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九·二五”起义纪实
陶峙岳
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到现在已是30多年了。近年来，有关这段历史的文字记载，各地书刊发表者甚多，但多是一枝半叶，不但不相联属，且与当时实际情况，如时地、过程、人物和内容等，每有出入。我是当时当事者之一，了解较多，认为有必要作一次有系统、较详尽的追述。但年老健忘，下面的记述，遗漏当不在少，希各方有关同志加以补充和指正。
新疆和平解放前的一般情况
我于1946年和1948年两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在这前后约四年的时间里，对于新疆的历史、地理、民族情况、国际关系和风俗人情等，作过一些研究并取得一些粗略的了解，我就任之初，感到自己肩膀上有三副重担：
(一)保卫边疆，国家之领土主权，不容有任何外来侵犯；
(二)维护民族团结，消除各民族间隔阂和仇视，必须要有一个团结的新疆，才能有巩固的边防；
(三)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防止任何动乱，使各族人民在和平安定中生活。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关系复杂，这是人所周知的。以当时的情况来说，从1943年盛世才在新疆政治投机失败后，国民党势力伸入新疆，由于国民党的政治压迫和许多不得人心的举措，激起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人民的武装革命，于1945年9月进逼玛纳斯河对岸，形势紧张。当时张治中将军被派来新，经过慎密考虑，认为新疆问题只能遵循和平道路来解决。经过与各有关方面的联系，继之以艰苦的努力和曲折的谈判，卒于1946年春夏间与伊、塔、阿三区代表达成协议，签订了和平解决条款；接着成立了有各族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并提出了“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施政纲领和增进中苏亲善的外交政策，因此，两军隔岸对峙，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和平局面。
但新疆危机是随时随地埋伏着的，一触即发。由于一系列事件，导致了民主联合政府的破裂，伊、塔、阿三区人士撤回伊犁，新疆局势一时再陷于僵局。张将军深感如此下去，新疆仍有流血的危险，他认为有调整新疆军政负责人，首先是军事负责人的必要，因此，我于1948年8月以西北军政副长官再次来新，兼任新疆警备总司令。这个总司令部是1946年成立的，我是首任总司令，后由宋希濂继任。当我再度来新就职时，张在兰州私邸出示他迭次建议蒋介石力主国内和平的一些函件和谈话记录，并谈到一些今后的安排，因而对于新疆将来的出路问题，已是心照不宣，彼此有了默契。1949年春，新疆省政府也已改组，撤换了麦斯武德的主席职务，而由包尔汉继任主席，藉谋与三区关系的改善及和平局面的恢复。
还要说明一下当时新疆的军队情况。自国民党势力伸入新疆以后，截止解放前，国民党驻新部队，分属两个系统，一是青海马家系统；一是国民党的胡宗南系统。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序列的整编骑兵第一师所辖第一、二两个整编旅，是属于马步芳系统的；整编第四十二师所辖第一二八、六十五、二三一、骑四、骑九五个整编旅和整编第七十八师所辖第二二七、一七八、一七九三个整编旅，是属于胡宗南系统的。其余还有空军第二五九中队，联勤总部所属驻新供应局等。这些国民党部队的人事、经理，尤其是指挥权，都为西安、青海所遥控。警备总部与他们的关系，只是一种象征性的隶属关系，无事时还能维持一种礼节性的接触，有事时则各为其主，各行其是了。这些骄兵悍将，思想顽固者居多，稍有见识，能关心国家前途者为数甚少，这是新疆和平起义的一个大症结。因为我不是黄埔嫡系，与马家更无渊源，对此情形，只能隐忍处之。
艰危中的奋斗
国内形势，自辽沈、平津、淮海等战役后，国民党的崩溃和共产党的胜利，已成定局，李宗仁的代理总统及其一切活动，已是最后挣扎的尾声，无关全局。到1949年八九月间，继西安、兰州解放之后，时机紧迫，新疆何去何从，犹如临产前夕，一切都要作出准备。但是，我考虑到，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的对比，实以后者居多，要扭转这种逆境，是十分艰危的。
第一，当时国民党的嫡系及其军事力量，还充斥全疆，我以一个光杆司令，日处危城，还得和他们虚与委蛇，不敢稍露痕迹，稍露痕迹则启人疑窦，激起变乱，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临到8月上旬，我对起义问题，仍没有表态，这不但引起不少人的怀疑，也几乎引起了陶晋初的误会，使他愤而要求离职。
第二，远在1948年初，李宗仁就曾电令新疆部队除留一个旅维持地方秩序外，悉数东调，其后广州方面，也多次以此为言，并曾先后令我去南京和广州述职。由于要对起义作各项安排，我只有采取拖延之计，以争得时间，所以我当时对李的复电，是历陈部队不能东调之理由，如东调则全疆空虚，全局瓦解等；对广州方面，则举出东调之困难重重，并提出一些要求，如车辆、补给、薪饷等。我曾要求先发800万银元，作为薪饷和开拔费，我判断这是广州方面无法办到的。我采取这个办法，果然达到了赢得时间的目的，从容布置，使起义卒底于成，但这是一着险棋，稍有暴露，则不但个人牺牲，起义全局也就同时破灭了。在此期间，马步芳也曾电调骑兵第一师去青海，宋希濂曾电调军官训练班入关，都是调去参加内战，对新疆施加了一些压力。
第三，在应付各种重大问题的同时，有若干看去似乎是小事而关系甚大可能影响全局者，不能不考虑周到，如玉门油矿之安全问题；军官训练班(即军九分校)之人事调配问题等。玉门油矿，是全疆部队能源命脉，眼见外油即将断绝，如果玉矿遭到破坏，则全疆部队陷于瘫痪，那就什么也谈不上了。我当时的措置是以总部警备团的两个营，由团长毛熙玙率领驻安西看守甘新大门，而另派第一七八旅的两个营由副旅长刘抡元率领，进驻玉门矿区，担任警卫玉矿全责。这两个营除给养由酒泉补给区负责外，我当时的命令是不受任何方面的指挥调遣。解放后的事实证明，玉门油矿之得以安全无恙，这步棋是成功的。
关于军官训练班的情况，我久已知之甚详，该校学员，都是国民党部队的中下级军官而以下级军官连排长为多，由于长期反动思想的灌注，反共恐共的思想，是十分浓厚的。这由刘孟纯有一次在该校讲话(流露和平倾向)被逐，可以充分证明。刘是当时长官公署兼省府秘书长，地位颇高，而竟遭吼斥，情形是严重的。现在不让他们入关参加内战，留在新疆，使局势更为复杂，应予以迅速改变。因为这些偏激分子，如果扩散到部队里去，是会对起义工作增加许多困难的。当时该校领导者能力欠强，所以我将总部参谋处长文升乔调去任教育长，并作了一些其他措施，算是稳住了阵脚，此后再未发生鼓噪事情。这两件事外，还有其他一些小事，这里不能多作赘述。
第四，起义前的赵锡光，是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新疆和平起义，如果不能取得赵的同意，一致行动，那将是不可想像的。赵与我同事有年，私交甚笃，他在政治思想上虽谈不上明朗，但要求进步，不甘随俗浮沉，同流合污，是我所深知的，他出身于云南讲武堂，因为不是黄埔嫡系，在胡系下面处境孤立，与我是声气相通的。我于8月15日左右，以检查部队后勤工作为名，偕供应局长郝家骏、政工处长梁客浔，约赵会晤于焉耆。我和他密谈了数小时，是没有第三者参加的。密谈结果是他完全赞成起义部署，不愿部队内调参加内战。我们当时约定，一切行动，南疆由他负责，北疆由我负责，并决定成功之后：(一)部队如数交解放军；(二)两人解除一切职务，解甲归田；(三)请求部队不要在民族军监视下改编，避免发生误会，引起冲突，酿成祸乱。此外，别无要求。因为时机紧迫，我匆忙赶回迪化(今乌鲁木齐市)。
在认真分析考虑上述四种情况并精心肆应以后，我便着手与驻新各部将领会谈的安排，申明大义，晓以利害。当时马呈祥一切听从青海的指使，其部属大致都是跟随他的。叶成、罗恕人，还有其他一些国民党部队将领，虽然情况比较复杂，但他们与马呈祥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共，而其中罗恕人与马呈祥，还加上一个特务头子，当时的警察局长刘汉东，勾结甚牢。这种情况，多年以来，我是十分了解的。至于叶成，因为他是陈诚的亲戚，浙江青田人，又是侍从室外调的，虽然反共立场和马、罗等是一致的，但平时在行动上和他们不过依违其间，似乎是一个独立派。尽管他是一个师长，却又似乎是他们的追随者。我要和这些人进行谈判，在技术上，不能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又不能绕太大的弯子，言不对题。好在这时部队内调问题，又复重提，他们并多次以此为请，我抓住这个题目，乘机召集各将领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打开谈判缺口。当然，谈来谈去，不可能得出遵命内调的结论。因当时局势已无内调可能，这是他们多数人的一致看法，非我一人一己之见。这就增加了我对上拖延的勇气，而交通困难，给养不易，军饷数字庞大等，我就更加振振有词了。当时我敷衍住了南京以后又应付住了广州的压力，并拒绝了赴南京、广州述职的命令，便以全副精力来进行第二步的谈判。
前面已经谈到，彼方的情形是以马、罗(刘)为核心，叶则依违其间。而实际以罗恕人为主谋，出谋策划，处于军师地位。这些人，要他们在政治上作180度的转弯，自然是不可能的。我当时在谈话技术上考虑到，既要有份量，能触动到他们的神经深处，又要十分婉转，不能稍带刺激，避免决裂。是非、好恶、利害三者都应该谈，但前二者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只能在后者——利害上找突破。前面又曾提到，内调是绝不可能的，那么，根据当时全国形势，结合新疆特点，新疆怎么办?从这里谈起，分析利害，推测前途。日日谈，夜夜谈，从早至晚，通宵达旦，无非是希望他们放弃内战打算，从而不致延误准备起义的各项安排。这个谈判，在我家里持续了一星期之久。谈来谈去，还是谈不出具体结果。
由于时机急迫，兰州已临近解放，我不能不表示态度和决心，只有打开窗子说亮话了：“各人有各人对问题的看法，我不应干涉各人的自由，但必须洞察利害，深明得失，感情用事，只凭冲动不凭理智去应付任何事态尤其是军事变局都是十分危险的。拿目前新疆局势来说，如果我们不能考虑周详，不顾一切，铤而走险，走战争的道路，那么，后勤上既无准备，战斗上又不能稳操胜算。我们的部队虽号称十万，但只能应用到点上，彼此不能支援，而现在兰州、西宁，相继不守，外援断绝，退路不通，一幅严酷的画图，已经摆在我们的眼前，如果我们一定要放弃和平，点燃战火，则十万官兵，盲目牺牲，人民流离失所，地方秩序大乱，还要引起民族仇杀，这些都是可以预料到的。如果我们到了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的地步，进退两难，徒然自走绝路，人民不会原谅我们，历史更不会饶恕我们，那又何苦乃尔?至于我个人的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何去何从，请大家选择吧!”这一席话，似已触动了他们的痛处，所以对我未表示若何反对，但亦未表示若何同意，只从罗恕人淌下眼泪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仍在摇摆、混乱、矛盾之中。当然，脱离部队，交出权力，为他们自己打算，是十分不容易即速决定的，针对这种心理，我初步透露了当尽量满足他们物质上的要求，因此事态似有急转直下的趋势。由于过度疲劳，谈判暂时松弛一下，他们则各作自己的安排打算，我则处于更加繁忙紧张之中。
黎明在望
截至1949年9月，即酒泉解放的前后，出现了一些于和平有利的情况，我在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和鼓舞。
首先，党中央联络员邓力群于解放前不辞艰险由苏间道来新，是一件非常及时、令人高兴的事。他带来了张将军的指示和党中央的决策，带来了力量和希望，新疆和平解放之取得胜利，是与这件事分不开的。邓到新后，与我们即速取得联系，从此打通了与北京联系的渠道。使我们的行动都能有所秉承，因此能信心百倍，勇往直前了。
酒泉方面的情况当时也是十分令人关切的，它是新疆的咽喉，国民党部队在兰州、西宁相继溃败后，第九十一、一二○两个军拥塞于高台、酒泉之间，有直叩星星峡大门之势。当时最高指挥官是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其人虽极圆滑，却是一个死硬分子，是难于对付的。适此时他由高台赴酒泉的途中，因撞车受重伤，不能任事。指挥权则由副参谋长彭铭鼎取代。彭与我相处有年，公谊私交，彼此极为了解，他进步心切，觉悟较早，与我早有联系，有他运筹决策，把守住新疆大门，确保玉门油矿不被破坏，我是十分放心的。而当时的补给区司令曾震五、河西警备总部参谋长汤祖坛，均支持彭的行动，参与机谋，对起义都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对于这三位同事的功绩，我们应该给予很高的评价。写到这里，不能不于此处提到刘振世此人，他与我也是多年同事，彼此相知甚深，情感至厚。他与陶晋初、曾震五、彭铭鼎诸同事也都是密友。他于瓦子街战役被俘后，经过教育，进步很快，此时任解放军高参，随彭总进军西北，任联络员。他和彭铭鼎在高台会晤，故旧重逢，畅谈形势，增添了对和平起义的力量；后来他个人先解放军进入迪化市，勾通解放军和起义部队之间的联系，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所以他的功绩也是不可抹煞的。我经常说：“九·二五”起义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除了应归功于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英明领导外，是一切大小有利因素凑合成功的，上述数事，便是实际例子，尽管这些因素，在当时还不处于重要地位。
一切事态的发展，总是有起有伏的，我和叶、罗、马等的多日恳谈，虽说没有作出具体决定，也就是说和与战还在未知之数，但和的势头已占上风，可能来一个急转直下。谁知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大约20日深夜，我已就寝，叶成急来叩门，向我报告：“罗恕人、马呈祥认为你近来的态度变了，一定是受了包围，为了清除宵小，决定今晚把主张起义的刘孟纯、陶晋初、屈武拘捕起来，部队已准备出动。我提议应先告诉你，他们同意，故特来报告，他们限我于半个钟头内回去。”我想叶之来告，说明我们之间还有几分感情，还不至顿时决裂，当即留叶。并电话约罗、马来谈，语极恳切，他们果即来我家，我就单刀直入：“你们要捕人，捕了之后，第二步怎么办?新疆的情况你们是知道的，如果一声枪响，能保地方不致糜烂吗?这样，于你们有什么便宜?”当时，他们相顾无言，只见罗恕人淌下泪来，久之断续而言：“我们有痛苦，你似无动于衷，讲道理，又每为你所折……”听罗之言，可以想见他们的痛苦所在，无非是基因于个人的打算，即因势而利导之。我说：“大家知道，一个人只凭感情用事，而忘却了利害与是非，那是太危险了。这个道理，我已与大家多次谈到，不用多谈了。如果你们还承认我是总司令的话，就应让我以冷静的头脑为大家考虑问题，求得问题的妥善解决，何用遇到困难而只是长吁短叹，甚至相对涕泣呢?目前整个局势，你们知道得很清楚，应不再设想部队内调那样无济于事的问题了。你们带部队走也好，个人离开部队也好，大家仔细考虑一下。我要把一颗赤裸裸的心摆在你们的面前，我个人决不离开新疆，我要与全省老百姓和全军将士及其家属共生存，我有这样的责任，尽到责任，虽死不辞。”他们在无言中表示默认，一场风波，总算平安度过。捕人的事，他们再未提及，东方快发白了，始各散去。在此险恶关头，幸未撕破脸皮，留有余地，以后大事就好办了。
第二天，我单身匹马地闯进老满城骑兵第一师师部。他们正在开会，见我突然而来，神情颇为不安，误以为我对他们不怀好意，但看不到一个随从，这表示出我对他们的亲善，他们也就释然了。我趁机对他们作了进一步的解说，比昨晚更深切些。当时我考虑到，这次谈话，无异是最后谈判，成败利钝系于这一着，在技巧上必须做到寓舌剑唇枪于苦口婆心之中，当时是十分难于措词的。还算万幸，我的说话，为他们首肯，都露出笑容，甚至推想到我以后的行动会如何如何，也由他们说了出来，当时气氛缓和过来了。不过，他们对我的心事的估计错误，纯系从个人名利思想出发，立场不同，看法各异，这是不足为怪的。
经过这次恳谈，我当时判断他们的攻守同盟已经动摇，在各自为谋的情况下，可能不会再出现大的波折。我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后来，在尽可能满足他们的物质要求的前题下，通过各方面对许多具体问题的接触解决，复经刘汉东的劝说，局势趋于稳定。前面已经说过，刘是警察局长，与马、罗交结最深，他之所以从中劝说，是由于他自己急欲逃窜，如果马、罗等不走，他是不能擅离的。
在此关键时刻，在我解放军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下，西宁继兰州之后获得解放，马家盘踞数十年之巢穴，全部摧毁，马呈祥已无留恋余地；且得到消息，他的家属已由青海安全逃到香港；并获悉马步芳于最后逃往香港时，还带走骑一师应得军饷银元五万元(例由青海拨付)，使马呈祥甚为不满，认为临难不相顾，情谊何在?在此内外影响之下 ，于是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向我明白表示，愿交出部队，办清手续，许其循南疆去印度。满天烟雾至此露出曙光，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除此以外，当时是别无良计的。
事后多年，也有少数人数提出指责，谓不应让他们逃走，这样做，是放虎归山，其心不可测。诚然，站在某一个角度说话，此说确有其一部分理由。但是，如果了解到他们的一贯作风，了解到当时的整个局势，了解到当时我们的处境，持上述看法者当会哑然自失的。姑不论我们当时的处境是如何艰危，但不响一枪，避免了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大灾难，避免了双方军队的流血牺牲，避免了各民族之间的纷争乃至屠杀、分裂，这样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何况，当时部队情况十分复杂，问题甚多，仅以军饷问题来说，就可以酿成变乱。因为当时法币已到了一文不值的地步，而到六月份止，军饷已分文未发，如果有人乘机煽惑，变乱是可以随时随地发生的，而罗恕人早已扬言要火烧迪化，屠杀全市人民，据报已作好准备，随时可以动手，这两股逆流如果汇合起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的。我的责任所在，能不预见及此，预作绸缪吗?再者，当时许多人事关系，也是很微妙的。叶成曾当面告诉我，蒋、胡对他们仍不断来电，指示行动，但他们认为“大势已去，不能有为”。看样子，叶成还是和我靠拢的，但马、罗二人，仍不时有崛强的表示，与我不即不离，叫他们赞成起义绝不可能。所以，不让他们循南疆径往印度，离开部队，交出军权，一旦横生枝节，事情是很不好办的。经过这么多日的谈判、开导，总算取得了成功，今日回忆，真有如梦寐。
叶、马、罗、刘还有一些特务系统人员和他们的眷属，于9月24日离迪南行，叶成是25日晨才走的，他走到阿克苏，被人枪伤左臂，这是一个插曲。他们走后，新疆部队的起义通电就在25日发出了。
新疆终于获得和平解放，这是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至今回想，这一段历史过程——从酝酿、筹谋、安排、布置直到成功，都是通过斗争才取得的。其时正当第一次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之际，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英明领导，全国人民尤其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殷切关注，是这次成功的最大决定因素；而张治中将军的有关指示特别是9月10日他奉毛主席指示由北京发来的电报，对我们晓以大义，并嘱及时行动，对部队此后安排，指示周详，其殷切关注之情，是水远难忘的。我于16日收读此电，感奋之余，觉得光明在望，一切行动增添了无穷力量，所以也就一往无前了。尤有不能已于言者，在此一过程中，有关军事、政治、外交、策略和方法等，绞尽脑汁，担当危险，陶晋初、刘孟纯、屈武、梁客浔、刘泽荣等人，均各有程度不同的卓越贡献。而尤以陶、刘二人，真是冒险犯难，奋斗到底，不计疲劳，置生死于度外。二人现存均已辞世，其音容仍不时浮现于我的脑际，说他们刚毅坚强，正气凛然，他们是当之无愧的。
高唱凯歌
25日通电起义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与彭德怀副总司令分别给起义部队将士复电。当这些复电在报纸公布之后，全疆各族人民和全军将士，真是无比兴奋。他们意识到，他们将愉快地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数百年来的新疆动乱，和一切反动势力，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新的局面一经展开，许多问题急待请示解决。为此，我和郝家骏于10月6日到达酒泉，向彭副总司令、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将军和二军政委王恩茂将军以及其他许多高级将领进行会晤并作有关部队和地方实际情况的汇报。彭铭鼎、曾震五已先我到此，我们受到了热烈亲切的接待。因为是初次接触，我当时抱定两个宗旨，即个人无任何要求和绝对听党的话，此后也一直如此。在王震将军亲自主持下，商定了起义部队的改编方案。这一改编方案，是依据现有人员、武器的实际数目，按照解放军统一编制订下来的，一切待遇，与解放军毫无差异。当时番号定为第二十二兵团，改编工作，到1949年底，在上级领导和解放军兄弟部队的帮助下，全部完成。从此，起义部队归入到人民部队行列，废除了旧制度，建立起新制度，阔步前进，开始了我们的新生!
当时有关解放军由酒泉西进的运输问题，也依照王震将军的规划安排，由原驻疆后勤机关现有车辆、油料、器材等尽可能提出部分供应，以便于解放军输送，加速解放军到达天山南北，这对后来新疆局势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解放军先头部队战车第五团于10月20日到达新疆首府迪化——现改称乌鲁木齐，其余部队也陆续分别进抵天山南北和昆仑山麓。当新疆各族人民见到了自己的军队，载歌载舞，夹道欢迎，“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宵。这种热烈情况，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我在酒泉呆了三天，随即返回迪化，快要到达时，驻军的一个排盲目地企图逃窜。由于少数官兵不了解情况，盲目行动，是可以理解的，我当时下车，和他们进行谈话解释，很快使他们觉悟过来，返回原部。其后新疆各地先后出现了一些骚动，如库车事件、哈密事件等，均迅速平定，对大局没有发生影响。
由于彭副总司令和张治中将军到达新疆，人心日益安定，社会秩序井然。其后在王震司令员、王恩茂、张仲瀚政委的领导和筹划下，第二十二兵团便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兴修水利，开辟农田，经营副业，发展多项经济，人工创建石河子新型城市等，不畏艰苦，顽强奋战，南泥湾的精神，再现于当日，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1954年，第二十二兵团与军区生产管理部及一部分解放军老部队合编组建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任务更为艰巨，奋战精神，有增无减，辉煌成绩，喜讯频传，如今粮食总产量已突破20亿斤，尤其令人欣慰。我以垂暮之年，虽不复能亲临各个战场，与诸同志共艰苦，同奋斗，仍当以最热烈之心情，伫听我兵团各条战线最伟大的胜利消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供稿)
注解：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第一章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