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一 代 风 范——怀念杜斌丞先生
米暂沉
杜斌丞先生是西北地区著名的教育家，也是西北地区民主革命运动的卓越领导者。他在榆林中学当校长时期，聘请来大批进步教师，如魏野畴、李子洲、高宪斌、呼延震东等同志，都曾在该校任教，也培养出一大批进步学生。
1922年至1924年杨虎城在榆林期间，他和杨虎城结交，从此以后，他成为杨的挚友，为杨在后期革命事业中的重要伙伴之一。在斌丞先生被蒋介石杀害三十余年后的今天，我缅怀先烈，仍不胜其痛悼!
1930年，杨虎城率师回陕，兼任陕、甘两省军政长官之后，杜斌丞先后担任了陕、甘两省重要职务，在杨和蒋介石对西北地区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中，他以政治家的恢弘气魄，卓越的斗争艺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对待朋友和同志耿直、坦率、热情、严肃，对杨的政治措施乃至生活作风，常常毫无顾忌地提出批评、建议，有时讲话的语气、表情也超乎一般朋友关系。我曾屈指计算，在杨的朋友和同事中，他是惟一对杨能据理力争的诤友，或者叫做畏友。难能可贵之处，是杨对他的进言和批评，都能处之泰然，从无反感。有一次，他们在处理甘肃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杨还是听了他的意见。
我是1927年追随杨虎城东出潼关的。1930年回陕后，我才和杜先生相识，由于他的历史地位和年龄关系，我对他一直很尊重，情同师友。多年来，我和他在职务上从无隶属关系，但他对我常常严厉责备，谅谅教导，使我在对人处事上获得不少教益，老一辈革命家对后学者提携教导的风范，使我终生感激!
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按照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体制，每一省必须设置一个清乡总局，由省政府主席兼任局长，斌丞先生一度曾任该局副局长名义，他把霍世杰等共产党的负责干部和一些进步分子安排在该局工作，还把著名的共产党人刘志丹营救出狱，并设法从杨虎城手里为谢子长索取过枪支。
1931年，杨虎城筹划进兵甘肃，驱逐吴佩孚、雷中田等反动势力，斌丞先生事前做了出色的政治准备工作，所有甘肃地方部队如陈珪璋、鲁大昌、石英秀、李贵清、王子元等都表示愿听从命令。孙蔚如之所以能顺利地进入兰州，主要得力于斌丞先生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孙蔚如任甘肃宣慰使后，他任宣慰使署秘书长，在扶持甘、青进步力量与协调民族、部队关系中，做了极其重要的工作。以后，邵力子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挽留他蝉联秘书长职务，他坚辞不就。
在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中，斌丞先生起了积极促进的作用。当红四方面军到达川北以后，十七路军与红四方面军订立“互不侵犯”的决定，就是斌丞先生与地下党联系，往返协商告成的。对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到陕西开展工作，斌丞先生代杨出面联系掩护，使他们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据我所知，斌丞先生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不仅能积极拥护，而且能坚决执行，如果说有“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话，斌丞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西安事变发生后，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命令改组陕西省政府，斌丞先生为省政府秘书长。事变和平解决后，南京政府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他仍蝉联秘书长职务。对参与事变的大量进步人士，都作了工作安排，给予政治庇护；对当时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也作过多方协助。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运动开展后，斌丞先生任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负责人。1942年我由重庆回西安时，周恩来副主席叫我告诉斌丞先生：“请他放手活动，广泛联系进步人士进行民主活动，不必采取什么具体组织形式。”并由章伯钧给斌丞先生写了一封信，让我带交。当我问到民盟的具体政治纲领时，周副主席说：“就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纲领，不必再搞别的。”我到西安后，在王家巷32号见到斌丞先生，交了信件，并把周副主席的指示告诉了他。他很高兴，并对我加以勉励。
当斌丞先生知道我要去当时的第五战区进行某项工作时，他极表赞同，立即给他的朋友，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的王鸿韶(真吾)写了一封信，要我到老河口见王，谈谈西北民主运动情况；并希望王能在第五战区推动民主运动的开展。我到了老河口后，首先见到了王复初、刘仲华，然后由他们带我去见王鸿韶。王对斌丞先生极表敬佩，表示愿意推动第五战区内的民主运动与西北相互呼应。
1945年至1946年，孙蔚如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有一次，孙向蒋介石报告工作，蒋提到杜斌丞时咬牙切齿，孙归来后告诉我：“蒋对斌丞仇恨很深，恐怕要出事。”后来我把这一消息托人转告斌丞先生，但是斌丞先生毫不畏惧，继续为国为民奔走呼号。凶残的敌人终于把他杀害了。他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1980年9月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