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人物志>事变中的陕西人>杜斌丞>杜斌丞参考书架>杜斌丞

  


杜斌丞-回忆杜斌丞与谢子长在兰州会晤

常黎夫

                                                        
  1932年4月底或5月初,谢子长、杜润滋、焦维炽等相继到兰州住约一周(张东皎只住了二三天)。焦维炽是中共陕西省委派出巡视工作的。谢子长、杜润滋(由宁夏出狱到兰州)、张东皎主要组织靖远兵暴。杜鸿范(杜斌丞长子、黄埔四期学生)来兰州是向行署领枪的。当时杜鸿范在靖远王子元旅任连长,孙蔚如、邓宝珊有意提升杜鸿范为营长,批给王子元旅步枪200支,子弹若干,王子元派杜鸿范领取。谢子长、杜润滋鼓动杜鸿范将领到的枪支弹药用皮筏由黄河运抵水泉一带上岸与张东皎会合,举行兵暴。当时杜斌丞的寓所(宣慰使署三字什招待所),也就是杜鸿范和杜润滋领运枪弹和接洽几十名党员、进步青年并分派他们前往参加兵暴的“办事处”、出发点。我当时是中共兰州特支书记,我们按照谢子长和杜润滋的安排,全力支援。前支书邬逸民和党员吴景敖等去水泉直接参加兵暴。
  谢子长在兰州单独住在东关西街一家客栈里(据说是张东皎出资开设的),几天之内他和杜斌丞有三次会面。第一次会面是在一个晚上,由我领着谢子长到杜的寓所,他们二人去谈,我没有参加。第二次会面是预先约好在另一晚上,谢子长、杜润滋和杜斌丞一起会谈,我也在座,所以对谈话的主要内容记得比较清楚。谢子长、杜润滋向杜斌丞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劝说他出任新编师师长。当时甘肃石英秀、王子元、李贵清(地方武力,他特意向杜斌丞递了红帖子拜门生)三个旅长极力拥护杜斌丞统率他们;孙蔚如急于进兵新疆,顺应军心,也有新编一个师,由杜把这些地方武力统率起来的意思。我们极力想劝说杜斌丞出来掌握这支武力,所以谢子长、杜润滋向杜斌丞提出建议,杜润滋讲得很激动,争得面红耳赤(他是杜斌丞的堂叔、学生,说话很随便)。但杜斌丞坚决不答应。他说,甘肃地方武力,只能归邓宝珊管,任何人不宜插手,这是有关西北大联合的大局问题。再说我当师长一无干部,二无经费,旧军队怎能变成新军呢?其结果势必加重老百姓负担。
  杜斌丞说,他的主张是大家都起来干,你们出了名的共产党员(指刘志丹、谢子长等),再不要搞接受旧军队的编制和名义那一套做法了,要照南方的(中央苏区的红军)样子自己干。他还说没有把握急于在旧军队中搞兵变的做法也是不合算的。他举例说神木兵变搞垮了高志清的手枪连,等于帮了井岳秀的忙,高志清被迫出走。兵变拉出去的好枪好马被三边张家父子(张宏儒、张廷芝)发了洋财。张家不久前还派人来要我收编他们,这些恶霸地头蛇,反复无常,决不能用。杜斌丞谈到他自己的问题时说,至于我个人不过是新疆路上的栽柳人而已。有一天到了新疆,我就出国去考察了。如何联合苏联的事,就要靠你们(指共产党)去做。
  杜斌丞不赞成我们轻率地搞兵变,但他对杜鸿范这次参加兵暴是完全默许的。让杜鸿范带走了他身边最好的手枪3支(20响)和仅有的花筒手提机枪3支,连4个副官身上带的手枪子弹都被带走大部分。水泉战斗后,兰州谣传杜鸿范阵亡的消息,我们大家听了心情沉重,并为杜老的健康担心,但杜闻之态度自若地问我:“鸿范被打死了?”我说,没有的事。几天后,证实阵亡的是杜聿厚,鸿范手部负轻伤已去西安,大家才放下心。
  谢、杜第三次会晤,是杜斌丞约会邓宝珊和谢子长一起见面。一天上午,谢子长、杜斌丞和我乘杜的马车(谢坐在车厢的里边),驰赴南郊五泉山,邓宝珊已在大雄宝殿的花墙上坐着等候(1985年我又去五泉山察看,谈话原地址应是大雄宝殿前四大金刚庙外的花墙)。他们就坐在花墙上谈话一小时左右,我也坐在一边。谢、邓交谈有关抗日和对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看法,都很简短。杜斌丞谈的较多,主要讲西北大联合,大家一起进取新疆联合苏联的共同目标。他说这样做,就叫“殊途同归”。谈话后,邓宝珊送给谢子长手枪2支,子弹百粒,由我接受带回。
  这里附带把我当时在杜斌丞身边做事的情况也说明一下。1932年2月下旬,我在平凉和杜斌丞相会,随车到兰州,就开始在他身边工作。没有名义,不计工资。具体事务两项:一是从邬逸民手里接过来20多本密码电本(杜与各方各地要人定的)学做译电员。二是管理大门上悬挂甘肃宣慰使署三字什招待所牌子,实际是杜斌丞寓所的生活管理员。这个招待所有南北两栋两层古式楼房,经常住在北楼的是杜斌丞和他的随从人员共10人(南楼空着,偶有少数重要的、机密的客人过往住一下),杜没有带家眷,但前几月过往吃饭的客人每天比主人多。孙蔚如一周内总有两三个晚上到这里来同杜斌丞谈谈,有时打麻将,或自己唱秦腔玩玩。邵力子初任省主席一月多期间(以后杜即借口出外就医)每周至少有一次到这里同杜斌丞谈谈。有时,车水马龙,门庭若市,这个神秘地方颇为引人注目。有的人说它(简称“三字什招待所”)是杜斌丞的“招贤馆”,也有人议论是共产党的“联络站”。它的存在不到一年,而确实一度曾是“西北大联合”的一个活动中心,确实也对我们的同志和工作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帮助不少。我特附此一笔,为的是恢复兰州三字什招待所当年的大好名声,推翻“文革”中对它的一切诬蔑之辞。
  1987年7日于榆林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