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唐德刚回忆张学良//新闻午报，2007.07.29
“少帅”原来任性冲动 。
1990年，尚未完全恢复自由的张学良，派人找来历史学者唐德刚商量写传的事情，两人来来往往数次交谈，就成了这部书的主体内容。时年九十的“少帅”对自己短短的自由生涯作了一番颇有意味的回顾：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本文摘选自唐德刚为《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所作序，从中可看到一个更真实的“少帅”。
他说，“他如是蒋，会把自己毙了”
张学良将军是现代中国史（甚至是现代世界史）上，一个少有的是非人物，他的是非的焦点，便是他一手主导的西安事变。没西安事变，当今中国甚至整个今日世界的局势，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是之者会说他是反侵略的抗日英雄，千古功臣；非之者也会说他是不知敌我情势，搞政变误国的乱臣贼子。至于半是半非，乃至三七、二八开……今后千年的历史家，显然对他也不会有个一致的定论。
最可笑的还是张将军自己，他对他自己所发动西安事变的是是非非的自我批评，也是是非不定的，虽然他在口头上还是一硬到底，说什么历史如走回头路的话，西安事变他还是要发动的。这是他亲口向我说的。但是他也认真地说，他如是蒋，他会把他自己枪毙了的。
张公十分欣赏我的两部书
在退休之后，正有心预备对张少帅及“西安事变”这段中国历史，考虑如何下笔之时，少帅这时也正在托人找我。首先他委托他的晚辈和助手王一方君来找我。一方不认识我，但是一方有个同学好友郭冠英，则是我在纽约认识的小老弟。一方乃改托郭君，到纽约来找我。这是1989年秋冬之交的事。
紧急飞回台北之后，我按指定时间，乘电梯上到指定的层次，当我步出电梯时，便有一位身穿便衣，却又不像是饭店雇员的中年人阻止了我，说“本楼今天不开放”。我看一看手中的纸条，说：我是应约而来的嘛。
“谁约你的？”他问。“一位张先生。”“您贵姓？”他又问。“姓唐。”我说。“您是唐德刚教授？”“是的。”我再回答。
这人忽然露出和善的笑容，并说，“张先生正在等您呢。”
说着，他便领我到单间的餐室，沙发上正坐着一老一少在谈话。那年长的戴着黑眼镜，和毛线小帽。那显然就是张将军。他站起来，脱下毛线帽，和我亲切地握手，连说“欢迎，欢迎”。
我们谈了些题外之言后，张公便言归正传地告诉我说，他之所以特地约我来相会，是他曾看过我的两部书，十分欣赏。一部是《李宗仁回忆录》，他说他未见过李宗仁，但是他和“蒋”太熟了。你笔下所写，李宗仁所说的“蒋”，就是百分之百的“蒋”。张公连连夸奖我，“写得好，写得好”，并跷起他的大拇指。
另一部书呢？原来那只是一篇短文讨论他自己的，叫做什么《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他说写他的文章，他看得多了，“是你写得好。”好在何处呢？张公说，别人所写他和“老帅”（张作霖）的关系，只是父子而已，你说我们父子俩不只是父子而已，我们父子是不同的两代人……父亲是绿林出身的旧军阀；而我则是新式军校出身的青年将领……我们虽是骨肉父子，而作风和心理，都有极大的区别。“这一点，你讲得好，也讲对了。”他跷起大拇指来，连声称赞。
“蒋发我脾气，我就把他抓起来”
张公说，他也想写一部像“中英两文”的《李宗仁回忆录》那样的书，并希望我能考虑执笔，云云。他强调，他想写一部中英两文的《张学良回忆录》。
但我第一天就发现，张学良比李宗仁“难缠”得多。因为他自以为是的个性，比李宗仁还要坚强十倍呢。
张学良先生告我说，他的弱点是他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老帅不是你的上司吗？”我说。“他是我的父亲，父亲究竟与上司不同。”“蒋不是您的上司吗？”我问。“所以他发我脾气，我就把他抓起来呀。”他说着哈哈地大笑一阵。
据张公告我，在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他在西安召集了一个干部会议，宣布这项惊人的阴谋。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言，只有于学忠和另一位高干发言。于说，“少帅，抓起来很容易，您考虑没有，以后怎么样放他呢？”张将军告我说：“我告诉于学忠，现在不能考虑到那许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
“就是这么干起来的。”他认真地说，“别人都在胡说。”说后他又哈哈大笑。
在我和张公直接接触之前，数十年来，我都认为，能干出西安事变这样大阴谋的人，一定是工于心计，老谋深算，谁知他竟是这样一个任性而冲动的人物。
李宗仁比“少帅”谦虚多了
在我和李宗仁将军工作之初，“李排长”曾向我大谈其天下国家大事，是如何如何演变起来的，我就劝他多谈谈“炒排骨”（当排长）的经验和故事，暂时少谈当时的天下国家大事，因为一个李排长当时能知道多少军国大事呢？
这时李公心怀不服，我是可以察言观色的，后来李排长做了上将司令长官了，他又同我大谈其二战期间，英美对大战的政策是如何如何，因此我们对同盟国的政策，也应该如何如何。要我详细地记下来，我很客气地问他说：“德公呀，您这些国际情报，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是在抗战中期，他以五战区司令长官身份，回重庆述职，参加中央纪念周，“听孙科说的”。
我又问，“孙科的话就可以一言九鼎吗？”他信心开始动摇了。“我怕全部记下来，在将来的国际版上，会引起笑话呢。”
李公若有所悟地看着我，连说，“抽掉，抽掉！”
在和张学良说话时，我就想到李宗仁。只是李比张谦虚多了，毕竟是炒排骨出身的嘛，哪像张少帅，一离开军校就当上将官呢。
张将军还说，信了基督教，他的整个生命也发生了变化，首先基督徒是不准有多妻制的，我得同我太太离婚，再和“现在太太”结婚。
他又说，他夫人相信人世上任何事物，都是上帝安排好的，所以她极力反对写什么回忆录，但是张某自己的看法倒稍有不同。写回忆录只是替历史留下一点真实的故事，免得人家胡说罢了。“那就开个头嘛。”他说：“以后我们也可以跟李宗仁一样，找哥伦比亚大学……”
他说这话，我知道他心里会在想，“写一部回忆录，我讲你写，有什么天大的了不起呢？”
这是张学良先生第一次和我见面。我在大学课堂里谈了三四十年的张学良，这次才见到一个与我理想中完全不同的真的“张学良”。
怕伤害蒋夫人，许多话不愿“直说”
查阅了大量资料，我终于写出以第一人称的海城张氏的《关内源流》和《关外定居》的两篇草稿，送请少帅增减和更正。张公看了我的草稿之后，虽也不无赞词，但是他说他希望我做第一人称，他自己只做提供口述史料的“第三者”。“为什么呢？”我不免好奇地问他。他解释说，他不愿伤害蒋夫人，蒋夫人待他太好了，甚至救了他的命，因此有许多话，在蒋夫人还活着的时候，他不愿“直说”。
身边既无书记，也缺少足够时间，我就到香港和大陆开会去了，回台时已耳目一新了。这时张公已获得了人身自由。当局为宣布此好消息，并要为他举行个九旬大寿的庆祝会，需要九十位“发起人”。张公把我的名字也放进去了。我为之大惊，问他能否将我的名字删掉。少帅九十高寿，在台湾纵列出个两百位发起人，也轮不到我。今日列名其中，会惹起宝岛政学两界不必要的反应。张公还笑我多心，连说不必顾虑。
果然就在此时，台湾报纸登出了我为张公作传的惊人消息。北京的报纸，随之披露。接着，谣言传出，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先生，也在查讯此事（后来宋兄还特地向我说明，他未尝过问）。此消息一经传出，张学良先生首先就慌了，他刚刚重获自由，难道又要回去？
其实这都是“做贼心虚”的空紧张。据说那时的台湾当局，并无意要为难我们。返美之后，我把这故事告诉了哥大黎教授，黎君是个研究近代中国的专家，对张学良也极有兴趣。我告诉黎君，张学良不久可能来纽约访问，我将介绍他二人和一些相关学者见面，就照《李宗仁回忆录》的前例，找几位青年有为学者，担纲挑大梁，以期其成。
纽约之会的阴错阳差
果然不久，新获自由的张少帅，就驾临纽约。住在一位贝夫人家里。贝家地处纽约市内最繁华的五马路中段，和蒋宋美龄居处相去咫尺。张少帅坐了五十年的大牢，这次忽然飞到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来，纽约华人社区为之轰动，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他自己多少也有点飘飘然。
在一个小型宴会里，我向他说出，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部，有意邀请他谈谈合作写传的事。张公闻之大为兴奋。他说他的一切交往全由贝夫人负责安排。为此我就通知贝夫人，约好了日期，并在敝寓邻近选择了一家最好的中餐馆。
约期前三日，我就打电话提醒贝夫人一下，到期我会亲自开车来接。先到我家来一个闲谈的酒会，酒后再去餐馆用餐。谁知贝夫人竟然轻松地说：“汉公走了呀。”
我说，“我们不是约好的吗？”“他等不及就走了嘛。”“走到哪儿去了？”我再问。“到Florida去了哎！”她说。“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呢？”我不必要地再问一声。
“他不回纽约了。”她说，“直接回台湾去。”
这对我真是五雷贯顶。但是我对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太，和九十岁的先生的失信，抱怨又有何用呢？
谁知事有意外，在大致一个月之后，一天我在纽约街头，忽然碰到一位早年的中国学生，现在纽约一家华人教堂做牧师。他正在找我，并说他要请我吃饭，因为张学良将军每个星期天，都在他的教堂做礼拜，他要约我同张见见面，因为他知道我对张有很大的兴趣。
回来后，我便立刻向贝夫人打电话，问她为什么说不实之词。贝太太说，邀请少帅的人太多了，怕他身体吃不消，所以就借口辞掉一切应酬。我要求与汉公直接通话。张公拿起电话就说，“德刚，你不是要请我吃饭嘛？我在等你邀请呢！”
听到张公的抱怨，我真像汽车瘪了胎似的，大叹一口。最后我们再重新约过，在原餐馆，定了原样的酒席。
九十岁老顽童一切都听夫人的传说中的张少帅，曾亲自开飞机，并曾带着位意大利籍的女友，在北平（北京）天空翱翔袜?又说他在西安事变前，在1936年夏某日，曾亲自开飞机去延安（或保安），与周恩来秘密会谈，奠定了共张之间的“联合阵线”，云云。大致都是类似的想象之词。
风流少帅当年，身边真是姬妾成队，美女如云。要啥有啥，谁敢不听少帅的指挥？可是五十年之后，就只剩老太太，赵夫人一人了。如今饮食起居，安内攘外，一切都得听夫人的话了。“我有时发大脾气，我太太还是让我的。”汉公不免有时还在吹牛。“平时不发脾气呢？”我嬉皮笑脸地问他。“那当然都由太太做主。”汉公诚恳地说。
这晚这个“张作霖的儿子”兴致特别好，在餐会上讲了许多有关男女关系的笑话。把个一向端庄肃穆的“袁世凯的孙子”和孙媳，都笑得前仰后合。张学良在纽约玩得昏天黑地之时，那孤零零一人，在三藩市含饴弄孙的赵夫人，便在华文报上和私人情报圈中，得到了张少帅返老还童的小报告。赵氏紧急电召无效之后，还得御驾亲征，才把个九十岁的老顽童，抓了回去。
千不该，万不该，是张学良不该有张大嘴巴，他常常公开地说，什么赵夫人可敬，贝夫人可爱！更糟的是张学良这个国际驰名的大Playboy又口无遮拦，专门欢喜讲男女关系的笑话，甚至作了一首打油诗，挂在口边，嘲笑自己什么“自古英雄皆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我虽不是英雄汉，却也好色似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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