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作宾-我与王尚德同志的深厚情谊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1926年春，我考入西安第三中学，不久刘镇华围攻西安，我离开学校。杨虎城、李虎臣坚守八个月，西安解围，我又回到学校。此时，学校改名为陕西省第一中学。1927年2月我加入了共青团，开始了革命生涯。这年春，学校共青团组织召开会议，共产党员、团组织的负责人张性初给每人发了《社会科学概论》和《唯物论》两本书。由于《唯物论》这本书少，我没有拿到，就找张性初去要。因为这样的书籍对一个革命青年来说是非常需要而珍贵难得的。张性初看我要得很迫切，态度也很诚恳，就私下告诉我去廿八书店找王先生，也就是王尚德。我到廿八书店找到王尚德，他30多岁，身材瘦小，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人很精干，又十分热情。当我说明是由张性初介绍来买《唯物论》时，他很热情地招呼我，并很快从里屋取出一本《唯物论》交给我，并再三对我说：“这本书看一遍、两遍是不行的，要反复看、多学，结合实际多思考才能弄懂。”这就是我第一次认识王尚德的情况。
由于张性初的进一步介绍，我才知道王尚德是当时很有名气的共产党人，曾在赤水职业学校当过校长，是受人尊敬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所开办的廿八书店，就是宣传共产主义的书店。廿八书店的“廿八”二字就是共产党的“共”字。
1928年10月，我到杨虎城部队。1929年夏，我任杨部第八团第九连排长，驻湖北陆安县，因搞兵变未遂被调任团部副官，不让带兵。就在这时，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董林哲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12月，部队驻河南南阳淅川县时，又经董林哲介绍，由曹鸣九将我带到《宛南日报》当记者。报社社长是冯异生(后任宛南特委书记)，总务是曹鸣九，王尚德任编辑。这是我第二次与王尚德接触，并在一起工作将近三个月时间。当时报社各部门的主要人员大都是共产党员。我们除了出版报纸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编印一些党的宣传材料，第二天，我就同曹鸣九把宣传材料夹在报纸中分发出去。我记得王尚德他们当时编印的宣传材料背面印有“我们的目标——共产主义；我们的领袖——马克思、列宁，我们的方法——工农专政；我们的力量——工农大众……”，这些宣传材料，在一定范围内宣传了革命真理，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在这段时间里，我和王尚德天天见面，朝夕相处，一起工作，一块吃饭。王尚德知识渊博，经常编一些故事和笑话，讽刺鞭挞时政和反动统治阶级。他给人的印象是爱憎分明，思维敏捷，爱开玩笑，风趣幽默，常常寓深刻的革命道理于轻松的谈话之中，使人感到他既有坚强的革命信念，又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报社工作期间，我们彼此增进了相互了解，以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为基础，建立于深厚的革命友谊。我当时还是一个刚入党的共产党员，可以说，我能数十年坚定不移地走革命的道路，为党为人民而工作，这与王尚德早期对我的影响和教诲是分不开的，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我在《宛南日报》社工作期间，上海中央局派孙永康(西安市东关人，黄埔军校四期学生)来到报社。1930年初，孙永康代表党组织派我再次通过孙蔚如的关系，打入杨虎城部队驻南阳教导队，相机搞兵暴。当时南阳教导队共四个中队，其中三个中队的中队长都是共产党员。我被派往一中队，王尚德的儿子王允端(地下党员)也在三中队，我俩经常来往，并一同参加一些秘密会议。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我们经常散发传单，并利用“五一”节召开群众大会等机会上街演出活报剧，宣传鼓动群众的革命热情，这都与王尚德的指导和支持是分不开的。王允端在其父革命思想的熏陶下，革命热情很高，工作十分出色，解放后曾任福建省水利局局长。
1931年，和我在南阳教导队共事的还有曾楚川，他是党的负责人，我是支部委员，我俩关系很好。王尚德与曾楚川关系也很密切。有一次我去西教场王尚德的家，见到了曾楚川，但万万没有想到这在王尚德家三人相见竟是我与他俩的最后一面。解放以后，王铁(尚德的女儿)同志曾告诉我：1931年她父亲就给她说，杜衡(时任陕西地下党主要负责人)品质很坏，不要与其来往，小心上当。事实证明，杜衡为了自己的个人目的，不惜惨害同志。曾楚川就是被杜衡诬陷为内奸杀害的。1933年，杜衡叛变投敌，彻底暴露了其可耻的面目。可见，王尚德对杜衡的认识和觉察是正确的。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革命立场的坚定性和高度的政治警惕性。
王尚德是我省早期的共产党员，他为创建陕西的党团组织和推动陕西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一生忠于革命，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毫不动摇。他疾恶如仇，刚直不阿，被誉为革命的硬骨头。
王尚德虽然早已离开了我们，但每当我回忆起他及其往事都会使我感慨万千。他的品质和精神是不朽的。
(原载《王尚德》一书) (1991年7月)
孙作宾/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