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胡宗南部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罪恶
范汉杰
一
胡宗南是蒋介石的衣钵弟子。他们之间，除了黄埔师生、浙江同乡关系之外，还因为胡宗南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和朱绍良一起联系黄埔学生，极力抗拒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拥蒋再起，所以蒋把胡看成是他的得意门生、最可靠的爪牙。蒋先是把发家老本第一师交给胡宗南统帅，以后又提升胡为第一军军长。抗战开始，胡以第十七军团军团长兼第一军军长的头衔率部参加了上海及河南的归德、开封、信阳各地的作战后，即调回西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实行包围封锁。
胡宗南部原是在西北地区阻击红军长征北上的。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抗战要求，胡宗南部的驻地也随着新的形势作了调整移动：除留杨德亮旅在甘肃补充训练外，其余均开赴徐州、归德一带作抗战准备姿态。当时我任胡部第一军副军长，随军参加上海抗战(注)。
人所共知，蒋介石的抗战是被迫的，所以在不得不应战之后，还是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防止中共扩大力量，危害他的所谓“国本”。故当上海战事正酣之时，蒋忽然得悉在陕北方面原东北军防地的人民多主动向延安边区政府靠拢，便视为中共乘机扩张势力的具体表现。他急忙由上海前线抽调朱绍良去兰州代理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原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是蒋介石自兼)，名义上是指挥甘肃、宁夏、绥远地区的对日作战，实际上是想协调第十战区(由原西安行营改组而成，蒋鼎文任司令长官，后改为军委会西安办公厅)和第二战区(阎锡山任司令长官)共同压制陕甘宁边区，专门制造同边区政府之间的摩擦。当时，朱绍良所指挥的部队最初除胡宗南留在甘肃的杨德亮旅(后扩编为一九一师)和四十二军及邓宝珊、鲁大昌等部外，其余的是各专区的保安团队。朱绍良、蒋鼎文主要是利用各专区专员进行挑衅；如陕西绥德专员何绍南、榆林专员傅文(原系汤恩伯的参谋长)、大荔专员熊正平(后为蒋坚忍)、彬州专员赵寓心、甘肃庆阳专员钟竟成(驻西峰镇)、平凉专员马继周等，都是组织各专区地主武装，对边区制造摩擦的“专家”。其中，尤以绥德专员何绍南为最凶恶，只有洛川专员曹国华(原系孙蔚如部的旅长)尚能同边区政府和平相处。
当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武汉临时全国代表会议时，胡部在信阳作战失败，撤到陕西东部整补。这时，国民党政府陕甘各专区对中共边区政府的摩擦事件已经不断发生。胡宗南每同我闲谈及此，经常露出反共的情绪。他说：“抗日战争即使失败而亡于日本，还有复国的可能；若因抗战而使中共的力量扩大到动摇国本，则将永无翻身之日。”他说他要向蒋介石建议：“为长治久安计，必须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削弱并压缩共产党势力，俾在有利时机一举而歼灭之。”胡宗南这种想法，自然迎合了蒋介石的心意。我当时也是附和赞同的。
是年十月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分别召集长江南北各战区的军事会议。长江以南战区会议在湖南南岳召开，蒋亲往主持。长江以北战区会议初在洛阳召开，由参谋总长何应钦主持；蒋介石随后到了西安，接着召开武功会议。出席武功会议的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原定卫主持第一战区，程不久调天水行营主任，由卫继任司令长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新成立的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原任未改为天水行营前的西安行营主任)和第二、第八战区的代表以及第一、第十战区的军长、师长以上的部队长、高级幕僚长等，还有随蒋同来的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等。这时，我已改任第二十七军军长(接桂永清)，参加了这次会议。记得在这次会议上，对日寇今后行动，有所讨论，众说纷纭，各执理由。但最突出的一个判断，是军令部刘斐提出的。他认为对敌情判断，应从我最感痛苦的方面着眼，宁可估计得高一点。因此，他判断日寇可能从绥远侵入陕甘地区，一面遮断河西走廊，截断中苏之间的国际交通线；然后试图经陕甘边境进入四川，以威胁我重庆陪都的后方。附和这一说法的人，还举出了元代由西南作大迂回而囊括中原的史实为证，引经据典，好象很有可能似的。尽管后来战局的发展，并不符合这一判断。可是，当时蒋介石却以此作为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有力借口，就顺水推舟以对日作战为名，要把他的看家本钱胡宗南部布防到陕甘宁地区，说要维护甘肃至新疆的公路和陕甘绥之间的交通，巩固国际交通线与遥保陪都后方的安全，实则要胡宗南以重兵包围和封锁陕甘宁边区。这样就给了胡宗南部在抗战八年中以坐大关中的一切优先权利和机会。
当上海抗战时，胡宗南以第十七军团长的名义，指挥第一军、第六师(周磊)、第八师(陶峙岳)、第十六师(彭松龄)等部；在陇海路东段的归德作战时，指挥三个军(第一军胡宗南兼、第八军黄杰、第二十七军桂永清)和一个师(一九一师，留驻甘肃)。到武汉失守，举行武功会议时止，胡部在历次战役中并没有突出的战功；相反地，当武汉会议时，胡部在信阳、罗山一带作战期间，却被敌人由柳林附近迂回到其后方，并迅速由平靖关出鄂北威胁武汉，使第五战区李宗仁部撤退困难，因而深为李宗仁所不满。但在武功会议上，决定撤销军团和旅两级指挥机构时，蒋介石对胡宗南的先后作战不力，不仅不加惩诫，反而要升他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当时遭到李宗仁的坚决反对。蒋不得已乃以蒋鼎文为挂名的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由胡宗南以副总司令名义负实际责任，并特准设立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部(当时，其他的副总司令是没有副总司令部的)。此时胡宗南指挥的部队，由原来的三个军扩大为六个军，番号是第一军、第十六军、第二十七军、第四十二军、第七十六军、第九十军。迨到一九三九年冬，就实授胡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以后还兼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和军委会西安办公厅代主任(这时已撤销第十战区名义，蒋鼎文改为西安办公厅主任，旋调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归其指挥的部队又由六个军扩大到十个军以上。朱绍良和蒋鼎文只是替胡宗南作幌子的，真正的实权都掌握在胡宗南之手。他拥有发号施令的副长官部，独揽战区的一切大权；朱绍良除指挥宁夏的马鸿逵和绥远的傅作义部作战外，其余都是胡宗南说了算数。举一个小例：大约是一九四三年间，蒋介石拨给第八战区一个军的番号和装备，指定该战区着手组织成立新军。命令到达战区时，战区的军务处长向超中(曾任第八师的副师长和旅长等职)以为升官机会来到，准备乘机抓个师长当。他兴致勃勃地向朱绍良建议，如何调配各级部队长的正副长官人选问题。朱说：“慢着！一切请胡副长官办理。”使向超中碰了一个橡皮钉子，好象冷水浇头，哑然而退。
当时接着调整战区关系，将陕、豫、晋边境划归第一战区，甘、青、宁、绥四省划为第八战区，胡宗南除仍兼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外，还代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以便协调一、八两战区的行动，而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这时胡宗南所指挥的部队有六个集团军之多，计为第三集团军(赵寿山)、第二十九集团军(李铁军)，以上两集团军驻酒泉、张掖；第三十一集团军(王仲廉)、第三十四集团军(先任李延年、后任李文)、第三十七集团军(先任陶峙岳、后任丁德隆)、第三十八集团军(先任范汉杰、后任董钊)；再加上归他指挥的第十七军(高桂滋、何文鼎)，第十五军(刘茂恩)，第三十八军(张耀明)，第九十六军(李兴中)等，大约共有二十四、五个军，计五十多个师，达五十多万人。其中除少数指挥官外，大多都是胡宗南的嫡系部队。至于先后受胡指挥的尚有所谓挺进军、警备部、指挥所和督训部队，如新七军、新八军、第九军、第七十一军等。前后总共不下三十多个军，占一百个以上的师番号，堪称所谓百万大军了。
另外，还有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洛阳第一分校(抗战时移汉中)、特种兵联合分校、战干团等等，均受胡宗南的统辖指挥，为其训练补充各级干部；甚至中央派来的陆军大学毕业生以及外国留学生，都得先到第七分校镀镀金，再分配工作。胡宗南在西北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
胡宗南拥有这样庞大的兵力和权力，在抗战期间究竟作了些什么？他除了以少数部队在潼关至秋林镇的黄河河岸和从灵宝至荆紫关一线布防表示对日寇作战，还装腔作势地派我率领第二十七军开向晋南大岳山、中条山、太行山南段地区，和其他抗战部队相呼应，相机进击敌人外，其余的大量部队都是以保陕、甘、绥后方交通，为巩固河西走廊中苏国际通路和遥保陪都安全等作借口，用全力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压迫。这个铁的事实是蒋介石、胡宗南反共反人民的总暴露。
另一方面，蒋介石叫胡宗南控制这样强大的兵力，除了封锁、压制陕甘宁边区以外，还有另外打算，那就是用它镇慑和防止国民党西北地区和四川的非嫡系部队的离贰，并准备在抗战胜利时争夺胜利果实；万一抗战失败，投降不成，还可凭借这点本钱，作最后的挣扎。
二
对陕甘宁边区的具体封锁情况是：在宁夏和甘陕边境，由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的部队负责；在绥南、陕北及晋西北边境地区，由邓宝珊、高双成(后为左协中)、马占山等部队负责。胡宗南部主力担任封锁正面：东起黄河西岸，经陕西秋林镇、宜川、洛川、宜君、同官(今铜川市)、耀县、口头镇、淳化、旬邑，接甘肃境的宁县、西峰镇、镇原，入宁夏境，经固原，黑城镇，至同心城，北面与马家部队衔接，构成一条长达几百里的封锁线。在这条封锁线的淳化、旬邑一带，形成一个中共势力向南突出的地带，胡军一般称为“囊形地带”。
这个囊形地带对胡宗南来说，好象一把锋利的匕首，经常在他的头上晃来晃去，使他坐卧不安。认为这个囊形在战略上对他很不利，如果中共的部队不论那一天由这里脱颖而出，立时就可“威胁西安、截断陕洛(阳)交通”；西向可以占领河西走廊冲进新疆，打通与苏联的国际路线；南下可以“袭汉中、入四川，颠覆陪都”。同时，他还认为这个地带，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从甘肃的固原、庆阳到陕西的洛川、宜川之线，本是东北军王以哲、董英斌、何柱国、刘多荃等部的防守线，因而从这一线往南的囊形地区，当然应当属于蒋介石军的防区所有，目前中共占领这个地区显然是“非法”的。因此，胡宗南朝思暮想企图侵占这个地区，恢复旧有的东北军防线。这样就会把东起宜川、西至固原拉成一条直线，既便于封锁延安，又可以大量节省兵力。所以胡宗南的封锁部署，始终着重在囊形地带的边缘上，用星罗棋布的坚固碉堡，连缀以密如蛛网的沟壕，构成了一条具有纵深的封锁带。
胡宗南将囊形地带视如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但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把它割掉呢？一则是怕冒天下之大不韪，落个破坏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罪名；再则是想以要“割掉”囊形地带的姿态，吸引中共部队主力于这一地带而“歼灭”之，尔后乘势直取延安。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就是扬言中共在陕北的力量如何强大，如何扩大势力，威胁西安，动摇“国本”，借以向蒋介石邀功请赏；同时又可以抬高自己，表示他为了封锁边区而坐大关中，的确有此必要。叫旁人看到他的任务重大，并不在其他抗日将领以下，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当胡宗南部还只有六个军的时期，便经常以三个军以上的兵力，守备在封锁地带的第一线。在三原设立指挥所，先由副总司令陶峙岳负指挥之责。当时第八十军(随胡总部)以同官为中心，守备从宜川、洛川、耀县以北及其以西地区之线；第七十六军则以三原、彬县为中心，右接连第八十军，守备淳化、三原、旬邑、彬州地区之线；第四十二军以平凉为中心，右翼连系第七十六军，守备宁县、西峰镇、镇原之线；第五十七军则从固原到黑城镇、同心城之线担任守备。随着胡部的兵力增加，用于封锁线的兵力亦相应增多。到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事爆发，美英两国才感觉到有利用蒋军在大陆拖住日本侵略军的必要，因此扩大了对华援助。蒋介石妄想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也就更为嚣张地制造反共高潮，企图消灭中共的抗日武装，所以对胡宗南部的扩充也就愈益强调。自一九四三年秋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对胡宗南部的扩编达到了高峰。胡部除以第三十四集团军一部和三十一集团军、三十八军、九十六军在陕、豫边境对日作战外，以三十七集团军驻三原、三十八集团军驻平凉，专负对陕甘宁边区包围封锁之责；在封锁线上使用的兵力，更加扩大增多。
同时，胡宗南调第四十二军移驻酒泉，将第三集团军移驻武威，派李铁军、陶峙岳先后为河西警备司令，以增强对河西走廊的守备，为向新疆发展开辟进军的道路。后来，盛世才内向离开新疆，胡宗南乘机保陶峙岳为新疆警备总司令，率军进驻新疆，初步实现了他多年以来梦想经营大西北，进军天山，以便彻底截断中共由西北打通国际交通线的图谋。
对陕甘宁边区北面的封锁，胡宗南以董钊为邓宝珊的副总司令，准备乘机调邓为第八战区副长官，由董钊夺取邓宝珊的兵权，来统一陕西北面的部队指挥权，以便加强北面的封锁力量。
对陕北外围的绥远和宁夏地区，由朱绍良调陈长捷为伊克昭盟地区的屯垦军总司令，组织屯垦军，以新二十六师(何文鼎)、新三十四师(马志超)、新三师(白海风)等部归陈指挥，联系榆林地区的邓宝珊、高双成等部，以加强正北面外围的封锁带；妄想能与其他方面相协力，迫使延安陕北地区的中共部队，处于不能越雷池一步的境地。
我在武功会议以后，率领第二十七军先由洛阳开到陕西东部大荔、朝邑一带担任河防。一九三九年春，经事先和阎锡山联系，率部渡河到晋西乡宁，准备进入侯马三角地带，参加对日寇的反攻，改归第二战区指挥；是年八月，又调到晋南垣曲渡河，进入中条山地区，先后向高平长治的日寇第二十师团(后为三十六师团)作战。以后归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指挥，向长治日寇第三十六师团和道清线上日寇另一师团(番号忘了)作战。我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间，对日寇只是虚张声势，没有战功，也没有失守过主要的防地。对于十八集团军只作了表面上的敷衍，没有露骨的对立。
一九四二年春，第二十七军军长由副军长刘进继任，胡宗南调我回陕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这年五月间，我到三原成立指挥所，负对陕北封锁的责任。我曾到三原以北的富平、耀县、同官、宜君、宜川等地，视察封锁线的防务。驻三原的部队为第一军的一六七师(师长周士冕、后为王隆玑)；耀县为动员指挥部梁干乔的民团；宜君、同官一带为八十军王文彦部的何藩一六五师及严鸣皋新××师；宜川为第九十军的六十一师。
同年六月，胡宗南将第三十四集团军扩充为三个集团军：即三十四集团军(胡自兼总司令，由副总司令李延年代理)，辖第一军(军长张卓)、十六军(军长董钊、后李正光)、九十军(军长李文)；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陶峙岳、副总司令李铁军兼)，辖三十六军(军长赵锡光、后罗历戎)、七十六军(军长李铁军)，八十军(军长王文彦、后袁朴)；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范汉杰、副总司令赵锡光)。我于六月十五日在咸阳组织总司令部，成立特务营。第三十八集团军先辖第四十二军(军长杨德亮)，所部四十八师(师长罗列)、预七师(师长严明、后谢义锋)、第一九一师(师长罗泽闿)，后改辖第三军(军长周体仁、副军长邱开先兼剑阁师管区司令)，所部第七师(师长李世陇)、第十二师(师长吕继国)；五十七军(军长丁德隆)，所部第八师(师长袁朴)、新三十四师(师长马志超、后韩增栋)、九十七师(师长刘安琪、后傅维藩)；骑兵第三军(军长郭希鹏、后贺光谦)，所部骑二师(师长张占魁)、新骑三师(师长白海风)。我随即乘汽车到平凉与第四十二军军长杨德亮会晤后，接着到静宁设立总部，视察驻在固原的丁德隆五十七军和陇县郭希鹏骑三军。这年冬，我到黑城镇、豫旺堡视察九十七师刘安琪部后，经中宁、金积、吴忠堡到宁夏省会见马鸿逵协商联防事宜。又到中卫视察新三十四师韩增栋部；到靖远视察新骑三师白海风部；更由海原、固原向东转至镇海、西峰、宁县一带视察一九一师罗泽闿部和陕北西侧的封锁防务及地方组织情况。随又转至西南，到陕西长武、甘肃泾川、灵台等地巡视。我的反动措施的主要目的，仍是执行胡宗南的命令，加强对囊形地带的封锁。
三
胡宗南除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封锁之外，还配合地方行政系统，对边区实行政治上的封锁和破坏。他主要是依靠各专区和县行政机关，党、团组织系统，实行编组地主武装，建立全面动员的指挥体制，用以严密地方保甲组织，防止和破坏中共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并准备在必要时动员他们作为进攻边区的辅助部队。为了加强法西斯反动统治，除了按一般行政系统建立动员指挥机构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所谓党政军一元化的行政机构。例如黄龙山设治局，就是胡宗南特别重视的一个典型。他先后派胡抱一、彭进之、吴价等人任局长或工作组长，实行所谓党政军一元化的领导，在胡宗南的想象中，认为黄龙山区历来是关中豪杰割据称雄的发祥地。他最怕黄龙山落入中共之手被利用为游击根据地。当黄龙山设治局从陕西省政府系统划出来以后，胡宗南深为得意。他说：“只要把黄龙山区掌握在手，东则可以防止共军渡黄河、出潼关、洛阳；南则可以截击共军威胁西安、出汉中；使中共永远不能利用黄龙山区来构成关中心腹之患。吾无忧矣。”言毕，哈哈大笑，显出踌躇满志的丑态。他还在宁夏石嘴子以东三十里的某地和伊克昭盟的桃力民，都设有联络处，派连钟山(绥远人)、冀赓亮(山西人)，两个黄埔系学生，领着部分由战干团和七分校挑选的干部，开班组训当地蒙汉各族的农牧民和青年学生，灌输法西斯反共思想毒素，组织反革命的地主武装，并与伊盟的云王联络进行反共的破坏活动。
在陇东的庆阳(西峰镇)、平凉，陕北的榆林，则分别由专员钟竟成、马继周、傅云等分途组训各当地的民众；在囊形地带的正南面则更视为重点所在，分别由耀县专员梁干乔、大荔专员蒋坚忍、彬州专员赵寓心负责组设动员指挥部，组织地方土霸恶棍，胁迫农民编组全面动员体制，协助胡军对边区实行严密封锁，并作好随时协助军队进攻边区，特别是对付囊形地带的准备工作。
在交通和物资方面，封锁也很严密。为了配合军事封锁，在整个封锁线上设立严密的检查哨，封锁交通，盘查行人。凡运往边区的各种物资，不是国民党政府批准的，一律以“通匪”论罪，并严密查缉偷运物资。特别是截留奔向边区的人员，分别情节，送西安战干四团或兰州西北干训团，施以强迫的法西斯毒化教育。如被认为情节比较严重的(即有革命性的)，则送入西安劳动营，强迫劳动，进行强制改造。关于检查哨的设置，在东面以宜川、洛川、三原、咸阳为中心，西面以西峰镇、平凉、彬州、固原、宝鸡为中心；在宁夏、绥远(靠近陕北方面)，则由马鸿逵、傅作义等部负责。当时，宝鸡方面有许多国民党军队留下的后方仓库，储存着他们冒领隐瞒下来的枪械和军用物资，通常以高价秘密盗卖，也有卖给边区政府的，一般多利用夜间暗中向陕北运输。在封锁线上为了截留这类物资，经常发生尖锐的斗争。
以上所有各个封锁环节，又都是结合蒋帮军统特务系统来执行的。除军委会派到延安的联络组由郭仲容负责外，在晋、陕、绥、甘、宁各省围绕边区的地带，都密布有严密的特务网，对边区情形进行调查侦察和破坏活动，由军统局派在各省的调查统计室或办事处主持其事。我记得当时各省调查统计室的负责人，在陕西先后由文强和徐远举负责；在甘肃先后由程一鸣、张纪勋、霍立人等主持；在平凉地区由缉私局长李梦白主持；在西峰镇由胡宗南直接派人设站办理。当时有许多事情，我在平凉还不知道，而胡宗南远在西安却早已知道了，即是军统特务汇报之故，有时使我感到很不好受。在宁夏方面，省会设有调查统计室办事处，由缉私局长王孔安负责；在绥远由马汉三负责；在山西，胡宗南除派王泽民为代表在阎锡山处任联络员外，并以乔家才负责调查统计室的工作。
所有以上各个方面的封锁和破坏活动，纯由胡宗南用联合汇报形式统一领导，结合所谓党、团、军、政、警、宪、特等各方面的情报，研究制定统一指导方案，对边区进行各种封锁破坏的阴谋活动。
四
胡宗南匪部在几次反共高潮中，尤其在抗战接近胜利前夕的淳化事件中，都是张牙舞爪地对边区实行或准备实行军事挑衅，妄想“收复”囊形地带，压迫边区，为进一步占领边区创造有利态势。但每次都受到边区人民的反击和全国人民的反对。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年春，第一次反共高潮时，胡宗南部配合其他地区的反共行动，在陕甘边境对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等地区实行进攻。当时胡宗南以孔令恂部之九十七师(原驻固原)、一九一师(师长杨德亮，原在平凉)向镇原、西峰镇、宁县、正宁地区攻击；以七十六军李铁军部两个师(廖昂及徐保两师)，从三原、彬州向淳化、旬邑地区攻击；后调孔令恂为八十军军长，以其一六五师(师长王治岐、后何藩)、新二师(严仰皋)，在三原以北至同官、宜君地区，向马栏镇攻击。先后侵占了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等县的县城，镇原方面还到达了西峰镇。那时边区中共方面采取坚持自卫的原则，给于胡部以相当打击之后，又以“适可而止”的方针，表示通过政治解决，从而结束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一年一月第二次反共高潮时，蒋介石为了集中注意于解决新四军问题，对陕北方面没有什么行动。到第三次反共高潮时，才暗示胡宗南在陕北方面准备向边区进攻。那是一九四三年六、七月间的事。当时在国际方面，为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便利，曾有解散第三国际的决定。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却乘机吹起了“一个政府、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国家中心论”。首先由西安劳动营一个托派分子张涤非提出要求，狂妄叫嚣要“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蒋介石即指使国民党顽固派乘机制造舆论，并暗示胡宗南作军事行动部署。胡当时急急忙忙召开了一次党政军联合汇报会议，研究决定：首先以武力解决囊形地带，压缩边区；然后进一步迫使中共交出边区政权。那时胡部三个集团军，除以三十四集团军担任河防外，有两个集团军是专对边区实行封锁的。即：三十七集团军以三原为中心，专任封锁线的东面与南面的封锁任务；三十八集团军以平凉为中心，右翼联系三十七集团军，任封锁线西南的封锁任务。在蒋介石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的示意下，胡宗南马上从河防部队中抽出第一军之一六七师(王隆玑)，由渭南集结后转向彬州附近，并附有一部分小战车准备开到固原附近后，由西面袭击边区；又把河防部队的九十军的一部(约一个半师)开到洛川、同官附近，准备由东面袭击边区。主要目的是想首先把囊形地带的锥尖部截掉，以便把东起宜川、洛川，西至西峰镇(宁县西北)间拉成一条直线，从而大大压缩边区，节省兵力，第二步妄想扑灭整个边区。当时第一线已于七月七日开始对边区实行炮击。由于边区战斗准备严密，并向各方呼吁，反对内战，毛主席于七月十二日对国民党部队撤退河防提出义正词严的质问。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部队，又有增援边区作战的迹象。美帝怕因此影响整个反德日法西斯战争的全局，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政治谈判。因此，胡宗南也不能不被迫暂时收回他的魔爪。
胡宗南部对边区的第三次军事进攻，是在一九四五年的七月间，即所谓淳化事件。那时胡宗南部的梁干乔在淳化组训了三个团的民兵，由于民兵们不能长久忍受反动派的蒙蔽、欺骗和压迫，终于爆发了“叛变”。胡宗南不反省他们的“官逼民反”，反而污蔑是八路军煽动的，竟借口是八路军攻击淳化，而令他所属的暂编五十九师和骑兵第二师，于七月二十一日向淳化县的爷台山一带进攻，随后又增加了一个预备第三师加入战斗。耀县和旬邑方面也各有一部协同进攻，先后夺取了囊形地带最南部的部分地区，计在一百里左右的正面上，侵入约二十里的纵深。但到八月间受到边区部队猛烈的反攻后，胡部被迫狼狈地退回原阵地。
上面是胡宗南在抗战八年中，对陕甘宁边区三次较大的武装进攻。至于小部队的袭击、破坏，因事隔多年，已难记忆。此外，一九四三年三、四月间有镇压马福善在洮河流域起义的事件。当时马福善率群众在岷县起事，有向东奔武都、天水模样。那时我在平凉，胡宗南临时调我到天水去指挥镇压马部，主要在防止马部奔向陕甘宁边区。当时曾由彬县方面调三十六军(罗历戎)之新编十五师(康庄)开武都、调新五十九师(盛文)开天水，另由汉中方面调第三军(周体仁)开天水以南地区，会同向洮河流域进击。当他们到达洮河时，一并归朱绍良指挥，对马部扫荡。我就返回平凉。马福善的起义终于在强大的反动武装镇压下失败了。
在整个抗战期间，胡宗南坐大关中，朝思暮想要压缩、并进而消灭边区的阴谋虽未得逞，尽管他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悍然进攻延安也终于受到毁灭性的失败。但是，胡宗南的反革命行动仍是令人震惊的。事实是胡宗南以强大的兵力，严密地封锁了边区，才在抗战八年的漫长岁月中，阻碍了西北人民的早日解放，也延长了西北地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反动统治下的痛苦时间。胡宗南等的反动罪行是极其严重的。我由于阶级出身的关系，长期伴食于胡宗南部，参与其种种阴谋活动，助纣为虐，当时还不以为那是最可耻的犯罪行为。在经过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教育之后，才感到追悔莫及。同时由于当时所处的地位关系，对于胡宗南在执行封锁、破坏边区的那些具体事实接触不多，尚望具有亲身经历者加以补充、指正。
注：我在一九三七年夏，调兼国民党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主任；九月至十一月参加上海抗战；一九三八年四月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五月调任军校教育处处长；九月改任二十七军军长兼郑州警备司令。
一九六五年
(全国政协供稿)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