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陕西周、户、兴地区农民武装暴动始末
陈云樵
一
一九二九年是陕西历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大年馑”。连续大旱三年，赤地千里，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吃光了草根树皮，挖尽了哄肚子的“观音土”，甚至父子相食，卖人肉者时有所闻，全家饿死的到处都有，哀鸿遍野，饿莩载道。如现在西北农学院的校址一带，纵横数十里，就是当年灾民死亡一空的了荒地。城镇卖儿卖女的所谓“人市”上，头插草标，按价格排队，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只卖几升粮食，凄情苦状，惨绝人寰。许多县挖掘了万人坑。如周至县就有七个掩埋队，每天不断地把死人、甚至把饿倒不能行动还活着的人(在抬的时候，有的呻吟，有的还喊“我活着呢”)，名曰：“为了卫生和观瞻”，都被扔进了“万人坑”，真是惨不忍睹。
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之后不久，先是蒋介石与冯玉祥合流，共同反共，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继而蒋冯分裂，他们各自为了扩大地盘和实力，爆发了蒋、冯、阎的中原大战。陕西是冯玉祥统治的主要后方。冯军日夜抓丁索款，抢夺粮食，翻箱倒柜，敲诈勒索。地主豪绅则乘机催租逼债，高利盘剥，兼并土地，渔肉人民，逼得少壮者不是被拉丁，便是流离失所，远道乞食，老弱者不是上吊跳井，就是饿毙沟壑，其状至惨。
天灾人祸，使广大农民和城镇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劳苦人民要生存，就要奋起反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爆发了周、户、兴地区轰轰烈烈的农民武装暴动。虽然暴动失败了，但它的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在陕西农民运动史上，写下了值得纪念的一页。
二
一九二九年四月间，中共陕西省委任我为关中西府地区区委书记，任务是：(1)恢复和发展地下党的组织；(2)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暴动；(3)进行军事武装活动，开展游击战争。并要我在国民党内活动个公开身份，以利掩护工作。我通过国民党陕西省党政训练班班主任李尚的关系，给我安排了国民党周至县党部委员的头衔。经中共陕西省委同意后，于四月初即赴周至进行活动。
在周至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积极发展地下党组织，先后建立了九个支部，并建立了许多单线联络网。
(一)周至县四个支部：(1)城关支部，书记张辉；(2)终南支部，书记李效乾；(3)祖庵支部，书记袁铭山；(4)共青团支部，书记蔺孝儒。
(二)兴平县二个支部：(1)马家滩支部，书记姬永安；(2)岳阜村支部，书记姬封西。
(三)岐山县一个支部：益店镇马尾沟支部，书记周兆歧。
(四) 扶风县二个支部：(1)菊村支部，书记冯殿安；(2)马家堡支部，书记白怀德。
建立单线联系的有：凤翔县的魏青宣，武功县的李维翰，兴平县的张含辉、张百忍，扶风县的李特生，礼泉县的秋步月。还有渭南县的张××(渭华暴动后，逃到武功滩区某寺院隐蔽当了和尚，经我了解后恢复了组织关系)。
区委委员有：张辉、张养成(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吴焕然。
在恢复和发展党的地下组织的同时，除开展农运工作外，并与地下武装的首领，眉县的王老汉(名字忘了)，武功县的陈其武、黄彦文，兴平县的朱佐洲进行联系。还策动扶风县的杨万青赴西府进行军事活动。杨原是甄寿山部的团长，被宋哲元缴械后，当时住闲西安。
六、七月间省委书记杜衡(三三年被捕后叛党)，曾来周至视察西府(西安以西关中各县)工作，他对我们工作的开展很满意，令我们进一步发动抗丁、抗款、抗粮运动，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并通知省委决定任我为省委军委委员。因为我们工作进展十分活跃，十月间，特务给国民党报告，说我是“共党分子，进行农运军事活动，企图军事暴动”。国民党省府主席宋哲元电令周至县长杨曾润：“逮捕共党分子陈云樵就地正法”，幸因杨给我透露了消息，我即将工作交张养成负责，潜离周至，转入马家滩一带进行地下活动。
三
十一月间，我去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西府农运中心马家滩的邻村——周至县属临川寺，由于警察下乡催款，吊打农民，官逼民反，在党员的宣传鼓动下，由贫农周七率领农民数十人，打跑了警察，乘势举旗造反，一呼百应，燃起了武装暴动的火炬。
(一)猛攻终南镇，痛打劣乡绅。这支农民武装，从临川寺马家滩聚集出发时只有百余人，手持梭镖、大刀、木棍一举攻进了终南镇，砸烂了乡公所，痛打了平日作恶多端的乡吏豪绅，激励了长期受压榨的饥饿农民纷纷参加农民军，暴动的队伍当天就骤增至八百多人，声势大振。
(二)攻克周至县，活捉杨县长。农民军第二天拂晓到达周至县城。县长杨曾润闻讯异常恐慌，紧闭城门，令警察登城防守，并召集土豪和党政人员，商议抵抗之策。这时农民军从东、北两城墙架起云梯，奋勇攀登，喊杀之声，惊天动地。杨县长吓破了胆，率武装警察二十余名，由西门落荒向眉县方向逃窜，到哑柏镇以西地区时，即被我地下武装陈其武部截击捉住(后在管押中贿赂看管人员脱逃)。收缴长枪十余支，短枪数支，俘获警察十余人。
农民军攻入县城后，砸烂敌党政统治机构，打开监狱放出人犯，开仓放粮，救济城乡灾民，深受广大劳苦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但由于没有党组织的具体领导，缺乏周密的组织性和计划性，第三天忽然全部撤离了周至县城，将部队向东开去，又去攻打户县县城。
(三)攻破户县城，震撼全关中。农民军气势汹涌地攻到户县城下，架起云梯，奋勇攻城，吓得守敌胆战心寒，一触即溃，狼狈逃窜。敌政府官吏豪绅哭爹叫娘，争相逃命。农民军攻入县城内，即将县党部、政府、法院、税所等统治机关全部捣毁，释放出监狱全部人犯，开仓放粮，市民鞭鸣、夹道欢迎。饥民们获得了粮物，无不笑逐颜开，欢庆自己的胜利。
由于农民武装暴动的胜利，几天内连克周至和户县县城，威震关中，动摇了敌人的统治。西府地区各县的守敌惊慌万状。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急令开往河南增援蒋、阎、冯大战的门治中旅，星夜调往户县，围攻农民造反武装。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用梭镖、马刀、木棍武装的农民军，死伤惨重，队伍很快瓦解逃散了。
(四)尼空寺集中整编。农民军暴动消息传到西安后，省委令我星夜赶回。我到马家滩时，打散的暴动农民已纷纷逃回家里。我了解了暴动和失败的经过情况后，就一面通知各县地下武装和农运负责同志，约定时间，令其率队到河北岸的兴平县属之尼空寺镇集合，准备二次攻打周至县城。我遂带少数干部赶往尼空寺组织布置，同时派人到兴平县城侦察情况。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我们又集合了约两千人，近二百条枪支，经过会议研究确定了统一组织，制定了作战计划，成立了总指挥部，我任总指挥兼政委，副总指挥由牛汉臣担任(牛是河南人，是临川寺一带农民秘密拳会的教师，非党群众)，政治部的成员有张辉、吴焕然、李特生等同志，并分别负责各支队的政治工作。总指挥部下边分编五个支队，一个独立大队。一支队长周七(临川寺一带农民领袖)，二支队长陈启武，三支队长黄彦文，四支队长王老汉，五支队长朱佐洲，独立大队长李茂森。
(五)再攻周至城，激战横水沟。从各地集合的农民武装，经过编整后，宣布了纪律，进行了政治动员，战士们磨拳擦掌，斗志昂扬。各支队积极备战，捆扎云梯，擦拭武器，随即整队出发，入夜接近县城，立刻包围了四门，按原计划集中兵力主攻西城门。指挥部设在西门外约一百米远的大土堆后面。凌晨一点钟的时刻，各支队指战员趁黑夜掩护运动至城墙根下，首先由一支队架起云梯，指战员们争先恐后地登攀，谁知守敌已得到情报，早有准备(我们的情报有差误)。农民军正要登城时，敌人忽然到处扔下火把，亮如白昼，并向群集城下的农民军连扔炸弹，排枪齐发。我登云梯的指战员纷纷死伤坠下。虽然我们集中火力予以还击，但因我方枪少弹缺，压不住敌人的嚣张气焰，攻势受到挫折。看到生龙活虎的战士们死的死，伤的伤，我的肺都要气炸了。我推开身边指战员的阻拦，提枪冲到城墙下助威督战，战士们看我到了第一线，在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又发起了冲锋。周七支队长身先士卒，冒枪林弹雨奋勇登上云梯，可惜在冲上城墙的一刹那被敌人击中，坠下云梯，负了重伤。其他各门进攻亦无进展。眼看天将大明，为了保存实力，我即下令放弃攻城，令部队向眉县方向转移。及至我们到达眉县横水地区时，发现周至之敌尾追而来，还未接火，突又听到西进道路上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我军受到敌方有计划的前后夹击。横水地区南靠秦岭，北靠渭河，不利于防守，而我们又主要靠梭镖、马刀拼命。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情况下，农民军被打散；王老汉、陈起武带少数人退入南山；黄彦文撤回武功；我带少数人被迫北渡渭河，到了礼泉县属的史德镇。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武装暴动就这样失败了。
四
虽然暴动失败了，但我们没有丧失信心。我一面派吴焕然赴西安向省委汇报，一面在史德村召集了整顿会议。参加的人有：秋步月、张辉、张百忍、朱佐洲和我。会议讨论总结了经验教训，并研究决定：
(一)继续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恢复农运和军运工作，进行秘密串连，宣传大好形势和党的政策，准备开展游击战争。
任务和分工：(1)周至由姬永安、李效乾、袁铭山和非党员王德宣(黄埔学生)，负责进行活动。(2)兴平由张含辉、张辉、张百忍、姬封西和朱佐洲负责活动。(3)礼泉由秋步月负责活动。(4)三县联络员由吴焕然负责。
(二)决定成立秋步月支队和张百忍独立大队。
会议召开期间，吴焕然从西安返回，带来一个名叫张生荣的叛徒，名义上是来为省委取款的，但省委秘密指示说，根据确凿证据，张被敌人收买，出卖组织和同志，令我处死张生荣。我即交秋步月同志当晚将叛徒处死，扔在枯井里，为组织除了大害。
会议结束后，我派李特生赴眉县鹦哥嘴和何思源同志策动当地民团起义。以后暴动成功，任何思源为支队长，李特生为政委。我亦赶赴武功、扶风、岐山一带联合杨万青部。
以上是陕西周、户、兴地区的农民武装暴动的经过简况。希望当时参加运动的同志，多提出意见，补足疏略或遗漏的地方。
注：张生荣原是长安县地下农民党员，一九二八年六月我任地下省委交通主任时，经组织调来当交通员。当时交通站设在西安东大街(就是现在陕西日报社的东隔壁)，开了个杂货铺以做掩护。工作还未展开，敌执法队即来抓我，适我外出，幸未遇害。以后经省委查明，系张告密。张还出卖长安县地下组织，使许多同志被害。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西安市政协供稿)
《陕西文史资料》（第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