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一师在起义前后
韩有文
1942年，进驻新疆的骑兵第五军(后为整编骑兵第一师)当时主要驻扎在奇台、阜康、迪化等地。这支部队是以甘肃、青海的回族为主信仰伊斯兰教的撒拉族为骨干的军队。撒拉族虽是一个只有几万人的少数民族，但是一个勇猛、强悍、耿直的民族，虔诚地信仰伊斯兰教。于是地方军阀利用这一点，在每个团的编制中都有随军阿訇，严格地实行伊斯兰教教规和教义，并使宗教信念渗透全军的思想，利用宗教为绳索牢牢地系住这些伊斯兰教的信徒，为他们忠实地卖命。在整编骑兵第一师的将领中，除了副师长郭金梁以及八大处的军佐以外，所有的排连以上直至团、旅、师长绝大多数是伊斯兰教的信徒，这支部队不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它是属于马步芳军阀集团的地方部队。原由驻守在甘肃河西的地方军阀马步青率领，后被其弟马步芳所吞并。
1945年在三区革命逐渐进展，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关键时刻，为了阻挡三区革命的发展，经蒋介石同意从青海调来这支队伍，从而为国民党和三区革命阵营的和谈创造了有利条件。
入疆前，这支军队名为骑兵第五军，实际上“兵不满一万，将不满一千”。入疆后的防区是南至吐、鄯、托，北抵奇、阜、木，军部驻在迪化(现乌鲁木齐市)。抗战胜利后，1947年国民党重新整编，骑兵第五军整编为骑兵第一师，下属两个旅，原来的骑五师改为第六旅，原暂编骑一师改为第七旅，马呈祥为师长，我为第七旅旅长，当时虽然受宋希濂的节制，但在官兵的心目中，仍然只有马步芳。
1948年底，军中就酝酿着去陇东作战之事，并已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为了补充缺额的马匹，已在奇台、阜康、木垒买马近千匹。在焉耆也买了上千匹战马。直到1949年7月接到马步芳的命令，调整编骑兵第一师到河西阻击解放军西进。并准备将罗恕人的整编第一七九旅一起拖走。部队一切准备就绪，并将家属全部撤走，后勤部队亦已出发，前头部队已到奇台。这时，又传来陇东战场节节败退的消息，马步芳已逃回青海，全线崩溃的局面已经形成。于是部队只好急令折回，各返驻地。
解放大军挺进全国，捷报频传，蒋家王朝的统治大势已去，举国的解解即将来临。骑兵第一师去向何处?已成燃眉之急，必须要做出决定。但以陶峙岳为首的起义派和以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为首的主战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会议频繁，两派争执，气氛非常紧张。迫于形势，马呈祥在自己家里请了副师长郭金梁、参谋长张五美，整编骑兵第六旅旅长韩荣福和我举行午宴，探问我们对起义的态度，讨论整编骑兵第一师向何处去的问题。那些日子，我反复考虑，虽对共产党的政策不很了解，对起义后的去向有所顾虑，但我从形势的发展中清楚地看到全中国的解放是必然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们在新疆驻守几年，承蒙新疆百姓的供养，一旦挑起战祸，必将使无辜的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广大士兵都是青、甘两省的子弟，他们远离家乡，随军多年，决战之下也必将死于战火，尸骨遍野，我们良心何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出路是率领广大士兵走光明的起义之路，因此，我明确表明坚决主张起义。大家也别无异议。马呈祥在会上也美言了几句，送走了我们。9月14日马呈祥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他明确表示自己要弃军而逃了。他让大家推选一个代理师长。大家面面相觑，按理应当是副师长领权，但一提出郭金梁，郭马上一口拒绝，极力推托。并马上提出韩荣福的名字，韩更是惶恐至极。于是，他们一致推选让我代理，郭和韩为了摆脱自己，也极力吹捧我，马呈祥也笑着点头。当时我想到的是新疆的人民和广大士兵生命的安危，只要能使新疆和部队完整地归回人民的怀抱，为解放事业做些贡献，再大的风险理应承担，纵死有何遗憾。于是，我即刻挑起了率领全军起义的重担。
9月24日马呈祥走后，我随即去找陶峙岳，表明坚决拥护起义的方针。并请陶峙岳去给我部排以上的干部做形势分析报告，以便动员全军一致起义。这次报告在老满城军部大礼堂举行，参加的还有整编第一七九旅的干部。报告整整讲了一天，陶将军以他生动感人的言辞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明了起义是唯一的出路。这次会开得很好，绝大部分干部解除了对起义的顾虑，有了正确的认识，从而加快了起义的步伐。终于在1949年9月25日向共产党中央发出通电正式宣布起义，加入了革命的行列。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朱总司令亲自回电赞扬了这一革命的举动，勉励我们更好地为人民工作。这一复电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使我们更加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
起义后，斗争并没有结束。主战派虽已逃走，但他们并不甘心，绝不让新疆平平安安地得到解放。特务头子刘汉东、饶铁珊在临逃走之前都做了二线布置。要火烧迪化，有少数坏人、特务分子和起义部队中的顽固分子勾结起来，乘机扰乱社会治安，以破坏起义后的安定局面。局势是混乱的、复杂的，情况十分危急。这时，陶峙岳、陶晋初找我商谈，要我从速安定大局，迎接解放军进疆。我马上调了一个团到迪化，又把第十四团调到老满城。重兵营就驻扎在市区，一部分住在尚未落成的天山大厦，一部分住在南关。白天整修从南门到财神楼这段路，晚上，巡逻、警戒、宵禁。当时，哈密、焉耆陆续传来银行被抢、街面被烧的消息，使迪化市面更加混乱，夜晚到处鸣枪，人民惊慌失措。此时，陶晋初又问我迪化治安能否稳住，我坚决表示，请他们放心，迪化决不会蹈哈密等地复辙。回到营房后，我又作了强化治安的部署。虽然，迪化一些小巷内也发生了抢劫我士兵枪支的流血事件，部队为顾全大局，采取了不放一枪，不抓一人的措施，避免了事态的扩大。
在通电起义的前后，迪化城防工作基本上由三部分组成：一是骑兵第十二团韩永鹏团；一是罗汝正的城防部队；另一部分是文升乔的新疆军官训练班的步、骑、装甲等七个学生队。为了分工协作，互相配合，我又主动与陈德法、罗汝正、文升乔等商议，采取分区管辖、统一指挥，互通情况，密切配合的措施。使迪化市的局势一步步地走向稳定。为迎接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创造了条件。
新疆终于拨开重重云雾，迎来了黎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供稿)
注解：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整编骑兵第一师少将师长。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第十一章 新疆和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