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回忆杜斌丞同志在昆明和重庆
杨春洲
1943年暑假，杜斌丞同志由重庆来到昆明。在昆明的民主人士虽然绝大多数和他是第一次相见，但对他献身民主运动的光辉事迹，在他未来到之前已经地下党及民盟的同志给大家介绍过，大家都怀着敬仰的心情等待他、欢迎他。
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是周新民同志带着他参加我们的“九老会”的聚餐会。所谓“九老会”，是抗战初期在昆明的部分民主人士用聚餐的方式聚会，交换国内外政治、军事发展情况及商讨如何促进抗战救亡工作的一个小集体，但还没有形成一个正式的政治组织。最初参加的仅九人，故戏呼为“九老会”。那天在座的有李公朴、楚图南、孙起孟、周新民、冯素陶、张天放、寸树声、艾志诚、刘达夫和我。
周新民同志带着斌丞同志走进客厅。斌丞同志是一位身躯魁梧、留着兴登堡式翘胡子的北方大汉。他那厚实有力的握手，和蔼诚实的态度，缓慢的陕西口音，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大家虽是初次见面，却像多年故旧，久别重逢般亲切和相互信任。这是第一次会见，时间几乎超过6个小时，由下午5点多钟，一直谈到晚上11点半才散场。谈话的内容，给我极为深刻的印象，虽然事隔37年，至今仍记忆犹新。
这几小时的欢叙中，第一，使我们了解到斌丞同志对蒋介石的假抵抗、真反共是愤慨万分的。他对国民党不抱任何幻想，认为这个党已腐烂透顶；认为必须联合一切真抗战真爱国的力量，唤醒全国人民，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面目，扫清抗战阻力，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第二，他非常兴奋地给我们介绍了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当时，云南的报纸及一切宣传机构都被特务严密控制着，我们对解放区的一切，仅知梗概，而且还有时被一些故意制造的诬蔑谣言所迷惑。由地下党及民盟同志的介绍，我们知道斌丞同志和共产党关系密切。他在北方，为促进抗战势力的壮大，不辞辛劳，不惧危险，经常与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同志等往来，对解放区的一切，了如指掌。他谈到解放区的抗日战果极其辉煌，人民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下，抗日情绪高昂，不论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尽管武器低劣，却往往使现代化武装的日本鬼子走投无路。人民一面抗战，一面积极生产，享受着既无剥削压迫，又有充分民主的政治待遇。物质条件尽管十分艰苦，但人人能过上温饱的生活。文化教育也较发达，城市和乡村都有激动人心的文娱活动。
斌丞同志还透露了他来云南的目的。他说，掌握兵权的关麟征是我同乡，杜聿明是我的学生。他明知他们是蒋介石的嫡系，但仍想晓以大义，说服他们只有联共反蒋，才能取得抗日的胜利。斌丞同志的这一愿望，没有实现。关、杜二人对这位同乡和老师优礼相加，招待倒很殷勤，但政治立场丝毫不为动摇。
斌丞同志为了做他二人的工作，在昆明几乎停留了两三个月。在这期间，杜聿明给他配备了一辆小轿车，让他自由使用。斌丞同志常来看我，我也常去看他。我陪他游览了昆明附近名胜，并给他拍了些照片。可惜这些照片经过十年动乱，一张都没有保留下来。
斌丞同志为了做杜聿明的工作，曾经征得杜聿明的同意，宴请在昆明的民主人士，希望杜聿明与这些民主人士接近，受到感染，有所转变。斌丞同志的这个意图未免有些天真。这些民主人士也都赴宴了。杜聿明的远征军总司令部设在翠湖公园的海心亭，那天的招待就在海心亭内，宴席十分丰盛。民主人士如张奚若先生、李公朴先生等就借酒大议国事，大骂蒋介石的祸国殃民。特别举出孔二小姐在昆明农民银行大楼上用钞票向街上撒，把人民不当人的事，谈得慷慨激昂，众人气愤。杜聿明听着，很不是滋味。
1946年一二月间，旧政协在重庆召开，我因联系工作来到重庆。孙起孟同志约我到斌丞同志的寓所探望。当时国民党政府决定邀请斌丞同志参加军调小组，同美军代表及中共代表一起到国共两军接触的地区视察。蒋介石一面假惺惺地接受调解，一面却暗中调兵遣将，要掀起内战，消灭共产党。斌丞同志对蒋介石的反动本质，看得入骨三分。他坚决不接受这一任务。他认为所谓调解明明是骗局，他不干这种蠢事。他决定要回陕西，继续搞民主运动，壮大进步力量。想不到，这次我们的会见，竟是我们的永诀!1947年10月7日，他在西安被蒋帮杀害了。但他的鲜血没有白流，不到两年，全国人民获得了解放。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1980年11月20日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