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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斌丞-纪念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杜斌丞

马文彦

                                                    
  1927年春,杜斌丞先生代表陕北各界人士应邀到西安参加庆祝“西安解围”活动,我认识了他。当时,我在苏联军事顾问团当俄语翻译秘书。冯玉祥和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司令于右任派惠又光、韩望尘和我负责接待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我发现杜先生有许多独特的长处。他端重严肃,谈吐豪爽;他知识渊博,娴熟史乘,对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都有独特的见解;他憎恨误国害民之辈,钻营取巧之徒;他生活简朴,言不及私,诚恳待人,刚直不阿。我们彼此推诚相见,无话不谈,对政局看法一致,相处不久就成为挚友。
  在西安停留期间,杜先生分别拜会了冯玉祥、于右任、杨虎城、邓宝珊等人。他非常赞同冯将军“五原誓师,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军事部署。他对杨将军率众备历艰危,固守西安8个月的革命行动表示慰问和敬佩。他还参加了烈士陵园(后改名为革命公园)的负土筑墓工程,以表示对死难的官兵和老百姓的哀悼。国民联军东出潼关前,他应邀以陕北各界人士代表的名义参加了军事扩大会议和军事检阅大会。他与著名的共产党员黄平万、魏野畴、李子洲、杨明轩、刘含初、史可轩等经常接触,畅叙对全国形势的看法。他还专程访问了苏联军事顾问团,会见了乌斯曼诺夫、赛福林等10多位顾问,认真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和列宁、斯大林有关革命的思想。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初次陪同杜先生去拜访苏联顾问时,他们一见到杜先生,非常惊奇:有的向杜先生敬礼,有的同杜先生握手;嘴里不住地用俄语叫喊:“布琼尼!布琼尼!”场面十分动人。他们对我说,杜先生的体形、相貌和苏联布琼尼很相似。
  1927年6月,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面以后,指使石敬亭在陕西清党反共,西安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杜先生在西安住不下去,忿然离开,取道山西到外地考察。那时我正奉联军总部派遣,在山西省平遥县敦请刘守中先生回陕。刘对陕政有意见,拒不奉邀。我在返陕途中在山西省曲沃县汽车站与杜先生相遇。我问他今后的打算,他说:“北方局势更显复杂。短期内难以预料。我先外出考察考察再说。”当我送他上车,望着他那高大的身影,不禁感慨万分,良久不能自己。
  1930年10月,杨虎城将军率部入陕,立即电邀杜先生来西安协助省政。杜斌丞初任十七路军的高级参议,后任陕西省政府参议,以朋友身份襄助工作,成为杨虎城将军的决策人之一。
  1936年清明节后,国民党政府考试院副院长邵元冲被免职,来西北游览,随行人员较多。杨将军和杜先生派人把我从三原叫到西安,让我陪同邵元冲去敦煌游览,并嘱咐我观察邵元冲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游览归来,大约是5月,在李寿亭家里,我将邵元冲的言行汇报给杨将军,当时杜先生也在座。我说:“邵元冲主张国际上联合英美,不联合苏联;国内一党抗日,不联合共产党。”李寿亭插话说:“他是半个抗日!”杜先生说:“不是真抗日,是假抗日!”杨将军问:“谁是真抗日?”杜先生说:“陕北的共产党是真抗日。”杨问:“此外还有谁?”杜先生、李寿亭和我都说:“还有沈钧儒领导的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
  1936年12月12日,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东北军和杨虎城将军为首的十七路军,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前杜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积极支持“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和抗日救亡运动,并受杨将军的委托负责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联络工作。西安事变后的第二天他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政务繁忙,责任重大。他积极联络各方,安定地方秩序,任命进步人士担任各级地方政权要职,宣传和支持张、杨的八项政治主张,使陕西在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中,政令统一,有力地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
  西安事变后,我受杨虎城将军之命去大荔说服冯钦哉,又冒险去潼关见到于右任,劝他不要以官方的名义来西安。杜先生对我非常关心,12月16日晚上,当我从东府归来,他派李寿亭给我送来一套棉军装,并让李转达他的嘱咐:中央军聚集潼关,蓄意进犯西安,要准备抵抗,给你带一套棉军衣。当我从李寿亭手中接过棉衣时,心里很是感动。杜先生身居要职,工作特别繁忙,仍然不忘老朋友,关心考虑周到,使我终生难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我将这套棉军衣还给了杜先生。
  12月25日晚上,杜先生、李寿亭和我到炭市街新城浴池洗澡。由于多日工作疲劳,洗完澡后,杜先生躺着睡熟了,到深夜12点钟,店老板要关门时,我才把他叫醒。可以看出,在西安事变后的日日夜夜里,杜先生是多么操劳。在周副主席、博古以及张文彬、徐彬如等同志的关怀帮助下,杜先生做了大量工作,受到各方人士的赞赏。
  杨将军被迫出国考察,杜斌丞专程到三原与邓宝珊和我商量,一块去上海送行。后因省政府工作忙,他暂时不能走,便对我们两人说:“你们先去,代表陕甘两省人民送行,把我也包括进去。”后来杜先生乘飞机赶到上海,参加了陕甘各界旅沪人士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的送行宴会,杨虎城、邓宝珊、杜斌丞等与陕甘100多名送行者合影留念。以后杜斌丞根据杨将军的嘱咐和我党领导同志的建议,为十七路军的生存和进步,做了大量工作,他没有辜负杨将军的委托。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延搁已久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过了几天,杜先生专程到三原找我。他说:“我和孙蔚如研究,派你去南京找于右任,了解国民党人士对国共合作的反映。”那时孙蔚如是陕西省政府主席,杜斌丞仍担任秘书长。我因刚从上海送杨将军出国回来不久,身体有病,便推托说:“让别人去吧!”他说:“这事只有你去最合适。我知道你有病,特地带了药来,你要马上出发,不可拖延。”杜先生把路费和药交给我,我便立即动身去南京,见到于先生,说明来意。于右任说:“这次国共合作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不一样。第一次国共合作,西山会议派等年老人反对的多,这次国民党元老多拥护。国难当头,年老人读书多,经历深,他们知道亡国之苦。”我把于先生的谈话精神和搜集到的反映写信告诉杜先生。不久,朱德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来到南京,在拜访于右任先生后,周副主席对我说:“我来南京路过西安,见到杜斌丞秘书长。你搜集到的反映我看了,很有用处。你要继续干下去,同时要做于右任的工作。”
  1938年,杜斌丞被免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职务,断然拒绝蒋介石、胡宗南的拉拢,两次撕毁国民党党员登记表。1940年7月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专心致力于抗日民主运动,并作出了宝贵的贡献。1947年3月,蒋介石、胡宗南等指示特务利用卑劣手段将他逮捕,不久又残暴地将他杀害。
  1951年5月,沈钧儒先生来陕,亲赴西安市北郊吕家壕杜斌丞和杜良明墓地悼念。沈老敬献花圈,鞠躬行礼,含着热泪说:“斌丞同志,你光荣地牺牲了,我们活着的人都深深悼念你。现在全国解放了,在党的领导下,你的夙愿实现了,我们活着的人要努力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建设新中国,用实际行动告慰你在天之灵。安息吧!斌丞同志!”1952年12月,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局统战部、民盟西北总支部隆重举行迁葬仪式,将杜先生的灵柩从吕家壕迁移到西安南郊烈士陵园。
  杜斌丞先生的革命情操、高尚气节和彻底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杜斌丞先生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1982年5月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