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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秦王朝的统治呈现了不稳定的情势，朝庭内部又发生了关于统治方计的争辩。。据《史记》记载，这年嬴政在咸阳宫置酒会宴群臣，博士仆射周青臣逃颂辞说，由于秦的统一，把分封割据的诸侯国改为郡县，使得“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帝听了非常高兴。但博士淳于越却挺身而出，指责周青臣是面谀之言，“非忠臣”。他慷慨进奏说：“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 他认为应该象商、周那样分封子弟功臣，自为弼辅，才可保无虑。淳于越的这番议论，遭到丞相李斯的驳斥。李斯认为这是“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是“惑乱黔首”。他进而指责诸生对秦始皇的法令是“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率群下以造谤”。为了维护皇帝尊严，加固秦王朝的统治，他奏请并经嬴政批准焚毁秦史宫、法家、农艺、医药、卜筮以及国家所藏以外的“诗书百家语”等一切书籍，限于令下三十日内焚毁，不烧者，“黥为城旦”。还下令：“三二两两淡论诗书的杀头示众，颂古非今的杀掉全族。”第二年，曾为秦始皇寻求长寿仙药的方士侯生、卢生潜逃出走；逃亡之前，还散步了不满秦始皇的言论。嬴政盛怒之下，派人追查审问，涉及儒生四百六十多人，他们均被指控为“犯禁”，“为妖言以乱黔首”。被活活坑埋于咸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就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被后世称为“四皓”的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四位老先生也潜逃了。陶渊明在他著名的《桃花源诗》一开头就说：“赢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南山……”这三句诗精辟地概括了上述四皓隐居的历史背景。
　　四皓躲避秦乱出走后隐居于何处?后世有不同的说法。
　　太公在《留侯世家》详细地记载了四皓的功迹。但遗憾的是关于四皓隐居于何处，只说了“逃匿山中”四字。《汉书》却在王贡或两龚鲍传中说此四人“当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这是我们见到最早的记载。到了汉末，大文学家曹植写有《商山四皓赞》，可见他也认为四皓隐居于商山。到了东晋末年，大诗人陶渊明直书“黄、绮之商山”，并叮咛他的友邻羊松龄“路若经商山”时凭吊一下四皓的遗迹。说明他也确信四皓隐居于商山。到了隋唐，相信四皓隐居于商洛的人就更多了。初唐的大政治家张九龄、训诂大师颜师古都认为四皓隐居于商洛。此后，这一看法一直延续下来，到商洛凭吊四皓遗迹的人越来越多。
　　四皓隐于商洛几乎已是定论。但商洛地方大了，究竟具体隐于何处，却有好几种说法，有趣的是从汉以来许多都认为四皓隐居于商山，但最早记载四皓隐居地点的班固却只说他们隐居于“商洛深山”，并没有说他们隐居于商山。上述的颜师古对“商洛深山”加的注释是“即今之商州商洛县山也”。张九龄的《商洛山行怀古》中说四皓隐居于“此山阿“，也认为他们隐于“商洛山”。上述数人中，只有曹植和陶渊明认为是隐于商山，可见在具体隐居的地方上，自古就有不同的说法。
　　现根据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四皓在商洛隐居的地点有三处：一处是商山，位于今丹凤县商镇以南的商山。因其地处于当时的县首府附近，且濒临京都长安“东南行”的大道旁，更加有四皓墓在此，所以这个地方遐迩闻名，古今皆誉。另外，还有二处：一处在今洛南永丰镇南部的山中，今称四皓乡；一处是商县西南八十里杨斜和牛槽交界处的秦王山莲花峰。《陕西通志》说这里“亦四皓隐处”。我们的看法是，这三种说法在没有更确切的证据的情况下，世代传说下来的说法还是合理的。四皓初隐入商，居于今洛南县永丰镇南部山中；当“焚书坑儒”的事态发展到紧急关头，“四皓”先生又辗转流离逃往商县西南的秦王山莲花峰。这里山大林深，沟壑纵横，利于藏身避难。嬴政辞世，中原逐鹿、楚汉相争，刘邦即帝位，改国号汉，定都长安，社会局势稳定，时过境迁，灾难已过，四皓先生遂迁居商山，即使辅佐惠帝以后，他们仍隐于此。
　　如果四皓真是一隐到底，就会老死于林泉，不为人所知。但他们并不是这样，而是出来干过一番事业的。
　　《史记·留侯世家》记载：汉高祖很宠爱他的姬妾戚夫人，他每次领兵出征，戚姬常伴随。赵王如意是戚姬的亲生子。刘邦以为太子刘盈(吕后子)仁弱，常说如意类似自己，虽于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封为赵王，但常留在长安自己身边。戚姬乘机日夜啼泣，求立其子。刘邦欲废太子刘盈而立赵王刘如意的主张，由于大臣们有争议，刘邦也下不了决心，事遂未定。有一次刘邦与臣下又争议另立太子的事，争议情况被吕后知道了，她十分吃惊，派其心腹建成侯吕泽(有人认为是吕释之)问计于留侯张良。留侯说，皇上现在没有得到四个人的扶持，这四个人年纪都很老了，都因为皇上傲慢而轻视别人，所以隐居在山中，不愿意做汉朝的大臣。但皇上很器重这四个人。现在你如果能豁出金玉细缎，让太子写信，用谦逊的语言和征聘的车辆，派能说会道的人去聘请他们，他们就会出来。如果他们来，就让他们为宾客，经常跟随太子入朝，让皇上能见到。皇上一见，必定惊奇而询问。皇上知道这四个人的贤才，就一定会对太子有帮助。吕后听从了这个计策，就命吕泽派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往商洛迎“四皓”至长安，住在建成侯那里。刘邦破黥布回长安，设筵庆功，太子携四人至，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果然刘邦怪而问“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姓名。刘邦大惊说：“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齐言：“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刘邦回答：“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离去。事后，刘邦失望地告诉戚姬说：“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遂打消了废太子的主意。据传说，四皓先生不慕富贵，甘心林泉，在太子定位后仍归隐商山至终。死后葬于秦阳村，即今丹凤县商洛镇西。现商县城西郭村的四皓墓据说是明代为祭祀方便而设的衣冠冢。之后，汉惠帝感“四皓”之功，为其建祠于商县城南南秦垭(义名高车岭)上。
　　四皓为谁?其说不一：
　　《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四皓在辅佐惠帝后见到刘邦，问及他们的名姓时，他们自称是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很明显，这些称呼是四个人的号，不是真实姓名。在皇帝面前自称外号，是有些不伦不类的。这就产生了问题：他们的真实姓名是什么，他们的外号有无错讹?后世在这些方面众说纷纭。
　　人们多肯辗转引用《陈留志》。此书记载：东园公姓庾，字宣明，居同中，因以为号。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齐人，隐居夏里修道，故号曰夏黄公。甪里先生，河内(黄河以北，总谓之河内，《史记正义》说古帝王三都，多在河东、河北，故呼河北为河内，河南为河外)轵(故城。在今河南济源东南十三里)人，太伯之后，姓周名术，字元道，京师号曰灞上先生，—曰甪里先生。但《陈留志》对绮里季却未作任何解释。《资治通鉴》、《纲鉴》等书都沿用了这个说法。
　　《直隶商州志》引用《鸿书》认为“东园公唐秉，字宣明；绮里季吴实，字子景；夏黄公崔广，字少通；甪里周术，字元道”。鸿书何人所作，作于何时，此说有何根据，笔者才疏寡闻未得一见，所以无从说起。
　　《直隶商州志》载：宋代罗泌著的《四皓辨》中说：“四皓之名言者不一，如圈公在《史记》以来，《汉书》、《法言》诸所记载，俱作圈公。《洽闻记》作郭圈公，《仙传拾遗》又以为东园公。
　　《古今人物别名索引》中认为：绮里季即朱晖，夏黄公即崔广，东园公即唐秉，甪里先生即周术”。也还有夏黄公即周术的说法。
　　《中国人名大辞典》对四皓的解释是：东园公，汉。姓唐字宣明，居园中，因以为号。隐商山为四皓之一。夏黄公，汉，鄞(鄞本春秋越地。《国语越语》，句践之地，东至于鄞。汉置县、隋省入句章，故城在今浙江奉化县东五十里)人，避秦匿商山中，四皓之一。(按史记留侯世家注引《陈留志》，云，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隐居夏里，故号夏黄公。《四明文献志》云，宋毕文简以为绮里季夏为一个人，后人误将夏字属黄公读。宋潜溪非之，著论以夏黄化为的。但考南史阮孝绪语及杜甫诗，俱称黄、绮而不言夏，是毕说并非无据)。甪里先生，汉。轵人，或曰吴(今江苏吴锡县)人姓周名术，字元道、避秦居商山中，四皓之一。甪里亦作禄里。绮里季，汉。居绮里，季其字也。或云姓朱，名晖。避剧商山中，为四皓之一。
　　综观上述记载，在四皓的称号方面，对甪里先生没有争论，“甪”“禄”的差距是属于“同音通假”。对绮里季、夏黄公二人的号称山现过如何断句的争论，但毕文简没有提出依据，只是臆测，也可以定下来为绮里季和夏黄公。关于东园公的园和圈，是东园公或是园公，也或是圈公，难以肯定。但也无妨以司马迁最早的记载定下来。认为是“同音通假”。若如此，则也都可。
　　最分歧的是四皓的姓名和字。这是什么原因?唐代颜师古在《汉书》卷72中四皓的称号后边加了这一段注释：“四皓称号，本起于此，更无姓名可称知。此盖隐居之人，匿迹远害。不自标显，秘其氏族，故史传无得而详。至于后代皇甫谧，圈称之徒，及诸地理书说，竟为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错互，语又不经，班氏不载于书。诸家皆臆说，今并弃略，一无取焉”。这段话说明了《史记》、《汉书》末著四皓姓名的因由，也说明了后世记载分歧不一的原因。但由此而得出的结论，说四皓的姓名不可知，那就有些悖谬了。如果发现了新资料，谜团还是可以逐渐解开的。例如最近几年，在商洛就发现了周家磨周姓的家谱，此谱修于同治十三年（1874)。又在丹凤县发现了在道光十年(1830)二月续修的商镇周姓家谱。后一谱记载说：“周氏古姬姓，家于商山者，自甪里先生始，溯先生之世系而尚论之，因为荆蛮吴仲雍之乱，先生官秦博士，避乱于商山，迄今经七十余世，历时两千年”。另据前一家谱记载说，“荆蛮吴仲雍之后，姓周名讳术，字元道。秦会稽洞庭山甪里村人，因以为号。今苏州府西三十里即其地。官秦博士，避始皇乱，隐于商山。汉高祖混一区宇，以礼为罗，茹芝不出。帝所不能致者四人，先生其一也。配沙氏，生子凤翔。”“凤翔同母沙氏，妻马氏诣上洛商山，见甪里遂家焉。生子二，长洁，次浩”。按周姓谱序中说，在同治年间修谱前曾做了大量的调查追溯工作。另据商南群众传说该县甪山清风观亦系甪里先生隐处，死亦葬此，惜，至今遍找不得其冢。
　　从这两家谱可以认为：过去有些记载说甪里先生是轵人的记载不正确，应是秦时会稽洞庭山甪里村人；他的姓、名、字、号在各史书上的记载是没有错误的。至于商镇周姓家谱中说“因为吴仲雍之乱”一句中的“乱”字。串连前后并和周家磨家谱相较，乱字似为笔误。再查阅秦以前的资料，《史记·吴太伯世家》有一段话：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乃奔荆蛮……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委简立”。如果再无第二个吴仲雍的话，那么吴仲雍从未乱过。因此，商镇家谱中的乱字当为后字。至于这段记载，原包涵了这样一个历史事件：
　　周太王即古亶父，于殷商末纪，原在今陕西扶风周原一带。他的三个儿子：老大名字无考，史称太们，老二名雍，老三名历。历的儿子姬昌，颇有才德，太王想让昌继承国君之位。但按封建法统，得要姬历先当国君。然后再传给昌。太伯、姬雍懂得了父亲的意思，为了放弃君位的优先继承权，就自动奔逃出国，跑到荆蛮去了，在那里建立了句吴，弟兄相继担任了国君，甪里先生周术便是他们的后代。至于四皓中其余三人的姓名，我们现尚无新资料予以考证，请诸爱好同志批评指正并赐文共同探讨。(王庆善 牛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