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解放纪实
马廷秀
一、马鸿逵与马步芳的勾结与矛盾
甘肃的封建军阀势力，经过40年的分合变化，到1949年前后，主要有马鸿逵、马步芳、马鸿宾三家。马鸿逵拥有宁夏，马步芳拥有青海，势均力敌，且不断地扩充势力，企图控制更大的地盘，以遂其霸占西北的野心。马鸿宾栖居宁夏一角，率领第八十一军，人数万余人，分驻中卫、中宁、同心一带，势单力薄，政治上只求能使子孙保持现有的地位就行了。因此，在解放时，按照三马的情况，可称马步芳为最强，马鸿逵次之，马鸿宾为最弱。
西北各马，为互争雄长，彼此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但遇有共同利害，则通力合作，一致对付。1949年，三马联合阻止解放军西进，又争权夺利，互不相让，就是明显的一个例子。
马鸿逵继其父马福祥、堂兄马鸿宾之后，统治宁夏17年，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在施政步骤上采取以军治政，以政治党，军是基本，政是工具，党是招牌。他的军队来源，一部分是过去从冀、鲁、豫各省招募来的，大部分是在宁夏就地征拔的。解放前夕，共有步兵三个军，每军辖三个师，另有一个骑兵师，连同直属部队和地方团队，共计约8万余人。其主要军官几乎全是甘肃临夏地区(河州)各县的人，下级军官宁夏回族人约占一半。一般人所谓“甘(甘肃)、马(他的家族亲属)、回(回族)、河(临夏)”，即指的是马鸿逵用人的标准和军队成份。他的行政干部一部分是从自己军队中培养出来的，另一部分是他父亲马福祥旧部或其培养的干部。
马鸿逵的兵是亲眼挑选训练的，军官是亲自教导提拔的，高干是有历史渊源的，所以他在宁夏的统治根深蒂固，得心应手，随处逢源，并且想把这一统治世世代代绵延下去。由于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终于在1949年9月，彻底粉碎了这个世袭军阀的小朝廷，使宁夏各族人民得到了解放。
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淮海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马鸿逵见国民党大势已去，自己在西北的统治已经动摇，便在1948年1月间，向蒋介石不止一次地上条陈、写报告，要求扩军20万以“保卫大西北”。蒋的答复只是“所见甚是，交国防部核办”，再无下文。
1948年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去马鸿逵公馆送阅电报。他在办公室内披着一件棉大衣伏案纳闷，大汗满头，旁边放有一个报话机，似乎是刚听完广播。他看过电报后说：“我刚才听到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在新保安垮了。这是傅的精锐王牌(完全美式装备)，都完了，我们有什么?真正要与共军打起来，不能支持一仗。真危险，真危险!”我乘机进言：“可派人直接到北平与毛泽东主席和谈。”他问：“哪个人去?”我说：“苏院长”。他说：“目标太显。”我又说：“我去，事有头绪，我不来了，要漏出消息，请下令通缉作掩护。”他说：“问题很大，从长计议。”从此他提出：“皮袄热了自己脱”的口号(意思是自己的事，自己来下手办)，并趁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去京和谈之际，奔赴兰州，遍访甘肃军、政、党、团、绅、学各界，鼓动风潮，攻击甘肃政治，意在使当时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知难而退，由他取而代之。结果郭寄峤于1949年5月间自动离甘。
1948年夏，马鸿逵曾在出席国民党国大代表会以后来到兰州，以调解马步芳、马步青兄弟感情为借口，到青海与马步芳商议宁、青两家合作，共阻解放军西进，达成协议。1949年5月5日，马鸿逵又急忙跑到甘青交界处的享堂镇和马步芳会晤，商妥合力拒共，分掌军政大权——马鸿逵任甘肃省政府主席，马步芳任西北军政长官。并决定二人互相推荐，先由马鸿逵推荐马步芳。
在此以前，蒋介石本想于二马中择一人担任西北长官，但又考虑到二马各不相下，可能反致纠纷。及接到马鸿逵的荐电，乃交行政院院长阎锡山提出于5月18日的行政院会议，通过任命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
马步芳就职后，马鸿逵以甘肃省政府主席自居，全面策划，积极反共。当两家军队集结于平凉，预备向陕西进攻之际，马鸿逵曾去讲话、发奖，鼓励士气。在他回兰时，电话召集他的儿子马敦静和苏连元、马如龙(省保安副司令)、海涛(民政厅长)、马光天(参谋处长)、程福刚(军法处长)和我到宁夏中宁“旅园”(马鸿宾住地)会谈。马鸿逵在说明青宁两军在平凉的部署后说：“马步芳野心大，识见差，不能维持这个局面”，“甘肃军事设备薄弱，与共军打起仗来，不堪一战。”他还说，要到“中央”去呼吁大力支援。马鸿宾听了后说：“我看共产党向西北进军，目的不在我们方面，而是为了消灭胡宗南主力。等胡宗南解决了，我们插上共产党的旗子，接受和平，就可保得安全。”马鸿逵则表示，马步芳对他很尊重，既然拥护人家上了台，就该帮忙到底。我们随行的这几个人则认为马鸿逵资格老、经验多，还见过些风雨世面。从历史上看，与马步芳两家矛盾很大，与其不能合作到底，不如自己单干，还能应付一时。马鸿逵则说：“我有两件事不如马步芳：第一，我对共产党下不了毒手(指他释放了部分从三边俘虏来的红军，而马步芳对从红军西路军俘虏来的战士大都杀害了)；第二，人家做的是国际生意，用的是黄金外交，我没那么多的钱，比不过!但是有一点，以后就是人家在我们的头上屙屎拉尿，也能擦掉忍受。”话说到这里，大家不能再说了。他临上车时，马鸿宾再次叮咛：“不要上重庆去，不要忘记我们的传统家法是‘保境安民’。甘肃的事，你最好不要管。”
马鸿逵回到兰州，专等甘肃省政府主席任命的发表，有一个晚上，马步芳派他的亲信马绍武来说：“长官叫我来征求意见，甘肃省主席职务，请副长官您担任。”马鸿逵听了大哗，认为这是已经决定了的，还再来问什么，显然是耍什么花招，就很气愤地说：“叫他自己兼上好了；不然，在张鸿汀(张维，甘肃地方名人)、水楚琴(水梓)二人中择一人看看大门就行了。”殊不知马步芳正等待着这一表示，立即给阎锡山发电说：“甘肃主席一职，原拟请马副长官鸿逵兼任，因他坚辞不就，可否由职暂行兼任。”马鸿逵得到从广州传来的这个信息，盛怒之下，一面下令撤回宁夏在陇东的队伍，一面趁马步芳暂回青海之际，于7月下旬飞往广州告状。因而阎锡山又于8月1日立即发表命令，任马鸿逵为甘肃省政府主席。这时马鸿逵说：“这是要我去订城下之盟”，坚决不干。阎锡山又亲下手令，严厉责成他立即回兰就职。同时，马步芳也来到广州，邀请两方亲戚同来调解。马步芳则甜言蜜语，承认错误，并表示以后一定听“老爸爸”的话(他们是亲戚长辈，惯称老爸爸)。二人商妥同机返兰。次晨临行时，马鸿逵突变原议，声言要先回宁夏发兵保卫兰州，然后到兰就职，得先走。次日，马鸿逵因飞机发生故障，在柳州中途降落，第三日才回宁夏。飞机着陆时，又跑出跑道，震动很大，加以途中感冒，马发高烧。下机后，马精神不支，与到场迎接的人们也未见面，便直接乘车回家。次日早晨，我去问病，见他呻吟在床，滚来滚去，大汗淋漓。并指着他的妻子赵兰英，要大烟吃，以求速死。稍缓又问我：“马步芳手辣心毒，不让我在兰州，再要呆下去，定遭毒害，我没带一兵一卒，不能不走。现在是你(指马步芳)先完，我后完，同归于尽好了。”我说：“尽求两全”。他即叫我给参谋处打电话，集合军官们开会。第二天，我得知会议结果，决定支援马步芳坚守兰州。但在行军进程上，取缓进态度。其部署是，分两路出发：一路经过靖远直扑兰州；一路由靖远南折，经会宁的郭城驿、干沟驿，由定西进攻解放军后方。郭城、干沟系会宁山区，大军不能运动，到兰州需要时日，这是一种“缓兵”之计。马步芳不知底蕴，还不时打电话问发兵日期和行止地点，并派其秘书长马骥来宁催兵，但直至8月26日兰州解放，宁夏军队还在靖远途中游动。
二、马鸿逵离宁前后
1949年8月下旬，蒋介石电令马鸿逵或马敦静携带作战地图去重庆，次日即派机来接，他决定自己去。我在晚间去见他，想听听他走前对军政的安排。我去时，苏连元、程福刚先在座。稍候一会，他出来劈头就说：“你们大家不让我离开宁夏，要我主持大事。试问我为谁而战?你们因为我的关系，尊尕老二(马敦静)为司令官，他有啥能耐?”接着就从大儿马敦厚到孙子，一一点名衡量，说来说去，也没找到一个好样儿的接班人。我们见他思想不集中，说话无重点，也未问什么。最后他重申苏连元跟他走，程福刚要求同走，也允许了。海涛是第二天临走时才决定同走的。马鸿逵出走前，将所有流动资产已先后运往香港、台湾。
(一)共产党对马鸿逵的争取工作
中共对马鸿逵一直是争取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贺龙司令员和习仲勋同志从边区派广河县回民马绍常赴宁，与马鸿逵联系，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因介绍信未明示具体措施和代表身份，马鸿逵发生疑问，既不便公开欢迎，又不敢公然拒绝，只是不即不离，时来时往，互通信息而已。马绍常和马鸿逵的联系是直接单线联系，关防甚严，外人一概不知。马绍常的生活费是由我用特别办公费的名目，领来转交，因而我也偶尔能听到一些中共党的政策方针。1948年春季，马鸿逵在办公时，叫省党部书记长周百锽、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张仲璋共同商议，要马绍常在《宁夏日报》上声明脱党，并给他以宁夏省政府参议的名义。这样做的原因，据马绍常对我说，是由于他的行踪为宁夏缉私处处长、国民党特务王孔安所侦悉，向警察局探询(因为马住警察局内)。马鸿逵恐事态暴露，两有不利，为掩护他做工作，才这样作的，不久，马绍常受马鸿逵的指派，赴吴起县去了。
1949年六、七月间，马绍常带警卫一人，骑马来宁，传达党中央的意图。马鸿逵即请他回去，汇报当时宁夏处境，请示具体行动，并商定通讯方法。由马绍常将密件送交驻定边的宁夏军长卢忠良，由卢派专人驰送给我，我再转送与马鸿逵①。这个办法，是用最快的速度，使信件能直接交给马鸿逵看。但马绍常自此一去，杳无音讯，联系中断。马鸿逵把桥梁作用寄托于马绍常，到兰州后还电话问我：“广河的亲戚来了没有?”宁夏解放后，马绍常才来了。我问他为啥没来信，他说病了。他来宁辛辛苦苦地做了几年地下工作，到紧要关头，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殊为惋惜。
1949年淮海战役时，杨子垣从香港给马鸿逵来信，说明全国革命形势和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建议他和平起义，出兵陇东，攻向青海。马决定派省政府秘书主任张慎微去和杨联系②，并已复信。因解放军进军神速，未能实现。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主席派邓宝珊由包头来宁，策动马鸿逵趁青海兵团东向扑陕之际，出兵陇东，截断青军归路，消灭马步芳，为人民立不世之功。但他顾虑重重，不能决定。邓等待3日，无结果而回。兰州临解放前韩练成派人持函劝告马鸿逵父子接受和平，并指明出路：“交出军权，保持政权”，他以军队是政治资本，没军权就没有政权，再次拒绝。
(二)马敦静代理军政和马鸿宾来到银川
马鸿逵走后，所有宁夏兵团司令官、省政府主席、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统由马敦静代理。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在中卫县枣林子一带歼灭了马惇靖第八十一军的一个团。马敦静每日仍吞云吐雾，逍遥自在，好像一切部署就绪，成竹在胸，实际上毫无主意。凡不到前线去的军佐和行政人员，每日拿些例行公文，请示报告，凑合局面。有一次我问他：“解放军快要到吴忠堡，怎么办?”他说：“准备把船拉到河西，使敌军无法过河。”我说：“那是古代防守办法，现在打仗，大江、大海阻挡不住，榴弹炮射程60里，一条隔岸相望的黄河，恐难阻挡!”他再没吭声。再过几天，我又问他：“解放军到城下怎办?”他说：“把军官们的家眷用飞机接走，打完算了。”以后马如龙忽而通知我准备快马，要急行军穿过甘肃静宁县到陇南去和胡宗南联合，又忽而通知我预备轿车，经过蒙旗定远营到甘肃河西靠拢国民党溃逃河西的中央军刘任。又令留给马如龙30000银币，要他到山区打游击。总之，毫无定见，慌作一团。
马鸿宾和马全良是宁夏军中的主和派。马鸿宾见马鸿逵走了，恐一时不能回来，想抓这部分军队势力。他于9月中旬，从中宁县起身绕道马全良驻地——宁朔县，试谈两军共同合作起义问题。马全良以马鸿逵曾有给他和马敦静的电报：“宁夏，只有静儿和吾弟等主持，他人不得过问。”这里写的“他人”，明明是指马鸿宾，马全良自不敢表示对马鸿宾的附和。马鸿宾当日傍晚到达银川，还想以家长的身分，说服马敦静进行和谈。不想，马敦静态度冷淡，对他来时既不照例出城迎接，又避不见面。马鸿宾只好对去看他的人，申明他来不是为管宁夏的事，而是准备向三盛公后套一带去避烽烟。
在这个时期，兰州的解放军仍不放弃争取宁夏和平解放，组织代表团10余人，行抵中宁，县政府给我打电话，问是否让来?我转问马敦静，他表示欢迎，并指定我作代表招待，他不露面。代表团中有兰州绅士、省参议员郭福金、向连升(甘肃旧军官宋有才部的团长)等人，其余因有顾虑，仍回兰州。我转请马鸿宾和郭见面以探明来意。郭誓言解放军派他们来是争取和平起义，并无其他条件。时吴忠告急，马敦静要我请郭转求彭德怀司令员缓攻，以便召开会议商讨起义问题。旋接彭总复电“自18日起暂缓两日”，但两日过了，迄无动静，才知马敦静完全是缓兵之计。
马鸿宾以吴忠紧急，另向军械处要来大汽车一辆，装载细软，预备带眷属实行远走绥蒙的原计划。我闻讯后，即赴他住地“五亩宅”，劝阻并建议再作商量。他问我：“跟谁商量?”我说：“自然是平山(马敦静)了。”马鸿宾说：“他避我不见，我反找他，说到前方去了。你如能将他找来，我就暂不走。”其实，马敦静住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即向电话局说明我的身份，接通了司令官的电话。我问他：“马鸿宾要走，是否愿见?”马敦静叫我先去挽留，他即来。我同马鸿宾等待，几乎等不住了，他才同马如龙慢腾腾地来了。马鸿宾一见面，很不客气地拿出家长的姿态质问：“你避不见我为啥?家务事尽可商量。你阿大走了，你能否负责，能的话，该拿出个办法来；不能嘛，看谁能干，或者几个人来干，共同负责。我看以和为好，打不出什么名堂来。至于你阿大的安全问题，不要考虑，那好办，就说军队掌握不住了。”说完了，马敦静低头不语，毫无表示。马鸿宾转面问马如龙和我：“你们看怎么办?”我们同声回答：“请司令官拿主意。”最后，马鸿宾对马敦静说：“你回去，连夜召开军官会议，大家商量出个办法来，签字盖章，共同行动。”并说：“把省政府的人也参加上。”马敦静唯唯而退。
我一夜等候电话，没有消息。次早，去见马敦静问情况。他说：“我给卢忠良打了电话，他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你说咋办就咋办，再没有开会的必要。我听了大哭一场，如果军官们都像卢一样，我就放心了。”再未说出另外的办法，我即去向马鸿宾复命，并建议：“平山年轻，不能负这样重责，你是军政副长官，又是家长，可率两军(指宁夏各军和第八十一军)通电起义。”他说：“少云(马鸿逵)给他的儿子有电报，不让我管宁夏的事，我不便负责。”
9月17日，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来宁，马敦静带军官们去晋见。怀疑是蒋介石把马鸿逵调走，派他们来监军打仗，便去探问消息。徐说他们要到包头去。我问：“宁夏事咋办?”他说：“这样的山区，可打几个漂亮仗，拖延一阵。”我转问王叔铭：“中央能否派飞机来助战?”王答：“自顾不暇。”当晚，马鸿宾找我，说他要随徐永昌到包头去，请傅(傅作义)、邓(邓宝珊)对宁夏的事，出个主意，嘱我告诉一下马敦静。
19日，马鸿宾回来了。在马敦静的住处，马鸿宾说：“我将宁夏的军备实力向傅、邓说了。经过他们分析，指出‘和有利，战不利’。我把宁夏比作一份礼，请他们转送。他们说，‘少云不在不便负责’。第八十一军的事，已向周恩来先生报告，决定起义了。”马敦静仍无任何表示。19日，马惇靖作为第八十一军全权代表和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全权代表曾思玉在中宁签署协定，宣布起义。
(三)宁夏解放
20日清晨，我去马敦静住处二号房途中，见到马敦静的护从杨振武。杨说：“昨天司令官走了。”我问：“哪里去了?”杨答：“坐徐部长的飞机走了。”我又问：“留什么话没有?”杨说：“中央有办法，他下午就回来；没办法，就不回来了。”我即去向马鸿宾说明，适郭福金在座，我掏出笔记本写上“平山随徐先生赴重庆”递交他看，马鸿宾立即走出房门问我：“平山走了吗?”我答：“走了。”又问：“还有谁走了?”我不知他指的是谁，未及回答。他再问：“马如龙走了没有?”我说：“未走。”马鸿宾安置郭后出来，同我到二号房去找到马如龙，佯装不知地要马敦静出来问话。马如龙含糊地说：“走了。”我问：“走哪里?”马如龙答：“走酒泉和刘任联络去了。”我说：“不对吧，要走就要去重庆，走酒泉干啥?你问问航空站。”马如龙还表演式地问了一下航空站，才说是走重庆了。
这时，卢忠良从河东防地来电话问马如龙：“主席走了，大少爷(骑兵师长马敦厚)走了，现在司令官又走了，我们为谁打仗，你来同我们商量怎么办。”③马因守接电话，不能去。卢又问，谁能来?马提出马光天、李振国(交际处长兼建设厅长)二人，卢同意。到临走时，李有顾虑，托词不去，马光天一人去了。
下午，马光天回来转达经过，说军官们决定向解放军通电求和，由我起草电文。说到领衔问题，马全良推卢，卢说这是回族的事，推马全良。我写好电文，为慎重起见，送请马鸿宾斟酌，他指出：“马鸿逵正在重庆，考虑他的安全，词句不要对国民党太刺激，只表示接受和平，听候毛泽东主席处理就行了。”我将电文写就后，用电话念给马全良、卢忠良、马光宗三军长征求意见，马全良立即回电表示同意。其余二军长，很长时间无消息，我以电话催问，却找不到人，因时限关系，就原文拍发。这就是“哿电”(9月20日)，原文如下：
“国民党秉国以来，领导无方，纪纲不振，民生凋敝，致战祸弥漫全国，强者死于炮灰，弱者流于沟壑，刻又战事迫近西北，面临宁夏。全良等不忍地方70万军民，遭受涂炭。爰于本月20日停战，服从毛主席领导，实行民主，俾人民登于衽席，国基安于磐石。至于军事如何改编，政治如何革新，听候协商，一致服从。”
这个通电发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和各野战军司令员。署名的有：宁夏贺兰军军长马全良、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第十一军军长马光宗，副军长兼第三五六师师长马宝琳、副军长兼第二五七师师长马英才、第一八九师师长马世俊、第二五六师师长马福元、第一六八师师长马清、保安第一师师长王有禄、保安第二师师长马义忠、保安第三师师长周福财、保安第四师师长马全忠、贺兰军副军长王伯祥、第一二八军副军长何晓霆、骑兵第一旅旅长马得英、骑兵第二旅旅长马万荣，保安副司令马如龙、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马光天、处长马希贤、柴桂勋、马友梅等人。
当日傍晚，马鸿逵来电话，找马如龙回话。他先问了解放军进攻和宁夏军防守情况，马如龙用阿拉伯语汇报说：“‘满拉’(学生)不念经了。如再强迫，就要把‘囊噶’(念经的木板)放在阿訇的‘桑洛’(头)上哩!”马鸿逵说：“就无别意，无非是不忍宁夏70万人遭受涂炭，现在仍叫尕老二回来和你们一同干，好不好?”马答：“我们已通电求和了，不要再来。”只听得马在大哭声中，掐断了电话。
21日，接到彭总复电，对弃暗投明的行动，表示欢迎，并令派代表赶往中宁与第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员具体洽谈。
22日清晨，军政负责人员集会在五亩宅商讨派代表向解放军接受和平事宜。马鸿宾主持会议，首先提名马全良为代表，他却大哭后悔通电领衔，说对不起多年知遇的长官。马鸿宾次提卢忠良，卢以多年和共产党军作战，结有仇怨，辞不参加。马鸿宾说：“正因为如此，你去了，人有见面之情，将来处理上要好些。”以后又提出马光天代表军方，马廷秀代表政府和地方。④众无异议。我即写了代表资格证明书，签名的有：马全良、马光宗、马宝琳、马英才、马如龙、扈天魁、李振国等。我们三人乘车取道宁朔县过河到中宁。临行时，马鸿宾嘱我另带二人，安置在河西石空地方，以便通讯联络，我理解他的用意，向他说看情况而行，如有必要，我们三人中回来一人报告。
同日下午，宁夏省政府以我领衔发出“申、养”通电，接受和平，也得到彭总复电嘉勉。
解放军于21日解放了吴忠镇，正面的宁马守军第一二八军被击溃，指挥官虽下令给区保安司令马得贵，决渠堤30多处，淹没民田万余亩，仍不能阻止解放军的追歼和自己所属部队的溃逃。当我们在22日前赴中宁途中，见到防守这一线的贺兰军，也正纷纷溃散，卢、马二人安抚他们回去听命，仍属无效。我们当晚住在石空。次日(即9月23日)过河，我们到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部所在地——富宁公司驻中宁办事处，向司令员杨得志将军、政委李志民将军、政治部主任潘自力将军递交了证明书，表示代表军政各方承认错误，接受和平。解放军有一领导同志在言谈中严厉谴责马鸿逵一贯反动，阻击红军，进取陕北，抗拒解放西北等罪恶。因为我是一个行政干部，放心插了一句：“我们是战犯的帮凶，也应有罪。”于是杨司令员指出：“所谓战犯是战了就犯，不战不犯。今天你们是为接受和平而来，我们欢迎。这是党的政策，党中央对解决宁夏，采取和平协议的方式，你们看如何?”我们表示同意。
解放军方面提出了五项协议草案，让我们讨论。原文照录如下：
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
为了宁夏人民的利益及新民主主义国家之建设，双方同意和平解决宁夏问题，协议如下：
一、所有宁夏部队迅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指定地点(附件一)集中听候处理，在此期间内不得擅自移动，否则发生任何冲突事件，人民解放军概不负责。
二、宁夏一切党政军机构、市政机关、公营企业、牧场、公共财产和建筑及所有武器、弹药、仓库、物资、公文、档案等，立即造具清册，听候点交，不得破坏、隐藏、转移、盗卖。所有监狱犯人，听候接收处理。曾经俘去之我方人员不得杀害，应全部释放交出。蒋系特务机关人员，一律不得放走。
三、凡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之地区，原宁夏当地军政机关部队，应负责看管物资、维持治安之责，不得发生任何破坏损失事件。
四、在宁夏部队方面执行以上三项条款时，人民解放军方面保证宁夏参加和谈部队全体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
五、为了切实执行以上四项协议，决定双方在银川组织联合办事处，处理以上事项，该办事处由九人组成，解放军方面五人，并指定一人任主任，宁夏方面四人并指定一人任副主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
司令员杨得志(签名盖章)
政治委员李志民(签名盖章)
宁夏方面军政代表
卢忠良(签名盖章)⑤
马光天(签名)
马廷秀(签名)
中华民国38年(1949年)9月23日
解放军方面提出这个协议草案，让我们讨论。我们认为非常宽大，所提的各条都是应当提出的，尤其是第四项明白指出：“……保证宁夏参加和谈部队全体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使我们喜出望外，为以前所料想不到的。一致表示同意。杨司令员还问有什么意见，我提出请解释两个问题：一是对马鸿逵如何处理?二是我们这些穿青衣服(指行政人员)的是否也包括在第四项内?他答复：马鸿逵的问题大，等他回来，由中央解决；行政人员当然受第四项的保护。我们就很高兴地履行了签字手续。签字时，还照了相，以后还将这个喜庆场面，排映在《红旗漫卷西风》的电影里和全国广大群众见面，这实在是我们一生最大的光荣!
我们得到了圆满结果，仍按原路回去。行抵河畔，解放军阻挡过河，让我们仍回中宁。我疑心因宁夏军队沿途逃跑，协议恐有变更，乃去见杨司令员。杨司令员说：“宁夏军队正在宁朔路上逃散，你们走去，恐不安全，最好绕道吴忠回去。”我说：“我们来时虽见到一些零星部队逃跑，经我们劝说回去听候命令，料想不致于全部逃散。”杨司令员说：“你们是否有个贺兰军?军长是否叫马全良?”我们说：“有。”杨司令员又说：“他已跑到吴忠，受到保护，你们回去，就能见到。”
我们走到金积县附近的董府时，大雨倾盆，车陷泥中，不能转动，只得坐以待旦。天亮到吴忠见到马全良，知道他的全军溃散。我们赶回银川，始知第十一军也全部逃散。国民党的宁夏兵都是强征抓来的，故一听解放消息，顷刻哄散。我们分别召集探候消息的军官及各机关干部和群众，宣告接受五项协议内容。同时，我们又组织参议员、绅商和回教协会代表徐崇孺⑥、于光和、姚启圣、香森荣⑦、李秀芝⑧、张洪涛等赴中宁欢迎解放军于26日入城。马鸿宾也于23日致电彭总，告以“宁夏部队现已溃散，请杨司令员速派兵进驻宁夏，以维持地方秩序。”
解放军于9月26日举行盛大入城仪式，全市群众和附近各县代表热烈参加，欢呼声、口号声、鞭炮声交织一起，响彻云霄，庆祝解放。至此，马鸿逵在宁夏的封建统治，完全结束。军管会也即成立，杨得志任主任，马鸿宾任副主任。
按照协议第一项规定，“所有宁夏部队应迅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指定地点，听候处理，不得擅自移动……”但在9月23日签订协议前国民党马鸿逵军队大部逃散，我们忧虑解放军要追究责任，但杨司令员却说：“不追究责任，所有散失的枪支，由解放军收集。”我们才放了心。
在交代方面，因省政府管有：田粮、地丁、地籍、保甲、征兵、图书、文物，项目繁多，各部门作了充分准备，分别造具清册，特别是民政厅长海涛逃跑后，马敦静令我代理其职，嘱将户口、保甲、征兵档案一律焚毁。我在政府移交案内，另行造册将保甲、征兵档案连同机要文件，密码电本，以及进犯三边后向商会摊派的慰劳金未提完之数，一并向军管会移交。就是我私人的枪、马、车辆，也交公使用。杨司令员约同郭福金视察省政府时，认为秩序不乱，陈列如旧，合乎实情，表扬备至。
交代清结后，原军政人员参加了银川军管会所组织的行政人员训练班，学习政策时事，并听了领导同志的讲话，情绪逐渐安定下来。
在学习期间，地政局长杨作荣，因被人控告，骑自行车畏惧逃跑，行抵宁朔县境，被解放军查获扣留。杨司令员找我说明情况，商议处理。我因为在这一段和谈过程中，开始感受到党的政策是宽大的，处事是合情的，就向杨司令员要求对杨作荣一再宽大。他遂一面电话将杨释放，一面由政治部派人向群众再度解释政策。由于这一事件，引起我们震惊，怕再发生这样的事。马鸿宾对我说：“大家在这里工作多年，不免有对不起人民的地方。现在解放了，银川有家的可呆下去；想回兰州、临夏原籍的可以离开这里，免生意外麻烦。”我的家眷早已回兰，也想回去，便向杨司令员说明意愿。他问我：“土地房屋咋办?”我答：“没有。”又问：“有无路费?”我说：“足够。”临行前夕，杨司令员给我送来给“一野”的一封介绍信，说我参加和谈，并办理交代较好，请予安排适当工作。到兰之日，受到彭总热情招待，勉励继续学习改造，为人民服务。还要我们以自己为榜样，用各种方式，争取外逃人员回来，一视同仁。“一野”张宗逊副司令员和联络部负责同志布置我写信争取宁夏、青海跑出去的亲友、同事回来。经我反映了情况，还发还了个别人在兰州的财产。
宁夏是在解放军进逼城下，前进不得，后退不能的情况下，才派代表输诚求和的。但在9月23日协议签字前，贺兰军和第十一军自行溃散，第一二八军仅剩残部。按理，解放军不能按照协议处理宁夏问题，但解放军仍以宽大为怀，所有军政人员亦受到优厚待遇。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供稿)
注解：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宁夏省政府秘书长兼代民政厅长。
①据卢忠良，马光宗回忆，1949年，关中战事已紧，他们所率部队已调赴关中，六七月份正在平凉、固原一带，根本就不在定边驻防。
②据卢忠良，马光宗回忆，张慎微是在1948年离开宁夏的。1949年马鸿逵不可能派他去和杨联系，或者时间上有错。
③据卢忠良、马光宗在《甘肃文史资料选辑》上撰文，马敦静是19日凌晨飞走的，之后，卢忠良、马全良、马英才等人相约在仁春渡会晤，商定向解放军发通电接受和平，会完时适马光天到，便让他返银川转告省府秘书长马廷秀即发通电。这是19日清晨的事。卢并未给马如龙打过电话。
④据卢忠良同马光宗回忆，在商讨代表时，马鸿宾以长官和家长身份提出：“卢军长作全权代表，马光天是卢军长的助手，也是代表，马廷秀代表政界”。大家一致赞同。
⑤据卢忠良、马光宗撰文，在协议书上，解放军代表均盖章未签名，宁夏方面代表均是签名，未盖章。
⑥据孟宝山日记为徐宗儒。
⑦据孟宝山日记为乔森荣。
⑧据孟宝山日记为李自修。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第十章 国民党第八十一军起义 宁夏兵团的溃散与投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