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编第二二七旅在起义前后
朱鸣刚
国民党驻新疆整编第七十八师系1947年5月由原新编第二军保持军的编制不变整编而成的。新二军在1944年进疆时，李铁军曾兼任军长，后由谢义锋、叶成先后升任军长；整编为第七十八师后，叶成改任师长，陈德法为副师长。该师辖第一七八、一七九、二二七等三个整编旅。
整编第七十八师是国民党嫡系部队，武器装备较为精良。并配有师直属骑兵团及高炮营。其主要防务在北疆和东疆，以拱卫新疆门户及首府迪化市。所属部队布防在西起玛纳斯，东至吉木萨尔、奇台、巴里坤、伊吾一带，师部驻景化(呼图壁)。三个整编旅旅部分别驻在哈密、迪化、绥来(玛纳斯)。
第二二七旅主要防务是监视三区民族军部队。与三区民族军相峙于玛纳斯河畔。其中第六七九团驻绥来东门；第六八○团驻东关，有两个营驻守玛纳斯河大桥以南至红山嘴一带；骑兵团驻在距绥来县城以东30华里的包家店；第六八一团驻景化和芳草湖一带，作为师的机动部队。该旅并在绥来南山山区，组织了一支牧民骑兵团，由旅部按时发给粮饷，补充弹药。
第一七八旅是新疆大门的卫戍部队。旅部和第五三三团驻哈密城东大营房；第五三二团驻通往南疆的要道胜金口、七角井一带，其中有一个营驻玉门油矿；第五三四团和骑兵团分驻巴里坤、伊吾。防区辽阔。
第一七九旅是新疆警备总部所掌握的步兵机动部队。除一部驻奇台外，其余部队均集中于迪化附近。
整编第七十八师受控于胡宗南。师长叶成，出身于黄埔三期，曾当过蒋介石的侍卫大队长，是胡宗南最亲信的将领之一。新疆起义前夕，叶成一直作为陶峙岳的对立面，和罗恕人、马呈祥沆瀣一气，阻挠新疆的和平解放。1949年春季，叶成和罗恕人密谋，企图将新疆部队东调，以解胡宗南西安之危；陇东战役之际，马呈祥又奉马步芳之命，拟将整编骑兵第一师东调进关，摆于河西走廊，以支撑兰州之危局。叶、罗、马又互相配合，想方设法，迫使陶峙岳接受东调计划。由于陶峙岳将军从容应变，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主战派破坏起义的罪恶阴谋。尤其是9月14日这一天，叶成从迪化赶回景化，召集师直营长以上军官紧急会议部署作战；又赶到绥来，将我与旅参谋长师景岳找击，命令我旅整装待命，准备作战。并限9月17日前将我旅及第一七九旅随军家属110家，全部送往哈密集中。同时又命令将野战仓库的全部军用物资转运至吐鲁番。我深知叶成感情容易冲动，处理问题不能瞻前顾后，简单急躁。经过慎重考虑，我确认叶成此举决非良策，一切应听从陶峙岳总司令的命令，如果轻举妄动，必将铸成不可宽恕的大错。所以，我旅在接到叶成命令后，没有积极响应，而是加强了部队的控制。没有多久，又闻罗、叶、马准备拘捕刘孟纯、陶晋初、屈武等人，后幸陶峙岳晓以大义，一场灾祸及时扑灭。在这方面，叶成能够及时告知陶峙岳，还算做了一件好事。也足以证明叶成当时的心理状态是相当矛盾的。
1949年9月23日，我突然接到师部电话，通知我和汪濂、王慕韩两团长(刘行团长已在迪化)立即赶到迪化，有要事相告。下午1时许，我们来到叶成寓所，叶成痛哭流涕，泣不成声，好久才说：新疆已决定起义。他并告诉我们，对于新疆前途出路问题，陶总司令跟我和马师长、罗恕人等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认为除了起义，别无他途。还说：“陶总司令曾经一再劝我留在新疆一道走起义的道路，并担保全家的生命财产。但是，考虑到我和蒋介石、胡宗南的私人关系，还是离开新疆为妥。至于全师官兵，留在新疆跟陶总司令一起起义。”他询问我的看法如何?我说，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对全疆450万各族人民与进疆10万官兵都有利，我拥护这一决定。最后叶成还转告我们说陶总司令要见一见你们。临出门前，我婉转地劝他早日离开新疆，与公与私均有好处。
在总部我们分别拜会了陶总司令，他反复地谈到为什么新疆要走和平起义的道路以及它的意义。临行时，要我们认真地向全旅官兵讲解，免生事端。并严肃地告诉我们，要全力以赴，加强部队的管教，做好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接受改编等工作；要命令全体官兵，特别是带兵官，一定要坚守岗位。当时陶总司令公务较忙，来人不断，我们就告辞了。
9月25日清晨，我和汪濂、王慕韩、刘行4人，送叶成到三角碑的土坡跟前握别。
送走了叶成后，我当即赶回绥来。26日上午，召开了营以上军官会议，宣布了陶峙岳通电起义，归向人民民主阵营的决定。几个月以来，虽然谣言四起，但部队官兵大部分还不大了解局势的演变，所以听到通电起义的消息之后，大家面面相觑，好似大梦初醒。当时，大家思想很紊乱，有的考虑生死荣辱，有的考虑前途出路。我根据陶总司令的指示，反复讲清起义后的出路问题，转达了陶总司令对全体官兵保证生命财产安全的诚意。这个会开得很顺利，没有出现波折。会议最后由我下达了几条命令，主要内容是严禁官兵外出，防止士兵潜逃，以及保护人民群众财产等等。
通电起义后不久，陶总司令亲临绥来，要我集合部队讲话。我请示陶总司令，部队携不携带武器，陶总司令说，部队集合，理应全副武装，不带武器，成什么部队。他说：今天，我是最后一次以总司令身分来向部队讲话。除营房酌量值勤外，都应来到。
陶总司令对部队讲话，虽然只有半个小时，但分析局势十分透彻，处处晓以大义，并能根据官兵当时的心理，有的放矢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后来得知，这些政策是邓力群同志于9月中旬秘密来到迪化策动起义时告诉陶总司令的。这次官兵大集合，没出一点乱子，队伍始终如一，陶总司令很满意。
由于新疆和平起义始终在上层领导核心中酝酿进行，毕竟缺乏群众基础；加上长期的反共教育，使少数官兵中毒极深，因而对起义的态度也各不相同。第二二七旅在起义前后，虽然比较稳定，但在农历中秋节前后，还发生过两起事端。中秋节之夜，绥来东关忽然传来枪声，我当即派参谋主任王昌淳带领一个特务排驰赴东关巡逻。原来是少数士兵企图逃跑。中秋节的第二天，第六八○团的一个排长带领几个士兵，会同驮马大队的几个士兵到商铺敲诈抢劫。我当机立断，将抢劫官兵全部拘留，抢劫的物资由参谋室负责清查交还失主。几个肇事者后来均押赴师军法处。
在起义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忙于巡视部队，向官兵宣读陶总司令的《告全疆将士书》，并设法防止部队动乱。由于全旅官兵的共同努力，使这支起义部队日趋稳定。12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团进驻绥来，我们将防务顺利地进行了交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供稿)
注解：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八师整编第二二七旅少将旅长。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第十一章 新疆和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