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杜斌丞与《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
赵燕南 徐景星
抗日战争后期到1946年内战爆发前夕，在西北新闻战线上有一只响亮的民主号角——《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当时读者简称它为“秦风报”。它是民盟西北总支部的机关报，由杜斌丞先生发起创刊。杜老也因此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直至惨遭杀害。为纪念杜老英勇就义35周年，我们作为当年《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报社的工作人员，有义务把这段历史记述出来，以表示对杜老的怀念。
《联合版》的缘起
1943年，在国民党统治区，除我党《新华日报》外，在重庆、成都、桂林等西南重要城市，都有一批进步报刊配合党的宣传，活跃在大后方的舆论界。但作为西北重镇的西安，尚缺少一个大型公开合法的宣传工具。周恩来副主席在重庆指示王炳南同志，与共产党的老朋友杜斌丞先生共同商议，加强西北的统一战线和宣传阵地。
西安的《秦风日报》和《工商日报》，本来都是与杨虎城将军有关的两家民营报纸。《秦风日报》发行人成柏仁与杜老是多年知交，曾经共同支持杨将军走向进步道路。《工商日报》发行人刘文伯，原是杨虎城将军的部下。1937年宋绮云同志主持的《西北文化日报》被国民党强行接收，该报进步人士大都转到《工商日报》。由于国民党的刁难和经济上的困窘，两报在经营上都处于困难阶段。
这年杜老由重庆回到西安，由田一明同志出面，邀请两报负责人共同商谈，决定两报合并为《联合版》扩大发行，并由田一明利用在银行界担任高级职务之便，大力协助募集资金。在杜老主持下，《联合版》组成新的董事会，由刘文伯任董事长，成柏仁、张性初任正、副社长；耿炳光、李子健、郑伯奇、梁益堂等负责编辑部的工作；葛凤梧、刘映胜任经理。他们多数人参加过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后来增聘关梦觉为社论委员。这些同志大多数先后参加民盟，成柏仁、张性初、李子健、关梦觉并成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的成员。李敷仁同志为这个报纸作了许多工作。杜老担负着更多的重要任务，经常往来重庆等地，为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干涉而没有担任具体职务。但这张报纸始终是在杜老的指导下进行工作的。
《联合版》发行之初，杜老就带来周副主席的指示：为了让报纸在国统区长期存在，要讲求策略，开始时表面不要太红，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要很好地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这样才能与法西斯势力作长期斗争。在杜老的经常帮助下，报纸与党的联系渠道始终畅通。
突出斗争特点 扩大报道面
《联合版》的第一年，根据杜老的传达精神，突出了西北的斗争特点。即报纸的矛头主要指向国民党官僚资本对西北地区农业和民族工商业的压榨，指向国民党地方当局对老百姓的剥削和专制等。由于内容涉及人民的疾苦，报道态度认真负责，事实确凿，报纸受到各阶层包括开明士绅等的广泛支持。国民党虽然十分恼恨它，常常检扣这篇那篇评论或报道，但还不敢一下子把报社查封，就是因为报纸在群众中站住了脚。
报纸在第二年逐步扩大报道面。增加了远方通讯，透露桂林、昆明、重庆、成都等地文化和教育界的民主进步活动；还多方面组织专栏文章如马叙伦、关梦觉等的经济专论，痛陈国统区民生凋敝，要求民主变革的情况。这使一向沉闷的西北新闻界散发出新的进步呼唤，这恰恰又是广大读者十分渴望的精神食粮。
1944年，国民党军队继续节节败退，“秦风报”密切注意国民党战场，经常发表战局述评。根据杜老传达的统战宣传方针，一方面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一方面还要促使它坚持抗战，不许妥协投降。如当时国民党曾提出过“把敌人打出山海关”的口号，杜老立即指示要写社论驳斥。指出在日寇急于从中国大陆撤出兵力去应付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国民党不提收复全部失地，实际是准备向日寇中途妥协。在九一八事变13周年纪念的社论中，报纸就痛斥当年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招致扩大侵略的灾祸，正告国民党，今天我们一定要打到鸭绿江边去，而不许用“把敌人打出山海关”的错误口号半途妥协。另一方面，我们则派出记者到前线访问原西北军赵寿山等部，以他们的战地实况，鼓励国民党军队坚持抗战。
报纸在论述政局和地方问题的社论中，一再强调民主是振奋人心，加强抗战的首要办法，同时说明我们的抗战是为反法西斯而争取民主的战争。这些言论，有力地配合了党的统战工作和民盟西北组织的发展。
强调团结 反对分裂
1945年，抗战进入最后阶段。杜老分析形势，说明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解放大片国土，而国民党躲避与日寇决战，力图保存实力，准备用于内战。因此，这一时期的社论，应按照共产党的宣传方针，强调加强团结，反对分裂，要求召开党派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秦风报”新年献辞，即以《新的警惕，新的热望》为题，对此明确作了阐述。其后连发《拥护团结，反对分裂》、《团结需要在今天，也需要在明天》、《万事莫如团结》等社论。7月7日抗战八周年，社论题目是《胜利在望，团结如何》，又连发《对日决战阶段中的团结问题》、《一切服从团结》等社论。反复指出越是接近抗战胜利，越要警惕国民党准备内战的阴谋，全国人民要争取战后建立和平民主的新生活。同时发表了题为《八年来日寇的诱降阴谋》的长篇资料，历举日寇如何以“共同反共”为诱饵，与国民党暗地勾搭，揭穿国民党自吹“领导抗战有功”的骗局，不许它霸占抗战胜利的果实。
杜老很重视国际新闻。主张不但要大力报道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国际问题的评述中，还应尽力联系中国实际。欧战结束之际，在题为《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之死》的社论中写道：“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之死及德、意法西斯独裁政治之崩溃，这教训不见得会使那些法西斯的学徒革面洗心。”不难理解，这段话正是直刺中国法西斯元凶蒋介石的。
要求民主 反对内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秦风报”没有陶醉于胜利的狂欢，而是提醒民众要过和平生活，必须团结起来防止反动派发动内战。这个时期，报纸以鲜明的态度和犀利的言论，热烈欢呼毛泽东主席由延安飞到重庆和谈，强调团结刻不容缓，绝不容许国民党再走诉诸武力的旧路；指出和谈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国民党是否实行诺言，还得全国人民监视与争取；提出立即释放政治犯与取消特务机关等要求。
对于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日益扩大内战的行径，我们大声疾呼：“人民不要内战，国家无力再支持内战，而内战也解决不了问题。”要求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切实制止各地武装冲突。在旧政协会议期间，“秦风报”刊出了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同时反映各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批评国民党的顽固态度。2月初，杜斌丞刚开完旧政协会议回来，“秦风报”就发表了《民盟中央常委杜斌丞返陕》的消息及杜老长篇重要谈话等。
这一切得到广大人民的赞同，却为国民党军政当局和特务头子们所忌恨。蒋介石电示要对杜斌丞和“秦风报”严密注意。他们几经策划，决定要下毒手了。
迫害与反迫害斗争
反动当局首先在报社经济上开刀。他们先是通知各商户不许在“秦风报”刊登广告；接着恐吓“秦风报”各订户不许续订；殴打报童和在邮局检扣报纸的事时有发生，然而报纸的销路仍有增无减。
特务分子们继之以诬蔑和恐吓，扬言要以捣毁成都《新生晚报》的办法对待“秦风报”，甚至信中装着子弹，说“要用这来对付”。可是“秦风报”仍然坚持反独裁、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不顾特务制造昆明惨案、重庆沧白堂和较场口等暴力恐吓事件，反而对此都作了清楚的报道，愤怒地痛斥；而且转载了周恩来同志就《新华日报》被捣毁事件发表的严正声明。
图穷匕见的敌人，遂利用在3月1日发动的一次反苏游行，派大批特务冲入报社营业部，大打出手，他们捣毁门窗桌椅等全部办公用具，砸碎门前的报社挂牌，……可是就在第二天，我们照常出版，并发表《为特务捣毁本报谨向社会控诉!》的社论，公开揭露这是一种全面的“反民主阴谋的暴露”。
在敌人的暴行面前，杜老领导报社全体同仁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抗争。他组织地方耆老张凤翙领衔致电蒋介石抗议说：“非有宵人滥用权力，从中主张，若辈曷敢蔑视国家纪纲，蹂躏社会秩序……横施强暴，以至于此!”杜老同杨明轩、李象九、韩望尘、袁若愚等先后到报社慰问；社会上有30余人送来或汇来专款3万余元；更动人的是有一批小学生联名把他们节省的糖果钱捐赠给报社。
报社收到全国各地发来的慰问信有3000余件。郭沫若、沈钧儒、茅盾、陶行知、田汉、李公朴、施复亮、杜国庠、冯乃超、于立群、黄洛峰、安娥、司徒慧敏、力扬、艾芜、王亚平、徐迟等署名的来函写道：“贵报为西北民主堡垒，自遭忌视，然拥护贵报之人固遍于全中国，尚望再接再励，共同争取民主自由之实现!”王昆仑写诗：“荡荡秦风工商喉舌，力争民主光辉西北，砥柱中流谁能摧折，笔阵主张论坛生色，义正辞严始终贯彻，水远山高遥祝华岳!”各界人士的慰问，使报社同仁倍受激励，而反动当局则越发为之恐惧。国民党特务策划在报社印刷厂偷放了几枚化学燃烧装置，报社职工早有警惕，及时发现排除了，并及时通过自己的报纸在社论中严正警告国民党：“假使霸道可以致胜，可以服人，则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辈又何以失败?”
捣毁和纵火未能破坏报纸的出版，特务们便对报社人员进行人身迫害。特务头子王超凡在西安钟楼附近故意用汽车撞倒编辑主任梁益堂；记者杨宾卿途中被特务殴打，眼睛被塞进石灰；西安著名律师王任，因为联合了20多位律师，发表谈话谴责特务暴行，公开声明担任“秦风报”法律顾问，竟被诬以“吸食毒品”的罪名，于4月23日秘密枪杀。
1946年夏季，国民党决定发动全面内战。在蒋介石就要到西安来做反革命进攻的布置的时候，为了不给主子露出马脚，胡宗南下令街上不许再出现一张“秦风报”。他的秘书长赵龙文亲自指挥军警特务2000人，从5月1日起严密封锁了报社印刷厂所在的附近路口；报贩、报童和读者从报社带出的报纸一律被没收，并遭到恫吓、殴打；报社的工人被阻截扣留。连续三天，报纸无法发出。社长成柏仁大义凛然，亲自到报社门口向报牌上贴报，站在牌前监护，并带领报社负责人亲自上街卖报。但他一离开报牌，报纸即被撕毁，买报人的报纸被抢去。5月1日，李敷仁同志在送稿到报社的路上被特务绑架枪杀，幸子弹未中要害，经营救送往陕甘宁边区。
1946年5月3日，《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终于被迫停刊。报社编辑部几位主要负责人，在党组织的安排掩护下，撤离西安，在新的岗位上继续战斗，而杜老则始终在西安坚持工作，直到英勇就义。
“秦风报”虽然停刊了，西安的人民是记得它的。就在杜老殉难不久，他的多年知交、战友、原“秦风报”社长成柏仁先生立即主动担起民盟西北总支部的领导重任，继续他的未竟事业，直到全国解放。
岁月流逝，杜老离开我们已35周年了。他对革命理想的坚贞不二，他在对敌斗争中的锐敏智慧，他的正直刚毅的崇高品德，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1982年9月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