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内的对日强硬派-“卢沟桥事变”后的抗日活动
杨箐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日军又向上海发动进攻。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宣言，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从此揭开序幕。
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宋子文一直被各方视为对日强硬派的代表人物，他较早地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是中华民族面临的最紧迫的危机，也是对国民党统治的直接威胁。早在1933年访问意大利，与墨索里尼谈及日本侵略中国之问题时，宋子文就曾指出：日本侵略中国，这是其一贯的政策，日本想占领整个中国、俄国的三个沿海省份，以及太平洋岛屿；日本有统治世界的野心，世界其他国家迟早将不得不起来制止之。七七事变后，宋子文一面公开表明他的坚决抗日立场，一面利用他在国民政府和社会上的特殊地位，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经济方面，协助政府维持战时财政金融。抗战爆发时，财政部长孔祥熙尚在欧洲诸国访问未归。仍为“在野者”的宋子文，以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央银行常务理事之身份，参与了对财政金融和经济领域重大事项的管理。
八·一三事变后，奉蒋介石之令，宋子文在上海主持成立了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意在加强国家银行间的联系和协调，以便集中国家银行的资力协助政府经济政策的实施。从资金上配合沿海企业的内迁，是四联总处在抗战初期为支持抗战所作出的一项积极的贡献。
1937年10月浙沪失陷，四联总处的工作曾一度停顿。此时，孔祥熙由英国返国，从香港直飞汉口，以中央银行总裁名义在汉口恢复并主持四联总处的工作，上海则改设分会。宋子文不甘心将四联总处之领导权拱手让与孔祥熙，于是以他能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中国、交通两银行与中央银行作梗。孔祥熙无可奈何，只得请蒋介石以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名义，出任四联总处主席。不过，奉蒋介石之指示，该机构的日常事务仍由孔祥熙操纵。
全面抗战的爆发，使国民政府之军费支出急剧上升。随着战事的扩大，沿海地区的相继沦陷，不仅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大支柱关、盐、统税受到严重打击，而且中国原有的生产力亦遭到极大的破坏。国民政府之财政收支因此严重失衡。为支持军需，维持战时财政，宋子文于1937年8月24日发起成立了救国公债劝募总会，由其本人任会长。机构成立后，宋子文即着手开展救国公债的劝募工作：一方面，通过新闻媒介宣传购买救国公愤的意义，说明此项公债的用途，动员人们踊跃购买救国公债；另一方面，及时刊登广告，昭告认购公债的机构及具体办法，以便利人们认购公债。为切实推动此项公债的发行，宋子文以实际行动带头认购公债。他在公债发行之初，便认购了5万元，正好相当于救国公债发行总额的万分之一。宋子文直接控制的金融、实业机构中的各级人员及各机构本身，跟着相继以个人或机构的名义认购了大量公债。此项救国公债的劝募发行工作，很快得到了各界人士及广大民众的热烈支持。从1937年9月1日到10月1日，救国公债的认购总额已达2.4亿元。
政治方面，宋子文自1933年10月“下野”后，在官场上一直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与蒋介石的关系始终是若即若离。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华界各区，宋子文离开上海赴香港。此后，他主要往来于武汉与香港两地，处理中国银行的业务。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中国银行总部所在地——香港便成了宋子文的主要居住地，直到1940年赴美国。在这段时期里，宋子文以“在野者”的身份，利用他的特殊地位与影响，从事各项抗日活动。
他发表了一系列对内对外谈话，揭露日本侵华的罪行，呼吁欧美各国尽快放弃“孤立主义”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谈话中，他对西方大国曾采取的“中立”、“不干涉”态度进行了批驳，并表示：中国没有权力，也不要求欧美各国“卷入战争”，但吁请美国与其他“酷爱和平之国家合作，并对侵略国实施坚决之经济抵制，和平必可实现，君等只须表示统一之战线，狂暴者则可屈服，如此君等可以从威胁毁灭近代文明之暴乱者手中，拯救世界与自身矣”。①同时，宋子文也表明了中国的抗战决心：即使上海失败，亦仅能当作是中国为争取生存而战的开端；进言之，即或南京失守，抗战也仍将继续进行。如现时休战为可能，则吾人何须有在卢沟桥抗战之一举。吾人在当时即可讲和，又何必坐待华北之被占。
谈话中，宋子文对中国抗战的前景表示乐观。甚至在当时中国军队明显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况下，宋子文依然对中国获取最后胜利的前景充满信心。他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为例，说明中国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他说：“第八路军在晋北抵抗武装精备之敌军，已迭获胜利。往日共产党在华南维持长期之抵抗，足为中国人民有以弱胜强、以寡胜多能力之明证。共产党仅以江西半省为根据地，能与政府军50万周旋，此足证全国动员、共赴一的，其能力为何如矣。”②
上述言谈，再一次表明了宋子文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所持的抗日立场与态度：对外，他仍致力于获取西方大国的援助，虽然对他们先前采取的立场与政策有所不满与批评，但仍寄望于他们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日本的侵略扩张行为；对内，他极力主张动员与联合全国一切力量，枪口对外，共同抗日。
1938年1月23日，中国各界群众和人民团体在汉口市商会成立了国际反侵略总会③中国分会，宋子文出任会长，邵力子为副会长。大会通过了分会章程、宣言和《告世界人民书》，选出宋庆龄、毛泽东、宋子文等72人为名誉主席团成员，朱家骅、周恩来、董必武等139人为分会理事。国际反侵略总会中国分会成立后，立即采取多种形式，向全国及全世界揭露日军的暴行，动员全国人民奋起抵抗，争取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之国家与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宋子文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38年4月，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成立，这是宋庆龄联合中外一些著名人士发起组织的一个非党派性的救济机构，其宗旨是争取广泛的国际援助，以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应宋庆龄的邀请，宋子文担任了保卫中国同盟的会长，宋庆龄任主席。当时在香港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何香凝、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以及廖梦醒、王安娜、邹韬奋等人都同保卫中国同盟有着密切的联系。该机构的工作由宋庆龄直接领导进行，宋子文提供了不少物质上的便利，如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地点——香港西摩道21号，便是宋子文提供的。
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会长，宋子文曾与宋庆龄联名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文件与信函，如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致海外友人之公开信等，向海外朋友介绍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呼吁国际社会加强援华工作。1940年4月15日，宋氏姐弟发表《帮助中国就是帮助你们自己——致海外友人的一封信》，信中呼吁海外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战，直至最后胜利：“我们的人民毫无怨言地坚持着，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长期抗战，直到把最后一个侵略者赶出国门，才能赢得自由和美好的未来。我们希望你们能以同样的决心，尽你们的一切力量来减轻他们的苦难，坚持工作，不间歇、不懈怠，一直到我们获得胜利、亦即你们获得胜利为止。”1941年1月1日，再次向海外友人发出公开信，对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揭露了日本对中国政府从政治上发起的“和平攻势”，即政治诱降手段，抨击了民族投降主义，进一步呼吁“所有太平洋国家更紧密地团结，增强对中国的支持，并在日本改变政策之前，停止对日本所有直接或间接的援助”。与此同时，姐弟二人也明确表明了他们坚定的抗日立场：“保卫中国同盟坚定地站在中国的团结、民主和继续抗战的一边。没有民主就没有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抗战”。持有不同政见的宋氏姐弟，在国家危难之际，联合发出团结一致、坚决抗日之宣言，这在国内、国际上均产生了极好的影响，它使人们看到了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新气象。
但是，宋氏姐弟之携手仅维持了3年，终因政见之分歧而再度分手。在大革命时期，宋氏姐弟曾为共同的事业而进行过合作。自1927年之后，他们因政治上的分歧而分道扬镳。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共同的目标，他们再度携手，为拯救危难中的祖国而奋斗，一时成为佳话。但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他们的合作再次因固有的政治裂痕而发生分裂。
事变发生后，宋庆龄领导下的保卫中国同盟机关刊物——《新闻通讯》连续几期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时在美国的宋子文看到文章后，为表明他与国民党当局的一致性，于同年5月30日致电保盟中央，宣布退出同盟。他在电文中说：当初决定接受保卫中国同盟会长这一职务，“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同盟将致力于向国内外朋友募捐物资，以援助中国的抵抗力量和帮助受日本侵略蹂躏的平民”；如今所以决定退出保盟，是因为“同盟不应变为国内政治党派性的工具。既然同盟未征得我的同意，就在它的正式的《通讯》上刊登这类性质的文章，我很遗憾我必须退出同盟”，最后并请保盟中央发表他这个电报的全文。
6月1日，宋庆龄对宋子文的电报作了公开答复，她说：
我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主席，对于宋博士感到必须采取这一步骤，只有表示遗憾。我认为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原则的分歧，因为宋博士一向支持中国的团结、民主和继续抗战，这些也正是同盟的主要目的。
现在，任何有关党派性的说法，都可能是极为混淆视听的。目前在中国只有两种现实的政策：以我们的全部力量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或者是妥协、屈服和投降。
保卫中国同盟全力支持第一种政策。如果我们这样做是“有党派”的话，那么我肯定宋博士也是有党派的，而且我们真诚地希望他将保持这一点。
我们在保盟《通讯》中公布了一些事实，发表了一些观点，因为我们认为必须让海外朋友知道这些事实和观点。我们信仰民主和言论自由，我们为能让外国朋友从这些事实中作出他们自己的判断而感到高兴。
我们对中国团结的支持决不动摇，对任何危及中国团结的事情坚决反对。
同盟当然会应宋博士的要求发表他的电文。我们确实为宋博士担任会长长达三年之久而感到高兴，也为他现在离开我们而感到遗憾。④
从宋子文的加入保卫中国同盟到他的退出，可以看到，在坚持抗日、反对投降这一点上，宋氏姐弟是一致的；但在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一点上，宋子文不如宋庆龄坚定。当日本的侵略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威胁到国民党的政治地位时，宋子文是坚持团结抗日的。但强化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是他自投入蒋介石集团的那一天起从未动摇过的信念。皖南事变发生时，宋子文正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驻在美国，为了表明与重庆当局的一致性，为了维护国民党集团的利益，宋子文宣布退出保卫中国同盟。他的这一行动无疑是他先前所持进步立场的动摇与倒退。
①《申报》，1937年10月23日。
②转引自《宋子文评传》，第296—297页。
③国际反侵略运动总会成立于1936年9月，会长是英国人，副会长是法国人。
④《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33期(1941年6月15日)。
宋子文传/杨箐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