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四十多年(图)
王君秋
“天生我才必有用”。大诗人李白的这一名句曾经鼓舞了许多人，同样也使我受到激励。40年前，我象是一棵小树，生长在贫瘠的黄土地上，随着共和国的成立，秦腔艺术的新生，我投身于我深深喜爱的秦腔事业，并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黄土地啊黄土地，我永远忘不了您对我的深情和哺育，请允许我把自己的成才之路如同我的舞台艺术一样奉献给三秦父老吧！
一
抗日战争初期，1937年的夏日，农历七月廿三清晨，我出生在古长安高望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王文仲，是一个知书达礼的先生，终生设馆教学。他为我起名友善，父亲的祝福恰好预言了我的性格特征：心地良善、待人忠诚。然而降临人世后的受苦受穷，倒应了元代伟大戏剧家关汉卿的名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中“为善的受贫穷……”这句著名的台词。
1943年，我已6岁，开始上学，课本上《抗日英雄阎海文》的故事深深感动了我。他那威武不屈的形象使我想起了父亲经常讲给我听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这时我已有了请缨抗战、报效国家的愿望。然而年龄太小，加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令人失望，美好的愿望只能成为泡影。
上小学三年级，有一天，美术老师手握粉笔在黑板上简单几笔就画成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的《钟馗斩鬼》。我睁大双眼，敬佩欣喜之余，开始模仿着画起来，但是画来画去，只能描出钟馗的简单图形，他那斩鬼的英姿咋也画不出来，虽然如此，形象思维却开始引起我的浓厚兴趣。
古老的秦腔艺术盛行于关中长安。我的家乡不仅常演大戏，小戏（皮影、木偶）也有。我从8岁开始，常常观看秦腔木偶艺术大师袁克勤的演出。他那气势磅礴、不同凡响的唱腔，有板有眼，顿挫有致，加上琅琅上口的道白，全都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自看了袁克勤的秦腔木偶戏以后，秦腔艺术的种子便撒播在我幼小的心田。虽然我的家境贫寒，但父母亲并不满意我去学戏。每天放学回家，不是烧锅煮饭，就是烘炕取暖，只有在夜幕降落后，我才能悄悄跑出十几里路去看袁克勤的秦腔，不停地看、耐心地学、大胆地模仿，慢慢学会了他的拿手好戏《困土山》、《孙膑坐洞》。无论在上学路上，或是在地里割草干活，我嘴里总是不停地哼着袁派“乱弹”。
我的二伯父是一位擅长自拉自唱的秦腔迷。他见我小小年纪已能唱几段，就主动为我伴奏。他有一把破板胡，算是文场，武场用的鞭鼓就用一只破烂的铜脸盆代替。我们叔伯父子的演唱与伴奏，简单得近乎原始，只好凭嗓子再挂有“袁”味，来博得左邻右舍的青睐。这下子，我唱戏的劲头就更足了。随着听众越来越多，我的演唱也由“自乐班”发展成“皮影班”。一个贫家子弟，无钱购置皮影戏箱，就自己动手，用纱布代替“亮子”，用母亲做鞋的背子代替牛皮，刻成皮影人物。每到晚上，点亮油灯，就和二伯父合作演唱皮影。当时，一个鸡蛋可以换二两油，那些想看我唱戏的乡亲，就拿着鸡蛋给我资助捧场。从此，“一个鸡蛋二两油”的戏娃子也就远近传开了。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我已12岁。由于家贫，我就挑个小担卖桃、卖杏。一天中午，我到4里路外的夏殿村卖桃，乡亲们一见就吆喝：“友善，先给咱唱段乱弹再卖桃。”“不行！不行！”我着急地说：“嗓子喊没了，咋吆喝卖桃哩？！”
“非唱不可！”一个身材高大的老者直冲我说：“你唱你的乱弹，桃子大家包了。”他话音落点，周围一片笑声。说来也奇，当时不知哪来的那么大的兴趣，只要有人欢迎我唱，我就会有求必应。“好！我的戏瘾正发，一言为定，我唱戏，大家买桃。”周围鼓起掌来。
我抖擞精神，一口气唱完关羽《困土山》。乡亲们得到满足，一哄而上，两笼桃卖个净光。我洋洋得意，正要挑担回家，只见人群中走出一位身材修长、宽额浓眉、留着八字胡的老先生，说道：“小伙慢走随我来。”出于对老者的尊敬，我跟他走进一座小庙。他顺手关上庙门，以命令式的口气说：“你再唱一段。”当时正在兴头上，我就毫无顾忌地唱完了《孙膑坐洞》。他赞许地说：“不错！不错！我姓陈，是尚友社茶房经理，你嗓音难得，又开戏窍，我劝你去报考尚友社。”
农历七月七，是长安高望村的古会，一年一度，从未间断。会上除了交易农副产品和农具，主要就是唱戏。1949年的七月七，村上请了两台戏，一台是秋季的碗碗腔，据说能唱300本戏，一台是袁克勤的秦腔。双方对台，各显其能。我既想目睹秋季的《辘轳成精》，又想耳闻袁克勤的《困土山》，于是就这边看看到那边，那边听听到这边，虽然村上村下跑了七、八次，忙得满头大汗，终究得到了满足。就在七月七古会后的第三天，我溜出家门，到西安找到陈老先生报考了尚友社。
考进尚友社半年，父母还不知我的去向。全家人四处打听寻找，焦急万分，父亲夜不能眠，母亲天天哭泣……后来也不知父亲从何处得的消息，终于找到尚友社。父亲见到我时，我正在练功，他就静静站在一旁。练功结束，我才发现久别的父亲。他热泪盈眶，我泪如泉涌，父子二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抱头失声痛哭。
二
1950年1月，我同刘茹慧（女，工小生）、李宝珍（女，工小旦）、陈民贤（工须生）、张友震（工净角）等50名学生，经过严格的考试，正式被录取为尚友社建国后的首期学生。“一个鸡蛋二两油的戏娃子”，一个割草、砍柴、拾粪、以卖桃求生的苦孩子，从此在新中国戏曲舞台上开始了人生艰难的跋涉。当时我并没有也不敢设想日后能成为有名气的演员，而唯一的希望是谋生，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思。
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长在解放战争时期，步入戏坛恰是建国初期。这时，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时期，尚友社属于民间职业剧团，经济上是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同学们的生活十分艰苦，粗茶淡饭，有时简直就是糠菜。夏天还好过一些，到冬天不少同学是衣不遮体，个别同学被冻得浑身发紫，竟有卧病在床、一病不起者。在同学中，我算得上是一名强者，饿不倒，冻不垮。一则，我酷爱秦腔艺术，生活艰苦丝毫不能动摇我一心学戏的信念；二则，我家境贫寒，艰苦生活过惯了，常想家里未必就有剧团好过。当时生活难不倒我，学艺更难不倒我，我的精力全部集中在学习秦腔艺术上，《祭关张》的台词，老师只念了一遍，我就准确地记住了。在学习上，我可算男生中的一名佼佼者了。
我的第一任老师是田玉蓝，他既是一名出色的小生演员，又是一名精通戏曲理论、富有教学经验、德高望重的老师。一次，我给他打洗脚水，他很慎重地对我说，根据你的条件，要给你排练《祭关张》一剧。不久正式开排时，他请来了阎国斌老师。阎老和田老同尚友社社长刘光华一样，均系三意社第一期学生，在秦腔界享有很高的声誉。阎老为我传授的《祭关张》一剧，演出后引起了好的反响，奠定了我演须生的坚实基础。此后，田玉兰老师正式把我交给了阎国斌老师。在西安市文化局举办的收徒拜师大会上，我正式拜阎老为师。
提起阎老，还有一段难忘的回忆。我的文化水平是高小程度，对古典剧的词句，有时爱琢磨，认为不妥贴的地方，总想作些改动。阎老给我排《祭关张》一剧时，内中有一句唱词：“已释严颜老英豪”，我认为不尽妥贴，达不到细致入微、准确刻划人物性格的境地，应把“已”字改为“义”字。当我把意见谈出后，立即引起同学们的争议，不少人嘲讽地说：“别滋长了你骄傲自满的坏脾气！”我却不以为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另外，在唱腔设计上，传统的唱法是两段慢板，前一段慢板，不论思想内容，人物情绪，都是不可缺少的。后一段慢板，从内容到情绪，均显得重复，具体讲：其一，张飞和关羽的过去，黄忠全然知晓；其二，张苞、关兴对其父的过去，也是十分清楚的；其三，凡看古典剧的观众，对张飞、关羽并不陌生。所以这段慢板唱段应该删掉，否则，非但不能起到良好的艺术效果，反显啰嗦、拖拉，大大削弱了《祭》剧的艺术风彩。在一次闲谈中，我向阎老说了对《祭》剧的上述看法。出乎意料，不但未得到尝识、赞许，反而弄巧成拙，惹得阎老大动肝火，遭到一顿严厉的训斥：“先人弄的那些，你还不顺眼，不如意！有本事，你自己学去，以后我再不教你了！”鉴于当时阎老的精湛技艺和崇高威望，不由引起我心灵上的强烈震动：“失去阎老，不就等于失去自己的艺术生命吗？！”虽然感到十分懊悔，但又觉得自己并没有错。艺术应该不断发展，精益求精，达到真、善、美的境界，这样，艺术的生命才充满生机，才有更高的价值。
尽管我的想法与做法没有过错，但是，学生总是学生，老师总是老师，从艺术道德的观念考虑，我还要尊重师长。此后，我对阎老加倍尊重。这时社里正在排练《庵堂认母》，每当我听到文弱书生徐元宰感人的唱段：“茫茫人海难寻娘……铁杆也要磨成绣花针”时，他那踏遍人海寻找母亲的坚强意志，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决心亲近老师，赔情道歉，反复向阎老说：自己年幼少知，望老师宽恕，并且数年如一日，始终抱着虚心诚恳的态度和迫切求艺的心情。阎老看我学艺心切，终于用一双热情的臂膊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无限感慨地说：“你真是个乖娃！”从此，填平了我们之间的鸿沟，师生关系又好起来。
学无止境。从阎老的身上，我学到了秦腔须生的传统表演技巧，先后受教的剧目有《拆书》、《杀驿》、《烙碗计》、《释放》，分别为靠戏、官衣戏、道袍戏和衰派老生戏。这四折戏，使我基本掌握了秦腔须生的表演艺术要领。但我并不局限于继承“阎派”艺术，一有时间，总要观看其它秦腔前辈们的演出，不断吸取了刘毓中、康正绪等老师们的长处。尤其是刘毓中前辈的老生戏，给我的影响极深。他主演的《三滴血》、《游龟山》、《三回头》、《烙碗计》等戏，很有创新，在传统的表演基础上略加变化，便能把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刻划得淋漓尽致。他所塑造的周仁瑞、胡彦等艺术形象，栩栩如生，在唱腔上字正腔圆，铿锵有力，热耳酸心，给人留下无穷的回味。
1956年1月，西安市文化局为了培养新生力量，成立了以易俗社学生为主的西安秦腔实验剧团。其它剧团调进实验团的学生，都是一些勤奋好学、有培养前途的“尖子”。尚友社被选入的有我和刘茹慧、李宝珍、张友震、刘又春等六人。进团不久，尚友社和实验剧团的领导商定，挑选我和刘茹慧参加当年将要举行的陕西省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根据我们两人的条件和特长，领导决定由实验剧团著名老生演员孟光华（孟遏云之父）老师、著名武旦演员安鸿印老师，为我和易俗社学生张咏华（女，工小旦）排导秦腔传统折子戏《走雪》。由惠济民老师为刘茹慧、李宝珍、崔保善（三意社学生，工丑角）排导讽刺喜剧《打柴得宝》。1956年7月26日，陕西省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园满结束。经大会评委会反复评审，《走雪》荣获演员二等奖，我和张咏华双双被提名。当时大会领导小组有规定，学生不能授予一等奖，这样，二等奖便成了学生中的最高奖了。
《走雪》一剧是学艺进程中的一次升华。经过几个春秋的磨炼，终于有了展现艺术才华的机会。在排导过程中，我没有一成不变地去接受孟光华老师的传授，而在深刻理解人物的基础上，吸收了刘毓中先生衰派老生表演艺术上的一些精华，达到自我超越的起点。《走雪》一剧既奠定了我老生表演艺术的基础，又成了我数十年长期保留的剧目之一。
我的第三任老师是被人尊称为秦腔指南的惠济民先生。“秦腔指南”这样的盛誉，我认为言不过分。在陕西省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惠济民老师获导演一等奖。在他的门下，我学到了丰富的戏剧理论知识。从田玉蓝、阎国斌老师身上学的是须生行当的表演艺术，而惠老师教给我的却是戏曲诸多行当生、旦、净、末、丑等完整的表演技艺。在惠老师的精心排导下，我在《法门寺》一剧中所扮演的赵濂，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法门寺》正式公演之前，还有一个有趣的花絮：惠老师让人书写戏报，当书写者正欲写王友善时，惠老师急忙说道：“停！”我和周围的人一愣，我忙说：“怎么了？难道不让我演了？”只见他沉默片刻，终于张开双唇：“有善，以后再不叫这个名字了，我看叫‘君秋’吧！”“君秋？”我思索地自语着。“君是圣上，秋是收获的季节、金色的季节。”惠老真是知识渊博，出口成章，不愧“指南”。由此，“王君秋”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戏报上、舞台上，很快就又在观众中传开。
除前面提到的几出戏外，我还扮演了《逃国》中的伍员、《打镇台》中的王镇、《牧羊》中的苏武、《秦王求贤》中的范睢。这些戏既得到名师指点，又有我自己的追求和创新，一直受到观众的喜爱，至今还是我的保留剧目。
根据我多年的体会，一个演员要演好一出戏，首要是对自己所扮演的人物要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才能很准确地调动唱、做、念、打各种艺术手段塑造感人的艺术形象。比如《走雪》这出戏，30多年来，屡演不衰，可以说是我的一出代表作，我的理解和处理是这样的：
《走雪》一剧表现老曹夫为保姑娘进山而从北京到大同搬兵一路艰苦跋涉的动人场面，主要歌颂老曹夫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可贵精神。对这一人物，我认为必须从“忠”、“义”这两个方面去集中体现。在表演上，我在继承秦腔老生戏唱做并重的基础上，又借鉴、吸收了京剧“麒”派注重激情的表演风格，使得人物形象更感人。如“过桥”一段，万丈深渊之上仅有斜木一根，年青健壮的人一纵就可过去。但是，80高龄的老汉和一位贵族小脚姑娘要过这个独木桥，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老曹夫自身步履艰难，一步一颤，但他却处处替曹小姐操心，在曹小姐过桥时，他竟那样紧张，以至心都提到喉咙眼，当曹小姐安全过去后，老曹夫才长长舒了一口气。我这样的表现和处理，就突出了老曹夫性格特征中的“忠”、“义”，给观众留下难忘的印象。而当大雪突降，乌云密布，气温骤冷时，我又用夸张的表现来揭示老曹夫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脱衣为曹小姐御寒的感人思想境界，以歌颂劳动人民纯朴、善良、舍己为人的崇高品德。
再如《杀庙》一剧，也是我近年来经常上演的代表作，受到观众的高度赞赏。我的理解与处理是：韩琪出场后的搜门尽量精炼，不要过多的铺排，只需表现出他的疑虑心绪，因为驸马降旨、受命差遣、去杀的必是坏人，再一想，坏人怎么是妇女和小孩？这就够了。而有的演员在此作过多过繁的表演，既不准确，也影响了后面戏的层层展开。进庙之后，当秦香莲母子说明真相后，韩琪这才大吃一惊，目瞪口呆，进而从迷惘中醒悟。随后我用充满激情的表演，向观众清晰地展示韩琪对陈世美忘恩负义丑行的无比憎恨和对秦香莲母子的深深同情。每当我演到这里，观众都要为我的表演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三
成语“得陇望蜀”说的是后汉光武帝刘秀下令给岭彭：“人若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教他平定陇右（今甘肃一带）以后，领兵南下，攻取西蜀的事。在对待艺术事业上，我就有这么个心情。
一名秦腔演员，如果在青年时代把戏唱红了，而到了晚年，因为体弱力衰，舞台演出也就黯淡失色，象是一朵娇艳的鲜花，因凋谢而丧失了芬芳。人的声音自有其生理属性，俗话说：“鞋匠的掌子、唱戏的嗓子”，一名戏曲演员，如果坏了嗓音，退出舞台，心情总是难受的。对这个问题，我经过深思熟虑，决心在不放弃做好一名演员的前提下，开始戏曲剧本的创作。
由于秦腔艺人的文化知识底子薄，传统的秦腔剧本文学性相对也差一些。听一些老人说，戏文里的词句应当深奥、文雅，生活中的口头语、大白话尽量少用。我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确属才疏学浅，远远达不到写剧本的起码要求。看来，学习文化成了首当其冲的事情。过去曾背诵过《百家姓》、《弟子规》、《七言杂志》、《尺牍》等。在这个基础上，我首先读了《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以及蔡东藩的历史演义等著作。随后读关汉卿的《戏曲集》、汤显祖的《戏曲集》、俄国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的作品及俄国文学史。随后又读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家莎士比亚的《戏剧集》以及果戈里、曹禺、田汉等戏剧大师的作品。通过读书，既了解历史、认识社会，同时也学习戏剧创作技巧、表演手法，进而开始了习作。
《夫妻之间》一剧完成于1965年夏天，是我创作的第一部戏剧作品。写一对新婚夫妇中的丈夫本是一个善良、憨厚、勤勤恳恳的庄稼汉，由于操办婚事开支过大，不得不弃农经商，出外从事贩卖活动；妻子是共青团员，有一定文化，是个好学上进的青年。在闲谈之中，丈夫无意讲了自己行踪，从而引起了两种思想的矛盾斗争，夫妻双方争吵不休，惹得丈夫执棍要打，最后在妻子的耐心劝导下，夫妇达到了新的和谐。结构上采用了西方古典主义“三一律”的戏剧模式，即时间、地点、事件的三个统一，把剧本的情节限制在同一事件、同一地点、包含的时间也只能在24小时之内。剧本语言生动感人，情节集中而有起伏。在长安社教作品会演中演出，社教工作团副团长杨尚昆看了非常高兴，赞叹不绝。由于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鼓励，使我更坚定了创作剧本的信心。回顾起来，《夫妻之间》标志着我剧本创作的新起点。
“文革”时期，我根据歌剧《长山过海》改编的秦腔剧本《南海长城》，通过越南女青年阮氏娟成长为抗美救国女司令员的艰苦曲折经过，表现越南人民抗美救国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我在改编时，十分钦佩和同情女主人公阮氏娟，将创作热情全部倾注在这位女英雄身上。排练时，阮氏娟由刘茹慧扮演，为了使阮氏娟的形象立在舞台上，我们共同切磋研究，倾注了全部心血。《南海长城》上演后，受到观众欢迎，连续在剧场上了一个多月的满座。1976年我又以民兵生活为素材，创作了大型秦腔现代剧《军号长鸣》，已经过彩排，但由于形势的变化，未能和观众见面。
粉碎“四人帮”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恢复了生机。“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政策继续得到贯彻。不久，我创作的古典剧《三凤求凰》通过荧屏和广大观众见面，增强了我创作历史剧的热情和兴趣。
我和张骅同志合作创编的历史剧《秦王求贤》，是我向1984年西安市首届艺术节奉献的礼物。当时，改革的浪潮风起云涌，势不可阻，破格选拔人才已是时代的急需。现实启发我选中这样的题材。我在史实的基础上，通过范睢献秦王书作为开端，表现秦王识才、重才和范睢“变法改革”“远交近攻”的雄才大略。剧本完成后，由我担任导演并扮演范睢，刘茹慧扮演秦王。上演后反响强烈。日本东京国立剧场经理观后，要求召开座谈会。会上他激动地说：“首先感谢王君秋、张骅两位先生，为我们提供了这场极有意义的艺术晚会。……人才，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该剧通过秦昭襄王招贤纳士而强国富民的故事，启发人们对古今中外运用人才问题的思考。我们日本之所以由弱转强，重要的是不断地在选拔和沉淀人才。”省长李庆伟同志看完戏后，走上舞台亲切地握着我的手问：“你写的这个戏，历史上是真有其人呢，还是虚构塑造的？”我回答说：“确有真人真事，况且范睢就是你们河南人。”李省长听后，哈哈大笑，高兴地说：“你算得上是个举人，还真有点水平。”接着又问：“我记得人们都叫范睢，你怎么写成范雎了？”我忙答道：“睢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误写，因而是以误传误。”
近年来，我借秦腔传统剧《娄绍君》中部分情节，编写了大型历史悲剧《血溅洛宫》，上演后受到各方面重视。我用封建王朝宫廷内部因争夺皇位母子成仇、相互残杀的剧情，深入揭示封建王朝内部的腐败和衰落。我还把观众十分熟悉的秦腔传统剧目《乾坤带》作了较大加工和改编，使其以《银屏挂帅》的崭新面貌出现在秦腔舞台上，该剧至今还是西安尚友社的看家戏之一。
艺无止境，我打算在今后几年内至少再搞出三到五个新戏出来，为振兴秦腔贡献薄力。
《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 走上文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