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了解的郭坚
窦荫三 耿端方
很早以前我们就想对郭坚的生平事迹写一点回忆，嗣因种种原因未能动笔。年岁易逝，转眼我们都是八九十岁以上的人了，如果再推拖，恐怕要成为终生的憾事。窦与郭系同乡同学，对郭坚青少年时代的活动比较熟悉。耿从1916年起随郭坚参加戎马生涯近十年，在一些军事活动和私生活方面了解的还不少。事隔六十余载，年深日久又无文字记录，加之记忆力也在不断衰退。往事大多印象模糊，根据追忆写成的这篇文章可说是挂一漏万。请知道详情的郭部元老同仁补充订正，同时，我们对郭的评价，只是区区我见，并请予以批评指正。
郭坚字方刚，原名振军。陕西蒲城县东南乡平陆村人。1887年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以农耕为业，喜爱地方戏碗碗腔的乐器，在农闲演出中尝充当乐师。(对郭以后喜好乐器有—定影响)方刚青少年时聪颖异常，博闻强记，敏而好学。性刚正不阿，崇侠尚义，见不平事辄愤然作色，挺身而起。有匡时济世之壮志，与一般农村青年迥乎有异。辛亥革命后始改名为“坚”，其意为矢志革命坚决到底，不半途而废。号方刚者，示其待人处事必须有严肃的原则性，力戒从意气出发，急躁任性。现将其生平事迹及对陕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的贡献略述其梗概，以免湮灭。
一 不平凡的青少年时期
1895年前后郭坚就读本村私塾。刻苦学习，孜孜不倦。在文化知识方面，收获颇多，深得老师和同学的赞赏和嘉许。戊戌维新以后，废科举，废私塾，改设新式学堂。郭坚为了进一步深造，接受新思想，乃改而就读于蒲城县立高等小学堂。在学习中接受了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思想。当时我国正处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侵略，外祸日亟，国家民族沦于垂危，风雨飘摇，朝不虞夕。清王朝政治日益腐败，财政困难。为了偿付外债和战后赔款，对内加重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官吏贪污枉法，贿赂公行，农村经济至此更加衰败。人民生活困苦，形成哀鸿遍野，十室九空的惨象。郭坚这个心怀志义的热血青年，目睹这种惨况，怎能不悲愤填膺，痛心疾首!另方面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运动，正风起云涌，弥漫全国。革命党人在失败中，步着先烈的血迹，再接再厉，以更加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和排山倒海之势向清王朝垂危的统治不断的冲击。农民自发的反清风暴，同样如火如荼，汹涌彭湃。郭坚这忧国忧民，素具匡复国家大志的进步青年，在这样的革命形势激荡下，自然不能安心于“闻铃上课，闻铃下课”静如一潭死水的学校生活。1908年震动全省的“蒲案”以后，郭坚的思想，受到颇大的刺激，深刻认识到：坐而学，不如起而行，空谈不如实行。此后郭把主要精力放在从事实际的、有益于革命事业的秘密社会活动。有意识地和具有进步思想的人士如常明卿、张斌、张东白等结交，并虚心向他们学习求教。同时又和在地方有一定社会势力的“哥老会”首领人物及其在社会上行侠仗义的“刀客”如党玉琨、王珏、李雄三等知名之人，暗中联络，结成团体。在蒲城一带，逐渐发展形成一股颇有社会影响的潜在势力。
1911年，辛亥革命军兴。陕西革命前辈张凤翙等人，在西安揭竿而起，响应武昌起义。郭坚在蒲城闻讯后即率同他有联系的同仁志士，星夜驰赴西安，投身秦陇复汉军参加战斗，为推翻清王朝在陕西的统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辛亥革命胜利以后，在陕西建立了以张凤翙为首的民主政权——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府。郭坚先在新政权宋相丞的外交司任职。因对此项工作缺乏兴趣，且亦非所长。不久去陕西秦陇复汉军东路招讨使陈树藩部任冯翊军巡缉营营长。耿直任该营连长，驻防白水、大荔、蒲城等地。这个巡缉营组建于仓卒之间，成员均为地方自愿参加者，素质复杂，未经训练，纪律松弛。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发生了抢掠人民财产的严重违犯军纪事件。张凤翙闻悉其事极为震怒，责令陈树藩查明后，对为首肇事人予以严厉惩办，决不允许宽姑，并明令取消巡缉营的番号。陈察知此案的主犯是副营长周日新(和陈有私人关系)，并非郭坚。为了向上级交待其事，遂将周日新及其所带领的14人明正典刑，给以枪决处分。郭坚以驭下不严而给予免职处分。
郭被免职后，流亡河南镇嵩军刘镇华处，约有年余时间。后河南“白朗”率众来陕西，郭坚得讯后，立刻由豫返陕，同胡(景翼)、耿(直)等人追随陈树藩率军追剿。斯时，陈未给郭任何名义。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为了篡夺陕西革命政权，密令陆建章率大军入陕，佯称追剿白朗，实则借此口实，对陕西新建的革命政权，实行军事颠覆。结果陆建章代替张凤翙为陕西督军。从此陕西辛亥革命所建的政权，落入北洋军阀之手。
二 陆建章上台，陕西各路义军逐陆(建章)时期的郭坚
张凤翙被调离陕，陆建章粉墨登场以后，为了安抚、拉拢陕军各部为其所用，逐步分化瓦解陕军各部的领导核心，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先后采取许多对策与措施，以达其目的。如调派陈树藩为陕南镇守使。表面上表示重用以羁縻人心，实际上是调虎离山，以割断陈和陕西关中各军的联系。同时实行野蛮的封建军阀专政，对陕西知名人士，同盟会员实行残酷的迫害。马开臣、王绍文等都先后遭其毒手，被以土匪为由杀害者不胜枚举。财政经济上，侵渔、掠夺民脂民膏，供其豪奢的享受，陕西人民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激起更为强烈的愤懑。代表陕民利益的陕军义士，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乃于暗中互相联络，以地方、革命的大局为重，消弭了各部之间的成见，组织以陈树藩为首的逐陆联合军事阵线。积极组织、蓄积力量，以便待时揭开逐陆的军事战斗。
陈树藩在赴陕南镇守使之前，曾有意识地把郭坚、胡景翼等精锐力量，分布在渭北各县，以便与原驻渭北的曹世英、高峻等部互相声援，互相策应。
1915年2月，郭坚、耿直、曹世英、高峻等首开逐陆战幕。狡诈多端，老谋深算的陆建章，为了分化陕军各部的团结，利用“以陕人制陕”的恶毒手段，用高官厚禄收买陈树藩为其效力，将陈由陕南镇守使调为渭北剿匪总司令。此时所谓匪者，即郭、耿、曹、高逐陆联军。当时，逐陆联军在军事力量上与敌相比众寡悬殊、强弱异势，乃向陕北作战略转移。陈树藩竟率刘世龙、胡景翼等部向北进的逐陆联军突然发动袭击，借此以取信、邀宠于陆建章。陈为了拉拢胡永远为自己忠实效力，挑拨胡与郭、耿、曹、高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在蒲城北乡一次胡袭击联军的战斗后，提升胡为补充营营长，命住富平整编。另一方面与郭、耿、高、曹暗通消息，表白自己对联军持中立态度。
1916年春，陆派其子陆承武为陕西陆军第1旅旅长，统率精锐部队专责讨伐。陆承武率师北上，进驻富平，逼胡尅日北进，追击向陕北转移的逐陆联军。以郭坚为主体的逐陆联军向陕北作战略转移，目的在于诱敌主力北上，分散关中守敌的防御力量，然后挥戈南下，以优势兵力，一举歼灭陆军，并非真正的败退。当胡在富平被陆承武逼迫北进之际，胡设计诱擒了陆承武。逐陆形势的突变对联军非常有利，郭、耿、曹、高得到胡的情报后，星夜回师关中，神速袭击三原守敌，一鼓占领三原。并乘胜向咸阳、泾阳、礼泉及西路一带驰进。在不断进击中，接连获胜，削弱了陆建章的有生力量，壮大了联军的声威，形成了对西安包围的大好形势。
陆建章在西安闻听爱子被擒，目睹联军节节进逼，西安危在旦夕，败局已定。为了挽救爱子于不死，保全个人搜括之金银于不失，约请西安教会的外国传教士从中斡旋，以联军释放陆承武并保护他们安全离陕为条件，愿主动交出陕西军政大权。陈树藩这个投机分子、野心家利用个人在陕军中的威望和地位，以维护陕西革命利益为幌子，与陕军各方经过草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完全接受了陆建章的下台离陕条件。联军各部将领因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在陆、陈互换条件的协议中，为其利用，充当了陈的工具。
三 新军阀陈树藩的暴政，郭坚讨伐张勋复辟
陆建章下台后，代之以陈树藩为首的封建统治。以陈代陆，实质上是军阀互换，陕西人民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并未得到丝毫实际利益。
陈树藩取得陕西政权以后即撕去假面具，把投机革命、假冒进步的真面目暴露无余。他急不可待地向窃国大盗袁世凯上表称臣，卖身投靠。1915年袁世凯改元洪宪，恢复帝制。在举国上下沸腾的讨伐声中，陈树藩为了个人一己私欲，竟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向袁称臣，通电拥护。1915年12月23日袁封陈为三等男爵，陈树藩受宠若惊，感激零涕。正当陈树藩肝脑涂地报效袁贼之际，洪宪夭折。北洋军阀另一头目段琪瑞续袁上台执政，陈又二度卖身，投靠段琪瑞，参加北洋军阀所组织的督军团。在政治上完全沦为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在历史上称为的“护法”之战中，陈成了北洋军阀的忠实走卒，彻头彻尾的新军阀。
陈为了巩固其在陕摇摇欲坠的政权。对在联合逐陆战争中作出贡献、建树功绩的各部将领，按其和自己私人关系的远近、实力大小、驾驭难易分别授以官禄，以羁縻其心，为其所用。编郭坚为陕西警备军，下属六个步兵营和一个骑兵营。任郭为警备军统领，驻西安。其好友耿直为帮统(即副统领)驻凤翔。其各营营长为：张铎、李东才、李夺，简大猷、王珏、林禄娃等；骑兵营长为党玉琨。其余曹、胡、高等亦各编为正式的团营，不赘述。
陈在陕的统治地位，经过—段时间的惨淡经营，逐渐得以巩固，反陈的政治势力暂时销声匿迹。陈在和郭坚的交往中，认识到郭坚是一个性格刚烈、持正不阿、原则性较强、难予驾驭的人物；其密友耿直又是一位有政治思想，胆略过人，有远见卓识的人物。郭、耿两人结合在一起，无异为虎添翼，相得益彰。对他在陕西的统治，将成为心腹之患。因此，陈和郭之间的关系，表面上形似亲近，并且付于一定的重任，实则包藏祸心，早有戒备，存借机剪除、消除隐患的阴谋。1917年张勋复辟清王朝，陈以出兵讨伐为名，命令郭坚东渡黄河，假道山西讨张。但陈在郭出兵以后，给山西的阎锡山发出密电，诬称郭坚叛变，妄图渡河作乱，为祸山西，浼阎合力剿除。阴谋假手晋军消灭郭坚。可惜当时郭坚不察陈之罪恶意图，误中奸计，终于在山、陕两军的夹击之下，全军溃败，郭本人仅以身免。在韩城龙王山以北渡过黄河返回陕西(此处陈未派兵防守)。经过这一事件的血的教训，使郭坚深刻认识了陈的政治面目和丑恶的道德品质。
郭渡河返陕后，沿途收集流散士卒，退至凤翔。其时国内政治形势，正处在南北议和时期，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南方革命政府，为谋求国家统一，共御外侮，实施经济建设，在政治上主动团结北洋军阀，并在政治地位上尽量予以让步，以达到统一的目的。但是反动的北洋军阀则拟借此以达到独吞政权的目的。陕督陈树藩，政治上、军事上忠实执行主子的意志，在行动上和北洋军阀亦步亦趋，采取种种反动措施，镇压陕西革命人士响应和促进南北统一的活动。为抗拒新派任陕西省长李根源到任，以“莫须有”罪名谋害同盟会革命人土李歧山、康逸儒等。另外还有几位陕西进步人士，也都先后惨死在陈的屠刀之下。此时的西安城沉浸在腥风血雨之中，到处是白色恐怖。当时，陕西警备军统领耿直，对此情况义愤填膺、忍无可忍。与郭坚等密商以后，遂派其妻兄范润生先生密赴广州晋谒孙中山先生，向孙口头汇报陈在陕的政治背景与作为，陕西各派军人的政治态度与动向以及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请求给予指示。孙中山先生认为：陕西的政局应由陕西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协商解决，因时因地制宜，并授颁陕西靖国军名义，责成耿直权宜处理其事，期使陕西的政权稳稳地掌握在革命者的手中，把陕西变成国民革命的基地之一。
四 耿直在西安起义，郭、耿联合揭出靖国军旗号，
联合各部共同讨伐陈树藩的经过
耿直遵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积极部署，组织推翻陈树藩的革命活动。在西安暗中与有关各方人士，共同密谋商讨对策。当时北洋军阀政府批购给新疆一批枪枝弹药，要经陕西西运，决计待这批枪械运到邠、长一带时，将其截获，造成事件。同时由高峻在白水一带策动起事。其时，西、北两处告警，转移了陈的注意，西安的兵力必然削弱，此时由耿直在西安发难，必能稳操胜券、胜利在握。当这批枪枝弹药到潼关后，驻在临潼、渭南的陈部骑兵团连长刘锡麟(参与起事的成员)竟想在渭南拦截，害怕到邠、长后他得不到实惠。于是连夜赶到西安见耿申明其意图。耿向刘一再说明提早在东路举动会打乱原先的部署，造成全盘混乱和失利，要刘以大局为重。但刘不愿坐失与己有利之良机，因而耿的说服工作终不能扭转刘的错误主张。不得已决定刘迟一天行动，待运枪车辆到临潼后再动手拦截，以便争取时间给西路部队和由山西返回凤翔的郭坚传递情报，按新计划部署行动。当时还约定刘返渭南后，即着连安儿(绰号疯子安儿)来西安给陈树藩送信，乘间刺杀陈，得手后即令全城陈军交械。10月26日连安儿持刘亲笔信由渭南到西安，连向陈面呈书信时神色仓皇，被陈斥退，行刺计划未遂。27日拂晓，刘锡麟由临潼送来消息，告以西运新疆的枪弹及押解部队之全部扣留，正在组织部队前来西安接应等情。耿当时面临安儿行刺未遂，临潼劫截之举已见诸行动，形势异常严峻、紧张，刻不容缓。耿为了掌握机先，便想出一条假缚连安儿，派兵亲送北院来收拾陈树藩的计谋。27日约9时许，警备军司令部、副官张德义带卫兵马弁30余人，假绑连安儿至北院，同时派兵一排抢占南门，一排占领钟楼，一排占领鼓楼等制高点。除鼓楼因北院枪声猝发，守军警觉未能得手外，南门、钟楼均顺利由耿军控制。进北院假献刺客的部队，被督署副官长汪毅卿拦阻，嘱将刺客留下，押送人应立即退出。事态极为紧张，连安儿心慌，即出枪将汪击倒。于是北院内枪声四起，一片混乱。陈乘乱越后墙逃命。警备军城外驻军此时陆续进城，城内多处展开激烈的巷战。耿当时在西安的兵力共约600余人，枪枝不全，弹药不足。而陈在西安的兵力不下4000人，而且装备精良。双方激战一昼夜，相持不下。临潼刘锡麟部虽应约来援，但人数有限，实战经验很差，新募之兵多系乌合之众，制胜不易。耿直鉴于力量悬殊，西路郭坚援军未到，乃决定退出西安，向西路转移，待汇合郭坚后再寻机战斗。由10月27日发动的西安起义，在血战三日三夜后，于10月29日晚全军撤出。轰轰烈烈，名震遐迩，至今犹为人传颂的“西安打炮”之壮举，至此暂告一段落。
撤出西安的耿军，行至周至县界时始与援军郭坚相遇。郭、耿会师后，经过会商，遂在周至组成陕西靖国军。郭任司令，耿为副司令。随后耿退保岐山，郭回防凤翔。
不久，陈以全部精锐之师跟踪追击，包围岐山十余日不下。后由姜宏谟说项着耿退出岐山向西安挺进，再使胡景翼部，佯装追击，以迷惑陈的耳目，寻机夺取西安。老谋深算的陈树藩，对此早有防备。当胡军靠近西安时，立即命令直接追击，不许假道西安，因而姜、胡的打算又全部落空。嗣后，与陈的追兵在富平美原激战五六天，这才联合高峻在澄城、郃阳一带绕了一圈，乘机攻占白水县城。郭坚此时亦由凤翔赶来白水汇合。
郭坚未到白水之前，陈树藩曾派人向郭说和，封官许愿，诱以名利。郭忠实于革命、忠实于与耿的战斗友谊，不为高官利禄所动，对陈的来使嗤之以鼻，并用整军东指白水的实际行动，来回击陈的诱降阴谋。
郭与高、耿在白水会师后，经过研究， 从新正式宣布遵从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命令，成立陕西靖国军，司令郭坚，副司令高峻，参谋长耿直。通电全国，并上报广州大元帅府，正式举起靖国军的革命旗号，与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遥相呼应成为一体。
靖国军建立后，主要将领对立脚地，即根据地问题，曾经进行多次慎重的讨论研究和选择。最后确定以蒲城县较为理想。首先，蒲城北与白水相连，西接耀县(系友军曹世英驻地)，往北直至洛川等地，均可衔接；其次，蒲城物阜民丰，交通便利，而且民俗强悍，人材济济，有利于补充兵员，扩大部队。因之决议占领蒲城。12月14日拂晓开始了攻打蒲城县城的战斗。耿率一部兵力，绕道西边上西南城，郭率一部兵力进袭东城。耿部顺利地登上城墙，夺占西城门楼，打开西门，其先头部队攻入城内占领了城隍庙一带。后因抢夺军马，敌军冲出，后续部队被乱兵冲溃。耿在城上正挥兵向南城推进间不幸负伤牺牲。攻城战争，因此功败垂成。
在郭、耿部蒲城战役的同时，胡景翼部的张义安，在三原县发难讨陈，胡景翼、曹世英分别以陕西靖国军左右翼名义响应。嗣后各巨头在三原县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合力进攻西安。胡部担任进攻西门，曹部进攻北门，郭、高部进攻东门。因为在三原军事会议上，只制定了一个简单的进攻原则与各部的分工，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实行统一的指挥和领导，所以在战斗中各自为战，减弱了进攻的力量，围攻数日迄无成效，形成对峙局面。于是协商决定暂时撤退。郭、高率部退至渭北交口，关山一带。曹军退至高陵、临潼的相桥、栎阳等处。胡军驻三原、富平、泾阳等地。张义安退守周至。为实现统一领导，调整靖国军各军的关系，又经协商决定迎请孙中山先生时代的老同盟会员，名望素孚的于右任先生为靖国军总司令，辛亥革命时在陕西任师长的张钫为副总司令。总司令部下分设六个路，每路各设置司令、副司令。第一路司令为郭坚，二路司令为樊钟秀，三路司令为曹世英，四路司令为胡景翼，五路司令为高峻，六路司令为卢占魁。建制完成后，各军即在原驻地进行休整，以备再战。
1918年郭坚进攻大荔驻防的陈军，战斗持续20多日，城不能克。陈率精锐部队，亲临大荔增援。以数倍的兵力，将郭围困在大荔西南的羌白镇。绕城四周深挖堑坑，遍布陷阱。并于冲要处所，置重兵防守，意欲一战全歼郭部，永远消除后患。郭被围城中，面对强敌，毫无惧怯，运用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针对敌人的弱点，实行奇袭，挫败敌军，激励自己的士气，以争取战争的胜利。部队的战斗力因而越战越强。如在围城初期，直至夜晚，经常组成10至20人的小部队，潜入敌人的要害阵地，乘其不备，突然放火袭扰，使敌张皇失措，不知敌从何方来?每次出击均有所获。枪枝弹药，食物给养大部分靠此办法补充。有一次出击竟获得战马20余匹。与此同时，郭还给三、四路军司令曹、胡写信求援。
守城后期，郭以援军姗姗未到，城内粮草又渐不继，长期困守下去，损失将更重大。另外，郭考虑到陈的主力被吸引到羌白，陈在其它各处的守御力量必然空虚，与其固守羌白不如突围转移，主动进攻其它陈军薄弱地方，对整个战局更为有益。经协商决定以后，即于6月上旬开始突围，其部署为：
1、李夺支队长(相当于团长)协同参谋长马凌甫，率刘福田、王步云(即宽儿老四)两个支队的大部，出东门，向东南方向经沙苑在孝义附近渡渭河，冲过西潼大道，由华县、渭南之间进南山，直驱商洛，与靖国军二路军樊钟秀部先汇合，扩大地盘，视关中军事情况的变化，再定行动。
2、郭坚本人率领其卫队和少数部队共约百余人，接守全城的防守任务，听到东南方部队突围成功，枪声渐远以后，由城西南角下早已挖好的地道中钻出，集中火力，向敌人部队接连处猛力突击，翻过几道堑沟，与在城外来援的王珏支队汇合。此时连同郭本人仅有5人。约2小时后，又陆续到来10余人。据事后得知在这次突围中，牺牲者不到10人，此时还有少数伤员被敌抓住活埋了。
郭到蒲城党睦镇未停，即向兴市镇进发。兴市镇原为陈军驻地，靖国军三路军援郭部队扬虎城支队及郭部张铎支队，于救援途中见兴市守敌力量单薄，乘间轻取，以为立脚之地，在兴市镇稍事休整后，即率大部队经富平、三原之间的口子头，进入淳、耀山中。进山后向乾、礼一带前进。大部队进山后的次日，郭率领为数不多的骑兵，由山前直驱乾县。乾县守敌，闻风弃城而逃。郭遂一举而占领乾县。三日后进山的部队才到。其用兵之机智、果断、大胆、神速于此可见。
1918年郭军与孙中山派来援陕的滇军叶荃会师并进驻兴平，计议协同靖国军各路军夺取西安。
1918年——1919年陕西靖国军和北洋军阀“逐鹿陕西”，关中各县兵祸连结，势成混战局面。这是全国尖锐复杂的斗争在陕西的反映。对垒基本属两大派系：以靖国军各部和奉孙中山派来援靖国军的川、滇、绥为一方；以陕西督军陈树藩和援陈的直、晋，鄂、甘军为—方。构成了革命和反革命两条战线鲜明对峙和长期互相战斗的战争局面。这就是陕西革命史上所谓的“八省战陕”。
奉军中的许兰洲部是为援陈北洋军中的劲旅，实力雄厚，有较强的战斗力，其部队入陕后，在陈的请求下，立刻向岐、凤一带郭坚防地进攻。许军来势较猛，连下数城，对岐、凤形成包围形势。靖国军副总司令张钫为了挽救靖国军面临的失败危险，利用许部王师长和他是保定同学关系，乃令其弟张XX与王师长协商请许军将郭坚、樊钟秀两部改编，以作扩展西北地盘的基础。得到许的同意，樊被改编为第一游击支队司令，郭被改编为第二游击支队司令，同在兴平设立办事处。其余靖国军各部都有或明或暗的联系，在兴平许军驻地都有外交人员。其中奥妙盖与靖国军总部当时的讨陈策略有关，非局外人所得尽悉。郭坚当时同意接受改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郭历来为靖国军各部反陈最为坚定的中心力量，陈一贯视郭为“眼中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如假手阎锡山合力夹击郭坚。讨陈军兴以来，历次战役，无论是东路羌白之战，或是西路岐、凤鏖兵，陈军的主要矛头都是指向郭军的。郭坚部队所承受的军事压力较大，受到的损失也最重，因此郭军特别需要时间和条件训练补充，恢复部队的战斗实力，以备再战。这就是郭接受改编的真实原因，人们非议郭坚朝秦暮楚、反复无常，这实际是对其他的曲解。
岐、凤攻守战结束后，靖国军的讨陈战争陷于不和、不战的沉滞状态。不久，直皖战起，奉军全部离陕东去。郭在岐、凤乘机加紧训练部队，扩充实力，养精蓄锐，以备再战。
稍后，陈又令大部军队同镇嵩军向岐、凤大举进攻，战况极为惨烈，双方死伤都重(耿端方曾参加岐山守城战)。陈军曾一度攻进凤翔东关。郭为了挽回垂危的局面，乘敌军立足未稳之际，巧设计谋，放出几十匹骡马，有意让陈军抢夺，趁其混乱夺回已失阵地，全歼进入东关的陈军。迨后，陈又以重赏收买郭部副司令刘福田充当内奸，欲配合敌军夺取城池。事为郭察觉，立即将刘军法从事，消除了内乱，得以转危为安。
五 阎相文主持陕政，郭坚惨遭冯玉祥杀害
1921年直系战胜皖系之后，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命令阎相文率阎治堂、吴新田、冯玉祥等师入陕，抢夺地盘，扩大其势力范围。皖系督军陈树藩在阎军的强攻下全部溃败，逃窜陕南。关中八百里锦绣河山为直系所夺。
阎相文继陈主持陕政后，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引诱手段双管齐下，分化陕西各路靖国军。胡、曹、高等陆续接受改编。郭坚也于是年的9月间接受协议，实行改编，去西安晋见陕督阎相文。阎为了巩固在陕所夺得的政权，以冯玉祥出面设宴招待陕西各军将领，实则预谋借此机会将陕军将领一网打尽，永除后患，事机不密，刘镇华将冯等的图谋泄露，胡景翼、高峻等见过阎相文后，随即返回防地。唯郭坚不以为然，不顾刘镇华透露的情况，竟只身前往西关陆军小学冯玉祥之宴所。宴会中间，冯借故离席，以事前约定的暗号“杀瓜”为号，将郭坚当场捕捉，随即加以杀害。这个铁马金戈，叱咤风云，自辛亥以来驰骋关中，纵横秦川，为陕西地方革命利益，浴血奋战的铮铮铁汉、英雄人物竟惨遭毒手。遇难时年仅35岁，关中革命人士无不挥泪哀悼。
郭坚遇难后，郭部和靖国军三路的杨虎城部，在西路扶、武、岐、凤一带请于右任总司令在凤翔组成总部向冯玉祥展开战斗，卒以于总司令经甘肃转赴广东而告终。后杨虎城部向陕北转移。郭部残军在凤，岐群龙无首，在大军压境下被镇嵩军分化，编成三组，从此陕西靖国军烟消云散矣!
1926年冬北伐军兴后，郭部余军党玉琨，耿端方、魏忠诚、陈发荣等在国民联军解围西安时被于右任收编为陕军，到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先后崛起，揭起“反蒋讨冯”旗号。为时不久，又被冯玉祥指为“土匪余孽”杀戮殆尽。沈仲斐投靠湖北夏斗寅，抗日战斗中曾献出一定力量。余者至此全部解体或消亡。
郭坚自1911年辛亥起义到1921年遇害止，经历了“辛亥”，“逐陆讨袁”，“靖国讨陈”等诸重大革命战役，其战斗力量几经起落，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兴而不衰，是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客观社会原因的，绝非一时偶然的现象。
六 对郭坚生平事业的评价
郭坚所处的时代，正是封建的清王朝动摇，没落、衰亡、崩溃的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在帝国主义频频不断侵略下，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风暴，已席卷全国，成为势不可阻的燎原烈火。郭坚就是在这种革命形势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郭坚幼聪敏好学，对历史典籍、诸子百家之学，无不爱好，能孜孜钻研，吸收有益的东西。在新制高等小学堂读书过程中，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革命知识和理论，受到了许多革命先烈英雄事迹的感染和鼓舞，从而奠定矢志革命的思想基础。
郭坚青年时代即胸怀救国救民，振兴国家打倒清王朝的壮志。平时有意识地与社会上有正义感的人士结交，经常与那些见义勇为，不畏强暴，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刀客”建立密切的友谊，并与革命人士一起，密谋策划在当地开展政治活动。震动全省的“蒲案”，在政治上对郭坚的刺激很大，使其初步认识了：倘不参加实际斗争，夺取政治大权，人民的利益将无任何保障，一切改良的枝节措施都是无济于事的空言。这是郭坚弃学，投笔从戎的根本原因。
郭坚的一生实践活动，主要是军事实践活动，对其作一客观评价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我们认为郭坚是一个不尚空谈的务实的革命者。郭参加陕西辛亥革命，是在一定的认识基础上参加的，不是出于一时热情随大流而献身的。郭经常说：“打倒满清，解民倒悬之苦，要在严酷的流血斗争中求实现，不是靠口头宣传所能见实效的”。
其次，在对郭的评价上，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聚讼纷云，莫衷一是，甚且是毁多于誉。但我们认为郭在一生的革命活动中，在政治方向和大节的表现上，基本是正确的、革命的、这是主流。也就是说在陕西前期革命中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应该联合谁?打倒谁?等等重大关键问题上，一向是明确的，清楚的，态度也是鲜明的。如张凤翙将军在陕点燃革命烽火，响应武昌起义，郭在他的故乡闻讯后毫不迟疑、义无返顾地采取了行动。纠合平日与他结交的仁人志士昼夜兼程驰赴西安，投身于气势磅礴的革命洪流中来，向清王朝的反动武装力量展开殊死的战斗，直到在西安城上空飘扬起胜利的旗帜。又如在几经起伏的、艰苦的“逐陆”、“讨袁”，“讨陈”的战斗中，郭坚都是态度明朗、立场坚定不移地站到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一边。特别是在第二次讨陈之战中，是直接在孙中山先生的授意、关心和领导下和革命先烈耿直一起发难的。虽然西安起义失利，但此举却大长革命派的志气，沉重打击了陈树藩的嚣张气焰，树起了陕西靖国军革命的旗帜，揭开了西北反军阀斗争的新局面，也为以后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再次，郭坚是一位具有胆略、远见卓识、才能超群的军事领袖人物。他勇敢机智果断，每临战斗，尝身先士卒，不避艰险，因而士气昂扬旺盛，锐不可当，对重大军事活动，指挥若定、运筹帷幄、巧妙部署、避实就虚、进退果决，因而常常一鼓而获胜。郭平时关心部下生活，与士卒同尝甘苦，休戚与共，患难相扶，故战争中将士用命，作到了守必固、攻必克。辛亥前夕，郭以一个来自农村的青年，平地崛起，不数年间发展成为一支具有五六千人规模的武装力量。驰驱关中广大地区十余年，经历了无数次成功与失败，终于锻炼成为靖国军一支善战的劲旅、讨伐反革命战争中的中流砥柱。倘无一定的组织能力和指挥天才，焉能致此?
再次，郭坚生长在农村，青少年时代，过着比较贫苦的生活，和劳苦大众从小即建立了厚深的阶级感情。对腐败的清王朝下层官军的残暴罪行，自小深恶而痛绝之。起义初期在冯翊军任营长时，由统驭不严、纪律松弛而发生的抢劫群众事件，肇事者十余人为此而被处决，个人亦因此而被撤职。这一严重的血的教训，使郭坚后期深刻认识到：严明的军纪，是军队的生命，是克敌致胜，获得人心，发展壮大的关键。在凤翔时期，一有机会，即对部队进行整顿和训练，特别重视纪律教育，通过具体事件，严格整饬军纪。在整军经武中注意到了对下级军官的选拔培养，建设部队的基层骨干力量。如在附近招收了一批青年有为的学生，经过训练后，充实到基层，给部队注入新鲜、健康的血液。
郭在凤翔时期，对其管辖范围内的群众，严禁扰害。如凤翔北部一带，地瘠民贫，经常发生自然灾害，郭为了安定群众的生活，拨粮拨款及时赈济，不让一户流离失所。灾民对郭的关心口碑载道。对于凤、岐南乡，敌我交错地带的农村，更加爱护，晓喻官兵，绝对不许滋扰，倘敢故违者，定予严惩不贷。敌占区的农户，有不堪敌扰者，举户迁移郭占区乃常见的事。凤、岐一带的群众称其为“郭善人”，其对群众的爱护，于此可见一斑。当然，郭的部属中也有革命动机不纯，作风不良的个别中、下级军官，他们在行军过程中或在驻地有滋扰乡里、侵害百姓的事件发生。这在当时的形势下并不罕见，郭知道的都立即以军法严惩，不知道的也可能不少，这说明郭在治军中也疏于教导和管束不严的错误。
最后，郭坚一贯好学不倦。尝于戎马倥偬中手不释卷，借鉴古今，提高自己。郭性豪爽坦荡，明朗亮阔，潇洒诙谐，写信作诗文，从不讳言个人缺点。对于有知识和才能的人，谦恭下礼，虚心对待。在郭的周围聚集了相当一部分学识渊博，广有识见，智谋远广的知识分子，其中尚有不少名儒硕彦，如马凌甫、党晴梵、肖西臣、郭海楼、雷继扬、苗润芝、张东白、蒙寿芝、蔺德如、蔚定侯、杨季石等，真是英才济济，极一时之盛况。
郭喜书法，对黄庭坚尤为酷爱。尝于住房前庭，设置一桌，笔墨纸砚俱全，每日抽出一定时间，摒除杂念，专心摹“黄”。后来对“黄”体获得较高的造诣，达到了形神毕肖的境地。如有人说：郭写的对联是黄写的，他只不过把黄字改为郭字而已。
郭好写字吟诗。1916年整修凤翔东湖，郭亲笔题写“重修东湖”等字。至今遗碑尚存，供游人赏鉴。1916年重游东湖灵虚台有感作诗曰：“禾黍高低旧战场，眼中风物尽悲凉。秦山渭水应如昨，漫拟章邯作雍王”。郭的夫人杨玉梅葬于凤翔东湖，其墓前有对联一付，传为郭作。其联云：“灵虚台下怨埋玉，喜雨亭前乱落梅。”横书“杨花飞去”。笔力劲健，诗情悲切，景、物、人尽收入联内，诚为难能。郭在残酷的战争生活中，常表现出性格上的轻松。如在军旅之暇，约人一起吹、拉、弹、唱，陶情娱兴。在严肃认真中有时表现“幽然”。如一次陈树藩叫郭希仁给郭坚写信，商谈和解的问题，而郭坚在覆信中有意王顾左右而言他，写了一些与本题无关，令人莫名其妙的话。如“麦出牛又出芽，又出渣是为什么?”郭希仁读后不知所云，令其啼笑皆非。
当时在动荡不定、战乱不止的形势下，不少官兵有贪财致富、广置田产的思想和行动，同时也沾染有吸食鸦片的恶习，然郭基本上是清廉的，身后萧条，即为明证，本人也无吸毒嗜好，这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郭坚也有其不可讳言的缺点，有些问题，今天看来则是相当严重的。现分述于后：
首先，郭的思想在辛亥以前仅仅局限在“推翻满清”，解除民众倒悬之苦。辛亥以后，集中表现在“保境安民”，只为陕西地方利益而斗争上面。对于推翻清王朝后，中国要建立怎样一个政权?纲领是什么?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郭则是模糊不清的。郭对于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解是空洞的，口号式的，因此，不能形成一种信仰作为指导革命实践活动的指针。当他与革命先烈耿直合作共事、同呼吸共命运的时候，其军事行动，具有明确的目的和政治方向。及至耿直殉难以后，郭在政治上迷失了方向，显示出一定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倾向。“保境安民”，维护陕西地方利益的实质，是封建割据思想，是拥兵自重，称王称霸的思想。这在郭写的诗“……学章邯作雍王”中已充分流露。后期的这种思想已成为主导郭坚实践的主流。也是他壮志未伸、事业未成、早年殉难的祸根。
其次，由于郭坚政治斗争经验少，对于封建军阀见利忘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等本质认识不足，把复杂的政治斗争简单化了，轻信冯玉祥，上当受骗，而致遭杀身之祸，造成终古之恨事。
(1981年8月)
《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