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和平实现是事实，这种情况是由多方面促成的
毛泽东
我们党为国内和平而斗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说和平已经取得，“争取和平”的阶段已经过去，新的任务是“巩固和平”，并指出这是同“争取民主，相关联的——用争取民主去巩固和平。我们的这种意见，按照几个同志的说法却不能成立。他们的结论必是相反的，或者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因为他们说：“日本后退了，南京更动摇了，民族矛盾降，国内矛盾上升。”根据这种估计，当然无所谓新阶段和新任务，情况回到旧阶段，或者还不如。这种意见，我以为是不对的。
我们说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它是不巩固的。和平实现与和平巩固是两件事。历史暂时地走回头路是可能的，和平发生波折是可能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存在。然而西安事变后和平实现是事实，这种情况是由多方面促成的(日本进攻的基本方针，苏联和英美法的赞助和平，中国人民的逼迫，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和平方针及停止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资产阶级的分化，国民党的分化等等)，不是蒋介石一个人所能决定和推翻的。要推翻和平必须同多方面势力作战，并且必须同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靠拢，才能成功。没有问题，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还在企图使中国继续内战。和平没有巩固，正是因为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去，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抗战。为什么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口号?为的是把我们的革命车轮推进一步，为的是情况已经允许我们进一步了，如果否认新阶段和新任务，否认国民党的“开始转变”并且逻辑的结论也将不得不否认一年半以来一切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各派势力努力的成绩，那末，只是把自己停顿在旧位置，一步也没有前进。
为什么这些同志作出这种不妥当的估计呢?原因在于他们观察时局不从根本之点出发，而从许多局部和一时的现象(佐藤外交，苏州审判，压制罢工；东北军东调，杨虎城出洋等等)出发，于是形成一幅暗淡的画图。我们说国民党已经开始转变，但我们同时即说国民党并没有彻底转变。国民党的十年反动政策，要它彻底转变而不用我们和人民的新的更多更大的努力，这是不能设想的事情。不少号称“左”倾的人们，平日痛骂国民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杀蒋和“打出潼关去”，及至和平刚刚实现又发现苏州审判等事，就用惊诧的口气发问道：“为什么蒋介石又这样干?”这些人们须知，共产党员和蒋介石都不是神仙，且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处于一个党派、一个阶级里头的分子。共产党有本领把革命逐步地推向前进，但没有本领把全国的坏事在一个早晨去掉干净。蒋介石或国民党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转变，但没有全国人民的更大努力，也决不会在一个早晨把他们的十年污浊洗掉得干净。我们说运动的方向是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战，但不是说不经努力能够把内战、独栽和不找抗的旧毒扫除干净。旧毒，污浊，革命进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头路，只有斗争和努力才能够克服，而且需要长期的斗争和努力。
“他们是一心要破坏我们。”对的，他们总是在企图破坏我们，我完全承认这种估计的正确，不估计这一点就等于睡觉。但问题在破坏的方式是否有了改变。我以为是有了改变的。从战争和屠杀的政策改变到良和欺骗的政策，从硬的政策改变到软的政策从军事政策改变到政治政策。为什么有这种改变？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不得不暂时向无产阶级找同盟军，也和我们向资产阶级找同盟军一样。观察问题应从这一点出发。国际上，法国政府由仇苏变为联苏，同此道理。我们在国内的任务，也从军事的变到政治的。我们不需要阴谋诡计，我们的目的在团结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中一切同情抗日的分子，共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摘自《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原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49页）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内部出版，19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