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作宾-学习张德生同志的优良作风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一)
我和张德生1933年在甘肃相识。当时，党在兰州有个甘宁青特委组织，是1932年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根据杜润滋同志的汇报决定成立的，旨在集中统一领导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工作。省委派吴鸿宾到兰州传达省委决定并担任甘宁青特委书记，马豫章任组织部长，李慕愚任宣传部长，常黎夫任秘书长，我任特委军委书记。成立特委的同时，在原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基础上，建立起西北抗日义勇军，组织发动了兰州兵变，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1933年4月，西北抗日义勇军在蒋介石调集“三省联军”围剿下失败。我和李慕愚经党内外营救脱险，在兰州难以立足。这时，梁干丞、张德生从宁夏来到兰州，李慕愚去了西安，组织决定由梁干丞同志接任特委军委书记，张德生协助梁并参与特委工作。在交接工作时，经梁介绍我和张德生相识，我向梁介绍特委工作情况时，还介绍了“菜根香”酱园少掌柜康雨农的情况，建议特委在“菜根香”酱园内设立秘密机关，开展地下斗争。此后，我离开兰州到西安，向省委书记杜衡、省委秘书长兼军委书记贾拓夫同志汇报并请示工作。贾拓夫让我参与省委军委工作。不久，马豫章调离甘宁青特委，张德生接任特委组织部长。
1933年7月，杜衡、袁岳栋被捕叛变，中共陕西省委及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甘宁青特委也被破坏，梁干丞同志和康雨农被捕，惨遭敌人杀害，张德生、吴鸿宾、常黎夫等人被迫离开兰州。1934年春，我在西安得知张德生、吴鸿宾、李杰夫、汪锋等同志都在汉中并有个特委组织。这时，我已被敌人通缉，在欲赴汉中之际，恰逢魏光波同志从上海回西安与我联系，我们商议成立了中共西安中心市委，由魏光波任书记，崔廷儒、严克伦、苗建平和我为委员，坚持领导工作。西安中心市委成立不久，我便到了汉中，住在孙蔚如三十八军军部交际处。中共陕南特委李杰夫首先与我接上关系，他让我负责三十八军地下党的工作，并介绍了成子慎等人的关系。李杰夫离汉中去上海后，由张德生同我联系。这期间，崔廷儒也因敌人通缉搜捕，由西安到汉中，德生同我商量后决定派崔廷儒到张汉民团负责党的兵运工作。1934年秋，中共中央决定扩大陕甘川苏区工作，陕南特委派德生同志通知四方面军。我通过孙蔚如三十八军密探队里的地下党员唐益民同志护送德生到苏区边界四方面军中。德生离开汉中后，陕南特委由白耀卿同志负责。不久，白耀卿被捕后逃脱出狱，也要去红四方面军，我还是通过唐益民护送。白耀卿走时，把陕南特委工作交给我，还介绍了杨永昶、肖佩芳、朱曼青和一姓李的裁缝等人的关系。1935年初，红四方面军进攻汉中，兵临城下，孙蔚如让我立即离开汉中。我走时把三十八军地下党的工作交成子慎负责，地方党的工作交杨永昶负责。德生同志到四方面军后，再未回汉中。后来，德生告诉我，他在红四方面军工作，张国焘一直不相信他，还把他与廖承志一起关押起来，直到同红一方面军会师，李维汉同志向张国焘要廖承志时，他才和廖承志一起被李维汉带到陕甘苏区。白耀卿同志到四方面军后，一直再未听到他的下落，很可能被张国焘杀害了。
1936年西安事变后，德生与贾拓夫、欧阳钦等到西安配合中央代表团工作。新成立的陕西省委，贾拓夫任书记，张德生任组织部长。欧阳钦任军事部长兼西北军工委书记，李一氓任宣传部长，崔廷儒任秘书长。我在省委领导下协助欧阳钦在西北军的工作。
1941年7月，我从中央统战部调关中分委任统战部长。同年底，德生来到关中分委接任书记，并向我转达中央调我任甘宁工委书记的通知。我对德生说：“由高岗担任西北局书记，我实在不愿担任这个职务，因为1935年在西安王柏栋告诉我：高岗说陕西地下党都是‘托派’、‘右派’。”德生说：“这些情况，我也知道，‘白区’工作受西北局和中央的双重领导，西北局管‘白区’工作的是贾拓夫，中央管‘白区’工作的是刘少奇，用不着担心一个高岗。”我见贾拓夫、欧阳钦时，他们都说出同德生意思一样的话，并得知西北局成立时，划陕西省委归西北局领导，张德生和欧阳钦、汪锋、赵伯平等人出于与我同样的原因，联名给中央写信，要求陕西省委仍归中央直接领导。此事引起高岗对陕西地下党的更加不满。1942年，康生、高岗一伙借延安整风之机，首先怀疑甘肃地下党是“红旗党”，接着把甘肃、陕西、四川等十几省的地下党打成“红旗党”，大搞所谓“抢救运动”露出杀机。所幸党中央、毛主席及时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和“九条方针”，才避免了党一场劫难的发生。
(二)
1949年7月，中共甘肃省委成立，德生任书记，我任副书记。当时，德生还担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甘肃省工作团团长，随第一野战军总部西进，我兼任甘肃省工作团副团长，率团与大军西进。沿途得到各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力量的密切配合，解放大军进展迅速，彭德怀同志表扬了甘肃地方党的工作。8月26日，兰州解放，我和德生会合，甘肃省委进驻兰州市。从此，在中共中央和中央西北局的正确领导下，甘肃省委带领各级党组织和各族人民胜利地进行了剿匪肃特，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运动等伟大任务。经过三年的努力，1952年全省工农业生产总值达9.75亿元，比1949年增长42.65%。三年中年递增率为12.57%，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85.06%，年递增率为22.77%；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32.63%，年递增率为9.87%。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社会秩序基本稳定，为全省革命和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和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和德生同志在甘肃解放初的这三年当中，由于相互了解，相互团结，有关全省工作及党的方针政策问题，无一不是商量办事，意见常常一致。省委工作之所以取得较大成绩，与我们之间的密切配合，特别与德生同志的谦虚谨慎，辛勤工作和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
甘肃是个多民族省份。解放初，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统治者)制造各民族间的隔阂，特别是少数民族同汉族之隔阂，在甘肃人民中影响较深，因而民族关系相当复杂，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省委针对甘肃实际情况，多次召开关于执行党的民族统战政策专题会议。德生在每次会议上都着重强调：进行少数民族工作，必须坚持中央制定的慎重稳进方针，反对轻率急燥情绪；坚持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要求在干部和群众中大力进行党的民族政策、统战政策教育，有关党的民族政策文件，“每个干部都要细心研读，充分了解，熟读背过，融会贯通，”有关民族统战问题，事无大小，一律事前请示，事后汇报。省委根据中央和西北局决定，在兰州成立了西北民族学院，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我们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宗教上层和广大群众，推进各项社会改革，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解放前，党在甘肃坚持民族团结平等，坚持统一战线，培养和发展了一些少数民族党员，争取和团结了一些少数民族爱国民主人士。解放后，党中央和西北局根据甘肃实际，任命邓宝珊(甘肃汉族)为省人民政府主席，马鸿宾(甘肃回族)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黄正清(甘肃藏族)为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这种人事安排充分注意和照顾到了甘肃的民族性、地方性特点，对德生和我的教育和启发很大，使我们及时排除了任用党外民主人士和少数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多了，安排的职务高了，会被一些同志认为“右”了的思想顾虑，促使省委及时安排了杨复兴(甘肃藏族)、马震五、马辅臣(甘肃回族)、蒋云台、周祥初、杨子恒(汉族)等各方面代表人士为省人民政府和军队的部门负责人。这样，对于各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德生同志在领导省委工作中，倾注了大量精力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他亲自兼任省委研究室主任，经常深入甘肃各地进行实际调查，针对各项民主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在反霸斗争中，省委根据甘肃民族宗教关系复杂的特点和已经掌握的调查材料，提出一批需要保护的少数民族头面人物和宗教上层人士名单，维护和增强了民族团结，并在这个基础上充分发动各族群众，扩大了反封建统一战线，分化瓦解了少数顽固分子，使反霸斗争得以顺利进行。在土地改革中，省委针对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措施。提出在少数民族农业区保留拱北①、道堂、清真寺、喇嘛庙土地的政策；在少数民族牧区实行保护和发展畜牧业和牧主经济的和平改革政策，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省委强调要求参加土改工作的干部，要严格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使土改在完全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前提下进行。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伤害了一些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的感情。省委注意到这种情况后，都及时作了纠正。经过土改，全省共有424万余户无地少地农民分得土地1027万亩以及其他大量生产资料，取得了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的伟大历史性胜利。
解放初，在全省人民开展增产节约，支援抗美援朝运动中，发现资本家中的一些不法分子采用向国家干部行贿等非法手段，获得高额暴利的严重情况。省委根据中央指示迅速在全省各级党政军机关、国营企业和人民团体中开展了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德生同志在大会上首先作检讨性动员，带头检查省委机关官僚主义、铺张浪费方面的问题，讲明这场运动的意义和党的方针政策，宣布保障群众的民主权利，做到言者无罪，告者不究，压制民主者必办；对阻碍运动者不论职位高低，一律撤职。在省委领导下，全省各级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50010人，受到各种处分的9558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19.1%。运动中曾发生过一些过火的偏差，随即作了纠正。总的说来，这次“三反”、“五反”运动，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中的腐化分子，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对于纯洁党的组织，改进干部工作作风起了很大作用。 (三)
1952年冬，我到北京治病，当时在中央统战部工作的杨静仁同志告诉我，中央统战部于毅夫副部长让我汇报甘肃的民族统战工作。我汇报后，于毅夫认为很好，很重要，让我整理成正式报告。这个报告是我对甘肃工作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解放三年来民族统战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因为我感到由于一部分同志(包括自己在内)对中央的政策体会不深，对甘肃的实际认识不清，没有把党的政策与当地的实际很好结合起来，是工作中出现问题，造成损失的重要原因。基于加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做好今后工作的主导思想，我在报告中着重总结汇报了我们工作中存在和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我把这个报告交给于毅夫后，让刘杰同志把报告稿带回兰州，送交德生同志并省委审批。德生把这个报告提交省委会议讨论。有些同志表示不同意这个报告，认为“右”了，德生和陈成义、王世泰等同志认为报告符合实际，表示同意并要求呈报讨论意见。这时，毛主席已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并转发下来：“甘肃省委副书记兼统一战线部长孙作宾同志这个报告很有用，发给各同志参考。毛泽东12月23日”。当时我正在大连疗养，欧阳钦同志告诉我这个消息，我感到十分意外，想不到于毅夫同志会把这个报告送交毛主席，更想不到毛主席会亲自批示。
我从大连回兰州时，中央已调我任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德生与部分省委常委欢送我时说：“作宾同志在甘肃工作时间长，经验多，特别在民族统战问题上，对党的政策和毛泽东思想学习体会的深。”
1854年夏，德生同志也调任西北局统战部部长。不久，接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张仲良来电邀请德生和我到兰州参加甘肃省工作座谈会。这时，德生已准备接任陕西省委书记，西北局决定派我去兰州参加会议。我在兰州与张仲良发生了争执。张仲良一是要我承认前几年甘肃省委的工作右了，二是否认甘肃落后。张仲良还拉我说：“老孙，承认省委工作右了，怕什么!你前面还有个张德生嘛?又不是让你负责任。”我反驳说：“我在甘肃工作多年，自己都没有觉得自己的工作右了，更没有感到德生和省委右了。要说右，那只是我们应该做的和已经做的工作，都还做得不够，还没有改变甘肃的落后面貌”，“甘肃落后是客观事实，刚解放时毛主席就说：‘西北地区少了一个工业，多了一个民族问题’，到现在甘肃各方面条件有所发展变化，但还落后。图先进，求发展，我同意支持，但否认全省的基本情况，会陷入主观臆断，不是实事求是。”
我一直认为，解放初期以张德生为首的甘肃省委是正确的。现在德生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是非功过，历史已有定论。我深切地怀念德生同志，怀念与他一起工作，共同奋斗的日日夜夜，德生同志的许多优良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注①：拱北，是阿拉伯语的译音，意为圆顶建筑物。此处指伊斯兰教门宦在其教主的葬地和道堂建造的圆顶建筑及其所属的土地。
(1995年6月30日)
孙作宾/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