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作宾-回 首 碎 语
刘杰
我于1918年5月6日(民国戊午7年3月26日)出生在西安市，原籍高陵县张卜乡韩家村。父亲刘成章(字文山)曾任陕西靖国军连长，在参加孙中山讨伐北洋军阀独裁政府的战争中英勇献身。哥哥刘侠僧是共产党员，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做兵运工作。我上小学时，名叫芳桂。1933年春经班主任李逸苏介绍，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后，立志不做闺中秀女，要做巾帼人杰，遂改名刘杰。从此我就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1年，我在西安女子第二高等小学上三年级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有一天，语文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幅中国地图，她指着东三省对我们说：“这一大片土地，我们几十万军队未放一枪一弹，被日寇侵占了，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我们疑惑不解，国民党养了那么多军队为什么不抵抗?!后来我参加了反帝大同盟，才知道国民党是腐败无能的卖国政府，要收复国土，振兴中华，只有依靠共产党才是救国救民的唯一道路。1934年春，我因家境困难辍学，在西京医院当护士。1934年秋又考入西安女子师范简师班学习。我一面读书，一面积极参加爱国反帝的各项活动。特别是我和曹碧文发展了30多名同学参加反帝大同盟，并秘密宣誓：愿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我和岳文兰(即陈方，汪锋夫人)、曹碧文、严彩文、郭芝兰等在党的领导下，散传单，贴标语，觉得很光荣，很骄傲。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后，西安各中等学校也积极响应，成立了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西安女师也成立了学生救国会，我被推选为学生救国会的负责人和派到西安学联的常驻代表，经常与外校同学一起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那天，学联带领西安学生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我们西安女师70%的同学都参加了。当队伍行至十里铺时，张学良将军为避免流血事件，驱车赶来劝阻。他慷慨陈词，保证一周内用事实回答大家的请愿要求。果然，第三天就爆发了张学良、杨虎城兵谏的“双十二”事变。我也就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宣传活动。
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1937年2月经蒙念祖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我又发展曹碧文、李凤仙、盛玉琴等同志入党。3月，经党组织批准，西安女师成立了党支部，我任党支部书记。先后在蒙念祖、徐铭清(王观澜夫人)、曹冠群领导下开展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活动。
我同孙作宾认识，是在1933年底。那时西安白色恐怖严重，他忙于联络地下党同志组建陕西临时省委，工作十分秘密。我家东仓门纸坊巷1号也是他的秘密联络点，我也经常为他通风报信。经过三年多的相识相知，我认为他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我们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是一致的，于是就在1937年7月结婚。婚后第七天，作宾奉调到兰州组建中共甘肃工委。9月，我也调任甘肃工委委员，主管妇女工作。在甘肃工委领导下，从1937年9月到1939年8月，甘肃省和兰州市各族各界妇女的抗日救亡活动非常活跃。特别是由女共产党员主编的《妇女旬刊》和由共产党员领导的一些戏剧文艺团体，利用各种形式，反复宣传了党的联合抗日主张，充分发挥了广大妇女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战斗作用。
1939年8月，党中央调我到延安学习。经组织安排，我先到西安，在灞桥小学以教书作掩护，为不满周岁的女儿晓峰找到奶妈后，于1940年春乘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汽车到达延安。在宝塔山下，延水河边，我心潮澎湃，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经组织审查和口试，送我到中央党校四十五班学习。这时，作宾也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结业后，他调到中央统战部工作，我仍在中央党校。1942年8月，我和作宾一起调到驻地在甘肃庆阳的甘宁工委工作。1943年因康生制造的“抢救运动”，诬陷孙作宾等一批甘肃地下党员和党的负责人为“红旗党特务”，逮捕关押。我也被关押受审。在受审期间，我参加了大生产运动，还获得了甲等纺线能手的称号。1945年至1946年6月，我又到中央党校六部学习半年多。1946年至1949年7月，孙作宾调任甘肃工委书记，我也一直在甘肃工委作组织工作。在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中，我们工委机关干部随军转战陇东和陕北地区，同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9年8月，兰州解放后，我担任甘肃省妇联筹委会主任。1950年10月，在甘肃省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甘肃省妇女联合会主任。1953年我任西北妇联宣传部长时，为了宣传贯彻婚姻法，我找到西北戏曲研究院副院长黄俊耀，问他“你写了那么多戏，怎么连个宣传婚姻法的戏都没有?”他说“你这一军将得好，我正想找你们妇联要素材!”后来我们给他提供了不少有关材料，不到半年，他就把眉户现代戏《梁秋燕》写出来了。公演后，一炮打响，很受群众欢迎。我向黄俊耀祝贺，感谢他为人民写了一出好戏。俊耀却说：“刘杰，我还得感谢你。这个戏完全是你们妇联逼出来的!”
1955年3月至1958年3月，我又调任青海省妇联主任、党组书记。1957年9月当选为全国妇联第三届执委。1958年4月被错划为右派，分配到青海省教育厅任工农教育处副处长。1961年我的右派问题甄别平反后，仍任青海省妇联主任、党组书记。在甘肃和青海工作期间，根据中央和省委对多民族地区的指示精神，我将民族统战工作列为妇女工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处处从民族特点出发，贯彻落实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妇女干部，带领各族妇女团结奋进，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我也受到很大冲击，并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吃了不少苦头。粉碎“四人帮”后，我才恢复工作，调任青海省轻工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1979年调陕西后，任陕西省轻工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虽然我的职务由原来的正厅级改任副厅级职务，但我觉得自己在花甲之年仍然能为党的事业尽一点绵薄之力，我是无怨无悔的。1984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我享受副省长级待遇，这更是对我的爱护和鞭策，也是对我60多年革命历史的公正评价。我将在有生之年，珍惜晚节、保持晚节，以无愧于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荣称号。
(1997年12月1日)
孙作宾/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