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二十六)-从南阳教导队到西安事变
孙 作 宾
(一)参加南阳教导队
我于1927年初在西安省立一中上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9月，我在杨虎城部新编十四师三旅八团团部当副官，经团部政训员、该团地下党负责人董林哲介绍，在湖北安陆加入中国共产党。嗣后，部队进驻南阳，董林哲又介绍我到《宛南日报》社当记者，并和社长冯异僧(陕西渭南人)、编辑王璋峰(又名王尚德，陕西渭南人)、记者曹鸣九等一起，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宛南日报》是杨虎城在南阳办的八开小报。由于这张报纸控制在我党地下组织手里，所以除主要报导部队和地方的一般情况外，也揭露一些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黑暗情形，刊登我党的消息。在报社里，我和曹鸣九住一间房子，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工作做，如刻印党的文件、传单，与《宛南日报》卷到一起，交邮差寄发。在报社干了两三个月。此时，上海党中央派孙永康来杨部开展兵运工作，他给我们传达了中央对兵运的指示，我们听了都很高兴。孙永康到《宛南日报》社后，与我住在一间房子里。有一次，当我们谈到杨虎城要开办教导队培训干部时，他说：“这是个很有利的机会，我们应该打进去，建立党的组织，借他人炉灶，为自己做饭。”他还一再说服我去孙蔚如身边工作。他说“你是党员，又和孙蔚如有这样好的‘近门’关系，对我们开展工作很有利，为什么不利用来为党工作呢?”当时董林哲也对我说了同样意思的话，还说这是党组织的决定，必须服从。在他们的启示引导下，我打消了到孙蔚如那里去工作会引起人们误会和不信任的犹豫心情，接受了党组织的分配。
为了打进南阳教导队，我到城西卧龙岗求见孙蔚如，要求去教导队学习。他立即答应，给教导队的教育长李文卿(陕西三原人)写了一个“手谕”，交给我说：“你到教导队学习，不要站在这山看着那山高，不要再胡跑了，要安分守己，世事你还不太懂呢?!”这样，我未经考试，就进了教导队。
南阳教导队的大队长是杨虎城兼任，副大队长是孙蔚如，教官有王亮伯(保定军校毕业)、江伯愚、纪子中、李振西等10多人。共有5个中队，每个中队有3个分队，第一中队长陈志贤(河北人，保定军校毕业)，第二中队长赵莘任(党员，山西人)，第三中队长王明(党员，河北人)，第四中队长张汉民(党员，山西稷山人)，第五中队，印象中好象是个宪兵连，队长是谁记不清了。
我被编入第一中队，全队120多人，其中有地下党员十三四人，设有秘密支部。书记是曾楚川(又名曾楚云，湖北人)、委员是杜俊杰(陕西米脂人)、岳玉彩(山西人)和我。我还兼党的小组长。党员有席富堂(山西人)、李春藩(陕西宜君人)、常光炘(河北人)、汪平(安徽人)、张毓秀、杨国栋(陕西渭南人)等。其他几个中队的党员，我记得的有二中队分队长孙永康，三中队事务长封建，四中队分队长乔启惠(陕西长安人)，学员蔡子伟、王统(又名王建三)、王柏栋、王允端、赵成璧等。一中队的党员最少，全大队的党员总数约在百人以上。
教导队中党的活动，开始是通过士兵委员会反对贪污和打骂士兵，进行经济斗争和保护人权斗争，然后逐步向政治斗争和武装兵变引导。在组织发动兵变问题上，当时党内存在着搞与不搞的分歧，发生了争论，遂被大队部发觉，将蔡子伟、赵成璧、孟慎言等开除离队。
为了适应秘密工作需要，党组织要求每个党员广交朋友，建立活动据点。我们把党的同情者李焕卿(西安三桥南何村人)任局长的南阳税务局，变成了“同乡会”，在这里接头联系，掩护党的秘密活动。
1930年11月，杨虎城率部返陕，教导队移驻西安新城。翌年1月，学习结业，学员被陆续分配到各部队任职。
(二)组建十七师军委
1931年初，我在教导队结业前夕，中共陕西省委派张文华向我传达省委指示，要我在结业后利用同孙蔚如(时任十七师师长)的关系，再回孙部工作，以便在该部尽快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兵运工作。
2月间，我到三原县城十七师师部报到后，被分配到宣传队。宣传队长是徐梦周，副队长是姚绍芳、张西林(兼组织科长)，宣传科长是程士诚、余海丰，总务科长是翁益斋，我和李慕愚、魏斌辉、刘敬业、薛毓英(以上均党员)、陈仁山等是宣传员。
不久，部队开往凤翔。一天，陈仁山告诉我说：“我观察这里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活动，李濂和王宝灵来往密切，约好在王宝灵家开会，酝酿成立个党组织，我也想参加共产党。”陈仁山约我和李慕愚一起去参加，看看他们究竟成立的是什么组织。这次会是在凤翔县城王宝灵家里开的，屋内墙上贴了一张16开的列宁像，参加的人有李慕愚、陈仁山、李濂、王宝灵、张鸿绪和我，李濂说：“我们今天开会，是和大家商量成立个共产党的组织，看如何办?”我说：“成立个党的组织很好，没有组织是不行的。”我就有意地问李濂上级组织在哪里?如何与上级取得联系?李濂说：“朱德、毛泽东怎么开展武装斗争，组织队伍搞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当年怎么建立党组织搞革命的，今天我们也就怎么建立党组织搞革命嘛!最要紧的是我们先组织起来，用实际行动去找党组织，相信组织也会找我们的，那就和组织联系上了。”大家听了李濂的话，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有见地，颇感耳目一新。后来才知道李濂是黄埔四期学生，在井冈山根据地参加过武装斗争，曾在王佐那个营里当过连长，还是毛泽东亲自任命的。会后，我和李慕愚商议，认为这次会对我们在十七师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兵运工作至关重要，就尽快向省委作了汇报，请示如何处理。不久，省委派白耀庭通知我们，同意把这几位同志吸收入党。我们就向李濂、王宝灵、陈仁山、张鸿绪分别作了传达，吸收他们为中共党员。
为了便于同省委联系，并使十七师中党的工作有个统一的领导，我们按照张文华、白耀庭传达的省委指示精神，于2月底前后，组成了十七师军委，成员是我和李慕愚、胡振家3人，我任书记。
1931年6月，杨虎城命十七师的赵寿山五十一旅由凤翔开往汉中驻防。宣传队亦随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归赵旅建制，南赴汉中，一部分仍随师部驻在凤翔。为了适应这一情况，我们经白耀庭请示省委同意，在原军委的基础上分别组建了十七师前方军委和后方军委。前方军委由李慕愚、王宝灵、李濂3人组成，李慕愚任书记，随五十一旅行动。后方军委仍由我任书记，成员有胡振家和吕剑人，仍随师部驻在凤翔。
十七师军委和以后的后方军委，除在部队开展兵运工作外，经省委沟通，还同凤翔县地方上的党员、县盐务局长史唯然、县公安局长陈云樵有联系。他们所在的机关是地下党的活动据点，我们和省委之间的联系，都是在这里秘密接头的。
(三)随营军官训练班
在五十一旅南开前约两个月，十七师在凤翔成立了随营军官训练班，培养连、排干部，全班约200人，学习期限1年，党在训练班建立了支部，省委确定由吕剑人(当时是学兵)任书记，党员有刘敬业、张毓秀、周铭德、薛毓英、李建新、刘大森、卢松轩、王恩荣、毛云鹏、刘益民等20多人。
随营军官训练班由孙蔚如任监督，王伯梁(后为任兰园)任教育长，梁青田任教育主任。班下分两个中队，一中队长武天章，二中队长石冠群。中队之下有3个分队，胡振家和我以及党的同情者贾文运、马忠峰、翁益斋等任分队长。
1931年七八月，随营军官训练班随部队由凤翔开回西安，驻在西营盘(今机场)。不久，日寇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群情激愤。这时省委派高维汉来和我们联系，要求我们采取各种方式方法着力宣传抗日，在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启蒙工作，发展组织，逐步掌握枪杆子，相机发动兵变，创建苏区。根据省委指示，我们着重做了以下工作：
l、把省委送来的传单，利用出操和打野外的机会，撤到营区周围，或乘夜贴到墙上。士兵看到这些传单，纷纷议论，认为传单上讲的有道理。
2、利用我们担任分队长给士兵上课的机会，宣传党的政策主张，说明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近期目标是一致的，是好朋友，对士兵进行革命启蒙教育。
3、在军队内部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反对打骂和侮辱士兵，反对克扣粮饷，成立士兵伙食委员会，逐步取得士兵对我们的好感和信任，建立深厚友谊，孤立反动军官。
这一阶段我们的活动较为频繁，士兵的抗日爱国意识不断增强，这就引起了个别反动军官对我们的注意。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走着，口袋里还装着一些未撒完的传单，孙蔚如的副官突然把我叫定说：“师长叫你马上去一趟，有要事和你谈。”我想走开，先把身上的传单处理掉再去，但副官紧紧把我拦住，实在无法脱身，只好走进孙的办公室。一见面他就很严肃地说：“有人报告你近来对学兵讲话很左，军队中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在进行活动，你也参加了，不要误入歧途。”我随即反驳说：九一八事变后，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在士兵中引起了共鸣，认为军人更应该参加抗日。我不是共产党，军队里有没有共产党我不知道!
孙蔚如找我谈话以后，我们军委成员立即作了研究，尽快向省委高维汉作了汇报，请示对策。高指示我们要提高警觉，注意斗争策略、艺术，严防党组织受到破坏。于是我们就要求党员都要严守党的机密，更主动地和士兵、下级军官交朋友，建立私人之间更为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结拜兄弟”。我当时就先后与张西林、马忠峰、贾文运等党的同情者、甚至姚绍芳结拜了“兄弟”。随后不久，我就被调离了军官训练班，到十七师参谋处任参谋。
(四)靖远兵变
1931年11月底前后，杨虎城将军派孙蔚如任甘肃省宣慰使，带领十七师由西安开往甘肃，讨伐在政治上倾向吴佩孚的雷中田、高振邦等地方军阀。进驻兰州时，已届年关。孙蔚如即在兰州成立了“甘肃省宣慰使署”，杜斌丞先生担任参议、秘书长。
我随十七师到兰州不久，大约在1932年的1月底，中共陕西省委派李玉清(山东人，李大个，此时在三十八军军部担任电台台长)同志与我联系，并介绍了常黎夫、马豫章的组织关系。接着我又认识了马济川、邬逸民、吴景鰲等党员同志和党的同情者杜里亭等。
这时，孙蔚如以宣慰使署的名义，任命靖任秋(党员)为组长以及姚绍芳和我3人组成点验小组，到靖远县去点验王子元部(王系陕西省靖边县人，原为冯玉祥第七师之残部)。经点验确定该部为旅的建制，改编为“甘肃省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辖一、二、三团，每团下属3个营。旅长王子元，副旅长张东皎(党员，陕西省横山县人)。紧接着，孙蔚如又任命姚绍芳为该旅参谋长，任命我为中校参谋主任，李罕言(党员，湖南长沙人)为副官长，王儒林(党员，甘肃省靖远县人)为军法主任兼第二团第一营营长，苏士杰(又名苏醒民，党员，陕西渭南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曾参加过渭华暴动)为教导队长。
不久，陕西省委派王兆卿(陕西神木人)同志来到靖远县找我，在介绍王子元旅中张东皎、李罕言、石子健等同志党的组织关系时说：“这里党的力量是雄厚的。省委要你们以王部为目标，在该旅筹划发动兵变”。王在布置任务的同时，曾多次给我们讲：现在国际上是两个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苏联)世界的尖锐对立；国内是两个政权——蒋介石政权和我们党建立的苏区(中华苏维埃)政权对峙的局面，斗争是很激烈的；加之，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蒋介石实行不抵抗的卖国政策，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党在旧军队中的兵运工作要以秘密策划、组织发动兵暴为主要方式，以建立工农红军或工农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迎接革命高潮，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为主要目标。当时根据这种“左”的指导思想，党组织曾作过几次研究，并按照省委指示精神，决定在全旅组织发动兵暴。如王子元不同意举行全旅兵暴，就把他捆起来，由我们带领全旅，北上占领宁夏。
在王子元旅的内部有我党3个秘密支部。一个是校官以上的军官支部，李罕言同志担任支部书记，组织上指派我担任支部领导成员，主要负责兵变的策划组织和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军官支部的党员有张东皎、牛化东(团长，陕西省靖边县人)、王儒林、苏士杰、吕善东(又名吕振华，第一团第一营营长，陕北人)等同志。一个是士兵(包括尉官)支部，石于健(排长，陕西省佳县人)同志担任支部书记，党员现在还能记得的有连长杨林(又名杨培育)、杜鸿范(陕西米脂人，机枪连连长，杜斌丞先生的儿子)，张国威(甘肃靖远人，连长)，张秀山(排长，陕西佳县人)，教导队分队长常焕章等同志。一个是教导队的特别支部，支部书记是张东皎，副书记是苏醒民。
3月某日，李罕言同志突然急促的告诉我：张东皎争取王子元发动兵变未成，再加上又派吕振华带领一营部队背着王子元开往定西，王子元即刻翻脸，立即扣押了张东皎，扣押、软禁了王儒林同志。我们得知此事后，经多方面说情、营救，王子元始答应张东皎马上离开靖远县为条件，释放了张东皎；王儒林被软禁在一家商号里，我以旅部参谋主任的身份到商号里和王谈了话，了解到一些具体情况，以叫“王儒林到旅部去一趟”为名，将王儒林送出靖远县城。
王子元解除了张东皎、王儒林同志的武装，不仅使原来确定好的兵变计划落空，而且党组织随时都有遭到破坏的危险。于是，我们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拟把王子元的部队拉出去一部分，单独组建工农红军游击队。同时，按照党组织的决定，我仍以警备第三旅中校参谋主任的合法职务为掩护，继续留在旅部，侦察动向，收集掌握情报，与组织联系，以配合建立我党的工农红军游击队武装。
据王儒林同志后来多次给我讲：他和张东皎同志被王子元解除武装后，先后到了兰州，联络了杜润滋、谢子长、邬逸民、吴景鰲等许多同志，共同策划在靖远如何插起革命红旗,并很快地行动起来，组织建立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问题。他还说：此时，正值王子元旅机枪连连长杜鸿范同志到兰州接领军装、枪支弹药、军费等。计有军装两千多套，步枪100多支，步枪子弹两千多发。这批装备、经费一到手，张东皎、谢子长、杜鸿范、王儒林等同志，雇用皮筏子由黄河水运抵川口上岸，再用驮骡转运到皋兰北山后的同时，召集所属部下近百人，由杜润滋、王儒林同志出面讲话，宣布了起事，脱离王子元要革命，当工农红军，并绕山路渡黄河开到靖远县境内的水泉堡，插起了有镰刀斧头徽号的“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旗帜。
(五)在陕南与警卫团党的关系
张汉民部党的工作，虽然我未管，但也知道一些情况：当时负责的大约是张明远(在前可能是姜旭初)同志。
1934年五六月，崔廷儒来汉中，经我和张德生研究决定，派崔到十七路军张汉民团负责地下党组织的士兵工作。
张汉民团有党员、团员200多人，而且，从团长张汉民到营、连、排、班的各级干部中，不少都是共产党员。尤其是在革命遭到挫折，白色恐怖严重的时期，不少党员同志因躲避敌特追捕，都来这里隐蔽一个时期，然后再依据斗争形式和党的工作需要派出去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团被誉为“党的干部仓库”是不为过的。因此，崔廷儒被派到张汉民团负责地下党组织的士兵工作后，心情十分愉快。他后来对我说，到张汉民团和那么多党员在一起，还有党组织掌握着装备精良的这支武装力量，干起工作来，实为得力。
(六)赴陕北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工作
并给孙蔚如转交信件的经过
1933年10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成立后，至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前的两年里，为了更有效地开展白区地下党工作，曾先后4次派员(第一、三次是渭北工委委员谈国帆，第二次是临时省委秘书长崔廷儒，第四次是临时省委书记高克林、组织部长孙作宾)赴陕北苏区保安(今志丹县)、瓦窑堡，向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罗迈(李继汉)以及李克农、张浩等汇报请示如何开展白区工作(尤其是如何做好争取杨虎城十七路军的工作)问题。现仅将我和高克林同志于1936年六七月间赴陕北苏区保安，向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罗迈(李维汉)汇报请示白区工作的情况，与给孙蔚如转交毛泽东信件的经过，简述如下：
1936年四五月间，在我党组织的发动下，西安地区抗日救亡呼声日益高涨，学生中的两名党员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负责西安地下党组织工作，并与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以下简称临时省委)高克林同志直接发生联系的姚权(又名姚仁夫，韩城人)也被捕自首，致使各学校学生党员和进步学生多人也相继被捕。计有：西安师范的张尚志、常其亚、李进宽、申道达、靳恒洲等，西安二中的柳星明、杨思义等，以及从合阳来西安找姚权的学生党员何邦奎等。这些被捕者被关押在西安五味什字军警联合督察处，后被解往江苏反省院管押；与此同时，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肃反”会，又以共产党嫌疑分子为名，传讯西安师范的陈元方(党员)、雒云舫、毕于仁(陈煦)、蔺克义和西安二中的孟庆珍等多人。致使西安学生中的党组织又遭敌特破坏。临时省委认为，在此危急、险恶时刻，党组织有暴露的危险，并当即决定，高克林同志和我应迅速设法离开西安，赴陕北苏区保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临时省委工作由崔廷儒负责，并要注意隐蔽。
我和高克林同志在赴陕北苏区保安之前，将此行告诉了杜斌丞先生，杜斌丞又很快的将此行转告给孙蔚如。孙当即要杜斌丞转告我说：“孙有事要和你面谈”。不日，杜斌丞见我，谈了孙蔚如要约我面谈的意图，并高兴地说：“杨虎城先生找共产党，孙蔚如也找共产党，他两人都找共产党，这是好事。”所以，我就去见了孙蔚如。孙蔚如对我说：“……你去陕北苏区，希望能给共产党中央毛泽东先生捎个话，我们十七路军三十八军愿同红军互不侵犯，建立联系，相互合作，共同抗日”。我就向孙蔚如提出：“这很好，希望你能够给毛泽东写一封亲笔信，不然空口无凭”。但孙蔚如一再表示不愿意写信，并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我军驻防汉中时，曾给张国焘写过各驻原防，互不侵犯的信，结果被张国焘在小报上透露了出来，被蒋介石知道了，把我没整死!你是共产党，你给你们的人去汇报，他还能不相信?信我是不能写的，还是口头捎话好!……”我当即向孙蔚如表示：这次我到陕北苏区后，一定要把你所提出的十七路军三十八军愿与红军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救国主张，向我们党中央汇报。
此时，东北军和红军在陕北前线处于停战状态，并互有代表来往。我和高克林同志在十七路军军法处换上了军装，并通过东北军一〇五师刘多荃师长的关系，由红军代表刘向三同志作向导，从西安坐汽车经富县、延安到安塞。我俩在安塞见到了叶剑英，就向叶剑英说明了赴保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的任务后，便离开安塞到达保安。
我和高克林同志到保安党中央驻地后，首先，我俩向中央组织部长罗迈(李维汉)较为详细地汇报了陕西地下党组织几次遭敌特破坏的情况，以及我们几次组建临时省委，西安中心市委开展斗争的情况。接着，我又单独向中央外交部(即社会调查部长)李克农作了汇报。经李克农安排后对我说：“有关十七路军杨虎城、孙蔚如的政治态度问题，向毛主席汇报；有关兵运工作问题，向周副主席汇报。”李克农还对我说：“中央领导同志的工作很繁忙，你在汇报时，注意不要过多地占用时间。”
大约在1936年7月底或8月初，毛主席在保安的一孔窑洞里接见了我。毛主席亲切地说：“同志们在西安搞党的地下工作，辛苦了!”并让我抽前门牌香烟。首先，我向毛主席汇报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苏区后，在各地产生的巨大影响与在群众中流传的各种消息；其次，我以临时省委掌握的具体事实，向毛主席汇报了杨虎城十七路军中的高级军官、中级军官、下级军官和士兵中不愿与红军作战，要求抗日的思想情绪时有表现，与杨虎城、孙蔚如等都找我们地下党提出了愿同共产党建立联系，愿同红军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爱国主张与要求，以及十七路军有争取过来的可能性等问题。此时，毛主席高度赞扬了杨虎城、孙蔚如等深明大义的爱国热忱。诚如毛主席于1936年8月13日、9月3日在分别致杨虎城、孙蔚如的信中所说的：“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同仇，甚感甚佩。”
当我向毛主席汇报到孙蔚如一再表示不愿意写亲笔信，仅让我向党中央捎口信的原因时，毛主席说：“张国焘的那种做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共产党人做事是最讲信用的!”并表示他一定要给孙蔚如先生写回信。接着毛主席询问杨虎城的财产情况，我回答不清楚；毛主席又问我说：“你与孙蔚如是同村，又是本家子，孙蔚如的财产状况你知道吗?”我回答说：“……只知道孙蔚如在农村有100多亩地和在西安购置了一些房产，其它财产情况不甚了解。”这时，毛主席很亲切地对我说：“这怎么行?你们搞地下工作的同志，要十分注意做好材料的收集和调查研究工作，以弄清楚他们的财产占有情况，这是分析研究他们政治态度的一个重要依据。”
翌日，在保安的另一座房子里，我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了十七路军特务二团的兵运工作情况。当我汇报到阎揆要同志担任团长的特务二团有同志要组织发动兵变，请求中央指示时，周副主席指示说：“搞兵变，抓几条枪，多几个人好呢?还是不要搞兵变，搭个桥好呢?我看还是搭个桥好!”周副主席这几句话，使我豁然开朗，解开了我多年来搞兵变的思想圪瘩。当我汇报到特务二团有位地下党员连长反映阎揆要同志胆子小，不让部队唱革命歌曲和办宣传墙报时，周副主席当即站了起来，并很严肃地说：“阎揆要同志做得对，我们不能把白军当成红军搞，要那么搞，阎揆要同志的特务二团的团长还当不当了呢?”接着，周副主席又询问了特务二团的情况。我汇报说：“在特务二团的军官和士兵中，党员人数较多，党的组织比较健全，有相当好的工作基础。周副主席又询问说：“特务二团的电台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中?”我回答：“在我们地下党员手中”。周副主席当即说：“中央将要尽快地派人与阎揆要同志取得联系，并选派机要人员到特务二团负责电台通信工作”。
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对临时省委的这次白区工作情况汇报，非常重视，并采取了相应的确当措施，进行了及时处理。毛主席即于1936年8月13日，分别给杨虎城、杜斌丞写了信，并派张文彬专程赴西安送达外，又于是年9月3日，给孙蔚如先生写了回信，由李克农交给我在返回西安执行交通员任务时面递。与此同时，中央从红军中选派了机要人员刘克东同志赴西安到阎揆要特务二团搞电台通讯工作。是年9月23日，周副主席在给阎揆要同志写的信中说：“作宾兄来，道及你的努力，我们无限敬佩。……你的工作，关系极重，应善用现在地位，将〇〇〇(指特务二团)造成〇〇〇(指十七路军)军中的抗日中心力量。为达此任务，应首先在部队中进行政治思想上的统一战线，但不要悬格过高，要以同情抗日为标准。……你尤其不要采取过于受人注意的行动。……余事于电信通后再告。”(见《统一战线要以同情抗日为标准——致阎揆要》《周恩来书信集》第112页)，中央派汪锋同志专程给阎揆要同志送交了这封信。临行前，周副主席还特地约汪锋同志谈了话，对特务二团党组织在新形势下如何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做了重要指示。
1936年10月，汪锋同志到特务二团驻地白水县后，立即给阎揆要同志转交了周副主席的信。不日，汪锋同志又与临时省委崔廷儒主持召开党员会议，传达了周副主席对特务二团党的工作的重要指示，并建立了由张一平、王国、秋宏、王写剑、杨信等同志组成的特务二团党委会，以开展党的工作活动。
我和高克林同志向中央汇报工作之后，高克林被中央留在陕北苏区，派我担任中央交通员工作。不多天，中央派我返回西安执行任务时，李克农将毛主席给孙蔚如写的回信交给我，并嘱咐：要将这封信带回西安面交孙蔚如先生。不日，我带着这封信和党中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返回西安后，随即与崔廷儒取得联系，在互通情况之后，由崔廷儒负责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分送或散发出去，以广泛宣传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不日，我又返回三十八军军部驻地三原县城，因孙蔚如去西安未回，我就在三原县等候。为了安全稳妥地执行任务起见，就将毛主席致孙蔚如的信，交给九十九团副官毛云鹏(与临时省委有联系的地下党员)同志妥藏，同时，我又将这件事情向军部中校参谋成子慎(地下党员)作了通报。过了两三天，孙蔚如仍未返回军部，我只好从毛云鹏同志处取回信件，返回西安，专程到红阜街孙公馆向孙面交了毛主席给他的回信和《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并向孙蔚如转告了毛泽东主席对他提出的“十七路军三十八军愿同红军互不侵犯，建立联系，相互合作，共同抗日”的爱国主张十分称赞。对此，孙蔚如十分高兴。
历史进程表明：毛主席、周副主席于56年前所写的上述信件，与我党中央当时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相互映辉，都是党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它对于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以及全面抗战的掀起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七)我所知道的步训班党组织
步训班至少有3个党支部。l个支部的书记是王好勤(即王志仁)，他以后到陕北红军工作，在肃反中被杀害了。1个支部书记叫程天鹏，是由阎揆要特二团调去步训班学习的，以后任过省委交通，在抗战中牺牲了。1个支部的负责人是李启明。
在步训班，同我联系的共产党员有：纪子中、金闽生、陈云樵、李慕愚、杜俊杰、王志仁、程天鹏、张涛、王思信。
张文舟，中共党员，也在步训班学习过。
* 本文第(一)、(二)、(三)、(四)部分系《丹心素裹》所载孙作宾《从参加南阳教导队到西北抗日义勇军》一文；第(五)部分据1959年6月9日孙作宾写给陕西省洋县党史办公室的信和1991年10月16日孙作宾的谈话记录整理；第(六)部分系《陕西地方志通讯》1990年第1期所载孙作宾《我赴陕北苏区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工作与给孙蔚如转交信件的经过》一文，第(七)部分为访问记录。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二十六)/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