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李宗仁与杜斌丞
尹冰彦
李宗仁是国民党政权的上层人士，杜斌丞是一位英勇的民主革命战士，这两个人怎么联系到一起的呢?现在这两个人均已亡故，外人鲜有所知，我是此中的关系人，特把它记述如下，以免这段史实湮没无闻。
1942年秋，蒋介石乘中国战区战事沉寂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逐渐好转的机会，亲自在西安王曲召开一、二、五、八各战区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曾与会，随员中有机要室主任李扬、秘书主任黄雪邨、参议周范文、机要秘书尹冰彦、经理处副处长关仲芳一行。行前，我找参议王复初为我写几封介绍西安地方闻人的书信。王当时写信为我介绍了四个人——茹欲生、党晴梵、王幼农和杜斌丞，就中以写给杜斌丞的信最为恳切。
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我们随同李宗仁分乘大小三辆汽车驰赴西安。由老河口出发，北行至河南邓县而西折，过西峡口渐入商洛山区，过武关，夜晚时到达龙驹寨(今丹凤县)。我们在龙驹寨留住一夜，第二天，沿商县、蓝田公路到西安，郊迎的接待人员引车迳赴临潼招待所。我们在那儿沐浴、吃饭，并参观了西安事变的一些历史遗迹。
进入西安城里，已是万家灯火、星斗满天的时候了。李宗仁住在七贤庄附近前平汉铁路局长何竞武公馆里，我们大部分人住在西安事变时南京要员被拘留的地方——中国旅行社西京招待所。李宗仁除了参加几天王曲军事会议外，其余时间主要是拜访和接待客人。这些客人大多数是各地前来参加军事会议的高级将领。有一天，他交给我一打名片说：“你拿我的名片分别去拜访一些陕西地方和东北流亡此地的社会贤达人士，如果有需要我亲自拜访的，你拜访以后再和我商量一下。”于是我就先后走访了东北人中的高等法院院长魏大同，救济委员会的祁大鹏，陇海路国民党特别党部负责人马毅，原张学良秘书、后来创办卷烟厂大发国难财的王源凌等人。陕西地方人士中所走访的，是王复初函介的那几个人。
一天早晨，我来到北大街王家巷32号杜斌丞的家里。我投递王复初的介绍信之后，一个身材魁梧、两眼炯炯有神、蓄有两撇黑胡子的人，手持王的信件走进客厅，他连声自我介绍：“杜斌丞，杜斌丞。”态度热情而诚恳。谈话中除了问讯王复初的状况以外，他没有什么客套和应酬的话。谈论到国内外的政治问题时，他很诚挚地告诉我西安特务的嚣张和他个人的处境情形。最后我拿出李宗仁的名片并代致李的问候，他说：“李德公在广西，特别是抗战初期在徐州，延揽各方面的人士，组织抗战力量，人们都有口皆碑，我更是心悦诚服。他来看我，我不敢当，而且房前房后随时都有特务监视，他来很不方便。我不便到何竞武家去看他，免得给他增加麻烦。但我总希望和他见面谈谈，最好请德公指定一个晚上，我们在西京招待所你的房里谈话。请你请示德公以后通知我，李先生的名片请你带走，留在我家没有好处。”我同意他的意见，随即告辞而去。
当天晚上，我把和杜谈话的情况和杜希望与李见面的意思，向李宗仁作了报告。李沉思一下，告诉我通知杜斌丞：定于后日晚8时在西京招待所我的房间里见面。翌日清早，我就通知了杜斌丞。
杜斌丞比约定时间提前10多分钟到达招待所。他穿着黑色的长袍，戴着墨镜，昂首阔步，好像一位主教。接着李宗仁也来了，不知他临时从哪里弄到一身便服，还戴着一顶毡帽。两人一见如故，不用介绍就握手攀谈起来。我备好烟茶，出来把房门扣好，和副官刘永才坐在楼梯口的沙发上守卫、照料。直到九时半，李宗仁出来对我说：“已和杜先生约好，后天晚上九时仍在这里谈话，改换一个房间，你布置一下。”李宗仁走后我回到房里，杜斌丞说：“请德公先走一会儿，我呆一下再出去，免得引起别人注意。”又说；“今天我们谈得很深，主要是围绕着发扬民主、抗战到底的问题。什么时候你有时间，请到我家吃顿陕西风味的家常便饭。”我说：“你的处境这样险恶，为什么还要找麻烦?我们不在乎这些事情，多加保重，来日方长。”他听罢我的话，迳自下楼而去。
李宗仁、杜斌丞二次相见的地点，是在我隔壁周范文的住房。李宗仁这次穿的是军服，并佩着一级上将的领章。他们先谈抗战的军事情势，然后谈到重庆政府的政治领导问题。李宗仁说：“当前依然大敌当前，只有团结才能御侮。我和蒋先生闹别扭这么多年，现在不能不服从他的领导共同抗战。关于陕北问题，我一向主张现在两党携手抗战，打败日寇再用政治方式解决政治问题。中国这么大，为什么不可以分区而治呢?广西自己搞了这么多年，不是多少也搞出了点名堂吗?”杜斌丞说；“李先生，这是你好心肠的想法。历史情况你是亲历的，现在情况你是看见的，他(指蒋)一心想要君临天下，吃掉别人。新四军的事情(指“皖南事变”)发生了，这里的人(指胡宗南)拥有重兵对付陕北，西安特务随便抓人，这个局面不打破就谈不上团结抗战。”李宗仁说：“这个人(指蒋)向来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但目前他还不至于公然搞分裂，打内战。”接着他们谈到西北方面的情况和对一些人的看法。最后李说：“杜先生，你是一位铮铮有声的钢铁好汉，但处在这个环境要特别谨慎，好汉不吃眼前亏嘛。如果此地你呆不下去，可以到桂林去，我负责你的生活和安全，那里不是有很多进步朋友吗?”杜一再对李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他说：“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是不能离开这里的。我在这里如鱼之依水一般，到外地去完全等于逃难流亡了。”最后杜提出一个双方联系的办法。翌晨，我去见李宗仁，他交给我一张由他签名付现款五千元(数字记不太准了)的条子，要我到经理处关仲芳处将钱取出送给杜斌丞。
1944年冬，我和参谋处长高松元奉李宗仁之命飞赴西安，敦请董英斌出任新成立的第十战区李品仙的参谋长。出发之前，李宗仁亲自交给我银耳、猴头各一包，外有法币若干，嘱咐我到西安后去看看杜斌丞，这钱和食品都是送给他的。到西安的第二天，我就单独到杜斌丞家去了。杜对李宗仁的馈赠表示感谢，并且感动地说：“我与德公相识恨晚，蒙他不弃，对我关切备至，使我很不安。将来如果我能为国家做点啥，也算是对德公深情厚谊的一点报答。”寥寥数语，足见其革命衷肠，爱国情殷。我见杜精神虽好，但面容较前憔悴很多，便问他的近况如何，他说；“比从前更困难了，经常有人在监视着，等于丧失行动自由一般。”我说；“既然如此，还不如早日离开，在这里反正做不了什么事情，何必留此苦守呢!”他说：“虽然困难，工作还是要做的，和他们斗下去，我看他们还不敢对我下毒手。”接着他给李写了一封简短的谢函交给我，并表示一切由我面达云云。
回到老河口，我向李转交了杜的谢函，并报告了杜的处境和我们谈话的内容。李听后颇有些为之动容，并深为感慨地说：“杜先生这样的坚贞倔强，将来是要吃他们的亏的!”
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出任北平行营主任，曾接到一封杜斌丞寄我转给李宗仁的贺信，李让我仍旧用我的名义复函致意。第二年，李宗仁听到杜在西安被祝绍周用诬陷的手段杀害的噩耗，长叹哀伤良久，他说：“杜斌丞是位有骨气、有正气的汉子。他认为凭他在西北方面的地位和声望，他们不敢对他下手，我曾当面对他讲过，单靠社会资望是对付不了他们的。邓择生(演达)、杨杏佛声望够大了，但都不见容于一粒子弹。可惜他没有听我的建议，竟落得这样的下场!”
在中国革命进入高潮中，杜斌丞被陷害而死，他死于可以不死之地，死于“出师未捷”之时，这是永远令人引以为憾的!
(《选自1986年5月3日《团结报》，文字略有修改)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