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命的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
曾扩情
一、川陕甘边区绥署的设置
胡宗南于1949年5月从西安退到汉中后，仍沿用西安绥靖公署名义，除控制陕南地区，凭秦岭天险层层设防外，又把联接陕甘两省边区的川西北21县(绵阳、梓潼、北川、安县、三台、射洪、盐亭、江油、彰明、平武、万源、青川、剑阁、昭化、阆中、南江、通江、南部、广元、苍溪、巴中)①划归其管辖，以便人力物力的补充。但以西安绥署名义管辖四川省的地方，总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惟恐激起川人的反感。于是，乃在四川绵阳县增设“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以便控制上述地区，并提请任命邓锡侯为边区绥署主任以资号召。无奈邓坚辞不就，以致未能立即成立起来。为达其目的，胡宗南采取了如下的步骤：
1．派杨尔瑛、张砚田两人，分别在成渝两地各办日报一份(杨主办《建国日报》，张主办《黎明日报》)，对解放军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以激起川人的反共情绪。
2．派汪震及靳某两人，分别在成都、绵阳两地成立办事处，借以策动当地有关人员，为其反共措施作声援。并加派林树恩(黄埔学生，四川人，曾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为驻成都的全权代表，持其亲笔函件，向熊克武、邓锡侯及四川省参议长向传义等表达敬意，望为其“反共保川”起号召作用。结果，在成都方面，得到了四川省参议会的响应，特推派青年党中委杨叔明、立法委员沈重宇、国大代表李蜀华三人为代表，于1949年9月初去汉中，向胡宗南献旗，以“保川卫国”的最后希望寄托于他。胡对此以为无上光荣，除举行隆重的受旗典礼外，特赠李蜀华步枪若干支，配以相当的弹药，备供在川北地区从事游击活动的本钱。从此，三人就到处宣扬：胡宗南以雄厚的兵力，凭秦岭的天险，又加以四川为他的大后方，决能阻击共军于川外，免于赤祸的横行云云。在绵阳方面，得到当地国民党老党员左舜钦和青年党、民社党的书记(忘其姓名)等人的响应，组织一个共有十人的慰劳团，募集了沙糖数千斤，鞋袜各数千双，毛巾数千条，以及其他物品等等，于9月下旬由左舜钦率领去汉中慰劳胡宗南部队。胡除设盛大宴会以表欢迎外，并各赠手枪一支，子弹100发，并特派飞机送回绵阳。从此这批人就成为胡宗南在绵阳成立绥署的捧场人，宣扬绥署成立在绵阳，就是绵阳的安全保证云云。
二、我就任边区绥署副主任的经过
基于上述情况，胡宗南认为绥署成立的时机已到。除派兵团司令裴昌会进军四川，先以武力控制上述21县外，特派林树恩会同四川保安处副处长王元辉赶到重庆，约我去汉中商谈如何成立绥署的问题，并要我约曾经从事过党政活动的人员一同前往。当时约得周遂初、王馨明、赵冠先、范龙骧等，连同林、王两人，于1949年1O月3日，由成都飞到汉中。胡宗南于次日郑重地对我说：“西安绥署之撤退到汉中，不是由于战败，而是为了凭秦岭的天险，和四川的支援，作长久固守之计，以待国际局势的好转而反守为攻；只要把边区绥署成立起来，充分发挥川西北区的特有作用，这个任务的达成，是有绝对把握的。望兄以副主任的名义，主持成立事宜，至成立后的主要任务，和具体工作如何决定，可由李犹龙(训练团党政处副处长)草拟一个计划，作为决定的根据。”我当时暗自想到：“在他很神气的时期，我要想干这一个职务而不可得；到了穷途末路时才来找我当配角，未免有点不值。”乃强为表示：“绥署的成立当义不容辞，惟副主任一职却非我力所能胜。”胡又拍拍我的肩膀说：“这是恢复领袖对你信任的大好时机，望勉为其难吧!”
胡宗南同我谈话后，特关照周士冕、李犹龙两人，陪同我们去干训团看看训练的情况，并介绍在秦岭设防的情形。特别强调：“凡属要隘都筑有强固的防御工事，并以全副美式装备，久经锻炼，素著战功的第一军为防守主力。除针对敌情，不断进行防御的实战演习以加强战斗的技能外，并轮流抽调连营以上的干部，到干训团施以政治和思想训练。主训与受训人员，同穿同吃、甘苦与共；只有职位的区别，无等级的悬殊；如每次上山砍柴，上自主任(军长袁朴)，下至每一学员，无不自砍自担，不得强使别人代劳；因而受训后回到原来岗位的人员，都能贯彻受训的精神，起感召的作用；形成上下一心、同生共死的战斗意志。这是为一般的反共军队所不能比拟的。”随又陪同我们去褒城县，巡视存备的重武器，如远射程重炮、美式装甲车以及各种各样的坦克等等有如山积。这表明，不仅在山地上有足够的防御配备，就是在平地作战亦有压倒敌人的优势装备。凡此种种，不能不使我感到：胡宗南所掌握的兵力，无论在数量与质量上，毕竟不失为蒋介石反共军中一张“王牌”。从而鼓舞了我敢于就任绥署副主任的决心。
胡宗南为了对我表示特别的亲切，特商同我成立一个什么“核心组织”，在其反共阵营中，起消患于无形的控制作用。采取秘密形式，非对领袖具有无限忠诚和反共到底的决心者，不得纳入组织之内。特提出其兵团司令李文、绥署参谋长罗列、政治部主任(即政工处)王超凡、曾任过劳动营教育长的傅云、曾任过西北印刷所主任的宁一先和周士冕、李犹龙以及随同我来的王元辉、林树恩等，为组织的基本成员。以罗列任书记长，李犹龙为副书记长，周士冕为组织干事，王超凡为宣传干事，于10月12日晚宣誓成立。宣誓时在孙总理遗像和蒋介石像前，燃大红烛一对，由胡宗南领导宣誓，其誓词为：“余以至诚奉行总理遗教，服从总裁命令；视同志如兄弟，同生死共患难；严守秘密，遵守纪律；牺牲奋斗，反共到底。如有违背誓言，愿受严厉处分，此誓。”宣誓毕，互相握手以哥弟相称，一致称胡宗南为大哥。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巩固其反共阵营而胜利在握了。
李犹龙根据胡宗南指示，所拟的《绥署工作计划》，于10月15日，经由我会同陕西省政府民政厅长刘亦常，和王元辉、林树恩，及起草人李犹龙等审议通过。其主要任务规定为支援前线巩固后方，其主要的条规概括为：把川西北21县的行政权，从四川省政府的职权范围内分割出来，成为一个独特的行政区域。所有这个区域的民众，无论男女老幼都分别地组织起来，施以相当的反共训练，为巩固后方而服务；所有中等学校一律停办，专考选一批身体强健、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男女，集中起来施以反共训练，使成为民众组训的基干，或调赴前线参加实际的战斗活动；所有粮食和一切物资，以及银行钱庄等等，都加以严格的控制，备供前线征用。此外，特把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组织科和青年运动委员会，划归绥署党务特派员办公室指挥。除尽可能地吸收新党员外，凡旧党员，须重新登记举行宣誓后，才认为是合格的党员，以此作为改组全川党务的基础。
为了上述条款付诸实施，除由胡宗南兼任边区绥署主任名义，以于达驻绵阳代行其职权外，特派裴昌会同我两人为副主任，裴驻广元负军事指挥之责，我驻绵阳负党政活动之责。其他如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参谋处长、副官处长等等有关人员，全由西安绥署的原有人员兼任，惟从未来此执行过任务。
三、边区绥署成立的情况
胡宗南于绥署工作计划确定和正式派我为副主任后，随即派王元辉为绥署秘书长，林树恩为绥署党务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受我指挥；敦促我率王、林两人和同来四人，赶快回到四川进行绥署的成立。
我等于10月20日飞回成都，大家一致表示，愿为完成绥署任务而艰苦奋斗，毁家纾难在所不辞。首由王元辉、林树恩两人变卖房屋，献给绥署以资倡导。并用他两人的名义，分别函邀有关黄埔同学、国民党员、三青团分子以及其他军政人员等等，共为实施《反共救亡而集中起来奋斗到底》而效命。这个反共文件的原文记不全了，其要点有三：
第一说明反共的必要，诬中共是苏联的工具，不惜出卖国土，备供苏联反美作战的炮灰。
第二说明反共的可能，以胡宗南的美式装备的雄厚兵力，加以秦岭的天然防线，决能阻止共军的进攻，不致像其他部队的一触即垮。
第三说明问题不在于前方之能否阻挡得住共军，而在于四川人力物力之能否发挥其作用。只要我们志同道合休戚相关，聚集在一起带头来干，一反从前的生活旧习和老爷作风，与士卒同甘苦，视民众如亲人；风声所播必然万方来归；纵一时不能扭转整个的大局，亦足以保持西南半壁，终当大有所为云云。
共发出函件约四五百份，预拟直接间接地约足10000人以上，同我们合作共事。特别看中余中英、吴景伯、彭斌、刘霅雄等人，是川军将领中的杰出人才，除备函邀请外，并由王、林两人登门拜访，访余、吴两人时我亦同去，都欣然表示：对我们的作法感到兴趣，愿直接间接地赞助一切。当时应邀来的人有：彭善承、赵廉(两人都是CC分子，前者任过自贡市长，后者任过新津县长)、刘施南、张涛、项定荣(3人都是黄埔同学非常委员会分子)和杨廷栋、方采芹、舒少伟、高楠，以及任过县长而忘其姓名的10人左右，连同省党部组织科长许伯超，青年运动委员会干事2人(忘其姓名)和原有的王元辉、林树恩等6人，共20余人，于10月25日随我到绵阳进行边区绥署的成立。
我们抵达绵阳时，暂借住省立第四中学内，校长康庄(康泽族侄、三青团分子)极尽招待之诚，给予我们在校内进行党务活动以充分的便利。随即发表彭善承为绥署政务处长，周遂初为绥署秘书处长，许伯超、方采芹两人，分别任党务特派员办公室的组织干事和宣传干事。其余的人一律派为设计委员。指定城内文庙为绥署署址，约请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副处长何全信赶来会同当地邓乘桴(曾任陕西白河县长)，主办修理房舍和设备事宜，作比较长远打算，使能适用于各部门办公和所有人员住宿之所；我并在其大门额上书刻“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九个大字，使人一望而知其是当地的最高指挥机关。于11月8日迁住其内，宣布绥署成立。
从绥署成立那天起，无论何人一律改着士兵服装；每日两餐同勤杂人员和卫兵等一起，不准备用私菜；每日天未亮时，由我率全体人员去涪江岸上举行跑步练习。大有“朝气蓬勃”以复兴国民党为己任的样子。但一到晚间，却暗约比较亲近的人员到邓乘桴家，借商谈要事为名，备酒畅饮尽必而归。
绥署成立后的次日，驻绵阳行政督察区专员曾继远，特假某戏院欢迎我们，约有500至600人参加。他在欢迎词中表示：愿在绥署指挥之下尽到应尽之责。我在答词中，除表示感谢外，对共产党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说什么“共党所到之处，不仅要富人的钱，而且还要穷人的命。”接着由王元辉捏造一些事例，以证明我讲的都是真实的。
四、边区绥署成立后的具体措施
关于党务活动，采取秘密方式。首先要同我来的人员，和省中学康校长，及其教师许定昆等，在我领导之下，重新宣誓入党。随即派许定昆代刘鼎任绵阳县党部书记长，重新开展绵阳县的党务活动。
至于有关政治措施，准备分片举行三次会议来逐步推行。参加的人为各县县长、党部书记长、参议长、民众自卫队长、警察局长等。
第一次会议于11月20日在绵阳县召开，会期定为3日。除应有人员都已到齐，及曾专员当然参加外，并邀请当地各校校长、商会会长和有关人员列席会议。此外特邀四川省府派人出席指导；邀请四川省教育厅派人参加商谈停办中等学校等问题。因该省主席王陵基不满绥署分割他的权限之故，四川省府没有应邀派人指导。
在举行会议开幕式时，首由我阐述反共的必要和可能，鼓励大家执行所决定的各项任务；要作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乃至一草一木，都要为“支援前线巩固后方”而发挥其作用云云。
五、绥署的垮台
我于绥署成立以至开会期间，汉中前线的军事情况如何，胡宗南并不告诉我。关于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军川东的消息虽有所闻，却认为有蒋介石坐镇重庆，决能抵挡得住，不致影响川西北的局势，因此，我仍作“支援前线巩固后方”的迷梦而不悟。那知会议刚一闭幕，即传来警报：重庆已危在旦夕；胡宗南军亦由汉中前线溃退到四川，形成不可收拾之局。我才感到前途不妙。乃赶回成都作自我打算。除留林树恩、王元辉两人办理绥署结束事宜外，其余随我到绵阳的人员，听其自由散去各奔东西。
我们费尽心机，百般筹划，奔走呼号才成立起来的一个大大的号令机关，满以为必将大有所为，哪知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光，就在解放军的声威之下，卷旗息鼓黯然告终。
(陕西省政协供稿)
注解：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
①另据何文鼎回忆是川北二十四县，除此二十一县外，还有中江、罗江、仪陇。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第十二章 胡宗南退踞汉中与秦岭、陕南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