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前后的南疆
汪芬
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解放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南迁到广州。新疆国民党警备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赵锡光，深知大势已去，心情极为苦闷。直到“焉耆会议”以后，最高领导层决定起义，赵锡光才从苦闷的气氛中解脱出来。
现就起义前后我所目睹的两件事分述于后：
莎车事件
正当新疆军事当局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愈演愈烈的时候，突然爆发了“莎车事件”。这一事件对主战派是个打击，而对主和派的起义无疑起到了催生作用。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骑兵第四旅第七团团附洪亚东，目睹旅长唐井然克扣军饷，虚报冒领，中饱私囊，弄得军无粮饷、被服；马无草料、马具。唐鱼肉官兵的行为，使洪亚东及其部下极为愤恨，再加唐平日为人奸诈，性情暴烈，刚愎自用，更是火上加油。因此，洪亚东奋起率兵造反，包围了旅部，要唐井然吐出赃物。唐见形势危急，即派重机枪连扼守毕立根大桥，以防城破丧命。但洪的此举颇得军心，这个连长一到桥头竟打起了反唐拥洪的旗号。唐见旅部屏障已失，急电赵锡光求救，并声称：“洪亚东叛党叛国，如不军法从事，上行下效，必然酿成大祸。”赵也深恐乱子闹大不可收拾。
就在这时，收到了陶峙岳命赵锡光前往莎车处理事件的急电。于是，赵迅速组成了一个加强营，派副团长岳奉恩、副营长周有仁率领，开赴莎车应变。与此同时，洪亚东获悉赵派兵来莎车的消息后，也急电赵慷慨陈词：“唐旅长屡扣军饷，中饱私囊，官兵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弱不经风，奄奄待毙，职集兵围唐，绝无背叛军人武德之意，仅促其吐赃物为目的。吾虽反唐，坚决拥赵”云云。
赵锡光唯恐引起洪亚东的误解，扩大事态，岳奉恩所率部队就在毕立根大桥附近宿营。我同赵锡光住在河边的一个磨坊里。这一夜，双方都很紧张。
第二天，我奉派乘一辆插着红旗的卡车赴洪亚东的驻地回城(疏附县)，随身携带银币百元。洪知我前来，初甚为惶恐，急步迎至大门。我转达了赵要他去磨坊会晤的来意，并将一百元银币交给他，以示安抚。洪亚东一听副总司令住在荒野的磨坊里，惭愧之色，溢于言表。他立即派人送去钢丝床一张和大油、大米、猪肉之类食品。本人随我到了磨坊。
洪亚东站在赵的面前，面色恐惧。但赵的态度却很和善，对洪并无责难之意。赵令洪即刻解除对汉城(疏勒县)的围困，并约束部下可能发生的违纪行为。洪表示坚决执行命令，并请求赵向部队训话。赵点头答应了。
次日，我去汉城见唐井然，传达赵的命令，但唐坚决不开城门，表示“不处理洪亚东，绝不开城门!”以此给赵施加压力。
当我向赵复述唐的态度时，洪正集合队伍。大约有上千名士兵，黑压压一片。我扫了一眼，这哪里是吃粮打仗的士兵，简直就是刚出狱的囚徒。士兵们眼里含着屈辱的泪光看着赵锡光。赵显然很吃惊，他紧锁双眉，一直不说话，直到最后，才作了一番抚慰，并以银元千块、纸币万元，分发官兵。
唐井然在赵锡光的压力下，不得不将城门打开。赵命唐火速离开莎车，另有任用，不然事态将会重演。但唐公然声称，其他条件可以接受，唯独离开部队不能从命。原来，唐是陶的旧部，又是同乡，所以有恃无恐，不买赵的帐。实际上，唐的所作所为，陶早有耳闻，只因时局不稳，军心涣散，陶怕对唐采取行动使部下产生“兔死狐悲”之慨，才迟迟没有动他，现在唐劣迹昭著，正是执行军纪之时。因此，事件一发生，陶就急电赵：“莎车事件，由兄全权处理。”赵开始并未向唐出示这封电报，直至唐态度矜持，强词夺理，赵才愤然将陶的电报掷于唐的面前。第二天，唐井然用尽心机，多方乞求，虽然没卷起铺盖上路，却落了个削职夺印的下场。新任旅长杨廷英亦已来到视事，莎车事件就此平息。
9月24日晚上，赵锡光连夜召开少校以上军官会议。赵以估计部队战斗力的方式，着重讲述了“莎车事件”，从侧面说明十万“莎车式”的部队是不堪一击的，并驳斥了主战派破坏和平起义的种种谬论。
和与战的最后争斗
和平解放新疆，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陶峙岳、赵锡光两将军和包尔汉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叶成等人竟阴谋破坏和平起义。南疆的形势虽未出现大的骚乱，但起义与反起义的斗争还是相当复杂、激烈的。
9月28日警备司令部宣布戒严。29日，喀什专员公署宣布脱离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专署的起义在地方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特别是那些平日为非作歹，鱼肉乡民的地方官吏、巴依豪绅，自知罪恶深重，唯恐解放后百姓与之清算，纷纷来访赵锡光，请求勒令专署收回起义通告。赵锡光对那些来访的县太爷、区、乡长之类的地方官，尽管他们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但赵却似理非理，冷如冰霜，这些人见眼泪无法打动赵锡光，只好不轰而去，至于那些富商、村霸来访者，更是络绎不绝。有的为了在赵面前显示对国民党的忠诚，居然拍胸盟誓，愿与南疆共存亡。对这些人，赵经常叫卫兵下逐客令。
就在这天晚上，主战派的几个核心人物叶成、罗恕人、马呈祥等携带大批金银来到了赵锡光的司令部。赵热情地和每一个人握手，并设宴招待他们。席间，叶、罗、马向赵进行游说、哭谏，力图劝赵撕毁协议，迅即在铁门关部署兵力，阻止解放军进入南疆。
这时，突然接到整编骑兵第一旅打来的紧急电话，该旅报告说：午夜时分，喀什专员乌迈尔大毛拉失踪。赵听后大惊，命令整编骑兵第九旅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找到乌迈尔大毛拉。迹象表明，乌迈尔的失踪，是主战派的一个预谋。他们企图在南疆制造混乱，迫使赵锡光单方面撕毁起义通电。后来证实，乌迈尔确实是被那些主战派的地方官劫持走的，目的还是强迫他收回起义通告。由于整编骑兵第九旅果决地执行了赵的命令，才没造成骚乱。
当时军内和地方的情况极为复杂，赵锡光将军为了妥善处理主战派的过境，不致发生其他事件，除规劝之外，又从银库提出银元数箱(每箱4000元)分送给叶、罗、马等人，把他们打发走了。
至此，新疆1O万国民党军政人员，在陶峙岳、赵锡光两将军和包尔汉主席的率领下，迎来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光荣地接受了改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崭新的人民军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供稿)
注解：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整编第四十二师中校副官。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第十一章 新疆和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