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作宾-怀念李合邦同志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我和李合邦同志是1946年春，在陕甘宁边区庆阳县相识的。当时，李合邦担任中共陇东地委书记，朱敏担任中共甘肃工作委员会(简称甘工委)书记，我担任甘工委副书记。甘工委主要领导甘肃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机关设在庆阳县城。此后，在中央西北局领导下，为推动党在甘肃工作的发展，争取甘肃的解放，甘工委和陇东地委密切配合，协同战斗了四个春秋。现仅将李合邦同志协助甘工委工作二三事，作以片断回忆。
(一)
1946年7月，我参加西北局讨论甘肃工作的扩大会议后，回到庆阳向李合邦传达会议精神时，合邦对西北局要求甘肃工作应向国统区发展，应在有战略意义的陇南地区和可能开展游击战的地区搞武装搞根据地的指示，表示完全同意。并热情地对我说：“西北局为甘肃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你抗战时期就是甘工委书记，对甘肃国统区的情况了解，有斗争经验，今后咱们要紧密配合，共同搞好甘肃工作。”
是年8月，中原解放军突围后即将进入陕南、陇南，西北局准备让王震三五九旅留一部分武装在徽、成、两党一带活动，并决定立即组建中共陇南特委和陇南游击队，提出由我兼任特委书记，惠庆琪任副书记，刘余生任陇南游击队司令，马福吉任副司令，尽快调配人员装备，配合三五九旅部队向国民党统治区主动出击，建立陇南根据地，打开甘肃工作的新局面。为贯彻西北局指示，李合邦、朱敏和我商量决定召开甘工委和陇东地委联席会议，进行具体部署。会议不仅同意向陇南出击，还提出组织华平和平西两个工委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同时打出边区，向平凉、海固方向发展的意见。经报西北局同意，甘工委和陇东地委抽调人力、物力，组成三路武装：(1)中共陇南特委书记孙作宾，副书记惠庆琪，委员刘余生、马福吉、吴治国；陇南游击队司令刘余生，副司令马福吉，政委孙作宾，副政委惠庆琪；干部队长高健君；干部队伍和武装200余人，以徽县、成县为中心，向甘陕川三省交界地区发展，开辟敌后根据地。(2)平西工委由陈致中任书记，马思义、党永亮、魏子义、赵崇德为委员；武装大队司令马思义，副司令王有功，政委陈致中，副政委党永亮；干部队伍武装200余人，向海原方向发展，在两吉、静宁、庄浪一带开展游击战争。(3)华平工委由张可夫任书记，李义祥任副书记，段全才为委员；段全才任武装大队长，张均平任副大队长，张可夫任政委，黄鼎任副政委；干部队伍和武装50余人，向平凉地区发展，发动和领导当地的群众斗争。
三路武装出发时，王震三五九旅部队即将进入陕甘宁边区，陇南特委和平西工委两路联合行动，沿偏僻山路向敌后挺进。到达六盘山区后，平西工委留当地活动，陇南特委率部队继续沿米岗山向泾源挺进、由于华平工委沿途歼灭敌乡公所、保安队，敌人发现了我军行动，即调集重兵“围剿”，上有飞机侦察，下有骑兵、军队、民团的围追堵截。陇南特委和平西工委两部重新会合，与敌激战后突围。两路部队在大关山顶召集小组长以上干部开会，对连日来的战斗进行总结。经大家讨论认为：我军目标已暴露，沿途敌军力量强大，到陇南的目的难以实现；从边区出来，一直阴雨不断，部队昼夜行军打仗，没有吃过一顿囫囵饭，睡过一次安稳觉。几经疲劳苦战，损失不小；部队与边区失去联系，在雨中露宿山野，既无处接济，又失去军事侧应(后来才知道三五九旅已全部撤回边区)，干部战士忍饥受寒，烤干了前身湿后身，烤干了后身湿前身，情绪低落，再往前走就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我果断下令返回边区，并决定对此负全部责任。遂率部队重越米岗山，过安国镇，冲破敌人封锁线，回到边区，另一支华平工委及其武装大队在华亭境内被敌军优势兵力包围，经过激烈战斗突围后，也撤回边区。
三路武装返回边区后，甘工委和陇东地委对这次武装出击进行总结，出现了分歧和争论。李合邦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客观地分析了情况，要求大家从全局出发总结经验教训，对干部队撤回边区的是与非，指明只有西北局有权决定处理。这时，我亲自到延安，向西北局汇报情况，并准备接受任何处分。我对习仲勋同志说：“部队突围后我不忍心看到我党培养多年的干部战士硬与数倍于我的敌军拼命，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下令撤回，保存革命力量。如果有错，我一人承担”。习仲勋说：“你没有错，甘肃只打出去三股子，连陕西打出去的六股子，宁夏的一股子，也都回来了。你决心下的对，下的好。”
这次出击，虽然没有达到西北局预期目的，并付出了代价，魏子义、黄鼎等同志英勇牺牲，但是，走了七八个县，打了几个胜仗，鼓舞了人民群众，锻炼教育了干部、战士，更重要的是丰富了白区武装斗争经验，促使甘肃地下党找到发展国统区工作的正确途径。
(二)
1946年12月，李合邦和我参加了西北局召开讨论甘肃工作的会议。会议确定，“目前甘肃工作的总方针是放手发展隐蔽力量，准备开展游击战争”；会议提出了实现这一方针的措施和开展各地工作的方法；并决定对甘工委进行组织调整。调整后的甘工委由我担任书记，陈成义、徐国珍、黎光、李培福(黎、李于1948年10月增补)为委员，陈成义兼组织科长，陆为公任宣传科长，丁志明任军事科长，薛浩平任社会科长，刘余生任秘书长。此后，甘工委陆续从边区派出大批条件适合的当地干部到党的影响较大，有“民变”、兵变基础的地区和我党掌握的武装中去，采取就地生根的办法，隐蔽分散的、由小而大的开展工作。高健君、牙含章、陈致中、万良才等同志在陇右地区；吴治国、葛维西、秦慎之、苏星等同志在陇南地区；罗杨实、窦志安、张生强、葛曼等同志在兰州、皋榆地区；他们基本上都站住了脚根，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建立了武装，逐渐打开了甘肃工作的新局面。到1948年底，地下党的组织遍及除河西之外的甘肃各地，革命活动和群众斗争蓬勃发展。
这期间，李合邦多次参加甘工委会议，协助指导工作，提出不少有益意见，对甘工委的工作给予大量人力、物力支援。合邦同志深刻领会，坚决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中央西北局的指示，深入进行调查研究，竭尽全力地从事工作。如果说，甘工委领导甘肃地下党和人民群众为争取甘肃解放做出了一些贡献，那么这和李合邦同志的积极支持和大力协助是分不开的。
(三)
1943年1月，在党的影响下发生的“甘南民变”引起西北局和甘工委的高度重视，多次派人与民变领导人联系。1946年7月，甘工委派王效中到平凉通过任谦关系，与肖焕章、吴健威(肖、吴是甘南民变领导人)，高嵩山、张殿寿(高、张是陈硅璋旧部副旅长)等取得联系，由张殿寿护送进入边区。李合邦同志接见了他们，并与甘工委商量，安排对他们进行专门训练，黄罗斌、郭炳坤等同志还亲自给他们讲授政治、军事课程。高嵩山、吴健威、肖焕章、张殿寿四人，由朱敏和我介绍，经西北局批准入党后，甘工委即派肖焕章、吴建威到甘南联系民变头目，同时搞地下武装活动；派张殿寿到边区外围开辟武装交通线。他们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特别是张殿寿同志在镇原县肖金镇建立的地下武装交通站，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党组织的好评。
(四)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后，转入战略反攻。李合邦以及陇东地委领导陇东人民全力支援解放战争。陇东分区先后三次组织支前担架大队，随西北野战军转战陕西、甘肃各地。1949年5月，李合邦调任中共陕北区党委书记，由我代理陇东地委书记。至此，我们分赴新的岗位，配合人民解放军迎接解放战争的胜利。
我在甘工委领导甘肃地下党工作的过程中，前有马文瑞同志，后有李合邦同志的积极支持和大力援助，使我难以忘怀。李合邦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以及他虚心学习，注重调查研究，进取求实的工作精神，和他的那种谦虚和蔼，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是值得人们怀念和学习的。
今天，全党正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开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局面，我们每一个活着的老同志，只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积极支持改革开放事业，就是对李合邦同志的最好纪念。 (1995年12月13日)
孙作宾/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