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杜斌丞同志在西南的革命活动
袁若愚
杜斌丞先生第一次到西南，是在1941年。当时杜聿明部驻在湖南全州(原属湖南，后划归广西)。杜先生春天到全州，夏天去桂林，秋天离开桂林到重庆。杜聿明为杜先生派了一辆汽车，供杜先生在桂林使用(当时杜先生的长子杜鸿范是杜聿明部汽车团团长)。这时候李济深等人在桂林搞反对蒋介石的活动。杜先生来往的人多系两广和云南反蒋民主人士。由朱蕴山介绍，他会见了李济深等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和李济深、李任仁、朱蕴山等举行过一次秘密会议，在城内不便，他们便借游历为名，同乘小车到城外李任仁家中去。李任仁当时是广西参议会参议长，是一位很有声望的人士。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如何坚持抗战和推动民主的问题。提出的具体办法是：如果蒋介石投降日本，便把云南、四川和两广组织在一起，和延安联合起来，继续进行抗日战争。目前则坚持民主、团结，推动抗战；还商量了如何做杜聿明的工作。杜先生还介绍朱蕴山和杜聿明见过一次面。因为当时杜聿明政治态度很冷淡，这方面的工作以后就没有进行。杜先生对杜聿明说西南的气氛比西北好，桂林的人士还敢讲些问题。广西的政治(当时广西是黄旭初)比你们(指蒋介石方面)进步，希望杜聿明同西南这些人来往，进一步搞一搞政治。杜聿明说：我把杜先生的话挡回去。你搞你的政治，我搞我的枪杆子，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杜先生在桂林也对朱蕴山说过：“杜聿明一时还不行，以后再说。”
杜先生秋天到重庆，当时正在搞民主政团同盟。杜先生的活动范围很广，接触的人也比较多，如章伯钧等。据我了解：杜先生在重庆活动的具体情况，知道最详细的是王炳南同志。和杜先生来往最密切的则是当时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小民革”人士。据郭则沉谈，杜先生以后还曾鼓励他参加“小民革”。这是杜斌丞先生第一次到西南活动的情形。
杜先生第二次到西南，是在1943年。当时，杜聿明是国民党第五集团军司令长官兼昆明警备司令。杜先生到昆明后，住在中国旅行社办的商务酒店。这一次在昆明住的时间较长，由周新民介绍见了地下党工作负责人华岗，并时常与华岗联系。杜先生在昆明接触的人，主要是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人和一些重要的民主人士。当时民盟在昆明已公开，杜先生经常和这些人来往。据罗隆基说，民盟当时在昆明的支部是由他(罗隆基)和潘光旦负责。罗住在城内，潘住在城外。杜先生和罗找过一次潘光旦，谈民盟工作的发展问题。据杜聿明说，杜先生当时很重视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先生。一次，在商务酒店，由杜先生出面待客，参加的人有二三十位。一次是由杜聿明出面的，在他的司令部——翠湖饭店待客，参加的有十余人。据朱蕴山讲，杜聿明到昆明后，对龙云有压力。朱蕴山因为与龙云是朋友，便请杜先生代为向杜聿明说情，不要再压迫龙云。同时还希望杜先生再做杜聿明的工作，把杜聿明拉到民主运动方面来。杜先生当时就对朱蕴山讲，要杜聿明离开蒋介石，还不可能，杜聿明是要依靠蒋介石的。杜先生还要朱蕴山告诉龙云，应当处处小心。杜先生的长子杜鸿范，就是在这一年的三四月死的。当时，杜先生正在昆明。这是杜先生第一次在昆明活动的大致情况。
1943年冬天，杜先生离开昆明，又回到重庆。杜聿明说，就他的记忆，杜先生在重庆逗留期间，曾同朱蕴山、韩望尘一同乘车去成都，访问了民盟主席张澜。杜先生在成都对张澜说，在民主党派里，不能有青年党这样落后的党派。青年党不是民主党派中的一支力量。青年党靠不住，不可信任。
杜先生还接触了地下党的同志和民主人士，据说李相符当时就在成都与杜先生接谈过(李系共产党员，后在北京林学院任院长)。于右任当时与蒋介石有矛盾，也避到成都，表示与蒋介石不合作。朱蕴山说，他和杜先生还有叫于(右任)脱离蒋介石的想法。这是杜先生第二次在西南活动的概况。
杜先生第三次到云南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杜聿明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曾电召杜先生到重庆。1945年10月20日前后，杜先生对杜聿明说，他已见过蒋介石。杜先生与蒋介石谈话时，把胡宗南军队在西北的腐败情形全对蒋介石讲了。杜先生还建议蒋介石政治上要民主、军队要整编，不好的应当淘汰，用人要选贤荐能。同时还讲了历史上成败的事例，要蒋介石学习。据杜聿明说，蒋介石表面上接受了杜先生的建议，还要杜先生以后多提意见。实则对杜先生当时从事民主运动颇为不满，杜先生的遇害原因也就在这里。
杜先生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接触得更多，对党领导的革命前途，则非常乐观，认为革命必定会胜利。杜先生认为，团结在党的周围，跟着党走革命的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杜先生决定回西北时，许多人劝阻他说，胡宗南非常反动，旧政协虽有决议，实际上还会有残酷复杂的斗争，回西北去太危险。有人说，蒋介石的反动政府正向南京迁移，主张杜先生一块到上海去搞民主运动。杜先生说，我是西北人，离开西北，我对革命工作的作用就小了，就没有什么作用了。现在需要人去西北工作，再有危险，我也得回西北去。
我这次征集杜斌丞史料接触的同志，提起杜先生，都说他革命热情高，都非常钦佩。对杜先生的遇难十分痛心。许多人说，如果杜先生不死，对革命、对民盟一定有更大的贡献。
1965年7月2日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