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五”起义二三事
陈希明
新疆“九·二五”起义的始末，陶峙岳将军已有专文记叙。我仅以目睹者的身份，摘其与起义有关的几个侧面，加以追叙。
(一)
新疆有独特的战略位置，有和外界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和相同的宗教信仰。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美、英、苏都在这块必争之地上，设有领事机构。中东泛土耳其斯坦“影子帝国”的阴影，也在天山上空时隐时显，来自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响，一直微妙地左右着新疆的前途和命运。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伊、塔、阿三区爆发了武装暴动，给了蒋家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在张治中将军的周旋下，用和平方式解决了这场武装冲突。国民党部队和三区武装相峙于玛纳斯河畔。虽然保持了将近四年的沉寂局面，但对新疆主政当局来说，仍然是个心腹之患。
1948年春季，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在我国境内伏击了总部的一个校阅点验组，七名校点人员中弹身亡。这条不平静的边防线，增添了当局的忧虑与关注。
多事之秋，多难之地，起义前的新疆局势，好似浏阳爆竹，一燃百响。
(二)
新疆驻有国民党部队约10万左右，在196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这些有限的兵力和有限的绿洲一样，瀚海相隔，首尾脱节。在这些部队中，有受蒋介石、胡宗南遥控的“嫡系”，有听命于马步芳的“亲兵”，有盛世才留下的旧部，还有一支由美蒋装备训练的乌斯满武装。真正是各忠其主，各行其是。陶峙岳确实是内无善战之兵，外无可援之军。
从1948年秋季开始，新疆国民党部队出现了备战的气氛。举办了对空联络训练班，并轮训军士以培养预备军官，屯储粮秣，清仓查库。并调整充实了首脑指挥机构的人事；由兰州抽调了两个汽车团充实运输力。备战声浪鼓噪一时。到1949年春季的鄯善会议时，可以说是推向了高潮，会后部队实行人马核实，东线增设补给站所，储备粮草弹药。总的布局是：东线做好迎战准备，西线保持应战姿态。
4月间，兰州长官公署政工处长上官业佑曾潜来迪化活动。梁客浔曾在天山交谊厅设宴款待，我也应邀作陪，并奉命向上官作了有关稳定新疆局势所采取措施的汇报。上官在谈话中暗示了将在兰州进行决战的意图，传达了马步芳“拚命才能保命，破产才能保产”的指示。事后得知，马步芳准备将马呈祥的整编骑兵第一师移防河西走廊。这一企图，因多方面的因素没有实现。
同月下旬，南京解放，5月上旬，西安告急。陶峙岳将军如何举棋，讳深莫测。正在此时，梁客浔要我起草一个文件，分析战局形势，阐明总部意图。我们对一些问题作了认真的商讨，取得了认识上的一致。这个文件的要点大致如下：
一、判断中共意图，首先是控制东南沿海，在打通平汉、粤汉和中原联成一片之后，将有一个休整时期。新疆决非迫切需要进攻的战略要地。
二、新疆的基本方针是：立足于备战，着眼避战，争取不战不和，保持偏安局面，等待形势演变。
三、军事方面的原则是：东线备战，西线避战，监视中蒙边境。
四、经济方面的对策是：东边封锁，西边开放。禁止关内物资进疆，取缔奸商操纵市场，民生用品依靠三区由苏联进口调剂市场。
五、严格约束部队，切实防止民族纠纷。实行人马核实，杜绝吃空中饱。有关“剿匪手本”等的精神教育一律停止。
六、严密封锁关内战局消息，不见报、不宣传。稳定民族上层代表人物。开释与三区有牵连的政治嫌疑犯。
七、提倡部队民主风尚，官兵同苦同乐，收容散兵游勇，防止逃亡。
此件经陶晋初参谋长审阅批发，以总部名义下达各师、旅首脑机关。
不久，突然听到陶晋初挂冠引退的消息，并确知，陶的行李细软，已派车启运，并向财务收支处以银元券兑换硬币，本人即将离开迪化。在这种局面下，两陶分道扬镖，不能不认为是政见不合的反应。随后，得知陶的行李已由哈密追回，陶晋初也留了下来。
陶晋初的出走，事后据莫我若等人透露，主要是因为陶晋初对新疆局势已感绝望。他曾流露过傅宜生(傅作义)“亲兵”几十万，养精蓄锐已久，都不敢轻举妄动，新疆区区兵力，不堪一击，只有投诚共产党一条路可走了。在酝酿起义过程中，陶晋初成为主和派的“主将”，看来决非一时冲动。
陶峙岳将军在政治漩涡里沉浮几十年，当时身为“封疆大吏”，在四方掣肘，重任在肩之下，不到瓜熟蒂落，决不会轻率表态的。两陶言归于好，说明在避战求和的观点上趋于一致了。
叶成和马呈祥是主战派的“马首”，叶成受蒋、胡遥控；马呈祥为马步芳尽忠。这两尊凶煞神对陶峙岳这种若明若暗的态度是势不两立的。按照叶、马的意图，逼陶表明迎战的决心，并在星星峡一线挫中共锐气之后，退守南疆，既有回旋余地，又有印度这条退路，等待三次世界大战，伺机而动。鄯善会议后，国民党中央社迪化分社主任邵晓天曾经和我及政工处一科长陶智卿谈及此事，告诉我们：马次伯曾找过他，要他把中央社全部器械带到南疆建立分社，马呈祥答应全力支持。
6月间，我们听到张治中将军和陶峙岳之间已有通电接触的喜讯。这样，和战两派之间已从明争暗斗发展到剑拔弩张了。
(三)
陶峙岳将军和叶、马联盟之间的正面交锋，局外人是不可能获悉其详情的。我只能选择几段插曲，或可一斑显豹。
第一件是军校校庆的舌战。
6月间，陶晋初安排要搞一次军校校庆纪念活动。在兵荒马乱之际，此举究竟为何，确实费解。
纪念会由陈德法几句例行的开场白之后，刘孟纯秘书长应邀讲话。刘首先含蓄婉转地分析了难以挽回的局势，认为大势已去，大局已定。接着又迂回曲折地抨击了蒋介石的内外政策，说是众叛亲离，旗鼓难振。最后又讲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以“黄埔象征革命，实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才是真正革命”为结束语。刘的这番话，是避战求和的一个信号。
刘的话音刚落，罗恕人部的团长熊毅跳上台去，破口大骂刘孟纯无耻，身为国民党行辕秘书长，为共产党做说客。气势汹汹，骂不绝口，陈德法多次上前劝阻无效。最后并狂妄叫嚷：“战死沙场，才是黄埔精神”。像这样一个中级军官辱骂上级，在国民党部队中尚属罕见。事后，石永龄曾流露，寻找机会，出刘孟纯的丑，是罗恕人他们的预谋。
第二件是梁客浔的视察部队。
7月间，梁客浔曾奉命到迪化附近部队去视察，主要是了解部队官兵精神动态，同时也向部队军官分析局势，稳定军心。我和一科长陶智卿陪同梁出巡。
先到马呈祥师部。马在斋月期间寒暄后就退居密室，由郭金梁出面接待。在了解我们的意图之后，当即召集军官开会听梁讲话。梁的讲话是十分含蓄的，大致是说：关内战局虽然紧张，但目前还不会影响新疆，将有一个时期的稳定。在谈到战争问题时认为供应已经中断，补给十分困难，打是不利的，避战才是上策。梁说军队历来认庙不认神，守土有责，不能卷入内战。梁讲完后，一些军官还提出：“不打，出路在哪里?”等问题，梁也作了模棱两可的答复。
散会后，我和陶智卿找了几个军官闲扯。总的答复是：上级叫打就打，由不得自己。
在郭金梁招待吃饭时，马次伯曾以汇报的口气对梁说：全师官兵士气旺盛，上下拥护马长官所提出的“拼命才能保命”的号令，并说解放军吃胡宗南一个团容易，碰马家一个连扎手。郭金梁颇为感叹地说：“打吧，条件差，本钱少；不打吧，有点不服气。”马次伯在我们临走前，还对陶智卿说：“对马家部队劝降是不太容易的。”马呈祥的态度从马次伯的嘴里表达得一清二楚。
第二天，我们又到罗恕人旅部，罗恕人有客挡驾。据政工室主任马锡玉告知，饶铁珊和刘汉东在罗恕人那里。我们提出要召集一个座谈会，虽然没遭拒绝，但左等右等，只召集了20多人，大部分还是政工人员。在会上有人反映，罗恕人叫大家看：《我选择了自由》(克罗琴柯夫著，反共小说)这本书。
第三件是对程潜起义的反应。
总部办一个墙报，象征广开言路。8月上旬，从美国之音广播里，听到湖南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的消息。墙报收到一篇不著名的评论和一幅漫画，评论在臭骂所谓党国元老程潜之后，用杀气腾腾的威胁口吻写道：“如果新疆有人效法程潜，必将受到身首异处的惩办。”稿件送陶晋初审阅时，此稿为陶所扣。
以上是主战派在起义前的一些动态。
(四)
塞外的8月，繁花满枝，阳光普照，本是一年之中最美好的季节。但1949年的8月，人们却在恐惧疑虑之中，度日如年。当时的迪化，危机暗伏，谣言四起。其中有三件新闻不胫而走。一是罗恕人的某团将袭击陶峙岳住宅；二是叶、马妄图裹胁陶峙岳命令东疆北疆两地区部队退守铁门关；三是穆罕默德·伊敏已去和阗(今和田)重建大头棒基地。8月间，莎车洪亚东率部和唐井然火拚的消息又接踵而来。尤其是兰州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大批特务及大小军政头目由兰州撤退进疆，沿途煽动，使军心涣散，人心浮动。入晚，到处鸣枪，抢劫四起，社会上已陷入一片紊乱之中。
8月中旬，陶峙岳在焉耆与赵锡光会晤密谈。这期间陶峙岳逢会必出这道议题：打，还是不打?打，怎么打法?不打怎么收场?陶将这两个议题交给各地将领讨论之后，竟没有完整的答案。
陶、赵焉耆密谈之后，在陶住宅开辟了第二“战场”。自8月底到9月中旬，每天晚间，陶宅灯火通宵。宅外八辆装甲车组成包围圈，警卫营的一个机枪连严阵以待，以防叶、马等人狗急跳墙。与此同时，梁客浔奉命拉马叛叶，拆散叶、马联盟。陶峙岳和包尔汉以天池避暑为名，进行秘密磋商。曾震五以张治中联络员名义，冒生命危险来到迪化，并决定送走叶、马后，通电起义。
在多方劝说之下，马呈祥决定离开迪化。马所以作此决定，一是兰州解放，大军紧逼青海，大势已去。二是张治中将军已出面干预，求和大局已定，孤掌难鸣，无意恋栈。独有叶成还想困兽犹斗。据邵晓天告知，胡宗南由陕南退入川西后，曾有密电促其迅速挟持陶峙岳去南疆，建立西北反共基地。随后，马呈祥决定潜逃印度，叶成也无计可施了。
马呈祥在出走前，曾召集重要军官在礼堂举行“捧经宣誓”，为起义后马部一部分叛乱埋下了祸种。
在叶、马先后离迪后，陶峙岳、包尔汉于9月25日与9月26日相继通电起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供稿)
注解：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政工处督察、兰州《和平日报》驻新疆特派记者。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第十一章 新疆和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