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前后
吴景平
宋子文的“在野”生涯，并没能保持多久的平静。在30年代的中期，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野心已昭然若揭。民族危机日益紧迫，又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大变动、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一个震惊朝野、影响中外的事件——西安事变，把宋子文推到国内政治风云之中。在西安事变期间，宋子文以“私人”身份两赴西安，在各方之间斡旋奔走，是导致事件和平解决的重要人物。西安事变之后，他又一度成为国共谈判的参加者，是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一不平凡的政治事件的见证人和介入者。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是在上海为国民政府劝募公债，并且公开谴责日本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呼吁国际社会停止犹豫观望，坚决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援助中国；后又在香港代表国民政府与英国接洽新的借款，以维持法币的汇价。此外，他又同宋庆龄合作，担任了保卫中国同盟的会长，为更广泛地争取国外援助而进行努力。然而1941年初皖南事变之后，为了表明与重庆当局的一致性，宋子文在国内政治问题上再度与宋庆龄分道扬镳。宋子文虽然没有位居国民党中央政权的决策层，历史却没有忘记他，偏偏要让他频频出场，扮演一个个高难度的角色……
为解决西安事变而奔走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宋子文受孔祥熙的委托留驻上海，对金融方面的事务加以照料。1936年12月14日，宋子文在上海对新闻界发表谈话，他说：“蒋委员长在西安绝对安全，本人以为西安事变，乃系国家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须用有效方法，于最短期内解决，盖全世界之目光，刻正集中于中国也。本人与蒋院长公私之关系，及与张学良多年之友谊，均为人所共知，在特殊关系之中，如有任何可能解决之办法，本人极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尽最大之努力。至于采取何种方法，须待政府决定，本人是否有赴西安一行之必要，亦待命于政府。”宋子文并且没有忘记他留守上海之责，特意说明:“目前市场尚称平稳，中中交三行对于外汇，照常无限制买卖。”①这个谈话虽然仅寥寥数语，但也表明了宋对于事变严重性的认识，以及对于解决事变的迫切愿望。与南京当局对事变的指责不同，宋子文只字未提“违法荡纪”，也没有称张学良、杨虎城为“叛国”、“劫持”，这些都是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颁发的《褫职严办令》中的词语。从宋的谈话中“赴西安一行”的说法，可以认为，宋当时已考虑到用和平的方法来尽快解决事变。
自从端纳12月14日从西安传来消息说张学良请孔祥熙赴陕谈判，事变便有了和平解决的转机。但南京方面坚决反对孔祥熙赴西安。宋美龄则于12月16日表示，愿同宋子文一起赴陕。同日，张学良电复南京方面，欢迎宋美龄、宋子文前来“洽商一切”，并表示“在陕安全，弟可完全保证。请即早日命驾，无任企盼”。②宋子文本来就有赴西安的打算，当张学良从西安传话说欢迎宋子文赴陕时，宋子文赴西安谋求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心更坚定了。
从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来看，可以断定: 1.对于宋子文赴西安以谋求事变之解决，南京政府曾加以极力阻挠；2.宋子文以及宋美龄进行了力争，最后宋子文才得以私人身份成行。
据合众社1936年12月19日南京电，端纳称:“……南京并禁止任何人进往该处，初阻宋美龄前往，继复图制止宋子文首途。”③这是事变期间的报道。
又据《纽约时报》1937年1月13日讯:在12月17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何应钦对宋子文说:宋部长不应冒险前往西安，阁下对中国财政的贡献为世界所瞩目，如果阁下被西安叛乱者关进监狱，这对中国将是一个巨大损失。④这是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内情披露。
南京政要们为宋子文此行所发生的争执的亲历者之一——宋美龄，有如下回忆:“委员长被禁后一星期，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余电告端纳、子文决入陕。后因阻止横生，余又去电取消前讯。一小时后，再电告其最后成行。盖子文力排群议，最后请以私人资格前往，我等主张，政府虽不能与叛变者直接谈判以自贬威信，亦应准许我等作劝导叛变者之工作。故子文行后，政府令各报登载，充分说明，子文此行，纯为私人资格之意义。”⑤宋美龄没有写出争执的详情，但文中的“阻止横生”与“力排群议”，也可使我们体味到宋子文此行的不易了。
争执的另外一位在场者孔祥熙有过如下记载:“何敬之部长既得学良巧(十八)电与蒋公手谕，乃于皓日(十九)与居(正)孙(科)两院长、叶楚伧、宋子文、王宠惠、蒋夫人诸人会商于余寓，决定二项:1.准宋委员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2.准许至十二月廿二日(养日)暂行停止轰炸，但张杨部队在此期间不得向南移动；……此两项决议，即于当日通饬前线将领执行，并由子文当日飞陕告知张杨。”⑥于是，我们对这场争执的时间、地点、当事者、结果以及宋子文飞陕的身份、使命、时间等，有了较明确的把握。
宋子文于12月19日离开南京，当日下午5时许飞抵洛阳，20日晨8时离开洛阳飞西安，约上午10时到达西安。20日和21日，宋子文两次见到了蒋介石，向蒋告知南京的局势。⑦宋子文这次赴西安的主要意义在于:1.确定了蒋介石的人身安全无恙；2．了解西安方面对于解决事变的基本条件，得以向宋美龄和南京政府汇报。尤为重要的是，宋子文了解到当时已在西安的周恩来的意见:这次事变，中共并未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宋子文认清大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作出贡献；“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⑧对此，宋子文感到喜出望外，十分赞赏。按宋美龄事后的评价，对于解决事变，端纳的先行西安是“奠基”，宋子文的继往则是“已树桩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⑨这固然表明了宋美龄的决心，但从南京方面而言，对达成和平解决事变起了直接作用的，仍应首推宋子文。宋子文是在得知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已在西安、并将在解决西变中起作用的情况下，于12月21日午后离开西安，飞返南京汇报，此后仍然与宋美龄再度赴陕。可见，宋子文当时对中共解决事变的诚意还是十分相信的，对和平解决事变的前景是坚信不移的。与南京某些要员相比，宋子文在事变期间表现出的胆识是过人的。
12月22日上午11时，宋子文与宋美龄、端纳、蒋鼎文、戴笠一行五人离开南京，飞赴西安。下午2时许，宋子文等抵达洛阳，宋子文与宋美龄去洛阳军校稍事休息。这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蒋鼎文突然表示不愿去西安了。只是在宋美龄的压力下，勉强继续同行。
宋子文、宋美龄等于12月22日下午5时许抵达西安。蒋介石授意宋子文、宋美龄代表他同西安方面谈判，并称对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人格保证，不作签字，回南京后分条逐步执行。
在西安，宋子文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数次谈判。宋子文还安排了周恩来同蒋介石会面。宋子文在各次谈判中的基本态度是:
接受了12月23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和红军提出的六项主张，即:“子、停战，撤兵至潼关外。丑、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寅、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辰、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巳、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⑩宋子文又答应转达上述各条给蒋介石，同时也谈了他本人的具体意见:1．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2．在过渡政府成员人选上，张学良提议由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宋认为孔祥熙是行政院长更合适的人选，他本人可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张、杨和周恩来都对新政府的部长人选提了建议。宋则强调，这是一个过渡政府，三个月后抗日面幕揭开后，再彻底改组。3，在撤兵和释放爱国领袖问题上，宋子文提议由蒋下令撤兵，即应允蒋回南京，到南京之后再释放爱国七领袖。宋并同意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先成立联合委员会，受张领导，进行抗日准备，实行补充训练，由南京负责接济。宋子文并告周恩来，宋美龄力主和平和抗日，建议周同宋美龄会谈。(11)周恩来在和宋美龄的谈话中，阐述了中共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及抗日的各项政策，希望蒋介石从速抗日。
根据周恩来1936年12月25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宋子文与中共、张杨达成的最后谈判结果是: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12)
从上述电文中，我们可以看出:1.宋子文在第—次与周恩来会谈后，确实向蒋介石转达了中共方面的6项要求；2.蒋介石已表示在新政府中将委重任于宋子文；3.宋子文确实打算为实现国内和平、联合抗战作出努力。周恩来在评论谈判结果时曾指出:“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改院布置。”(13)
张学良的部下李金洲(14)在他回忆录中也证实了当时宋子文确实与中共、张杨方面有谈判并达成某些结果。他说:“当委座之离陕，虽无所谓条件，但对国事，有所商榷，则系事实，如停止剿匪，改编中共军队由中央统一指挥，共产党停止一切活动，服膺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改组行政院，以宋子文氏为院长。”(15)
还应指出，正是在宋子文的一再坚持和催促下，张学良即于12月25日释蒋并随蒋、宋回南京的。宋子文为什么作此安排呢?因为宋子文已观察到，张学良作为事变的主要发动者，受到了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内心极为焦虑，精神状态已临崩溃边缘。同时，他还了解到，东北军和杨虎城所部的军官中，都有人主张杀掉蒋介石甚至张学良。(16)在这种情况下，宋子文的选择只能是尽早使蒋离开西安了。12月25日下午3时许，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端纳一行飞离西安。5时45分，飞抵洛阳。次日下午蒋介石一行返抵南京，西安事变终于获得和平解决。
在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宋子文还曾向周恩来表示，希望中共方面信任他(宋)，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会谈中已达成的各项决定，要求让蒋介石当日(12月25日)即离开西安。周恩来与中共另一代表博古曾提出，蒋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12月25日便走以及张学良跟去南京。(17)张学良是在未告知周恩来、博古的情况下，即亲送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飞往洛阳了。
在评价宋子文对和平解决事变所起的作用时，还应当看到，历史选择了宋子文在这场震惊中外事件中“出场”，决非仅仅是“宋氏因与蒋委员长谊属至戚，以私人关系，当前就探视，故不顾一切，猝于今午毅然起程。”(18)如前所述，宋子文是国民党政权中的对日强硬派和欧美派的代表；特别是华北事变后，他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中国遭受日本进一步侵略的危机正在迫近，国民党当局如不采取积极的内外政策，其后果不堪设想。1935年10月1日，宋子文便曾向美国大使詹森谈到：日本将在华北采取某种形式的激烈行动，将进入整个华北平原地带；如果今后欧洲爆发大战，他们势将采取行动以控制整个中国。(19)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后，日本侵略势力掀起了华北“自治”运动的浊浪。11月19日，宋子文便向李滋罗斯指出:华北自治意味着在财政方面与南京政府只保持名义上的联系，各种收入将被夺走，海关将遭分割，并可能出现独立的币制，天津银行的存银会被掠走，华商银行将被迫让步。宋认为各大国不能对中国遭受进—步的分割置之不理，应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20)另外，在民族危机日益紧迫而国民党营垒内部亲日派势力蠢蠢欲动的情况下，宋子文也开始考虑与中共方面进行秘密接触。
1935年底，宋子文曾托其圣约翰大学的校友董健吾，通过宋庆龄的帮助而赴陕北，向中共方面转达了国民党中央意欲与中共进行接触的信息。毛泽东等中共负责人会见了董健吾，并托董把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战的方针，转告宋子文与南京当局。此后，毛泽东于1936年8月14日曾致函宋子文:“子文先生: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21)1936年9月，潘汉年作为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从陕北到上海，毛泽东希望潘能通过宋庆龄与国民党中枢中的一些有重要影响、又力主抗战的人士进行会面，其中就有宋子文，毛泽东同时托潘汉年带去是年8月15日中共致国民党书，交给宋庆龄。(22)显然，当时与宋庆龄过从甚密的宋子文是见到这份文件的。另据潘汉年回忆，在西安事变爆发后，潘曾把中共方面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托宋庆龄转告宋子文。(23)总之，宋子文的西安之行，同周恩来的谈判，不能仅以他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与张学良的多年友情来解释，尽管这些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更应该看到，宋子文的对日态度和实际上所持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使他能较之南京衮衮诸公更为理解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更强烈地感觉到和平解决事变的必要性，更清醒和更充分地看到和平解决事变的可能性。这也是促成宋子文“出场”的带必然性的因素。此外，当时宋子文的官方色彩毕竟不象孔祥熙那样浓厚，这也有利于他的成行。的确，在这次事变的解决过程中，他是代表南京国民党当局和蒋介石的最合适的人选了。宋子文也没有辜负历史的这一选择。
当时舆论界曾对宋子文赴陕抱很大的希望。西安《解放日报》在题为《正告宋子文》的评论中指出:“我们极诚挚的希望宋先生，将来离陕后，能将西北民众的真实意志的热烈救亡的消息，带到京沪，并传给全国民众。……我们希望宋先生多多顾及民众意思，整个国家的前途，站在民族解放立场上，襄助西北的救亡运动；并能运用伟大的力量，提醒一般耽溺在升官发财迷梦中的政府官员，在最短的时间内，召开救国会议，成立真正建立在民意上的革命政府，发动全国抗日战争。”评论要求宋子文纠正南京当局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诬蔑之词，并表示“深刻的相信宋先生是中国的爱国分子，亦希望宋先生作一个全国民众崇拜的救亡领袖”。(24)应当承认，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促成国民党中央当局最终转向抗日方面，宋子文确实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在推动国民党实行全面政治改革、全力支持民众救亡运动方面，宋子文以后的作用却逐渐减少了。
值得再提及的，是宋子文对赴南京后的张学良的态度。张学良是与宋子文同机飞抵南京的。张起初下榻宋子文公馆，并在宋子文的授意下上表请罪，宋向张解释说，这仅仅是个手续。12月31日，宋子文陪同张学良赴军事委员会军法处大法庭。在此之前，宋子文曾向出任审判长的李烈钧为张学良说情。(25)结果，张学良被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的罪名，判处10年徒刑。1937年1月4日，宋子文出席了国民政府委员会议。在会上，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对蒋介石为张学良请求特赦的呈文及司法院的核议作了说明。会议通过了对张学良的特赦。但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张学良从此即被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失去了人身自由。
对于张学良被监禁，宋子文心中是不安的。他对蒋介石的不守信义的做法十分不满，曾与宋美龄、孔祥熙劝说蒋介石释放张学良，但未果。至于在西安答应的各项条件，宋子文一时也无法使之兑现，因为蒋以养病名义避居乡间，宋仍被摒于国民党中央的决策层之外。宋子文感到愧对朋友，曾多次前去探视幽禁中的张学良，送去书刊及其他物品。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宋子文先是拒绝出席国民政府于1936年12月30日举行的授勋仪式，后又赴奉化见蒋，尖锐指责蒋介石违背诺言，声称要去国外公开谴责蒋背信弃义的行为。宋美龄也表示过“对不起汉卿”，要蒋听取宋子文的劝告。(26)后来，直到宋子文1971年去世，张学良始终未获自由。这也是宋子文的终身憾事吧。
参与国共谈判 劝募救国公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宋子文还一度参与了蒋介石同周恩来的谈判。
当时，在中共方面看来，宋子文确实有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决心。对于西安事变期间宋子文在谈判过程中申明的各项主张，中共方面也是基本上感到满意的。在张学良随送蒋介石、宋子文等人去南京之后，毛泽东曾在12月28日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指出:“共产党坚决揭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汪精卫、何应钦等的阴谋，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这就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因为现在的内战是人民所痛恶的。”(27)同日，周恩来发表谈话，再度希望蒋介石、宋子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28)中共方面当时认为宋子文将重新进入国民党中央决策核心，与孔祥熙一起改组行政院；并且分析了孔、宋合作的政府的过渡性及其内外政策的走向:“孔、宋政府是一个过渡的政府。这个政府在目前基本问题——对日问题上将采取较强硬的态度，在民主问题上或许可有一小步之前进，但显然在许多方面仍然会继续着旧的路线。”中共方面还确定了对待孔、宋政府的基本方针:“我们对孔、宋政府，应当以过渡政府看待，即是:推动与赞助其抗日倾向，争取逐步的即使不大的民主改革，同时丝毫不放松对他的批评。如一切过渡政府一样，有着必然的摇摆与不同可能的前途，我们应与他每一个摇摆斗争，而争取他过渡到抗日政府。”(29)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又在上海同宋子文会晤过，向他陈述中共对于国共谈判的各项条件。总之，当时中共方面对宋子文在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积极作用，抱有相当的期望。
1937年6月8日与15日，宋子文参加了在庐山举行的周恩来—蒋介石会谈。宋美龄、张冲也参加了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提交了中共中央《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主要内容为:1.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2.实现民权，保障人民自由；3.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具体又分为52条细则。蒋介石则另行提出一个所谓“国民革命同盟会”的方案，其要点为:1．两党各推出同等数量的干部组成国民革命同盟会，蒋为主席并有最后决定权；2.由该同盟会讨论决定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宣传及纲领问题；3.将来视情况可扩大为国共合组的党；4.可与第三国际发生组织关系，以代替第三国际与中共的关系。显然，蒋介石的这个方案，是要以“国民革命同盟会”的名义，从组织上溶化中国共产党。此外，蒋介石在红军改编问题上，拒绝给红军统帅机关以军事名义，只同意“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另对边区政府人事安排也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蒋并要宋子文向周恩来声明:“1.共产目前不要太大，易引起外方恐惧。2.共产首先取得全国信用。3.共党不要使蒋大为难，以便将来发展。”周恩来不同意蒋介石的这些条件，曾向宋子文、宋美龄陈述中共方面的立场。周向宋氏兄妹指出，以政治名义管理军队不妥，红军改编后三个师以上的统帅机关应给军事名义。宋子文同宋美龄、张冲在周、蒋之间往返磋商，但最后仍无法解决。(30)
此后，中共方面在拟订新的谈判方案时，提出国民党应迅速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并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担任正职，由林伯渠担任副职。1937年7月18日，周恩来将新的谈判方案正式通过宋美龄转交蒋介石。蒋的心腹康泽，曾向蒋密陈上述三人不宜在边区政府中任正职的理由:“张继先生对(国民)党虽然很忠诚，但很感情用事；于右任先生也是一样，都经不得一拍，共产党对他们好了，他们就会跟着共产党走的。宋子文先生，我对他不很了解，我看好象更感情用事。”蒋介石也有同感，认为“他们三人都不相宜”。(31)蒋一度考虑让丁惟汾出任此职，但迟迟未发表，最后中共宣布由林伯渠担任边区政府主席。
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在蒋介石的眼里，宋子文是国共谈判交涉方面不可多得的中介人；但又认为宋易在某些问题上“倾向”中共，终于没有让宋子文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是在为国民党中央政权聚敛财力方面，蒋介石有时候还是要利用宋子文的影响与专长的。
1937年卢沟桥事变、特别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政开支骤增，故而于8月份决定发行救国公债5亿元。当时财政部长孔祥熙访问欧洲诸国未归。国难当头，宋子文决定亲自主持救国公债的劝募工作。
宋子文认为，应由一些有较大社会影响、声望较高的人士出面，成立全国性的劝募机构。在这一方面，宋庆龄也支持宋子文的设想，答应担任该机构的常委。1937年8月24日，救国公债劝募总会正式成立，宋子文任会长，陈立夫为副会长；常务委员中，除宋庆龄外，还有孙科、李石曾、刘尚清、何东、胡文虎、张伯苓、施肇基、顾维钧、郭泰棋、俞鸿钧、杜月笙、宋汉章、曾养甫、吴开先、徐新六等政界、实业界知名人士。总会初设于上海福开森路393号，不久即搬至杜美路70号。房东出于爱国之情，也慕于宋子文、宋庆龄等的声望，无偿提供了办公处所。另外，救国公债劝募总会在各省市设分会、支会以及劝募队，具体办理经募事宜。
宋子文从几个方面入手，开展救国公债的劝募工作。
一、昭告认购救国公债的机构与具体办法。宋子文接连在《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新闻媒介刊登广告，宣布下列银行为救国公债收款处: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中南、盐业、大陆、金城、上海、浙江兴业、浙江实业、新华、国货、广东、东亚、华侨、中汇、四明、通商、中实、四行准备会、国华、中国农工、垦业、江苏银行；以及邮政汇业储金局。另宣布:除了现金外，外币、硬币、汇划款项及未到期存款，均可以购救国公债。这样，无论是经募公债的处所还是方式，都为认购者提供了极大便利。
二、阐释购买救国公债的意义。1937年9月1日，救国公债劝募总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内称:“现在全国四万万同胞大家都有一颗赤心，要贡献给国家；大家都有一腔热血，要共同来救国，然而大家心坎里却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能够贡献这一颗赤心，连这一腔热血，为国家尽最大的努力？……现在我们有了办法了。政府已经决定发行五万万元的救国公债，而且已经开始募集了。……购买救国公债，就是直接把力量贡献给政府的一个最好办法。”《告全国同胞书》指出：目前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都还不够，所以人民的生命财产，还不能有适当的保障。我们且想想:连生命财产都没有保障，有了钱会有什么用呢?今天过了，明天怎样呢?要自己的生命财产有保障，就只有把自己的财产先贡献出来，使政府能够进一步充实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换句话说:就是对于这一现代的独立国家的建设作神圣的投资!到了将来政府把公债本息付还的一天，就已经是自己的生命财产有了充分保障的一天，那才是大家安居乐业的时候。”(32)这篇《告全国同胞书》以其极为通俗的文字、浅近而实在的分析，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动员作用。
在此之前，社会上曾流传这样的说法，即救国公债将全部用作军费，因而还本付息没有保障，甚至称系出于宋子文之口。这就使一些人对购买救国公债产生了疑虑。对此，宋子文在9月1日发表正式谈话，否认上述传言，并且指出:“救国公债之用途，纯为供给政府一般经费，与其他公债性质，实为类似。当此国难极度严重关头，凡我国民，对于政府，希望尽其份内之天职，殆为同一心理。”他着重强调了购买救国公债的意义，他说:发行救国公债，“旨在唤起民众之同情，亦正用以予各人以报国之机会。……凡无强固政府之国家，其人民之生命财产与自由，直[则]绝对无保障之可言。今我同胞认购救国公债，即在共同建立强固国家之基础，决不致受人击至屈膝”。他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向民众承诺公债本息的偿还。他说:“此项公债，系按照票面发行，周息四厘，虽较其他公债之利率为低，但我国家民族，对于一般认购者牺牲之精神，当永远牢记，不能磨灭，中华民国一日不亡，则此项公债之条例，政府必负切实履行之义务也。”(33)
救国公债劝募总会的《告全国同胞书》和宋子文的上述谈话，既申明了民族大义，又谈到了人们切身利益所系的具体问题，确实有利于动员人们踊跃购买救国公愤。另一方面，作为救国公债劝募总会的会长和金融界的显赫人物，宋子文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处于众目暌暌之下。人们不仅会听他怎么说的，更要看他自己是怎么做的。他在这项公债发行之初，便认购了5万元，正好相当于救国公债发行总额的万分之一。在当时的薪俸水平下，5万元是一个巨大的数额。当时，中国银行的薪俸在全国居于高水准，该行常务董事每月薪俸为500元，总经理为1000元。作为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本人月薪为1200元，另有“公费"1000元、膳费60元。在宋子文认购巨额债券之后，中国银行各级行员纷纷认购，除薪俸极低者外，每人认购额不低于月薪额。中行总经理宋汉章认购2.1万元。仅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同人，便认购了14万元。
此外，宋子文直接控制的金融、实业机构，也以各机构的名义，率先认购了巨额救国公债。根据宋的提议，中国银行认购了1000万元；其他宋系机构认购额为:中国建设银公司300万元，广东银行100万元，中国保险公司150万元，中国棉业公司200万元，淮南煤矿公司75万元，扬子电气公司75万元，华南米业公司50万元，汉口既济水电公司25万元，南洋兄弟烟草公司25万元。上述机构认购救国公债总额达2000万元，即相当于该笔公债发行总额的二十五分之一。(34)
中国银行等机构率先认购巨额救国公债之后，其他银行、企业也不甘落后。其中，中央银行总行认购1000万元，所属中央信托局认购500万元，总、分行同人认购120万元，加上各地下属机构，中央银行系统认购总额也达到2000万元。另一家大银行交通银行认购了500万元。(35)
救国公债的劝募发行工作，得到了各界人士乃至广大民众的热烈支持。从1937年9月1日到10月1日，救国公债的认购总额已达2.4亿元。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救国公债劝募总会迁往武汉。在上海期间，除聘请的雇员适当支付津贴外，自宋子文到总会所有常委、委员均不支薪俸和津贴，纯属义务参加劝募工作，当时各报登载救国公债劝募总会的广告也不收任何费用。据该会公布，在上海期间，救国公债劝募总会工作开支共为25800余元，仅占劝募认购到的公债总额的万分之一。劝募总会的这笔开支，主要用在邮电、印刷、文具杂志及雇员津贴上。
对美国的广播讲话和答英国记者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同年8月13日，日本又向上海发动进攻。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宣言，宣布:“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36)中日之间长达8年的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正式开始了。
宋子文在卢沟桥事变后至上海失陷前，曾发表过一系列谈话，其中最主要的内容，便是呼吁国际社会援华，并表明中国抗战的决心。
如前所述，自从九一八事变后，宋子文一直致力于获取欧美各国的援助，以此来与日本对中国的扩张威胁抗衡。但那时中日之间还只是在部分地区的冲突，每次冲突的规模不大，持续的时间也较短。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和上海八一三事变后，中日之间进行的已是一场全面的战争了，只是双方没有正式宣战而已。按理来说，战争是在中国的国土上进行的，中日之间，孰为侵略、孰为被侵略，是非曲直，应当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当时欧美主要大国对这场战争持“中立”、“不干涉”的态度，以冀能达到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那样的解决。例如，1937年7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了国际关系的16项原则，要求中日双方都不以武力解决争端；7月21日，赫尔又分别召见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和日本大使斋藤，表示希望“在公正不偏之途径中有助于中国纠纷之调整”。(37)上海八一三战争打响后，英国又率先提出在上海设立“中立区”的建议，幻想以此来限制日本的扩张。英美等国还借口维护上海租界的安全，多次要求中日双方的飞机均不得在租界上空飞行。总之，种种貌似公允的姿态和建议纷至沓来。
在此情况下，宋子文于10月22日向美国发表了广播讲演，其中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指明中国是向往和平的国家，是被侵略者，日本是侵略者。宋子文谈到:“战争为两国所促成”的古谚“实属大谬”。他说：中国与美国一样，是“爱好和平之国家，……吾人祈祷和平，吾人厌恶战争，吾人无战胜之欲念，吾人不垂涎邻国之财富”，因此也“希望其他国家听令吾人保持和平。”宋子文指出:“敝国人民过去数十年曾努力建造近代化民主政治之国家，致力于精神及物质上之建设，敷设交通网，发展农村工厂及矿产，均不遗余力，惟建设初见端倪，而全世界第一公敌之暴日，竟于彼时摧毁吾人千辛万苦所获得之结果”。宋子文的观点很明确:西方国家那种不分侵略与被侵略的所谓的“公正不偏”，实际上是极不公正地偏袒侵略者日本。
二、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呼吁美国等倘未遭受侵略战火的国家不能置之不理。宋子文指出:“吾全国人民现均奋起为生命自由而作背城一战，即于上海一端，日本以种种近代机械化武器，如军舰坦克车重炮飞机炸弹，向我等士兵非战斗员妇孺等，恣意轰击。吾人现不得不牺牲吾人之青年，以阻侵略者之摧残，或问爱好和平之美国，职责何在?”宋子文友问美国:如果有人轰炸你们的家乡，你们又将如何处置呢?你们还会只是“掩饰自身”和“祈祷不受袭击”吗?
三、进—步批驳了当时风行美国的“孤立主义”思潮和美国政府实际上奉立的这种政策。宋子文回顾九一八事变时国际社会未能及时制止日本侵略的历史教训，他说:“1931年满洲事件发生时，余亦为执掌敝国政权之一人，彼时贵国国务卿史汀生曾不避艰辛，企图规划有效处置制止侵略国之暴行，国际盗匪行为，诚属传染性质。”宋不指名地提出，当时正由于英国不愿介入远东事务，不响应史汀生的主张，遂导致一系列恶果:当时“某国为条约签字国之一,唯因受缚于经济上之困难，竟视若无睹，当时有人主张促请该国注意，采取联合行动，可以制止侵略国之暴行，唯彼等妄听诡辩，谓远东局势有其异点，西欧与远东，应有不同之国际公法，其结果所届，侵略国对国际公法均视弁髦，而世界遂陷入紊乱之境”。宋子文回顾这段历史，旨在劝说美国抛弃“孤立主义”政策，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日本在中国的侵略，他形象地指出:今日邻居所遭之罹难，明日就可能降临自身。他说:美国“慎勿以为采取漠不关心之态度，保持所谓孤立政策，得以置身事外，而免除浩劫。……当余谈及倘日本征服中国后，美国所将遭遇之危机时，君等或以为余所说者系关于遥远之将来，但余心目中对接近之目前，亦包括在内也。”宋子文的这—预言，四年后即为珍珠港美国军队受到的惨重损失所证明。宋子文在这次演讲中，还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和平要以实力为后盾。他说:“君等之和平观念，苟非助以实在有力之后盾，不足以制止后患也。”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他还指出，日本在华挑起战争，已使各国受到“世界第二次大战之恐慌”，美国的股票市场、物价、国内市场、甚至海岸线的安全，均已受到这一战争的“有害影响”。如果我们注意到，这是在1937年10月提出的观点，那么我们不能不承认宋氏对国际局势内在联系的把握和对这种局势发展走向的预计，是相当准确和颇具远见的。
四、呼吁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宋子文表示：中国没有权利，也不要求美国等“卷入战争”，但吁请美国与其他“酷爱和平之国家合作，并对侵略国实施坚决之经济抵制，和平必可实现，君等只须表示统一之战线，狂暴者则可屈服，如此君等可以从威胁毁灭近代文明之暴乱者手中，拯救世界与自身矣。”(38)
在宋子文这次对美广播谈话前，宋美龄于9月12日、宋庆龄于10月20日，分别向美国发表广播演讲，斥责日本野蛮侵华的暴行，表示中国抗战的决心，呼吁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立场。宋氏兄妹、姐弟的这一前所未有的举措，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关注，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在政治上已趋于紧密团结，并将开展广泛的争取外援的活动。
宋子文在对美国广播演讲前不久，还对伦敦英国工党机关刊《每日导报》驻沪记者，谈了他对中国抗战的若干问题的看法。
在华北和淞沪战场的中国军队都开始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况下，宋子文依然对中国获取最后胜利的前景坚信不移，表示决不与日本侵略者停战妥协。他说:纵令上海与黄河以北均告不守，中国政府亦不愿与日本休战。反之，中国在经济上，可以支持抗战至两年之久；于必须时，仍可延长。即使上海失败，亦仅能当作是中国为争取生存而战的开端；进言之，即或南京失守，抗战也仍将继续进行。他还指出:如现时休战为可能，则吾人何须有在卢沟桥抗战之一举。吾人在当时即可讲和，又何必坐待华北之被占。
宋子文进一步阐释了中国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他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为例来说明这点。他说:“第八路军在晋北抵抗武器精备之敌军，已迭获胜利。往日共产党在华南维持长期之抵抗，足为中国人民有以弱胜强、以寡胜多能力之明证。共产党仅以江西半省为根据地，能与政府军50万周旋，此足证全国动员、共赴一的，其能力为何如矣。”应当说，宋子文的这一引例论证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宋子文还从中国政治统一的需要来说明坚持抗战的必要性。经过西安事变之后，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在当时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中，主张抗日的占绝大多数，亲日派和妥协派毕竟只占极少数，只有坚持以抗日为共同的旗帜，才能达到中国真正的统一。他说:“中国的政治统一要求继续抗战；如政府仅因华北或上海之不守，即考虑屈服，则政治统一即不可能”。他还指出:中国军队之士气至为盛旺，如现时考虑休战，则军心必将涣散。在这次谈话中，宋子文并对经济同抗战的关系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他承认战争使上海的工业、海关，收入都受到了损失，因此“现时有在内地组织一种根本两样的新经济体制之必要”，他相信中国人民都准备承受这一调整带来的震动。他最后表示:“中国政府充分认识一点，即在作战初期，中国之损受与挫败，将不免较日本为甚，但破晓前之夜色辄较展曦时为黑暗，吾人抗战愈久，则国家将愈强，而日本则将比例的减弱。”(39)
这里不准备从一般的鼓舞民心士气上来评价宋子文的上述谈话，关于这点，是勿庸赘言的。应当着重指出的是:宋子文喊出并阐发了国民党营垒主张坚决抗日的那些分子的心声，对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的求和妥协主张是一种有力的鞭挞。宋子文对英国《每日导报》记者的谈话发表之后，汪精卫“低调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后来沦为大汉奸的周佛海，在1937年10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十一时散会返家，阅论文数篇及宋子文谈话。沐浴就寝。宋之谈话幼稚之点颇多，如此妄论，误国不浅也。”(40)这从反面说明了宋子文阐述的坚持抗战的看法，正击中了亲日派的休战求和主张的要害。即便是蒋介石，当时也认为单靠中国“一国现有的力量”与日本对抗，当然不容易打败日本。并寄望于即将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能在制止日本侵略上有所作为；(41)此外还秘密地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与日本接触，探知日方关于“休战”的条件。因此宋子文的上述观点和主张，再次表明当时宋氏是国民党营垒中较有远见、坚持抗战的人士之一。
在香港：对英借款交涉和出任保卫中国同盟会长
1937年11月12日，日本军队占领了上海华界各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为孤岛。在这种情况下，宋子文已无法在上海继续开展有效的活动。11月27日，宋子文搭乘法国轮船“阿拉密司”号离开上海去香港。同轮赴港的还有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市长俞鸿钧，以及钱新之、胡笔江、徐新六、杜月笙等。此后，宋子文主要往来于武汉与香港两地，处理中国银行的业务。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中国银行总部所在地的香港便成为宋子文的主要居住地，直到1940年6月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赴美国。
在这一时期里，宋子文在官场上并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他仍然只是国民政府委员和中国银行董事长。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仍然是若离若即的状态:蒋介石间或要利用宋的影响、专长，但又不让他重新进入国民党中央政权的决策层。
当时，国民党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军事，这是由蒋介石亲自处理的。孔祥熙自1938年1月1日起出任行政院长，(42)并另兼财政部长，而直接掌握着向美国、英国、德国接洽财政与军事援助的事项。蒋介石、孔祥熙曾委托宋子文在香港同英方接洽借款，驻英大使郭泰祺则在伦敦为同一目的而活动。从1938年初起，宋子文同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在香港多次“详细研商”借款事宜。同他的几位前任一样，卡尔大使对宋子文的才干十分欣赏，又对蒋介石让宋处于“半在野”的状态感到不可思议，认为中国要在战时维持其财政金融局面，非宋子文莫属，因而向蒋介石提出过这一建议。1938年4月，卡尔在武汉同蒋介石谈起英国对华贷款问题，他明确向蒋表示：英国希望宋子文取代孔祥熙出任财部长。蒋介石答称:他无法同宋子文合作，如果他不让宋子文取代孔祥熙意味着得不到外国援助的话，他也只好接受这一事实，但中国在没有这种援助的情况下，仍将继续抗战。(43)蒋介石的断然拒绝并没使卡尔大使放弃其努力。同年7月，卡尔大使再次就英国对华贷款问题，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让张学良复出；把宋氏家族(指在香港的宋庆龄、宋子文)召唤到汉口，向外界显示牢固的对日阵线；让宋庆龄进入政府；孔样熙可继续担任行政院长，但不宜再主管财政；应让宋子文管理财政，罗杰斯可协助他，这样才有可能获得英国的借款。(44)卡尔大使这次把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同张学良、宋庆龄的问题一起提出，自然又被蒋介石拒绝了。
蒋介石虽然不肯让宋子文重新出任财政部长，但对宋在同英方交涉中的才干，还是颇为器重的，因而让宋子文继续同英方进行借款交涉。为了维持中国货币的汇价，宋子文在香港同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洽商平准基金(亦称平衡基金)借款。中央银行英籍顾问罗杰斯则飞赴伦敦，游说英国当局尽快批准该项贷款。宋子文起初设想该项基金总额为600万英镑，中、英银行各出半数。由于战局进展不利于中国，维持法币汇率日益困难，宋又向英方交涉改为1000万镑，仍为中英各半。至1939年3月上旬，中英达成了平准基金借款协定草案: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各派代表1人，及中国政府委派英籍代表1人，共同组成平准基金委员会，管理总额为1000万英镑(双方各提供500万英镑)的平准基金；中国政府的金融政策应以维持法币汇价之平衡为原则，并与该委员会随时洽商；罗杰斯为中国政府所派之代表，中国政府银行应尽量向其提供有关资料；政府银行及各机关应尽量减少外汇的使用，凡急需之外汇，应向该委员各银行订购，不直接或间接向市场购买；政府银行不阻碍委员会的工作；外汇余额应优先提供与平准基金委员会；该项基金结束时，中国政府按时价购回英方银行所摊基金项下的法币。(45)根据这一协定草案，1939年3月10日，上述四家银行的代表在伦敦正式签署了《设立中国国币平准汇兑基金合同》，(46)代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签字的是李德燏。这是抗日战争时期达成的第一个平准基金合同，尽管中方由此获得的外汇额并不很大，但却对稳定法币汇价颇有裨益。
在代表国民政府与英国方面进行平准基金借款交涉的同时宋子文也没有忽视经营自己的经济与金融事业。1939年2月，宋子文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董事会上提出:公司现存的外汇，“搁呆无利，似宜妥筹办法，或酌买低利可靠之美公债股票，以资生息”。董事会决定，由作为董事长的宋子文“酌夺办理”。宋子文着眼于美国的股票市场。他在广东银行内设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信托帐户，再由广东银行代南洋方面以外汇在美国购买大公司的股票，待到这些股票价格上涨时，再抛售出去。一时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购入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杜邦公司等几十家公司的股票。1940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便从经营美国股票方面获得纯益128935．35美元，(47)公司的董事们无不兴高采烈，佩服宋子文的“超国界”金融意识。但在美国“炒股票”，毕竟有一定的风险。1941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所持的美国股票跌价，损失了美金118000元。(48)
在香港的两年多时间里，宋子文在宦途方面并不得意。然而他却担任了保卫中国同盟的会长，从而在其政治生涯中，留下了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保卫中国同盟是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于1938年4月在香港成立，其宗旨是争取广泛的国际援助，来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应宋庆龄的邀请，宋子文出任了保卫中国同盟的会长(President)，宋庆龄任主席(Chairman)。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处—香港西摩道21号，便是宋子文提供的。当时在香港的，—些国际友人在保卫中国同盟任职，如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希尔达·沙尔文——克拉克女土担任书记，香港大学教授诺曼·法朗士担任司库，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担任宣传。在香港的国民党左派人土何香凝、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以及廖梦醒、王安娜、金仲华、邹韬奋等人，都同保卫中国同盟有着密切的联系。
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是在宋庆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宋子文本人并不直接过问，但也提供了不少物质条件方面的便利。
保卫中国同盟成立之后，宋子文曾与宋庆龄联名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文件、信函。
1938年6月，由宋子文、宋庆龄、希尔达·沙尔文——克拉克、法朗士、爱泼斯坦联名签署了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
《成立宣言》宣布：保卫中国同盟有着两方面的目标:“l.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2.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
这份文件指出了当时外国对华援助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觉得:外国朋友所得到的关于远东的真实情况，是极不充分的，因此他们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援也就遭到阻碍。同时，这样的事实也是极为明显的:过去我们所取得的物质支援，在我国分配时，既未能根据最危急的需要，又未能按照捐献人的意见做到合理。”“过去的工作有以下两个缺点:1.缺乏事实以进行宣传；2.在分发捐款及物资时，缺乏联系及监督。”《宣言》指出:保卫中国同盟将努力弥补这两个缺点。
宋子文、宋庆龄等还在《成立宣言》中表示:保卫中国同盟愿意同所有的外国援华机构合作，“成为需要者(中国人民)和资金、物资捐赠者(国外有关机构与保盟支部)之间的桥梁”；“将告知国外有关机构，中国需要什么，并且注意资金、物资是否按照需要和原捐赠机构的意见进行分配。”(49)
《成立宣言》阐明了保卫中国同盟的目标、工作方式和主要任务，它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宋子文与宋庆龄共同署名的第一份文件。
1940年4月15日，宋子文和宋庆龄联名发表了《帮助中国就是帮助你们自己——致海外友人的一封信》。由于欧洲大战的爆发，中国获得的外来援助急剧下降。宋子文和宋庆龄的这封信；就是旨在呼吁国际友人加强援华工作的。信中说: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们收到这份报告(50)时，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已经进行了将近三年了。日本凭藉着军备优势，曾夸口在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然而，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人民却已经战斗了三年，并正以必胜的信念继续战斗着。太平洋地区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今后的历史，都将发生变化和更为光辉，这是因为我们450,000,000的人民没有成为征服者的奴隶，而是为了自己的和你们的自由武装起来了。”
宋子文和宋庆龄向海外朋友介绍了中国在武装抵抗、战时建设、难民就业和战时救济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中国人民的需要日益迫切，但从国外得到的援助，包括资金和物资，却在减少。因此他们向海外友人发出呼吁“我们的人民毫无怨言地坚持着，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长期抗战，直到把最后一个侵略者赶出国门，才能赢得自由和美好的未来。我们希望你们能以同样的决心，尽你们的一切力量来减轻他们的苦难，坚持工作，不间歇、不懈怠，—直到我们获得胜利、亦即你们获得胜利为止。”(51)
1940年是中国的抗日民族战争面临巨大困难的一年，由于沿海地区已相继沦陷，外国援华物资从海路很难直接运入中国了。另外，在日本的压力下，英国于7月18日宣布封锁滇缅公路，使中国获取外援的一条重要的陆路通道，也被切断了。此外，日本侵略者在加紧军事压力的同时，玩弄政治诱降的手段。1940年11月底，日、汪在南京签署了《日华基本条约》及附属议定书，日本正式承认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同时，汪、日、满还发表了《共同宣言》，进一步向重庆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
在国际国内形势都极为严峻的情况下，1941年1月1日，时在美国的宋子文同在香港的宋庆龄，以及保卫中国同盟的秘书克拉克女士，联名向海外友人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系由香港的《南华早报》社代为印刷，由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寄往国外各援华机构知名人士。宋子文、宋庆龄和克拉克在信中说：
在1941年，保卫中国同盟将以中国抗战的战士和受难者的名义而继续工作，这种工作已整整进行三年了。
保盟创建于1938年4月，作为一个非党派性的救济机构，它有以下两个基本目标：
使海外友人了解中国斗争的发展，以及中国伤兵、孤儿和难民的最大需要；
收集和分配资金与物资，特别是用于医疗、救济和教育目的，以帮助那些需要最为迫切的中国战士和平民。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在香港的中央委员会定期出版了《新闻通讯》和许多专题报告，并同一些国家的援华团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有两个著名的英美团体，即在伦敦的中国运动委员会和在纽约的美国援华会。自从成立以来，保盟已经分发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数十万元捐款。它在原来没有任何医疗设施的战区里，建立起四个国际和平医院中心。它定期资助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队、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西北边区孤儿所，以及游击区的许多其他救济项目和机构。
我们相信，为了解救中国战灾的受难者们，保卫中国同盟已经能够向现存的这些建设性机构，提供有价值的贡献。其中某些组织，如国际和平医院和边区孤儿院，完全有赖于我们才得以维持和继续工作。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所有的老朋友和支持者们，以及在1941年我们希望能结交的新朋友和支持者们，都来帮助我们维持和巩固这些基本的机构。
必须继续援助中国!
在新的一年里，本中央委员会愿意重申:它完全相信，团结一致的中国人民在为解放和民族独立而进行的伟大斗争中，将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目前的局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严重。在远东，1941年将是关键的一年，甚至是最关键的一年。
在这一时刻，有两件事情必须告诉我们的海外友人。第一件事情与中国的外部事务和国际形势有关，另一件则与中国的内部事务相关联。
首先，日本正在推行向外扩张，与轴心国相勾结并威胁别国的“预定路线”。对于妨碍日本这一“预定路线”的国家，我们要特别提醒你们注意:日本的行动是与轴心国协调一致的，它是否并在什么时候把它的军事力量向南推进到太平洋。毫无疑问，去年国际局势正是以导致这一行动的方式发展的。但是退而言之，即使这一行动已经发生，对于团结一致抵抗并牵制日本军阀的中国人民来说，太平洋的联合舰队也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对于这个挑战的最明确的回答该是什么呢?那便是所有太平洋国家更紧密地团结，增强对中国的支持，并在日本改变政策之前，停止对日本所有直接或间接的援助。
其次，与此直接有关的，我们必须注意，在外交上得到德国意大利支持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以什么方式进行在太平洋冒险的准备。日本统治集团在重新鼓噪反共产国际协定中的老调子的同时，近来又在中国从政治上发起了“和平攻势”，利用汪精卫和别的一些派别的代理人，煽起中国内部的分裂，为抽调日本部队投入别处的行动作准备。广大中国民众对这种挑起分裂的企图进行了坚决回击，他们决不会上日本人的圈套。但是，我们不能低估这种伎俩对今日中国团结的危害。
我们相信，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海外友人的支持，以加强团结并积极实现国内民主。
在这种形势下，保卫中国同盟坚定地站在中国的团结、民主和继续抗战的一边。没有民主就没有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抗战。
我们相信，这些实际上也是孙逸仙博士的原则，是得到我们所有海外友人的支持的。国际局势明白无误地要求你们支持这些原则，并且更多地支持中国。你们的支援将有助于中国政府、中华民族在1941年沿着民族解放的道路团结向前。
中央委员会
会长 宋子文(签名)
主席 宋庆龄(签名)
书记 希尔达·沙尔文—克拉克(签名)
香港西摩道21号
1941年1月1日(52)
宋子文参加署名的这封致海外友人的公开信，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都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信中对日本南进扩张的预计，不到一年便被证实了。信中对日本政治诱降手段的揭露，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抨击，也是十分有力的。尤其是在国内民主、团结和抗战三者关系上，提出了十分有见解的观点。这封信表明: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出现重大分歧的情况下，宋子文还是能够明确支持民主、团结、抗战的进步立场的。
宋子文出任保卫中国同盟的会长，他和宋庆龄多次联名发表重要文件，宋氏姐弟这种为共同的事业而进行的合作，在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并不乏见。但自1927年之后，政治上的分歧长期妨碍了他们之间的合作。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宋庆龄、宋子文再度携手，为拯救祖国而共同奋斗，一时成为中外人士的热门话题。
遗憾的是，宋氏姐弟的这一合作后来发生了分裂。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宋庆龄领导下的保卫中国同盟机关刊《新闻通讯》曾连续几期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袭击新四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恶行径；并刊登了一些美国知名人士给蒋介石的电文，电文指出:“中国内部的自相残杀将导致美国援助的减少”，要求蒋“应该继续保持已遭到这次事变损害的团结”。(53)时在美国的宋子文见到这几期《新闻通讯》后，却认为保卫中国同盟陷入国内党派纷争，即于1941年5月30日致电保盟中央，宣布退出同盟。宋子文的电文如下:
当我接受保卫中国同盟会长一职时，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同盟将致力于向国内外朋友募捐物资，以援助中国的抵抗力量和帮助受日本侵略蹂躏的平民。
我认为，同盟不应变为国内政治党派性的工具。既然同盟未征得我的同意，就在它的正式的《通讯》上刊登这类性质的文章，我很遗憾我必须退出同盟，并请你们发表这个电报的全文。(54)
收到宋子文突如其来的这份电报，宋庆龄在震惊之余，仍然坚定而沉着地正视自己同宋子文之间的政治裂痕。6月1日，宋庆龄对宋子文的电报作出了公开答复，她说:
我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主席，对于宋博士感到必须采取这一步骤，只有表示遗憾。我认为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原则的分歧，因为宋博士一向支持中国的团结、民主和继续抗战，这些也正是同盟的主要目的。
现在，任何有关党派性的说法，都可能是极为混淆视听的。
目前在中国只有两种现实的政策：以我们的全部力量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或者是妥协、屈服和投降。
保卫中国同盟全力支持第一种政策。如果我们这样做是‘有党派’的话，那么我肯定宋博士也是有党派的，而且我们真诚地希望他将保持这一点。
我们在保盟《通讯》中公布了一些事实，发表了一些观点，因为我们认为必须让海外朋友知道这些事实和观点。我们信仰民主和言论自由，我们为能让外国朋友从这些事实中作出他们自己的判断而感到高兴。
我们对中国团结的支持决不动摇，对任何危及中国团结的事情坚决反对。
同盟当然会应宋博士的要求发表他的电文。我们确实为宋博士担任会长达三年之久而感到高兴，也为他现在离开我们而感到遗憾。(55)
应当指出，在坚持抗日、反对民族投降这一立场上，宋氏姐弟还是一致的，但是在国内政治的最为敏感的问题上，宋子文与宋庆龄之间再度出现了重大分歧，而且这一分歧以后一直未能弥合。
就宋子文而言，退出保卫中国同盟，意味着一种政治立场的表白，即决心与国民党中央政权紧紧系缚在一起。这时候的宋子文，已经不再是“半在野”的政坛失意者——他正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这一特殊身份驻节美国。在他看来，强化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是进行抗日战争的需要。如前所述，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期间及尔后的一段时间里，宋子文曾主张以民族利益为重，停止内战，共同抗战。显然，宋子文决心退出保卫中国同盟，也正是这一主张的动摇与倒退。
①《中央日报》，1936年12月15日。
②《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73～74页，档案出版社，1986。
③引自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30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④引自[美]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230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
⑤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37页，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
⑥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140～141页。
⑦蒋介石：《西安半月记》，《革命文献》第94辑，20～21页。
⑧《四安事变简史》，8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⑨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革命文献》，第94辑，38页。
⑩《周恩来选集》，上，70～71页，人民出版社，1980。
(11)《周恩来选集》，上，71～72页
(12)《周恩来选集》，上，72～73页。
(13)《周恩来选集》，上，73页。
(14)李金洲，时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秘书兼办公厅第六科科长，主管情报，西安事
变爆发后曾代表张、杨飞太原与阎锚山商洽解决方法，又是张学良赴南京的随员。
(15)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43页，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16)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7／018—019，转引自《张学良的政治生
涯》，260页。
(17)《周恩来选集》，上，73页。
(18)中央社南京1936年12月19日电，见《大公报》1936年12月20日。
(19)《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5年第3卷，624页。
(20)《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2辑20卷，685～686页。
(21)《毛泽东书信选集》，45页，人民出版杜，1983。
(22)《毛泽东书信选集》，61～62页。
(23)《党史资料通讯》，1987(5～6)。
(24)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21日。
(25)鹿钟麟；《张学良南京受审纪实》，《西安事变亲历记》，373、37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26)《西安事变亲历记》，432页。
(2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229页，人民出版杜，1966。
(28)《周恩来年谱》(1898～1949)，241页，人民出版社，1989。
(29)《周恩来选集》，上，74页。
(30)中央关于同蒋介石第二次议判情况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6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269～27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
(31)康泽：《我在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中的一段经历》，《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2l页。
(32)《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1～2页，华美出版公司，1938。
(33)《申报》，1937年9月2日。
(34)《申报》，1937年9月2日。
(35)《申报》，1937年9月4日。
(36)《文汇年刊》，“国民政府宣言既重要外交文件”第1页，英商文汇有限公司，1939。
(37)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平与战争——1931年至1941年间，美国之对外政策》，
70页，中外出版社，1943。
(38)《申报》，1937年10月23日。
(39)《国闻周报》第14卷42期，并参见《申报》，1937年10月22日。
(40)《周佛晦日记》，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41)蒋介石:《对凇沪前方将士训话》(1937年10月29日)。
(42)1939年12月20日孔祥熙辞去行政院长(由蒋介石兼任)，担任行政院副院
长。
(43)[美]杨格:《中国和援助之乎，1937～1945年》，73页，哈佛大学，1963。
(44)[美]杨格:《中国和援助之手，1937～1945年》，75页。罗杰斯，英国英格兰银
行专家，1935年随李滋罗斯来华，后被中央银行聘为顾问。
(45)《宋子文致蒋介石、孔祥熙电(1939年3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三编(二)，212～213页。
(46)详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1131～1135页。
(47)《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622～623页。
(48)《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625页。
(49)引自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50)指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所编的《保卫中国同盟报告:1939～1940年》，这
份报告详尽介绍了该年度里保卫中国同盟进行的工作。
(51)《保卫中国同盟报告:1939—1940年》(英文)，5～6页。
(52)译自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提供的该信英文件。
(53)《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28期(1941年4月1日)。
(54)《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33期(1941年6月15日)。
(55)《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33期(1941年6月15日)。
宋子文评传/吴景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