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军功爵制是继西周五等爵制之后，新出现的军政制度。它萌芽于春秋，确立于战国，在秦及西汉中期以前的政治舞台上，曾起过较为重要的历史作用。但由于自西汉中期以后军功爵制逐渐趋于轻滥，而到了东汉以后军功爵制除侯爵(列侯、关内侯)之外，已失去实际价值，浙趋于衰亡。因此，后人对军功爵制已不知其来龙去脉，甚至有人把军功爵制与西周的五等爵制混为一淡。连东汉学识渊博的学者王充，尚且提出了“赐民爵八级何法”的疑问(1)。尽管《史记》、《汉书》、《后汉书》及先秦、秦汉其他著作中，对军功爵制也有所记载，然而对军功爵制产生、发展、演变、衰亡的过程及对军功爵制的一些细节和具体问题，仅凭现存的历史文献，已无法考知其原貌，幸赖秦汉简牍的发现，才提供了很多珍贵资料来解决军爵制中许多疑难问题。现仅就其几个重要问题，举例加以说明。
　　一、汉简为军功爵制正名
　　对于从春秋、战国产生确立的新爵制，学术界对它称谓并不一致。有人称为“二十等爵制”(2)，这是由于这种爵制在秦汉时期共有二十等级而得名。有人称为“赐爵制”(3)，由于两汉政府经常颁布的赐爵诏书而得名。笔者认为称为“二十等爵制”，在秦汉时期尚可，但上推至商鞅变法及战国时期，就不够准确。在战国时期各国都建立了新爵制，
　　而各有多少级已无法考知，但我们已经知道，秦在商鞅变法时所建立的新爵制只有十七级(4)，而且没有侯爵，至于“赐爵制”的名称，它本身就是含混的概念，因为它并没有说明赐的是什么爵。由于笔者觉得以上两个称谓都不很准确，所以就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军爵律》和《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说的二十级爵“皆秦制，以赏功劳”而定名为“军功爵制”，但这个定名，实际也是推断，并没有第一手原始资料作实证。于是我就从秦汉简牍中查找根据。上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在《居延新简》中发现以下一条简文：“□□颇有军功爵者后减者后减又爵二级非身*”(5)。这条简文残缺过甚，其意难明，但是“军功爵”三个字赫然在目，它证明在汉代对“以赏功劳”的爵制就称之为“军功爵制”。有了这条原始资料，军功爵制的定名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决了。
　　二、秦简证实了军功爵制的颁赐程序
　　过去对《商君书·境内》所说的“劳爵”、“盈论”、“赏爵”等词句的含义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不甚了了，也可以说根本不懂。云梦秦简的公布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可靠资料，使我们对军功爵制实施中的所谓劳、论、赐的一套赐爵程序，有了确切的了解。
　　从军当以劳、论及赐。未拜而死，有罪废，耐迁其后。及废，耐迁者，皆不得受其爵及赐。其已拜，赐未受而死及废耐迁者，予赐。——《军爵律》(6)上引《军爵律》一段文字中，所谓“耐迁其后”是一个专门术语，很难理解。按；“耐迁其后”的“耐”，就是《商君书·境内》中的“劳爵能”的“能”。“耐”与“能”古通用，互训。“耐迁其后”就是死者的功和罪都转给他的后人。对这个术语理解了，这段文字虽然比较简略、生涩，其大意还是明白的。它是说：凡是从军的人，都要根据所立军功(劳)大小，经过评议(论)，颁赏(赐)不同的爵位、田宅和其他财物。经过评议(论)之后，某人应得到爵位，但尚未正式拜爵就死了，以后发现他有罪，依法把死者的功、罪转给他的后代。他的后代就不能得到爵位和赏赐。如果已经拜爵，而没有得到赏赐，还要给予赏赐。用现代浯言表示，这叫对既成事实的承认。上述资料主要是说明，在颁行军功爵时必须经过的“劳、论、赐”三道程序及得爵人死后的处理意见。概括说来，所谓“劳”，是指功劳(含军功和事功)，是赐爵的前提。所谓“论”，就是对赐爵对象所进行的评议(含查证和落实)，根据评议的结果，才进入“赐”的程序；即赏赐相应的爵位、田宅和其它财物。赐的爵位级别是由军队决定的，但赏赐的田宅却由获爵者的家乡政府落实。即由军队向获爵者的家乡政府发出通报，由家乡政府根据军队通报的爵位级别，赐给相应的田宅和其他财物(秦时赐庶子)，并把获爵者所得的爵位登记在户籍册上，赐爵程序就算结束。以上所述赐的程序，是指对中下级爵位说的，高级爵位赐的问题，则由中央政府解决。
　　三、汉简揭示了赐爵的累计方法
　　在两汉的赐爵诏令中，经常看到赐民爵一级、二级，甚至是三级的记载。有的皇帝在位期间赐爵几次到十几次。对于赐爵级别是怎样计算的，是单记还是累记?前次赐爵与后次赐爵有无联系?史书记载不够明确，但是，居延出土的汉简却保存了这方面的资料，使计算赐爵级别的迷雾得以澄清。下面就将《居延汉简甲乙篇》中的有关资料抄录3条，然后加以分析说明。
　　1．*老 故小男丁未、丁未、丙辰、戊寅、乙亥、癸巳、癸酉令赐各一级，丁巳令赐各一级。——一六二·七(乙壹壹版)
　　2．*卒 故小男丁未、丁未、丙辰、戊寅、乙女、癸巳、癸酉令赐各一级，丁巳令赐各一级。——一六二·八(乙壹壹捌版)
　　3．□□□□公乘邺池阳里解清 老 故小男丁未、丁未、丙辰、戊寅、乙亥、癸巳、癸酉令赐各一级，丁巳令赐一级。——一六二，一0(乙壹壹捌版)
　　上引3条简文内容基本一致，而以第3条较为典型，因为它记有姓名、籍贯(县里)、年寿状况及从小到老受爵日期。据日本学者西屿定生先生的考证，认为丁未、丁未、丙辰……是历次受爵的干支纪日日期，并考证出最后一次受爵日期为元康四年丁巳，然后以此上推，又推算出前七次受爵日期。即第一个丁未就是第一次受爵的干支纪日，应为昭帝元始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第二次受爵的丁未，当为昭帝元凤四年正月二十二日，第三次受爵丙辰，当为宣帝本始元年五月二十六日，第四次戊寅，当为本始二年闰五月二十四日，第五次乙亥，当为宣帝元康元年五月一日，第六次癸巳，当为元康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第七次癸酉，当为元康三年三月二十日，第八次丁巳，当为元康四年三月三十日(7)。根据《汉书》帝纪考察，从昭帝元始五年(前82年)六月，至宣帝元康四年(前62年)三月，共赐爵9次，其中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夏四月戊申因立皇太子，赐“天下当为父后者爵一级”(8)。在上引简文记载中，没有一人于戊申受爵，说明他们中没有一人是嫡长子，故没有受爵资格。
　　上引受爵简文说明汉代受爵是累计的，如第一次赐爵一级为公士，第二次再赐一级就是上造，第三次再赐一级就是簪*，此后以此类推。但是，从上引资料来考察，受爵者的级别最高者为八级公乘，由此可以说明，在西汉的赐爵诏令中，虽没见不得过公乘的条文，实际西汉赐民爵也不能超过八级。如果没有这一条限制，老百姓也可以拥有高爵了。特别是在东汉时期，动辄赐爵二级、三级，就更是如此，为了不让老百姓获得高爵，又不违背赐爵累计的规定，因此又定出民爵超过八级者，必须转让给兄弟子侄，这也是两汉政府在赐爵政策方面“原则性”与“灵活性”的体现，也反映出赐爵制的阶级实质。
　　四、赵背户村瓦文说明秦未有爵者已沦为居赀
　　研究秦汉史的人都知道，秦人重爵，有爵就有官，这实际是指秦统一以前的事，秦统一后情况就有所不同。1979乍12月至1980年6月，在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出土18件瓦文墓志，其中有12件记有居赀和爵称的瓦志刻文。据秦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研究推断，这批瓦文的墓葬时间，“上限年代应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下限年代为二世二年(前208年)”(9)。说明到秦末有爵者已沦为居赀的事实。现在从12件有爵居赀的瓦文中，选出6件完整瓦文，抄录如下，然后再作些分析。
　　东武居赀上造庆忌
　　东武东间居赀不更(左月右鸟)
　　博昌居赀用里不更余
　　杨民居赀武德公士契必
　　杨民居赀公士富
　　阑陵居赀便里不更牙
　　上引6例瓦文，都记有死者的姓名、籍贯、爵称。其中有上造(二级爵)1人，不更(四级爵)3人，公士(一级爵)2人。从地
　　域看，东武(今山东武城县)2人，博昌(今山东博兴县)1人，杨民(今河北宁晋县)2人，阑陵即兰陵(今山东苍山县)1人。在没引用的瓦文中，还有平阳(今河北临漳县)人，赣榆(江苏赣榆县)人，邹(今山东邹县)人，平阴(今河南孟津县)人。总之，所有居赀都是秦统一前原山东六国人。由于这些有爵位的居赀与刑徒在一起劳动，有人认为居赀也属于刑徒的一种，其实这是误解。居赀实际是以劳动抵还官债的人。根据有爵位的人可以用爵位抵刑、减刑的法律规定，如果爵位能够抵刑，有爵位的人就成不了刑徒，如果爵位不足以抵刑，一旦被判刑后，同时他的爵位也就被剥夺。所以只要是刑徒，就不会有爵位头衔，不过，从居赀的处境来说，已与刑徒相差无几，只是从法律意义上讲，居赀还不是刑徒。我曾写《秦未有爵者沦为居赀辨》一文(10)以辨析居赀不是刑徒的问题，文繁不录。
　　从原山东六国有爵人沦为居赀，以劳动抵还官债的困境看，说明秦政权对原山东六国人的剥削、压迫是相当残酷的，同时也说明，在秦末军功爵制就已开始轻滥。
　　五、张家山《奏谳书》证明楚汉战时刘邦仍用楚国爵制
　　关于刘邦起兵后施行楚国官、爵制度问题，宋代学者王益之在《西汉年纪》卷二《高祖·考异》中就指出：“高帝初起，自称沛公，官、爵皆楚制……汉元年始用秦制。”但由于《西汉年纪》流传不广，关于刘邦起兵后用楚国官、爵制度问题，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所以比王益之稍晚的徐天麟，在其所著《西汉会要·职官五》中，称刘邦入关前所行爵制为“旧爵”，而不知县楚爵。笔者在《西汉初期对二十级军功爵制的因袭和改革》一文中(11)根据《史记》、《汉书》所记刘邦入关前封其功臣为国大夫、列大夫、上闻、七大夫、五大夫、卿、执帛、执珪及封号称君等爵名，而断定刘邦入关前推行的是楚国爵制。但这是一种推论，并没有第一手原始资料来证实。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提供了刘邦曾施行楚国爵制的实证。《奏谳书》中第十六案例，记载着淮阳守偃追查新郪令信谋杀狱吏武的案件。此案涉及犯罪人员有新郪令信、*长苍、公粱亭校长丙、发弩赘、求盗大夫布、舍人余等。布、余一死一逃，没有结案，其余四人因杀人罪、谋杀人罪、纵囚罪被判处死刑(弃市)。在诊问(查问、核查)这四个罪犯的身份时，得知这四人在楚汉战争时，“以坚守荥阳”，因功信被封为广武君，苍为壮平君，赘为昌威君，丙为五大夫，并且说明“皆故楚爵，属汉比士，非诸侯子”。意思是说这四个人获得的都是楚爵，属于汉的官僚阶层(士)，是刘邦的属下，不是诸侯的人。这就清清楚楚地说明，在此案发生的汉三年，刘邦仍用楚国爵制。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有关楚爵问题的记载，纠正了王益之在《西汉年纪》中所说的“汉元年始用秦制”，及我所说的“刘邦入关后就放弃楚爵制，而改行秦的二十级功爵制”的意见。《秦谳书》的资料证明，刘邦在汉三年(前204年)荥阳大战之后，仍施行楚爵制。据此推断，刘邦改行秦的军功爵制，不会早于汉四年，也不会晚于汉五年。刘邦在汉五年五月颁布的诏令中，有“复故爵田宅”的条文(12)，所复的爵，就是秦二十级军功爵。据此可以推断，汉五年就是改行秦爵的年代，从此楚爵制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六、秦简确定了士伍的身份
　　士伍又作士五，是在秦汉军功爵制盛行时期，对某一部分人的专称，但它究竟指哪一部分人，学术界曾有过四种解释。
　　1、是指原来有爵位，因罪而被夺去爵位的人。《史记·秦本纪》：“武安君白起有罪为士伍，迁阴密。”集解引如淳曰：“尝有爵，以罪夺爵，皆称士伍。”《史记·白起列传》颜师古对这段话的解释是：“谓夺其爵，令为士伍，言使从士卒之伍。”在过去如淳和颜师古的“有罪夺爵为士伍”的注释，被认为是对士伍身份最权威的说明。
　　2、是从第一种解释中演化、附会出来的，认为士伍是刑罚的名称。董说《七国考》根据如淳、颜师古“尝有爵，以罪夺爵”的注释，而把士伍列入“秦刑法”条，显然是把士伍当成了刑罚的一种，但学术界很少有人赞成此说。
　　3、认为士伍是对一般兵卒的贱称。《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士伍开章等十七人，棘蒲侯、太子奇谋反。”《史记会注考证》引中井积德的话说：“士伍，兵卒之微贱者也，彼以其本言之，不论前罪有无。”《史记会注考证》的作者泷川资言也主此说。这是日本学者的见解，国内学者不见响应。
　　4、认为土伍是对成年男子无爵位者的通称。卫宏《旧汉仪》：“秦制二十爵，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年五十六免；无爵为士伍，年六十乃免老，有罪各尽其刑。”以上这段引文，本来是讲有爵者与无爵者在法律上的不同待遇，但从“无爵为士伍”及上下文联系来解读，知道士伍是对成年男子的通称。
　　以上四种对士伍的诠释，究竟哪一种最准确，在秦简发现以前，确实难以判断。在《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中记录了大量士伍资料。笔者对《封诊式》有关土伍的资料进行了梳理(13)，归纳起来共有五种类型的士伍。一、有奴隶、有资产的土伍；二、告子不孝的士伍；三、逃亡的士伍；四、参过军的士伍；五、转为盗贼的士伍。对以上五种类型士伍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秦的士伍，就是居住在里伍中没有官职爵位．在户籍上有名的成年男子的通称。用现代话来说，土伍就是达到服役年龄以上的男性公民。由于《睡虎地秦墓竹筒·封诊式》中有关五种类型士伍的资料过繁，恕不能一一备引。
　　七、补充军功爵制研究的其他资料
　　秦汉简牍为军功爵制研究所补充的资料，不胜枚举。如史书为军功爵制研究所提供的资料，多属于五大夫、大良造、关内候、列侯等高级爵位，很少涉及到公士、上造、簪*等低级爵位。秦汉简牍，特别是敦煌、居延汉简所记多为戍卒爵称，最高的也仅是八级的公乘，这恰好弥补于史书的不足。再如以军功爵减罪抵刑和免除家属奴隶身份的问题，秦汉简牍也多有记载，就不再一一赘举了。下面想着重谈谈与军功爵制有重要关系的具有法令、条例性质的汉简资料。
　　(一)《敦煌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木简》(14)，该木简有6条简文与军功爵制有关，现摘其3条重要简文如下：
　　击匈奴降者赏令(81．D38：2)
　　*者众八千人以上封列侯、邑，二千石赐黄金五百(81·D38：4)
　　二百户五百骑以上，赐爵少上造，黄金五个斤，食邑。百户百骑(B1·D38：7)
　　上引3条资料，文字残缺不全，其意难以尽明，但我们还是知道第1条是律令名，即《击匈奴降者赏令》，以下两条，是《赏令》的条文。据考证这是汉武帝时期的律令，从《赏令》条文可知，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凡收降匈奴八千人以上者，就可以封侯，并得到黄金五百(斤?)的赏赐，若收降匈奴二百户或五百骑者，赐
　　爵少上造(十五级)，赐黄金五十斤，食邑。这说明在汉武帝时期，只要在战争中立有大功，封侯、食邑、赐黄金都是可能的，像这样具体的规定，在史书中是绝对没有记载的。
　　(二)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出土的木简(15)。该木简与军功爵制有关的简文共13条，现仅就其重要者摘录5条，并加以说明。
　　军吏六百石以上，兵车御右及把麾竿鼓征钺者，拜爵赐、论，爵比吏士(339)
　　各二级毋过左庶长。斩首捕虏，拜爵各一级。车□□□□，
　　斩捕首虏二级，拜爵各一级，斩捕首虏五级，拜爵各二级，斩捕八级，拜爵各三级。不满数，赐钱级千。斩捕首虏毋过人三级，拜爵皆毋过五大夫。必须有主以验不法状。(068、375、356、243、340)。
　　二级当一级，以为五大夫者，三级当一级。首虏不满数者，籍须复战，军罢而不满数，赐钱级(千?)(366、346)
　　可击之，能斩捕君长有邑人者及比二千石以上，赐爵各四级，其毋邑人及千石以下至六百石，赐……(380、358)
　　以上所引简文，实际也是军功爵制施行中的具体赏赐条例，据考证这一条例是宣帝、成帝时期制定的，但因简文残损过甚，已不可能知其原貌。不过，仅据现存残文，仍可看出以下问题。一、知道军吏六百石以上及在战争中危险最大的兵车御右，把麾竿(旗手)、鼓钲钺(乐队)，拜爵、赐、论，均享受吏士(官爵级)的待遇。二、过去据史书只知赐民爵不得过公乘(八级)，现据简文，知在战争中有赐爵勿过左庶长(十级)、勿过五大夫(九级)的规定，而且知道斩捕首虏与赐爵等差下降的原则，即斩捕首虏二级赐爵一级，斩捕首虏五级赐爵二级，斩捕首虏八级赐爵三级，在赐爵计首时，还要有主管官员检验，以免违法虚报冒领行为。三、对斩首捕虏的级数不够授爵额数时，可以在下次战斗中补齐，如
　　果战争结束时，仍达不到受爵级数，则一级首虏钱一千。四、斩捕敌军首虏，按其官级不同给予不同赏赐，斩捕君长有封邑的首领及比二千石以上的官长，赐爵四级，捕斩没有封邑的首领及千石以下至六百石敌官，赐几级爵，因简文残缺已不可知，但肯定在三级以下。关于以上这些赐爵规定，在史书中是绝对查不到的。
　　(三)居延破城子房屋二二出土的木简(16)。在这部分与军功爵制有关简文中，收录有关于战争立功悬赏文件，现分为三段摘录其重要简文如下；
　　1、《捕斩匈奴虏反羌购赏科别》(二二，二二二)。此文件只存一条简文：
　　等三人捕羌虏斩首各二人，当免为庶人，有令书以旧制律令为捕斩匈奴虏反羌购赏各如牒。前诸部以西州书免刘玄及王便等为民，皆不当。行书到以科别从事。
　　官奴婢以西州(二二，二二一)
　　上引简文好像是发布《捕斩匈奴虏反羌购赏科别》时的一个指令。说明官奴刘玄、王便等三人，因斩捕首虏各二级，以西州书赦免为民，现根据旧制而定的《购赏科别》已到，认为处理不当，应让刘玄、王便等三人恢复为官奴。简文中的“西州书”，是指统治陇西等七郡的隗嚣所颁布的奖赏令，因与窦融所颁布的《购赏科别》不符，故要求改正。
　　2、《捕匈奴虏购科赏》。这是《捕斩匈奴虏反羌购赏科别》中关于对匈奴作战立功的悬赏条例，共有8条简文，选其重要者4条摘录如下：
　　其生捕得酋豪、王侯、君长、将率者一人，吏增秩二等， 从奴与购如比。(二二·二二三)
　　其斩匈奴将率者，将百人以上，一人购赏十万，吏增秩二等，不欲为*。(二二，二二四)
　　有能生捕得匈奴间候一人，吏增秩二等，民与购赏钱十□*人命者除其罪。(二二·二二五)
　　能与众兵俱进，先登陷阵斩首一级，购钱五万如比。
　　上引4条简文，文意较为清楚，不须多作解释，最值得注意的是，对有功者不赐给爵位，而赏给秩俸和钱。
　　3、《捕反羌科赏》，这是《捕斩匈奴虏反羌购赏科别》中对羌族作战立功的悬赏条例；共有3条简文，抄录于下：
　　钱三万，吏增秩二等，不欲为官者，与购如比，(二二·二三二)
　　有能生捕得反羌从徼外为间候，动静中国兵，欲寇盗杀略人民，吏增秩二等，民与购钱五万，从奴它与购如比。(二二·二三三)
　　*言吏，吏以其言捕得之，购钱五万，与众俱进，先登□*(二二·二三四)
　　上引简文与《捕匈奴虏购赏》精神基本一致，两相校读，其义益明。
　　最后想把敦煌酥油土简文、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简文和居延破城子房屋二二简文，串通在一起谈谈军功爵制由发展到衰亡的认识，敦煌酥油土简文，是汉武帝时制定的军功奖赏政策，对立有军功者没有什么等级的限制，立大功者可以封侯食邑，说明军功爵制还处于正常发展状态，上孙家寨简文，是宣帝、成帝时制定的军功奖赏政策，就出现了赐爵勿过左庶长、勿过五大夫的限制，说明西汉中晚期，军功爵制已走向衰微。破城子简文，是东汉初年统治凉州的窦融所制定的军功奖赏政策，已取消军功爵制，代之以赐吏秩赐钱以奖赏军功，这实际是延用王莽时政策。王莽变法就废除了军功爵制，而恢复西周五等爵制，说明在西汉末期军功爵制已走向末路，后来刘秀虽然又恢复了军功爵制，但在东汉，军功爵制除侯爵(列侯、关内侯)以外，已失去实际价值。三组汉简反映的军功爵制具体演变情况，在史书中是决无记载的。说明军功爵制研究，没有秦汉简牍提供丰富的原始资料，就不可能取得突破性的成果，这一结论也完全适用于秦汉史研究领域。
　　最后想说明一点，由于本文的重点是突出秦汉简牍对军功爵制研究的重要性，故对本文涉及到的军功爵制研究中的具体问题，没有展开讨论，希望予以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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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论衡·谢短》。
　　(2)日本学者西屿定生著《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构造》其副题即为《二十等爵制的研究》。
　　(3)高敏在《秦汉史论丛》即主此说。
　　(4)见《商君书·境内》，文繁不录。
　　(5)《居延新简》，中华书局1994年版248页二·七0A，又见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559页70A。
　　(6)《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92页。
　　(7)《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构造》，东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233页。
　　(8)《汉书》卷八《宣帝纪》。
　　(9)《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刑徒墓》《文物》1982年3期。
　　(10)《军功爵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192—-200页。
　　(11)同上书51—72页。
　　(12)《汉书》卷一下《高祖本纪下》。
　　(13)见拙文《士伍身份考辨》，载《军功爵制研究》276—287页。
　　(14)《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9—10页。
　　(15)《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释文》，《文物》1982年2期。
　　(16)《居延新简》，中华书局1994年版217页。
　　

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究论文集/吴永琪，杨绪敏，邱永生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