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作宾-谈国帆同志轶事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谈国帆(1905～1986)，临潼县交口镇人，1925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我在陕西省委军委参与军委领导工作，从事十七路军兵运工作之际，谈也在该部骑兵团以军职为掩护搞党的地下工作。其时，我虽同谈国帆等同志在西安二府街3号十七路军参谋长王一山公馆李焕卿(李是三桥镇南何村人，时任西路十县禁烟缉查长)处不时地见面，但未发生过组织关系。有天赵成璧、李长英(赵、李都是长安郭杜镇人)告我：“谈是李焕卿的至交，有胆有识，在河南驻马店时，他曾和几位乡友以开旅馆为名进行革命活动，后随杨部返陕在骑兵团当连长驻防西安北城门时，又掩护党组织将筹措到的枪弹、医疗用品等运出城去。我可同谈联系……”。于是，经李焕卿介绍，我同谈国帆始交往，且日益密切，志同道合。是年7月28日，由于省委领导人杜衡、袁岳栋叛党投敌，省委与基层党组织遭国民党特务严重破坏，许多同志壮烈牺牲，与党中央的联系也告中断。在这血腥风雨，白色恐怖笼罩关中的险恶形势之下，我同余海丰、崔廷儒、胡振家、昝玉祥、谈国帆、高克林、赵成璧、李鼎九、杨嘉瑞等许多同志先后走到一起，分别组建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西安中心市委)及其领导下的特工队(秘密武装)，以及渭北工委等党的地下组织，并按照“收拾残局，联络同志，恢复组织，积蓄力量，支援苏区，配合红军，盼望中央”为宗旨，不断地开展对敌斗争，直至西安事变。1994年12月，我曾以《谈国帆同志二三事》为题，对谈在这一时期所参与组织领导的王泰吉骑兵团在耀县起义，转战至照金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部主任)，两次赴陕北苏区向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白区工作部张浩汇报白区工作，并参加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以及他遵照周恩来指示，在西安、临潼等地建立通往陕北苏区的地下交通联络站(线)、掩护刘少奇经临潼转赴华北，协助列潍在西安建立北方局交通站等主要活动事实，已在《陕西档案》1994年第6期上作了志略。现仅将谈国帆在西安事变爆发后至1986年1月辞世前的几宗轶事作些回忆，以了却我的心愿。
一、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应张学良、杨虎城电邀，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及其随行成员抵达西安，以共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大计。为了秘密配合中央代表团工作，贾拓夫、欧阳钦、张德生等亦来到西安。此时，中央代表团通知临时省委负责解决好贾拓夫等几位同志的吃住和开展工作活动的据点问题。经我和谈国帆、崔廷儒、贾拓夫反复研究，确定将二府街3号王一山公馆和二府园李焕卿家，以及东木头市《青门日报》主编余海丰家等处，分别作为贾拓夫等几位同志吃住和秘密工作活动的据点。在此期间，由于谈国帆、李焕卿、崔廷儒等的大力配合而完成了掩护任务。所以，西安事迹和平解决后，新成立的中共陕西省委机关，仍设立在二府园李焕卿家中(1937年春夏之交才迁到云阳镇)开展工作。省委成立后，贾拓夫任省委书记，张德生任组织部长，欧阳钦任军事部长，崔廷儒秘书长……。这时，原临时省委宣告结束，我同吕剑人、申敬之、汪锋同志在省委军事部从事十七路军的抗日统战和党的建设工作。当我同崔廷儒在向贾拓夫、欧阳钦、张德生介绍原临时省委工作情况时，他们对谈国帆几年来在险恶环境中沉着勇敢，不顾个人安危出色完成任务的革命精神，称道不已。
二、1937年春，省委依据加快恢复关中各县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在决定撤销渭北工委的同时，分别成立了三原县委与临潼县工委，派刘庚任工委书记、谈国帆任工委副书记，以组织领导临潼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是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我奉中央电示赴兰州组建中共甘肃工委并任书记。从此，我和谈国帆这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了五个年头的老战友分别踏上了新的征途!
1943年，我调关中特委搞统战部工作时得知，谈国帆从1937年至1943年7月在临潼工作期间，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从实际出发，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壮大党的地下组织，并以合法与非法斗争相结合(合法斗争为主)或相互交替并用的斗争策略，在王志温等许多同志、朋友的协力配合下，采取“一买枪，二造枪，三靠点支援，四改造利用非法武装，五统战(争取团结国民党地方武装力量的领导人)”等行之有效的办法，使临潼栎阳、交口地区党的地下武装力量获得了迅速地发展壮大，成为一支有长短枪1000多枝、手榴弹40多箱、防毒面具5套等装备的抗日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在谈国帆、王志温等同志的组织领导下，以“拔钉子”、“斩黑手”、“反奸计”、“针锋相对”等斗争策略，果断地处决了当地坚决反共且有民愤的国民党骨干分子10多名，深受群众称赞，有力地开展了这一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掩护了地下党组织和到这里工作或隐蔽的许多党内外同志的安全。故此，正当栎阳、交口地区被人们赞誉为“小边区”之时，遂引起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熊斌的惊恐。1943年8月3日，熊斌密令第十区(咸阳专员、保安怀令温良儒(解放后被我镇压)、省保安副司令徐经济等带领省保安团两个大队、保安处特务队和咸阳、泾阳、高陵、临潼等县警察、便衣以及渭北十二镇保甲武装3000余众，对我交口、栎阳地下党组织领导人与武装，进行疯狂“围剿”而捕了空(时任十区保安副司令)薛宏斋先生事前向谈国帆通报了消息，薛是富平人)时，他们就穷凶极恶地将谈国帆、王志温等家中的房屋拆毁、财物洗劫一空!敌人在枪杀了地下党员齐玉平和王益田等五名群众的同时，还点燃了李永瑞的麦草垛，并将李已怀孕七个月的妻子抛到烈火中活活烧死，连婴儿也从腹中流出……。然而，温良儒在向熊斌的报告中，却将他们上述法西斯暴行隐去而恶森森的写道：我“于8月3日(农历7月3日)，率领团队警察及地方保甲人员到临潼交口镇，严密搜查共匪谈国帆、王志温、刘振藩等。……不料该匪耳目众多，时作准备，均竟闻风携眷(易)匿，致未捕获”；“该巨匪谈国帆等，历年隐据地方，暗联党羽，且富有共产党色彩，近又公然拉票勒赎，企图购买枪枝，扩充势力，若不根本剿灭，贻患将无穷尽”。应即对“巨匪谈国帆、王志温……等通(令)各县严缉，以期归案法办”等等。国民党档案材料中的这些反共记录，正好充分的印证了谈国帆、王志温等许多同志，敢于同国民党地方顽固派进行英勇斗争的献身精神!
解放战争时期，谈国帆任中共渭北工委书记、渭北总队司令员兼政委，率领指挥部队转战渭北，与敌周旋，给蒋、胡军以有力箝制、打击，积极主动地配合了野战军进军关中解放西安的战斗。解放后，谈先后任三原、咸阳军分区司令员，嗣后调西北军区任动员部长再转业到地方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这时，谈国帆虽年事已高，但仍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精神，从事着党的人民政协工作。
三、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陕西“文革”当局及其在临潼县革委会的追随者，竭力推行“全面专政”和“左”倾路线，恣意歪曲陕西地方党史。1968年他们在省、县传达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时胡说什么：“陕西有‘三条黑线’，以胡宗南为首的国民党特务反革命；以彭德怀、高岗、习仲勋为首的‘反党集团’；以解放前中共临潼党组织为首的‘叛徒’、‘内奸分子’的反动势力长期盘踞在陕西，西府已基本查清，东府问题严重。这里是大叛徒刘少奇及其代理人彭、高、习反党集团和刘澜涛、赵守一、李启明之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地区，还有许多未揪出来，多是老奸巨猾隐藏很深，不易暴露”的分子；他们甚至还在全县广播上狂叫什么：临潼地下党是个烂摊子，流毒很深，什么《卧虎镇》、‘小边区’，实际是‘小匪区’；三条黑线在临潼也要深挖。”据此，他们在县委成立了什么“党史清查办公室”(后改为“政法组地下党清查组”)，将解放前临潼地下党领导人谈国帆、刘庚、刘邦显、王志温、董实丰、郎瑞亭等54位同志确定为清查重点，进而宣布临潼地下党是什么“土匪恶霸党”，并在城乡到处张榜通缉捉拿谈国帆。在此种“全面专政”气氛笼罩、时时危及谈国帆等生命的日子里，他被迫出走渭北各县隐蔽而免遭劫难。在此期间，原陕西省政协造反组织陕经省革委会批准，派人到西宁向我“调查”所谓谈国帆的历史问题时胡说什么：“谈是大土匪头子，彭、高、习死党分子，住到华清池搞反革命活动”等等。对此，我据理耐心地给予否定。“文革”后期，我两次回到西安曾看望了谈国帆，他针对陕西“文革”造反派和“红色政权”的头头们目无党纪国法，残酷迫害地下党同志致死，且株连九族，殃及子孙的惨况而愤慨的说：“我对付这伙寡廉鲜耻、动辄打人、还自称‘左’派的群小们，就是用‘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办法，与之周旋(打游击)，弄得他们到渭北跑得团团转，也找不到我!看来这是一条斗争经验!”对谈国帆这种在逆境中仍坚持党性原则，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凛然正气的精神，人们无不深表钦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谈国帆继任省政协副主席。1979年我调回陕西工作，同谈有了较多的接触，深感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次，我们就如何总结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交谈中，他说：“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在‘文革’中推行的极左路线，总是同他们的歪曲历史，以假乱真，虚伪奸诈，政客手腕，蒙蔽煽动群众，私设监狱，刑讯逼供，罗织罪名，制造冤假错案，诬陷同志，自己好向上爬等丑恶的东西穿的连裆裤。这比王明当年搞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更‘左’，危害更大!”谈国帆的这一见地无疑是颇为深刻的。正当谈国帆继续发挥聪明才智，为党的事业作出贡献之时，可惜由于他的身心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而住进医院，经长期医治无效，于1986年1月1日辞世。
谈国帆同志安息吧!现在全党正遵循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十四大精神，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胜利前进!在这里向您可以告慰的是：由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等书中，对解放前陕西地下党组织在险恶环境中进行英勇斗争的历史已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详略确当的记述；尤其是临潼县志办在原省地方志编委会陈元方等的正确指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恪守“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的崇高史德，排除在《纪要》和《工作报告》中散布的那种在新编地方志中记述“文革”就是什么“恣意渲染”、“直接否定了党领导，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搞一套”和“为了个人泄私愤”等旨在制造历史空白的错误观点之干扰，在《临潼县志·“文化大革命”动乱志》、《谈国帆传略》等篇章中，对上述建国前国民党军警宪特杀害地下党员的罪恶，以及十年“文革”时期造反派恣意诬陷地下党组织的诸种诽谤之词，与由此而造成的惨祸，亦作了简明而翔实的记述，使之流传千秋。诚如恩格斯所言：“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行者”。你和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迫害含冤致死的所有同志，与在地下斗争中遭国民党特务杀害而壮烈牺牲的同志们，如果有知，当会含笑九泉!
(原载中共陕西省委党校《理论导刊》) (1997年1月)
孙作宾/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