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一百个著名人物-一位鲁迅式的共产主义战士——现代政治家杜斌丞
李敬谦 刘杰诚
1948年2月，周恩来在陕西米脂县杨家沟的一次谈话中说：“斌丞嘛!是一位坚贞的革命战士，是鲁迅式的共产党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奋不顾身地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那激昂慷慨的维护民主的言论，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蒋介石害怕他，人民需要他。他生的伟大、死的伟大，正气磅礴，足可千秋。”杜斌丞的确是一位鲁迅式的共产主义战士。
杜斌丞(1888——1947)，原名丕功，宇斌丞。陕西米脂县人。他在绥德中学读书时，就受到爱国思想的洗礼，奋发向上，决心要勤学进取，崇文崇理，尚实尚武，树立完全之人格，作一个爱国志士，救国之前驱。后来，他考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经常阅读进步的刊物《民报》、《夏声》，爱国、民主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启发和提高。1913年夏，杜斌丞考入北平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他把自己的爱国之情，救国之志，全部凝聚在学习上，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历史书刊，研究世界各国的教育，探索救国之道。
1917年，杜斌丞由北平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榆林中学执教，1918年升任校长。他力除陈规，锐意革新，增设新课程，传播新思想；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迷信；提倡革命进步，反对保守落后；提倡新文化、新风尚，批判旧文化、旧礼教；改革传统的旧教育制度。同时，还选聘魏野畴、李子洲、李鼎铭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来校任教。他办学的宗旨是德智体三育并重。他教育学生，要有“振兴中华，舍我其谁”的自强报国的志气。他启发学生说：“现在封建军阀代替了满清皇帝，政治依然腐败，象这样下去，哪能不亡国灭种?”为此，他经常在课堂上，引用顾亭林的名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激发学生树立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他要求学生既要学习我国古代的文化知识，又要学习世界近代的科学技术，并且提倡科学实验，注重社会实践，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他要求教师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要求学生严谨自学，一丝不苟。同时，他还十分重视体育，提倡劳动，关心学生的身体健康。他说：“一个人如果身体羸弱不堪，成了陈独秀说的‘蒲柳之姿’，即使学习再好，又能对祖国有何贡献?”当时的榆林中学，由于杜斌丞倡导学生思想自由的原则，实行“兼容并蓄”的方针，各种学术团体竞相成立，思想文化生活十分活跃，全校生气勃勃。
杜斌丞为办好这所中学，工作了十年。十年树人，成绩斐然。这所中学成了培养革命青年和爱国志士的熔炉。象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造者刘志丹、谢子长等人都是经过这所学校培育成长起来的。
1922年秋，杨虎城兵败，率部退到榆林，接受井岳秀改编。当时杨虎城处境十分困难，心情苦闷。这时，杜斌丞主动关心杨虎城，并把榆林中学任教的我党早期党员、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家魏野畴介绍给杨虎城，帮他训练部队和干部。当时，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对杨虎城多方戒备。杜斌丞便对井岳秀说：虎城是暂退陕北，他胸有大志，对于陕北这个穷苦的小地方，并未放在眼里。这样便解除了井岳秀对杨虎城的怀疑。杨虎城知道这一情况后，十分感动地说：“真正知我者斌丞先生，真正助我者，斌丞先生。”从此，杜斌丞与杨虎城结成了肝胆相照、休戚与共的挚友。
1927年2月，杜斌丞作为陕北各界人士的代表赴西安，参加西安解围庆祝活动，经常和中共陕甘区委负责人魏野畴、李子洲等一起晤谈，这使他眼界更为开阔，政治思想起了深刻变化，后到北平一面进行赈济陕北灾民等活动，一面精心读书，研究国是。
1930年秋，杨虎城率部入陕，任陕西省主席，即邀请杜斌丞由北平返陕，任省政府和十七路军高级参议。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之野心毕露，而蒋介石坚持其反动政策，一方面对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一方面加强对地方势力和主张抗日的爱国军队的控制和分化瓦解。杜斌丞深谋远虑，分析了这个形势，向杨虎城推心置腹地说：十七路军要励精图治，必须防止蒋介石的控制，抵御蒋介石吞并异己的阴谋。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他说：“一个杨虎城，一支十七路军，斗不过蒋介石，迟早要被吃掉；只有西北大联合，进而促进南北大联合，才能对付蒋介石。”他的西北大联合主张，是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和西北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地方势力的大联合。由此产生了杜斌丞、杨虎城和邓宝珊三人谋取甘肃、宁夏、新疆，联络青海的意图。为了实现这个战略意图，杜斌丞赴甘肃等地做了许多努力。
1933年春，蒋介石以追击红军为名，把杨虎城在甘肃的部队全部调到陕南“围剿”红四方面军，妄图使十七路军与红军互相拚杀，两败俱伤。杜斌丞推荐孙蔚如部参谋、共产党员武志平代表杨虎城与红四方面军联系，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定，此后两年间，双方没有发生冲突，从而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为了争取十七路军共同抗日，特派汪锋为代表来西安。毛泽东亲自给杜斌丞写信说：“先生不忘情于革命，甚感幸也；……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出，是在今日。”汪锋将此信交给杜斌丞。他看了后，心情十分激动，主动向汪锋介绍了杨虎城本人和部队的情况，并协助汪锋做杨虎城的工作。
自1935年夏，张学良的东北军奉命开赴西北之后，国民党特务常从中挑唆，在西北军和东北军之间制造摩擦。杜斌丞对此十分关注，他对杨虎城说：“蒋介石调东北军入陕，命令您和张学良“剿共”，意在三方对立，互相残杀。在这种情况下，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友军，联合红军，变三方对立为三方联合，变互相残杀为联合抗日。”杨虎城很赞赏他的这些见解，即委托他积极掩护和支持“中共西北特支部”的活动，并同东北军的爱国将领及革命人士高崇民，建立友好关系，探讨西北军、东北军共同抗日救亡的大计。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被迫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实行兵谏，活捉蒋介石。这时，杜斌丞受命任政治设计委员会委员和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后又代表杨虎城参加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的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三方所组成的“联合办公厅”的工作，协助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做了大量工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西安广大军民要求杀蒋介石。政治设计委员会讨论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时，杜斌丞认为，蒋介石是独夫民贼，固然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从大局出发，则应从联共逼蒋抗日的角度看问题。为此，要听听共产党的主张。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后，周恩来和他谈话，提出实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方针。杜斌丞即表示“共产党站得高，看得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使和平协议得以实现，他在各界人士中做了大量宣传解释工作。
在哪些年，刘志丹、谢子长等许多革命同志到西安工作，每当在被敌特发现，跟踪追捕的危险时刻，都是到杜斌丞家躲避，他总是设法掩护，使这些同志安全脱险。所以同志们称他的家实际上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交通站和避难所。
1938年秋，蒋介石排除异己，解除了杜斌丞的省政府秘书长职务，却又派胡宗南登门拜访，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议的头衔来拉拢，被他予以拒绝。
1941年秋，杜斌丞到重庆正式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1944年9月，他与杨明轩等人发起成立民盟西北总支筹委会，提出“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1946年2月4日，正式成立民盟西北总支部，他被推选为主任委员。他以民盟中央常委的名义，在《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发表公开谈话，宣布他誓为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而斗争到底的决心。他的话，极大地鼓舞了革命人民为反对蒋介石黑暗统治而斗争的勇气；也引起了蒋介石、胡宗南集团的仇恨和恐惧。他们布置特务，加强了对杜斌丞的监视和迫害。我党负责同志和许多友人十分关心他的安全，多次劝他去陕北或香港，民盟总部也电邀他到南京。他却镇定地说：“既入虎穴，就与虎搏斗到底，何必远走!”
1947年3月19日，当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为挽救其垂死统治，在侵占我延安的第二天，派特务、军警四十多人拥进杜斌丞家，用蓄谋已久的手段，将海洛英偷放在杜的床上枕头下边，然后贼喊捉贼，说“搜到了毒品”将杜斌丞逮捕。
在狱中，杜斌丞听到人民解放军威逼潼关的消息，高兴得彻夜不眠，随笔写下了诗一首：
人恨秦暴虐，
群望汉旌旗。
我有擎天手，
与子以为期。
杜斌丞的被捕，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地反响。各界知名人士、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
1947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大反攻阶段，蒋介石眼看自己的末日来临，就迫不及待下令对杜斌丞“即行处理，以免后患”。杜斌丞这时尽管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但对未来的事业，对中国革命充满着无限的信心。在就义前两天，他在狱中给表弟高建白的信中写道：“近日此间情况恶化，事急时迫，……每思三十年来，无日不为民主而奋斗，反动诬陷，早在意中，个人生死，已置诸度外。彼独裁暴力，虽能夺我革命者之生命，绝不能阻挠人类历史之奔向光明，终必为民主潮流所消灭也。唯望人民共起自救，早获解放自由，则死可瞑目矣。请转告诸生挚友，共同努力，以期实现合理平等之社会国家，则公理正义，自可伸张于天地之间……”
1947年10月7日凌晨，杜斌丞在西安玉祥门外英勇就义。
杜斌丞的一生和鲁迅一样，虽然未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具有爱国爱民的崇高思想，不断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优良品格，刚直不阿，不畏强暴，仗义执言，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这说明他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陕西一百个著名人物/郭琦，张石秋主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