕北苏区保安(今志丹)，分别向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李克农等领导同志汇报了杨虎城、孙蔚如提出的上述要求，及特务二团兵运工作、陕西白区工作如何开展等问题。毛泽东主席高度赞扬了杨虎城、孙蔚如深明大义的爱国热忱，并于9月3日给孙蔚如写了回信，即派我速赴西安将这封信和《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件，面递孙蔚如。
这项任务完成后，我作为中央交通员又要返回陕北苏区，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因途中要经过三十八军王劲哉旅长防区(富县、甘泉、延安地区)，我就请孙蔚如写了：“孙作宾负有特殊任务，经你旅驻防地区，望给以通行”的手谕。我持此手书到富县见到了王劲哉旅长，知曹力如在陕甘工委任军事部长，我就到工委机关驻地下寺湾。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陕甘工委书记欧阳钦。由于曹力如在1928年就和我在十七路军相识，是老关系。所以，欧阳钦已通过曹力如的介绍知道了我的一些情况。因此，我和欧阳钦见面交谈时，也就向他陈说了自己是中央交通员和这次受党中央毛主席指派，专程赴关中三原、西安给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孙蔚如军长面交毛主席的复信和有关情况后，欧阳钦也给我较详细地谈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苏区后，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情况，以及我党提出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听了欧阳钦的谈话，使我很受启发，深感他对党中央在历史转折时期制定的政治路线、方针和政策，理解得全面透彻，水平很高，对革命必胜的前途充满着坚定的信心，是一位革命的乐观主义者。
二
1936年11月10日，我甘(泉)洛(川)游击五支队与十七路军三十八军驻防富县的王劲哉旅某营，在富县油坊原发生了不幸的流血冲突。欧阳钦为了及时妥善地解决好这一问题，他鉴于我过去曾在十七路军中做过党的地下工作，又与王劲哉旅长较熟识。所以，欧阳钦就派我和工委军事部申力生同志一起，务必遵循党中央提出的联合友党友军，一致抗日的方针，到富县找王劲哉谈判，务求建立互不侵犯，联合抗日，相互友好来往，相互通商的协议。
我根据欧阳钦以上的布置，于1936年11月10日下午，在安家畔和申力生同志会面，并就如何完成这项任务的方法步骤作了研究。翌日下午，我俩到富县城外，通过王劲哉旅迫击炮连(连长张玉林)连部进了县城，会见了王劲哉旅长后，遂就以下三个问题进行谈判：
(一)关于互不侵犯问题
首先，王劲哉说：“杂牌部队是红军的保障，红军也是杂牌部队的保障；没有红军，杂牌部队也就难以存在了……”。申力生就以十九路军蔡铤锴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后，王劲哉接着又说：“唐生智、冯玉祥等也还不是例子吗?”申力生说，“要是现在咱们再打起来，不但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而且是自己打自己，朋友打朋友。就拿昨天油坊原的事件来说，不但双方实力受到损失，即抗日国防力量也要受到影响。”王劲哉询问说：“你们那边伤了几个?”申力生回答说：“四、五个”。王劲哉说：“我们这边死了两个，伤了几个，你看这弄得多不好?”这时，申力生说：“为了以后不再发生这类事情，最好是设立一个缓冲地带，我们不去，你们也不去，双方不接触，什么不幸的事情都可避免了。”王劲哉说：“那当然很好。”申力生说：“延安、甘泉、鄜州(今富县)都是贵旅的防地，那当然都是一样的了。”王劲哉说：“那你就写上几个地名看看”。申力生就写了程家沟门(岔口前7里路)，柏树原(油坊原)东15里，榆林桥20里，相皮子湾、关家沟……当申力写到延安时说：“我对这儿的地理不太熟悉，写个距城10余里吧!”王劲哉却说：“你把部队缩到那样小的范围于什么?你就写个20里吧，城周围都是这样!”申力生说：“我对这里(延安)的情形的确不知道，以后你和力如谈好了。”王劲哉却说：“咱们又不是订条约，你害怕什么?”这时，我就说：“咱们要从停止内战，互不侵犯，相互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出发，不要在小的地方争执!”于是双方议定：各守防地，互不侵犯，以避免再发生不幸事件。
这时，申力生又向王劲哉提出：“我现在可以向旅长负责，我们的游击队绝对严加约束，不向贵旅驻防地区行动。但旅长也得约束民团，不要侵扰我们苏区。”王劲哉说：“民团是受县府、县长指挥的，不受我管，我的部队不帮助他们就是了。”申力生说：“只要贵旅不帮助民团，我们就可以把他消灭掉!”王劲哉说：“你们就是把民团一下子日塌完哩，也不关我一点事；他们民团就是不听我的命令嘛!我给县长谈过，县长也不听我的话嘛!”
(二)关于相互通商问题
申力生同志提出：“关于通商的事情，我们希望贵旅以后尽量不要拦截来往苏区的驮子(商人)，贵旅自从驻防到此线以来，我们的游击队和红军从来没有侵扰过交通运输线”。王劲哉说：“对于来往的商人，我们的部队从来没有阻拦过。就是上次甘泉县的民团在老人苍截了七八个商人的驮子，我还不答应他们呢!还要追查此事的。对于你们苏区驮出来的盐，上边一再命令我要截住一律没收，而且还划分了封锁区，我都没有执行这个命令。”申力生说：“那就请旅长多包涵些!”于是议定：双方均不要侵犯交通线，不要拦截驮子(商人)来往，应给予方便，相互通商。
(三)关于双方互通情报和友谊来往问题
申力生同志说：“为了我们双方今后友谊来往，曹力如要和旅长商谈。”王劲哉说：“力如和我关系很好，……是最好不过的朋友，他来谈谈更好。”申力生提出说：“以后你们上边如有什么行动命令，请旅长首先通知我们一声，然后再商量一下就成了。”王劲哉答应说：“这是能办到的。这里游击队很多，我派个人就可以了。……我看，你们那边抗日是假的，那些破烂陈旧枪械还能抗日?”申力生说：“我们现在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事实上已经东渡黄河抗日了；至于枪，一方面在作战中缴获日本的；另方面全国总动员，单靠红军是抗不成日的。所以，我们提出要联合各党各派各部队，共同抗日。……旅长的为人，我常给曹力如谈起，我非常敬佩!”“那就好，希望以后我们常通信，常见面吧!”王劲哉最后肯定地说。
当这次谈判达成协议后，为了更好地开展今后工作，我还给申力生同志介绍说：王劲哉旅有两位和陕西临时省委发生组织关系的地下党员，一位是在王的旅部任书记官的贺修之同志；一位是在王旅任营长的王宝灵，营部驻在榆林桥。以后我们短距离出去工作的同志，就可以借贺、王的关系，开展党的抗日统战工作。
我和申力生返回陕甘工委机关后，及时地将这次谈判情况和协议内容，向欧阳钦书记作了汇报，他表示满意。不日，我即向欧阳钦告别，返回保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经过这次和欧阳钦的暂短接触、交谈、工作，我们之间建立了革命的友谊，增强了信任。当我离开陕甘工委机关时，欧阳钦除派了一位同志送行外，后来得知，他还给党中央联络(社会)部李克农部长写了一封送我返回党中央的信函；又给党中央周恩来副主席写了信，对我的工作安排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中央若再派我到白区工作时，希望能途经富县下寺湾，与陕甘工委建立工作关系；二是中央若不派我到白区工作时，希望能把我调派到陕甘工委工作。我返回保安后，立即向李克农汇报了西安之行的情况；不几天，中央又派我执行交通员任务，并带领张文彬，老于、王林等四五位同志到西安，他们再转赴天津、广州等地工作。我到西安之后的第三天，由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旨在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就爆发了
三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西安时，欧阳钦也以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同来。18日，中央确定在原陕甘宁省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陕西省委，在周恩来领导下，配合代表团工作，贾拓夫任省委书记、欧阳钦任军事部长、张德生任组织部长……。陕西省委秘密机关先设立在西安北大街二府街二府园李焕卿同志的家(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迁到渭北云阳镇办公)。这时，欧阳钦为了尽快与西安学生中的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又派我到西安师范找到了西安地区学生运动负责人董学源同志，并要我向董转交了省委关于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致抗日的一些文件材料。
当时，我在思想上对立即释放蒋介石有些不大放心。就向欧阳钦提出说：“我到下边给党员传达、宣传释放蒋介石，一致抗日，实际上我还有些不放心呢!”他就震惊地对我解释说：“党中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一致抗日的这一重大决策，是根据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情况，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华战争的政治形势提出来的，是非常正确的。……具体地说，就是把我们党过去提出来的‘反蒋抗日’口号，转变为‘逼蒋抗日’，以至‘联蒋抗日’、‘拥蒋抗日’。这对于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和发展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是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这表现了欧阳钦在任何情况下，坚持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方针和政策原则性、坚定性与灵活性。他的这种高度的党性原则，亦即政治原则，使我十分钦佩。
在欧阳钦担任省委军事部长期间，我和汪锋、吕剑人、申敬之等同志一起，在他的领导下，都在十七路军中开展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与党的建设工作。
我与十七路军孔从洲旅长是同乡关系，交往较深。这时候，孔从洲经过参加“西安事变”的洗礼，爱国热情很高，抗日情绪尤为强烈，他还拉我一块给他买了不少革命书刊阅读，思想进步，溢于言表。1937年5月，我在三原西渠岸民治中学附近(李慕愚同志岳父家)和孔从洲时有交往，有次碰见欧阳钦，我就将孔从洲给他作了介绍。当孔从洲离开后，我又给欧阳钦汇报了孔从洲的以上表现，并建议说：“我们应把孔从洲列为党在十七路军中统战工作和培养发展党员的对象。全国解放后，欧阳钦和孔从洲见面交谈时，他还给孔提及1937年5月我在三原给他所建议之事。这件事说明，欧阳钦在任省委军事部长期间，对在一起工作同志的建议是十分重视的，就是在十多年之后，他仍然牢记在心。
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我按照党中央的电示，离开陕西省委，赴兰州组建甘肃工委工作。1941年春，我在延安中央统战部工作时，欧阳钦任西北局秘书长，他代表组织和我谈话时说：“经西北局研究，为了加强关中特委的统战工作，认为你过去曾在西安与十七路军中长期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白区关系较多，有利于统战工作的开展。现在组织已作出决定：调派你到关中分委担任统战部长，望你到关中分委后，在习仲勋同志领导下，搞好那里的统战工作。”我愉快地接受了组织上分配的任务，很快地赴旬邑马栏关中分委机关去工作。
1942年夏，欧阳钦、贾拓夫代表西北局组织和我谈话说：“依照党中央和西北局的决定，调派你担任甘宁工委书记，尽快在陇东分区庆阳组建甘宁工委机关，以积极开展甘肃、宁夏两省党的地下工作。”当时，我就向欧阳钦、贾拓夫提出：“高岗现在是西北局书记，曾先后整过蔡子伟、黄子祥、黄子文、李仰南、王伯栋……等同志，特别是在1934年，我在西安搞临时省委工作时，王伯栋从陕北苏区来西安和我交谈，我将自己要动身赴陕北苏区之行告之，王伯栋当即劝我说：‘……你不要到陕北苏区去，高岗说西安地下党都是右派，你去了高麻子非整你不可!我就是因批评了高岗的错误，被高麻子整得待不下去。’因此，我不愿担任甘宁工委书记，请组织另行分配工作。”欧阳钦对我的意见不设可否，但他却说：“新成立的甘宁工委是党中央首先提出并作出决定的。它在组织上受党中央和西北局双重领导，中央由刘少奇直接分管，重大问题必须先向刘少奇汇报后，才能决定。这些，我和拓夫同志已向刘少奇作了具体汇报，他是同意这样办的。你应按照组织决定，搞好甘宁工委工作。”于是，我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分配，即赴庆阳组建甘宁工委机关的工作去了。
五
1939年5月至1941年5月，欧阳钦同志任陕西省委书记，1941年7月调中央西北局任四局副局长、统战部副部长、副秘书长、秘书长。日寇投降后，欧阳钦于1945年10月离开陕西到东北，先后任中央冀察、热辽分局秘书长、旅大区党委书记、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东北局第二书记兼黑龙江省第一书记。在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中，他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东北的代理人的长期、残酷迫害。但他对党忠心耿耿，面对严峻的现实，疾恶如仇，刚正不阿。1975年，正当“四人帮”横行之际，我和欧阳钦等同志都住在北京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里，我们几乎每天都见面，相互打招呼问好。记得有一次，欧阳钦曾对我们几个人说：“……近两三年来，我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提法，进行思考研究，认为这个提法没有理论根据，是很不对的。这个提法，马克思没有讲过，列宁也没有讲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实终归是事实，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裁判。”在当时，欧阳钦敢于提出如此深刻的见解，说明他不愧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另外，在此期间他从老伴黄葳同志口中得知：自己唯一的儿子欧阳湘(北京清华大学毕业，是吉林省某研究所的负责人)，被“文革”政权——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头头潘复生揪到哈尔滨，召开万人大会批斗而致死。他闻此噩耗后，内心十分悲痛，但却冷静地说：“革命嘛!革命就会有牺牲的!”事后，欧阳钦的老伴黄葳同志向他提出说：“现在你我都老了，你身体又不好，应找有关部门谈谈，将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女儿，调到身边工作，以便照顾我们的生活。”欧阳钦却微笑着说：“女儿在农村劳动，也是干革命嘛!还是不调回来好。”欧阳钦这种革命精神，令人非常敬佩。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欧阳钦同志欢欣鼓舞。1978年1月，党中央为欧阳钦同志彻底平反，2月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正当他要发挥聪明才智，再次为党的事业作出贡献的时候，可惜由于他的身心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中，遭受折磨摧残，于是年5月15日与世长辞，享年78岁。
欧阳钦同志安息吧!我们党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同心同德，奋发图强，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阔步前进。 (1991年1月31日)
孙作宾/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