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树帜先生传略
姜义安
(一)
辛树帜先生，字先济，是我国卓越的生物学家、农史学家和教育家。1894年8月8日出生在湖南省临澧县的一个贫农家庭，5岁开始做牧童。9岁时，父亲因劳累成疾故去，他便跟着哥哥生活，是年就学私塾，后以公费考入常德第二师范和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毕业后，在长沙明德中学、湖南第一师范及长郡中学任生物教员。含辛茹苦积蓄了2000多元，于1925年自费去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生物学。
辛先生1927年冬回国，任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次年率领石声汉、任国荣、黄季庄、蔡国良等助教组成的生物采集队，向人迹罕至的广西大瑶山、大明山进发，采集动植物标本。此后，辛先生多次到广西瑶山、贵州苗岭山脉的云雾山、斗逢山和东部的梵净山、湖南的金童山、广东的北江、永昌以及海南岛等地进行考察，共采集标本6万余件，发掘出许多新属新种，如辛氏鳄蜥亚科和许多鸟类新品种。在植物区系里也发现了辛氏木等新属新种，使本来就非常丰富的中国动物和植物区系在世界动植物分布方面更增加了它的比重和重要性。
通过这些实地采集、调查，辛树帜培养了一批从事动植物研究的专业人才。创办了《中山大学生物学丛刊》，推动了生物学界的学术研究，扩大了中国学术界在国际生物学界的影响，许多国外学术单位，不断要求与中国进行学术交流。
由于辛树帜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山大学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动物标本室和植物标本室，这些标本室，是国内同类大学生物系中比较完善和充实的标本室，几十年来，它一直在培养生物科学专业人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教学上，辛树帜重视师资的延聘，如聘请实验生物专家朱洗，植物形态学专家董爽秋，动物学专家张作人，植物生理学专家罗宋洛等教授来系任教。他也十分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帮助石声汉、吴印禅、任国荣等分别赴英、德、法国深造。在他的指导下，这三位青年在学术上都有较高的成就。
(二)
1932年春，辛先生担任了教育部编审处处长。次年，该处扩充为国立编译馆，先生首任馆长。请来的助手有人文组主任周其勋、总务组主任李贻燕、自然组主任陈可忠，协助他主持馆务，后来成为他的继承人。在此期间，辛先生重点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审定统一科学名词。他认为统一科学名词，使科学名词规范化，是发展我国自然科学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当时辛先生曾组织力量编译化学名词、地质名词、医学名词、电工名词；并先后出版了《化学命名原则》、《天文学名词》、《物理学名词》等。
二、编纂了《黄河志》和我国第一部《教育年鉴》。《黄河志》是一部数百万言的巨著，编纂时集中了张含英、胡焕庸、郑鹤声等许多学者的智慧，可惜仅出版了三编，第四编(文献编)因“七七事变”爆发没有来得及出版。《教育年鉴》是我国出版最早的一部年鉴，比较系统地反映了1911年以来25年中我国教育的重大变革，对研究我国近代教育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出版《图书评论》。为了评论出版的各种书刊，繁荣我国的学术创作，辛先生创办了《图书译论》，由刘英士主持。虽然只办了两年，但在活跃论坛，推动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上有一定影响。另外，发动大家编译外国名著，大力赞助《中华自然科社》，组织青年科学家，撰文介绍国内外的科学成果，普及自然科学知识，对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三)
1932年，辛先生来陕西游览了西安、华山、周陵等地，放眼西北辽阔的土地和农业生产落后的状况，辛先生萌发了一个念头；在陕西武功，中国农业的发源地(后稷的故乡)兴办一所高等农业学院。
这个想法一提出，便得到一些陕西籍国民党元老，如于右任、焦易堂等人的大力支持。
1936年，辛树帜不顾当时西北条件之艰苦，毅然辞去国立编译馆馆长职务，到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任第一任校长。
当时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设有农艺、畜牧、森林、农经和水利六组(后改称系)。他延聘了大批专家教授来校任教，计有农经专家杨亦舟、张德粹；水利专家李仪祉、余立基、祁开智、沙玉清；园艺专家湛克谋、章君瑜、涂冶；地质专家王恭睦；农学专家沈学年，林学专家齐敬鑫；兽医专家盛彤鉴等。充分反映出那时西农的教授阵容不论在数量或质量方面都是比较雄厚的。
辛先生非常注重图书资料的建设。他从小养成喜爱读书的习惯，常常把书籍看得高于一切，买书很舍得花钱。据说，一次他亲去上海买书，看中了一家古旧书铺，把书铺的书几乎一下子买光了。这些书籍，在后来的古农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办学作风民主，善于接近群众。虽然主持校务用了大量时间，但仍坚持亲自讲课和听课，每周定期到各系科室和师生座谈，并坚持每天和学生一起做早操。因此，他不仅对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了如指掌，而且和教师、学生的关系非常融洽、亲切。由于他认真工作，努力办学，为以后武功成为西北农业教育和科研中心奠定了基础。
1938年，抗战开始后，北平大学农学院由汉中迁至武功，河南农学院畜牧系亦相继迁陕，两校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改组为西北农学院，辛先生任院长。
1938年，由于学校派系斗争尖锐，辛先生被迫离开西农，到农本局当顾问兼任中央大学教授和主任导师。
1944年，辛先生被选为参政员和湖南省教育会理事长。他鉴于澧水流域文化落后，大力提倡兴办家乡教育，积极参与省立十四中学、翌武中学和九澧中学的筹建。他曾搜集湖南有关文献，计划编写《湘中古文辞类纂》、《湖南省志》、《澧水志》、《峨眉山志》、《重编黄山志》等工作，由于日寇攻陷长沙，工作未能完成。
(四)
1946年，辛先生抛弃了沿海地区的舒适生活环境，来到文化闭塞，条件艰苦，交通不便，封建势力猖獗的大西北创办兰州大学，把自己后半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西北地区的教育事业。
辛先生首先进行了兰大的机构调整，设立了五个学院。他认为西北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各有其悠久的文化历史，要开展建设事业必须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造就大批适应边疆工作的人材，特增设了边疆语文系，又设蒙、藏、维文三组和俄语系。
其次是广延师资。由于兰州交通不便，生活条件差，一些著名人士不愿前来，他就采取短期讲学的办法，延聘顾颉刚、石声汉以及中央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的专家教授多人来兰大开设讲座。三年内先后在兰大任职任教的有：董爽秋为教务长，段子美为训导长，程宇启、陈时伟先后为理学院院长，水天同为文学院院长，沐元中为俄语系代主任，乔树民为医学院院长，盛彤笙为兽医学院院长；左宋杞、杨浪明、王德基、张怀朴、闻人乾、张舜徽、史念海、杨英福、唐家琛、李德麟等任教授。
再次，辛先生一如既往，重视图书资料的建设。他不惜重资，亲自到京、沪等地大量采购图书资料。顾颉刚先生在《积石堂记》(积石堂、中山堂、昆仑堂是兰州大学三大建筑，积石堂是图书馆之别名。该《积石堂记》是顾颉刚为其落成时写的纪念碑文)中说：“先生高瞻远瞩，知树人大计，必以师资及图书仪器为先，既慎选师资，广罗仪器，更竭其全力于购置图书，在京沪陇海道上，往来奔驰捆载西来者，大椟数百事。未几战祸突兴，陆行阻绝，又以飞机运之，二年之内，积书15万册，超出他人数十年之功，卓然为西北巨藏矣。”这些话高度概括了辛树帜先生办学的特点。
再者，添置大量仪器设备。来兰大之前，他便在上海购置显微镜70多架及各种仪器、药品。他在给教育部的信中也恳请尽一切方法拿给兰大一些器材图书。医学院前身西北医专仅有几十间土房，四架显微镜，还有一架坏的，被人们谑称为“世界上最小的医学院”，扩建后，师资设备陆续增加，并增设医院。解放后发展更快，1954年独立成兰州医学院，成为甘、青、新、宁四省(区)医学之冠。兽医学院系白手起家，设在小西湖，辛先生聘请我国著名的兽医专家盛彤笙先生任院长，在盛的主持下，兽医学院成为西北驰名的兽医中心，1947年独立成校，1938年扩建为甘肃农业大学，迁往武威黄羊镇。由此可见，他对西北教育科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时，兰州除兰大和兽医学院外，还有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农业专科学校，号称“四院校”。对此，辛先生从不居功自傲，而是热情地扶持这些兄弟院校。兰大成立时，教育部本拟将西北师院并入兰大，但他认为，兰州只办一所大学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保留西北师院，独立于兰大之外，可以充分利用现有高等学院力量，减少人士不协调之弊，而且能够互相促进，互相帮助，形成兰州高等学校的合理布局。更重要的是，西北师院能培养大量优秀的中、小学师资，这对于发展西北中、小学教育，振兴西北文化事业，有着直接意义。为了加强各院校和有关文化机关(如西北图书馆、兰州科学教育馆)的联系，他还在兰大设有协调机构，极大便利了兰州科学文化的交流。
解放前夕，南京政府教育部曾派一督学乘飞机到兰州，拟将四院校的领导人接往广州，一同逃去台湾。由于辛先生坚持留下，人心安定，四院校领导人及教职员无一人去台。
(五)
兰州解放以后，辛树帜离开兰大去北京学习，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政治理论，认真改造思想，通过在旧中国从事教育25年所经历的道路，认识到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和教育才能真正得到发展。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余生于光绪甲午年，即中日战争失败之年也。自有知识即以爱国自许。从长沙教书起，从事科学教育工作达四分之一世纪，道路坎坷，经历艰难，而未见成效。解放后，学习马列及毛泽东言论，始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今后当以改造后的新我，竭尽全力，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因此，他十分愿意接受新的任务，再次回到西北农学院任院长，还担任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曾被推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科联副主任，九三学社西安分社副主任委员，西北地区教育工会副主席等职。
辛树帜到西农后，学校面临最大的困难是师资缺乏，许多课程难于开设。他的到来，对西农教师队伍的充实起了重大作用。他先后从外地外校聘请一批知名教授，如数学家管竹，电工专家康清，化学专家俞劲、吴中禄，肥料专家赵云梦，木材加工专家汪秉全，兽牧专家粟显卓，水利专家蒋咏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学生、战友、后留学英国的生理生化专家石声汉教授，也从武汉大学来到西农，这对他后半生的学术生涯起了很大作用。
他重视科学研究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提倡教师在搞好教学的同时，从事科学研究，并以科研来提高教学。当他看到西农在育成碧玛一号和6028等小麦品种，发展关中植棉事业，引棉上塬，防治吸浆虫和碗豆象等病虫害，培养瑞士奶山羊，以及整理古农书等方面都作出成绩后，曾赋诗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他认为，只要发扬优势，坚持不懈，西农在育种、中国古农学和西北特殊问题(黄土研究、秦岭研究、柴达木盆地研究、水分生理、盐碱土等方面的研究上，可以居于全国前列。
从解放到“文革”前的17年，他和西农全体教职员工一起，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改革教育制度，在进行院系调整，开展科学研究，抓教职工队伍和教材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绩。当时，大学教材大部分采用苏联的教科书，由于俄文翻译力量有限，物理化学与胶体化学的教材尚缺，在他的敦促下，平素极少从事译著的国内胶体化学专家虞宏正教授、既是生物化学专家，又有极深文学素养的石声汉教授以及来西农兼课的西北俄专李萃麟教授等，通力合作，很快就译出了国内第一部俄文《物理化学与胶体化学》教科书。
通过辛树帜等17年的辛勤努力，终于培养成“实事求是、艰苦朴素、勤奋好学，理论联系实际”的西农优良学风。17年间培养的大批农业技术人才，分布在祖国各地，尤其是西北五省(区)，已成为当地农业科研、教学、生产等单位的主要骨干。在抓好各项工作的同时，他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1951年，他担任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副团长兼西北分团团长，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开城、板门店等地，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
组织上为了保证慰问团成员的安全，不让去前沿阵地，但他为了让坚守在前沿阵地的志愿军亲人，感到祖国人民的关怀和温暖，坚持去前沿阵地慰问最可爱的战士。
有一次，在夜行军中遇到十多架敌机空袭，其他人员都迅速被招呼进防空洞，他却要在外面，要亲眼看到祖国的战鹰是怎样打击侵略者的。
在朝鲜慰问的三个月，他亲睹志愿军许多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英雄事迹，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深刻体会到新中国的伟大和当一名中国人的光荣。回国后，他的工作劲头更大，思想感情更靠拢党组织。
1954年，中国科学院在西安成立西北分院筹备委员会，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任主任委员，辛先生兼任第一副主任委员，盛彤笙、董杰两人任专职副主任委员。他们积极协助张德生工作，筹组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六)
辛先生大半生从事农业教育，他深感祖国农业遗产的重要性。在他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述：“为集中全国研究农史之人才，用十年以上时间，1、整理古农书及古籍中有关农事部分；2、整理栽培技术；3、整理农谚；4、整理时令。上至经、史、子、集，下及方志、农谚，并发表论文数千百篇。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农学，其伟大决不在中国医学之下也。”
1952年，辛树帜以院长身份建立了“农史小组”，组织石声汉、夏纬瑛、周尧、邦裕洹、翟允*（左文，右是）等教授，积极开展古代农业文献的整理。同时，他赴华东、华南和东北，为联络全国农史学界的知名学者，开展我国古代农业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而奔波。
1955年4月，中央农业部召开“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翌年西北农学院“农史小组”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但当时一无人员编制，二无办公经费，困难颇多。为了保证工作的能够进行，他与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筹备处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每月补助经费150元，作为聘用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
办公室设在一间土木结构的小房，室内仅有两张办公桌和三个书架的图书资料。次年学校批准成立“古农学研究室”。由于经费的限制，许多工作不能开展，他凭借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声望，四方奔走呼吁，先后得到中国农业科学院、陕西省科委等单位不定期的经费补助，使古农学的研究工作能够坚持下来。辛先生和石声汉教授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勤奋忘我的工作，前后不到十年时间，出版了数百万字的古农学著作，受到国内外许多著名科学家的高度赞扬。
1956年，他应邀出席最高国务会议，在会上作了有关古农学研究计划的发言。毛主席听了很高兴，笑着说，辛树帜一生辛辛苦苦，在学术上独树一帜……，表示了对辛先生整理农业文化遗产工作的支持和鼓励。
1957年——1959年，康成一先生完成了《农政全书》征引文献探源的基础工作，辛先生和王作宾先生整理出《农政全书一百五十九种栽培植物的初步探讨》和《救荒本草》各种植物学名表。初步开始了《农政全书》这部卷帙浩繁、影响深远的巨著的整理工作。石声汉教授倾注全力，直至1965年冬最后宣告完成。但因十年浩劫拖延至1979年底才出版。
辛先生在古农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禹贡新解》、《易传分析》、《我国果树历史的研究》、《我国水土保持的历史研究》等。
《禹贡新解》是在深入考证《禹贡》这部古籍的基础上，从水土和贡物入手，从农业的角度对《禹贡》著作时代提出了新的看法。顾颉刚先生对这部专著评价很高，誉为“博大精深”。史念海先生指出：“大著(指《禹贡新解》一编者)独辟蹊径，不落前贤窠臼，确是禹贡新解。……大著从如何批判古人，如何继承古人遗产出发，结合当前的经济建设进行论述，使数千年前的旧籍能够作为新时代的参考，这是研究禹贡的人难以想象和不敢想象的事情，大著关于平治水土上再三考虑可以说明用心所在。”
《易传分析》不仅是解“经”，而且是发掘祖国农书遗产的著作。在谈到《禹贡新解》和《易传分析》这两部著作的写作思想时，他曾说：“禹贡为土壤而作，易传为月令而作。”
《我国果树历史的研究》是一部在这个领域首次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内客翔实而又具有创见。日本农史学家天野元之助来信说：“在京都的人文科学所技术史研究室会上篠田统君介绍了先生的著作，京都文学理学部植物分类学教授北村四郎君也看过这本书，这次研究会实在开得热闹和有意义。……总而言之，这书是先生努力的作品，大家都很敬佩并为先生祝贺。”辛先生还准备去云南、新疆、海南岛五指山等地考察，再写一本《中国树木史》，以之与果树史成为姊妹篇，可惜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1956年，他发起组织了一个“陕北农业生产和水土保持工作考察团”，并邀请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所址在杨陵，现改称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所长虞宏正教授，西农有关专业教师顾乾贞等十多位教授为考察团成员，对陕北的丘陵沟壑区进行了考察，重点参观了延安农业试验站、韭园沟水土保持重点示范区等单位，并在沿途访问了群众和农业合作社，征求他们对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写出了《陕北农业生产和水土保持工作考察报告》，对这一地区水土保持提出改进意见，为根治黄河的综合规划进一步提供了依据。这一考察报告发表于《西北农学院学报》1957年第二期。1957年3月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他作了“陕北水土保持调查的报告”，阐述了解放后祖国水土保持事业的发展和根治黄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周总理听完他的报告后，曾亲切地鼓励说：讲得不错呀！我希望今后在50年里，依靠我国水利和水土保持科学技术的发展，解决水土保持问题。总理的殷切希望和中肯的教诲，成为鼓舞他致力于祖国水土保持事业的巨大力量。
通过对陕北的综合考察，他既看到陕北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严重，也看到群众在水土保持方面有许多惊人的创造。从此，他开始注意多方面搜集有关水土保持的文献资料，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我国数千年来的水土保持经验。1958年国庆节前夕，他写出了具有相当价值的学术论著《我国水土保持的历史研究》，发表在《科学史集刊》第二期。文章阐述了他提出的“我国农业数千年不衰，首先从‘平治水土做起’，并十分重视综合治理”。这一观点在1963年出版的《禹贡新解》一书中表述得更加明确。该书第三编，专用一节来论述西周初年的平治水土问题。在前言中明确指出：“历史上研究禹贡者，多注意三江、九江、九河等问题的争持，而对禹贡平治水土(即水土保持)的重要部分则多忽略，而且错误颇多。我在这方面略有偏重，首先对禹贡平治水土用字的涵义作了一些解释(如土、丘陵、原、野、山、隰等皆为地貌代表名称)，并列出平治水土表。”他还准备继续通过学术研究及教学工作，对水土保持进行大力推动。他曾提出这样的计划：联络西北或全国的有关学者，成立水土保持学会，出版期刊，编写一部比较完整的水土保持学专著。十年动乱，打断了这项工作，辛先生也遭到严重迫害。
1971年底，辛先生虽出了“牛棚”，但多年精心培育的古农学研究室被解散，多年一起工作的学生、好友石声汉教授病故，妻子和助手康成也离开了人间。这一连串的沉重打击，对于倍遭折磨的辛树帜来说，是个严峻考验。学校领导劝他退休，颐养天年。他深知自己一旦退休，不但古农室恢复无望，自己奋斗二十余年，耗尽心血从事的中国农业遗产事业，亦将中辍。绝对不能让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业夭折。他回答说：“不，我要工作，我要到古农学研究室上班。”学校看他态度恳切、热诚，便同意了他的要求。
在这一时期的工作中，他完成了石声汉教授的《辑校徐衷南方草物状》、《中国农业遗产略要》、《中国古代农书评介》三部遗稿的整理工作，并刻印成征求意见稿，寄发全国各地，最后定稿；组织外单位合作编写《中国水土保持概论》；注释《商君书》；搜集资料准备编写《陕西农业科学技术史》当时，他只有一位助手，能做出以上这些工作，不能不归之于他高度的事业心和知难而进的精神。
当西农古农室刚恢复时，全国的农史研究工作和“农史机构”尚处于万马齐喑的沉寂状态。为了促进农史研究的恢复，和兄弟单位建立关系，他将古农室的长期工作规划和石声汉教授三种遗著征求意见稿以及各种论文等，寄发全国有关单位。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收到他的工作规划后来信：“祝贺你们正式开展工作，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尚在军管，人员均在五七干校，我们准备恢复。”当时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的胡耀邦收到寄件后复信说：“记得毛主席在1956年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同你握手时，特别称赞你的名字取得好，叫独树一帜，独树一帜好嘛。看来你没有忘记这句话……，算来你快到八十岁的高龄了。衷心地希望你在工作中注意保重身体。”王震将军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特地来院看望辛树帜。当时各地许多关心农史事业的同志，纷纷来信向辛树帜索要材料。
1974年陕西省水土保持局提出，派科技人员在他的指导下对我国水土保持史料进一步发掘整理，辛先生即提出编著《水土保持学》一书，对我国数千年来的水土保持史及建国20多年来的工作成绩和群众经验进行全面总结，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辛先生的倡议得到西北农学院、陕西省水土保持局、北京林学院(当时名为云南林学院)及中国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等单位的支持。1975年春组成以辛树帜为首的编写小组。
鉴于执笔同志对南方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情况不很了解，他组织编写组大部分成员于1976年春赴四川、云南、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区考察。辛老当时已82岁高龄，但他不顾亲友劝阻，执意亲自带队前往。考察组于4月7日从西安出发，在武汉结束时又转往上海联系《农政全书校注》出版事宜，待上海古籍出版社承诺出版，他怀着喜悦心情于5月底返院。不顾疲劳，即投入对《农政全书校注》原稿逐字逐句地认真复审，把自己的健康置之度外，一鼓作气完成了该书的审校删简工作。把原书校、注、案三种体例的50余万字，合并成注解一种形式，删减为30万字，为整理其它农业古籍书奠定了规范。
这次考察使大家深刻认识到我国水土流失问题，不仅北方黄土高原地区严重，而南方之花岗岩、红壤、砖红壤丘陵山区也相当严重。辛老考察之前，就常以洞庭湖由我国第一大淡水湖，因泥沙淤积及围垦变为第二大淡水湖的典型事例来强调此点，并举出清末阎镇珩氏在《六典通考》中所述“吾楚洞庭云梦，旧号巨泽……近岁以来，江潦沙涨，溢为平野，畦畦连延，不减数十百里，因此湖身日狭，水患益多”等；进一步说明南方水土流失严重情况是由来已久的。
1976年秋，在辛老的指导督促下，全部书稿由五位同志执笔至年底写成。辛老由于视力衰退，不能亲自校阅，就让编写组同志逐句给他朗读，他边听边提出修改意见。直到生命垂危之际，仍一直念叨着此书的出版。这部书最后定名为《中国水土保持概论》，于1982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发行，辛老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七)
解放后，辛老积极参加九三学社西安分社的筹建工作，并担任九三学社西安分社副主任委员兼宣传部长。辛老善于团结人，关心人，对九三学社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辛老十分关心祖国统一大业，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1971年，辛老尚在“牛棚”之中，当他得知刚刚恢复工作的陕西省对台宣传办公室约他给在台湾的科技、文化、教育界友人撰写公开信时，辛老便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深切向在台友人致意：“捐弃前嫌，共同致力于祖国的统一和国家民族的繁荣昌盛。”
黄少谷先生是辛老早年在湖南明德中学时的学生。当年黄先生抵制日货，宣传抗日，其组织才干深得辛老赏识。黄先生解放前与辛老过从甚密，后来任台湾国民党政府国防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常委。为了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辛老以公开信的形式致意黄少谷先生“弃暗投明，再施鼎力之之，为国家民族之昌盛做出贡献。”直到晚年，辛老虽已行动不便，犹念念不忘在台友人，希望他们回来看看，为祖国统一出力，并多次亲自草拟对台宣传广播稿件，介绍西北农学院的发展状况与成就，介绍西农古农学研究室的工作进展，介绍大西北解放后的巨大变化。
(八)
由于在南方考察，继而审定《农政全书校注》，辛先生过于疲劳，身体逐渐欠佳。再加上身边缺人照顾，不久便卧病不起，1977年10月24日不幸与世长辞，终年83岁。《光明日报》《陕西日报》等报刊发表了辛老不幸逝世的消息。胡耀邦、张稼兴、周谷城、苏步青、童第周等和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等单位发来唁电，深切悼念辛树帜。
辛老的一生，是热爱祖国、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一生。他勤奋好学，忠于科学，热心教育，乐于培育人才。他为人耿介，品德高尚，纯正廉洁，事业心强。辛老善于发现人才，极力延揽人才，大力培养人才。特别是对培养青年，提携后进，毕生不遗余力，桃李满天下。辛老待人诚恳，平易近人，作风深入，办学民主。时至今日，不少校友和师生犹津津乐道，念念不忘。
辛老虽已离开我们多年，但辛老毕生献身于祖国科学、教育事业的精神，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毅力，刻苦治学、忘我探索的形象是永存的，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和学习。
附 记
此文承我校张岳校长、科研处徐树基处长大力支持；杨浪明教授、盛彤笙教授、张宏达教授、刘宗鹤教授、马宗申副教授、朱士光先生、张文石先生、牛宏泰先生等提供资料；以及辛老长子辛仲勤、幼子辛仲强等人的帮助，得成此文，谨此致谢。
《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