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农工工具除过筑坑时遗弃的实用铁锸外，作为从葬之物的“明器”，见有铁锸、锛、凿、削和手锯等，无一不是脱胎于原物的缩小品。其中的手锯呈长条形，前端如楔，握柄稍稍上翘，似原来装有木柄。齿均匀而向前，符合使用原理。身宽1.92厘米、全长10.13厘米。
　　生活器具种类齐全、数量也多，当是日常生活丰富的反映。如炊具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陶灶和灶上的一套蒸煮器模型。在一件长仅38厘米、高21.5厘米的马蹄形“圆头灶”上，前有火门，后竖蒜头状的烟囱。灶台上有两个火眼，前置陶釜、后放釜甑。通体素面，在灶面上没有鱼、铲之类的东西。同灶伴出的，往往还有陶井。圆筒状的陶井模型高16厘米，带口沿，下有底，内置提水用的小陶罐。灶和井的放置似乎向人们表示出，正处在使用的状态。
　　饮食器和盛器应有尽有，也是些汉代常见的器形。有铁釜、鼎，铜鉴、钵、鍪、盒、镜、舟形器，陶罐、盆、盂、甑、盘等。虽然全属小型之物，但造型真实，像炊煮器已用铁铸，而且形如原物。铁釜具有直口、圆肩、鼓腹、平底，腹部有一周突棱，左右对称地有一对带孔的小纽。显然便于坐在灶口上，也可穿绳吊起。但本身高仅10厘米，谁都知道是不能用来煮饭的；同样，铁鼎的形作深腹、圜底、三小足，一对附耳外撇，通高只有2.4厘米。
　　度量衡器中有成“等级差”的一套套铜量具和铜权、砝码，也是让人感兴趣的微型文物。铜量具一套，由大到小，分为五级。最大的一级量是个口大、底微小的圆筒状，外壁两侧各有一个半环纽。量口有一个“十”字梁，在量谷物时起到“概”的作用，保证双方公平[3]。这种双耳一级量，口径11.6厘米、通高8.7厘米。自二级到五级的量，是一种形式，即由双耳变成了仅有一只直柄，以便手持。体量由大到小，最低一级量口径只有3.1厘米、通高1.6厘米。这五级量的配比关系不明显，其中除量Ⅰ同量Ⅱ为10进位外，其它各级量只是大小有别，并不是10进位的量级关系。《汉书·律历志》：“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以井水准其概，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也。”现在看来，阳陵“五量”同样是模拟量器，并没有比率关系。
　　“半两”铜钱与铜带钩数量较多，前者往往是成串成堆的出土，后者作为衣饰自然是同俑群有关。铜钱面文突起，背光平，没有外郭，方孔，浇口犹存。尽管直径不过8～11毫米、厚0.1厘米、重仅337.5～612毫克，铸造得也是唯妙唯肖。“半两”二字虽小，但依然清晰，不但高出钱面，而且属于具隶意的篆体，真还有点书法的韵味!在南区从葬坑里，除过这种无郭的“半两”钱之外，再没有发现其它任何形式的秦汉钱币。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重如其文。”建元五年(前136)又罢除三铢钱，更铸带轮廓的“半两”钱，元狩五年(前118)才正式始行“周郭其质”的“五铢”钱。如果这组坑不是从葬景帝而是王皇后的话，至少应有武帝时的“三铢”钱或带郭的“半两”钱。但事实上出土的“半两”钱，都是景帝时通用货币的模拟物。所以，此“半两”钱就是我们判断南区从葬坑属于汉景帝时建坑的根据之一。
　　因为袍外系以革带，需要铜钩相扣，所以，铜带钩也是出土数量最多的一种。素面，长近1.5厘米。
　　还有一些不知名称、不晓用途的器物，如鱼尾状的圆筒铜套头和锥状的五角形铜套头，有推测作为攻城的破门器。究竟是什么，很值得琢磨。 
　　墓葬文物同从葬坑文物相比，在体量和性质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墓内的随葬物多为墓主生前的实用品，而且也有一定的组合关系。即使是有属于明器的，也是脱胎于生活实用物的模拟品。
　　在陪葬墓区发掘各类汉墓280多座，出土文物5200多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器形也多采多姿。铜器有鍾、钫、博山熏炉、豆、甗、盆、钵、鍪、匜、镜、带钩、戈、剑、带郭弩机、车马器、灯、印章、小饰件、铜钱(“半两”、“五铢”、“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等；铁器有剑、斧、灯、环首刀、火炉等；玉器有璧、圭、琀、蝉、塞、剑器等；陶器有鍾、钫、罐、仓、灶、鼎、钵、盆、茧形壶、魁、漏壶等；另外还有骨、蚌、石、漆器等。
　　陶器多半彩绘，表面的图案纹样色泽鲜艳、线条流畅而奇异谲怪。器形也多有仿自铜器的，如钫，陶、铜材质不同而形体同制；如陶壶，实是铜鍾的脱胎品。有些陶器是组合件，如灶上置釜、灶上放甑、灶上有釜甑、灶上坐釜甑钵等等。
　　一些铜饰件表面鎏金，特别是车马器上包括辖、軎、衡、轭、节约、衔、镳、盖弓帽、达常、当卢等在内的部件，如果再经过雕塑造型，黄澄澄、金灿灿，显示出一驾车马富丽堂皇之态。
　　今选一些文物，就其文化意义作点介绍：
　　(1)“般邑家”铜鍾
　　此铜鍾系陪葬墓(编号M144)中的出土物。伴出的还有钫、盆等铜器多件。此鍾造型大方浑厚，口稍外侈，长颈，溜肩，鼓腹，圈足。肩有铺首衔环两只，分在两侧。表面光素，惟在一环左上侧的肩部铭刻“般邑家铜鍾容十斗重三十五斤第二家工造”等18字。此鍾形体高大，通高44.3厘米、腹径35.2厘米，显然是件实用器皿。
　　“般邑家”史无记，可能是据有“般邑”的某一列侯或公主之家。在等级制度下，对封君不能直呼其名，就往往以食邑作为代称，也往往以此表明物的属主。与“般邑家”相同的例子还有“阳信家”[4]所以，“般邑家”实际是这铜鍾的所有者。“容十斗”，是说可盛酒十斗。“重三十五斤”，指自重。“第二”，是编号，有可能是一次铸造时，把此铜鍾编为第二号。“家工造”，系“般邑家”私人作坊的产品，在此省掉“般邑”二字。
　　(2)周应铜印
　　此铜印出自陪葬墓M130中，印面正方，桥形钮。印文“周应”二字作白文篆体，很规整。边长2.2厘米，高1.5厘米，钮宽1.0厘米。
　　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载，景帝时有两个周应，都是中元元年(公元前149年)封侯的。一位封作“郸侯”，系汉初剻城侯周绁之子。在其兄周昌免侯后“绍封”的，死后谥作“康侯”；另一位是“绳侯”，系汉初高景侯周成之孙，因其祖之故而“绍封”。那么，M130的墓主是“郸侯”周应?还是“绳侯”周应?况且此墓位近东神道，两人的身份都有资格陪葬阳陵。不过，“郸侯”周应的封地郸属于沛县，而且封侯一年就死掉了。“绳侯”周应寿终后，由儿子周平嗣。所以，M130是“绳侯”周应的可能性似乎要大一些。
　　(3)铜镜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古来久也。顾影自盼的重点不在于能自见的胸前与四肢，也不在于不能自见的背后与头颅，而在于脸面。揽水自照，才可瞧清自个的模样。但水不能随意搬动，即使盛装也便于移动。只有作为照容的镜子出现之后，方便携带、使用姿势不受限制的优点，就普遍受到人们的喜爱。
　　据研究，土耳其在公元前6000年前，已经使用黑曜石制作镜子。在伊拉克的基什遗址出土的铜镜，大概是公元前2900～2700年的遗物。中国最早的铜镜实物，是出自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那是甘肃广河、青海贵南两地的“齐家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素面镜和只有简单纹饰的铜镜，时间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5]。
　　铜镜伴随着中国人民，自铜器时代初期起，以迄明清，度过了近4000年的岁月。只有在近现代大量使用玻璃镜之后，铜镜才退出了历史舞台。尽管它在生活中的荣耀地位被取代后，却登上历史博物馆的殿堂。但作为古代先民思想文化的载体之一，它蕴含着丰富的多方面的研究内容。在考古学家手里，铜镜既作为遗址、墓葬和伴出文物的断代标尺之一，其本身作为文化传承纽带中一个环节反映的又是那个时代的风采[6]。自己“被研究”和研究中的“被利用”，这就是它价值的所在。
　　铜镜背面多铸有花纹图像，这是供人欣赏其艺术美的重点。为使人对这一部分的结构有所了解，并为下面的叙述节省笔墨，现简单介绍一下有关的考古学知识。
　　中国铜镜的形状，一直以圆形为主[7]。也没有西方(希腊、罗马、埃及和西亚)带手柄的那种铜镜。正面光平，照人容颜。背面铸有“钮”，以便穿绳悬挂和手持，位于中央的“钮座”之上。周边一圈，谓之“镜缘”。在镜缘和钮座之间，是尽做艺术文章的地方。这一周空间，是花纹图案的分布区，称之为“主纹区”(内有主纹和地纹)。有些学者为了表述文饰方便，把镜背分为两区，即：钮座部分称“内区”，钮座之外到镜缘处称“外区”。
　　阳陵陪葬墓出土的铜镜，都是墓主人生前的实用之物，非常漂亮，今从《汉阳陵》(下简称《汉》，附编号)书中选几例以供清玩：
　　▲“四乳蟠螭镜”(《汉》155)
　　直径16.4厘米。镜背中心是高起的三弦纹桥形“钮”，由一周宽带的所谓“弦纹”构成圆形“钮座”。“镜缘”同样是一周宽带弦纹，外缘翘起。在“主纹区”里，有四个乳钉把此区均匀地划分成四段。以涡纹(由细线阳纹构成一个个同心圆)为地纹，作为“主纹区”的背景，在四乳之间嵌饰四条卷躯的螭龙。构图上，主次分明，具有装饰性的美感。
　　蟠螭纹镜起自战国晚期，下延西汉前期仍旧流行。但此镜的蟠螭纹不再是过去纤细缠绕的小虫子，而成了形体粗壮、诡谲怪幻的螭龙。四乳钉的出现，并把镜背划成等分的四区，都是汉式镜的新特点。所以，阳陵这面“四乳蟠螭镜”的制作年代，当在西汉早期。
　　另有一面“花瓣蟠螭镜”(《汉》158)的构图较为别致。内区的中心系小乳钉钮，外围八颗乳钉，再绕一圈凸棱穿缀的连珠，向外是一圈内向的连弧。镜缘为内向连弧。外区的“花瓣蟠螭”各为四组间隔排列，所谓“花瓣”实际是图案化了的一组乳钉构成。中心的花蕊是大圆钉，周围有八个小乳钉作为花瓣。纹样粗壮，也不加地纹，整体显得瑰丽饱满，富于动感。直径是13.4厘米。
　　▲“草叶纹镜”(《汉》159)
　　直径9.7厘米。三弦纹桥形“钮”，“钮座”呈方框形。方座之外的主纹区没有地纹，而四个草叶的柄连住框的四角。框的四边之外又有四个乳钉。在草叶和乳钉之间，嵌着阳文篆体的镜铭，以钮为中心向外辐射，作逆时针排列，文作“君来何伤慎毋相忘”八个字。外缘是一圈宽带弦纹，缘边翘起，这和西安地区出土的草叶纹镜作内向的16连弧有所不同。 
　　这面“草叶纹镜”的图案与文字，布局疏朗、均衡、简洁。草叶还只限于单层，没有并存的麦穗与花苞。镜铭书体还保持着秦篆瘦长清秀的风格。镜缘同《长安汉镜》中收录17面草叶纹镜作内向连弧纹截然不同。这些“原始性”的因素，再结合向往自然、亲情的社会文化背景考察，它可能是文景时期或略早一些时间的作品。
　　▲“连弧纹昭明镜”(《汉》154)
　　直径13.5厘米。半球形钮，重圈圆钮座，围一圈内向的连弧纹。镜边是宽平缘。外区有一圈铭文带，以顺时针作竖读：“内清质以昭而明光而象夫日月心而忽而忠而不泄”。
　　此镜的铭文不完整，因为或增或省字而使文义不通。全部文句应该是“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扬而愿忠，然雍塞而不泄。”镜铭不全，是商品行为的反映。鉴定时，不可不察。
　　连弧纹沿袭战国时期的传统，为西汉早期中期流行的纹饰。内区的连弧纹是武、昭时“日光镜”的延续。镜铭的字体非隶非篆，笔锋的起落平齐而粗，同“日光镜”如出一辙。但也没有一般“昭明镜”的12连珠纹钮座。《汉阳陵》画册称作“连弧铭带镜”不确，大概缘于铭文不完全之故。
　　另外，《汉阳陵》画册中收入的一面所谓“重圈昭明镜”(《汉》153)，实际是面名符其实的“连弧纹昭明镜”。此镜直径10.7厘米，半球钮，有12连珠纹钮座，由里向外地围绕着：凸弦纹、连弧纹、铭文带、镜缘。铭文不但是完整句，而且在“……然雍塞而不泄”之后增加了“平之”二字和一个“十”字符号，这是大家公认的“昭明镜”所没有的。此镜定名“重圈昭明镜”不如“连弧昭明镜”更恰切一些。
　　▲“四乳神兽镜”(《汉》156)
　　直径18.6厘米。具有半球钮，从钮座、外区周边到镜缘，有三道同心圆似的弦纹，非常显著。在镜缘内外两道弦纹之间，夹一周双线波浪纹。主纹区内，均匀地分布着四颗带座的球面乳钉，乳钉间分别饰有阳线的两只翼兽、一禽、一龙，飞翔在云雾之中。
　　还有一面“四乳四虺镜”(《汉》157)，直径16.4厘米。纽座和四乳带座，都呈柿蒂座。镜缘很宽。四虺饰嵌在四乳座之间。 
　　“四乳禽兽镜”的共同特点是：都有四个乳钉。但乳间所饰之禽兽种类繁多，有飞禽、神兽、虺龙、四灵、羽人等等；组合不定，有同类的，如四虺，也有两种以上的。造型也有特点，镜面稍凸，镜缘之周边内收，形成镜面直径大于镜背。阳陵这两面四乳神兽、四虺镜，在云雾缭绕中，动物纹样迷离恍惚、充满神秘，大概是西汉晚期社会动荡、迷信横行的反映。
　　▲“五灵博局镜”(《汉》(160) 
　　直径21.2厘米，是阳陵陪葬墓出土汉镜中最大的一面。
　　半球钮，两圈弦纹间夹9个带座乳钉及云气纹组成钮座。圆钮座外套一方框，框内四角填阳文“长宜子孙”四字。字的方向固然以钮为心向外辐射，但不连读。形成“长宜”右起横读、“子孙”又左起横读的次序混乱。
　　宽博的镜缘，内侧是一周外向的锯齿纹，齿间填一星点，再绕一周细弦纹。镜缘正中有一浅浮雕样的藤蔓纽结纹，从大样看，分段清楚，但每段是纽结、是伸枝则不一定。
　　主纹区画面最醒目的纹饰是：首先，在四面有八个带双弦纹夹半弦纹座的大乳钉；其次，在方框外四边中心各有一个外向的“T”纹，对应的缘内各有一个“L”纹，框四角对应的缘内各有一个“V”纹。在方框的四面，各由两乳钉和TLV纹的间隙构成一个纹样组。四个纹样组中，填饰着成对的“四灵”图像及云气。同样的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但姿态不雷同，呈现出鲜活的艺术情趣，只是云气增加了几分神秘。
　　博局纹镜，过去因“TLV”纹称之为“规矩镜”。这种纹样也见于日晷、六博局和栻盘，正像孙机先生说的“由于汉代盛行博戏，博局更为人所习见”，在占天、测天的栻盘四维(四角)、四仲(四边的中心)位置上“以TLV形符号组成的是一个象征天地的图案；……博局和规矩镜也借用它以使自身带有‘法象天地’的意义”[8]。由此而在四方配置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五行学说盛行的汉代，再加上独角的麒麟，就构成了“五灵”，配五方，以应“五德嘉符”(《汉书·翟方进传》)。阳陵陪葬墓的这面“五灵博局镜”把麟放在“金”位的上方，大概因为钮座占据了镜中很大的地方，故而表示仍在“土”位。另外，博局镜上多有乳钉，但从五灵为图案的主题着眼，原定名“乳钉博局镜”应以“五灵博局镜”为妥。
　　这面“五灵博局镜”钮座上没有作为方位标志的十二地支铭文，四灵中多以成对出现，也没有作为陪衬物的小鸟、羽人、人面鸟等，属于另一类型。但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这就是把青龙和白虎的方位弄颠倒了，固然合乎“龙，木也”、“白虎，金也”的理论，结果却和通常此类镜中龙左、虎右的情况相反。博局纹镜常有“左龙右虎主四方，朱爵(雀)玄武顺阴阳”、“左龙右虎辟不羊(祥)，朱鸟玄武顺阴阳”等铭文，“主四方”的代表物很清楚，显示的也是天地阴阳四时的关系。由此观之，博局镜的整体内容把天地宇宙图案化、流行化，这也正是五行学说、谶纬理论盛行的反映。所以，西汉晚期兴起四灵博局镜也就不足为奇。而阳陵这面“五灵博局镜”尽管“长宜子孙”顺序交叉、龙虎错位，正如错版而已发行流通的钱币一样，既是历史遗物，更具有收藏研究的价值。
　　4.陶仓
　　汉代储存粮食已有很多方法，“仓”和“囷”就是两种最基本的设施。《吕氏春秋·仲秋纪》：“穿窦窌，修囷仓。”高诱注说“圆曰囷，方曰仓。”窌，是地窖，所以用“穿”(凿、挖之意)。而囷、仓属于建筑，得“修”。都用作“盛谷也”。把仓可以做得很大，但对囷却不能。陕西华阴县有汉代京师仓遗址。是当年储存从山东调运来大批粮食的，以便漕运京师。出土的文字瓦当有“华仓”、“京师仓当”、“京师庾当”等，说明“华仓”作为京师仓不但规模大，而仓、庾同制。经考古发掘的一号仓东西长62.5米、南北宽26.6米，总面积1662.5平方米。由复原知，是一座大型的木结构建筑，仓架设地板高出地面86厘米以便通风。内分三室，东面设有三个仓门。由南北墙基宽4.8米推算，檐高9米以上，中室则更高。如再加上屋顶举折，总容积可达到1万立方米[9]。
　　阳陵陪葬墓出土的陶仓、陶囷明器，很形象地表现了这两种储粮设施的外形与结构。 
　　陶仓的基本形状是一个带底座、上大下小的房屋。庑殿顶，仓门开在上部，并留有通风孔。汉阳陵陶仓，从外形看很具有造型之美。底座低浅直立，而房墙基部收束，向上外鼓形成弧曲。出檐的屋顶覆盖，稳稳当当。正面檐下，洞开两门。闭门之后，在外部用横杠(如在门内，称“关”)插入有孔的“闭”中，再上锁。虽然“关”无存，而“闭”仍分在两侧。不仅屋瓦历历可数，就连或塑或画的底座也清楚地再现了短柱、横木、铺板的结构。有意思的是，从底座到仓门间画一朱红色梯子，就让人对粮仓之大、之高、存储之多、举粮入仓的情景……浮想联翩。这种方仓模型有高24.8厘米、长31厘米、宽18厘米的，有高50厘米、长55.5厘米、宽33厘米的几种。
　　陶囷呈直立的圆筒状，底边有三足。囷口篷盖的作法，各有不同，或上部覆以圆帽似的屋顶，攒尖处留圆口；或囷壁上部收束呈弧，留圆口，再覆以陶盖。囷壁外，有一道道阴弦纹或阳弦纹，好似一节节陶井圈叠垒。实际上，囷都不很大，确实是用藤(或竹、苇)编织成席筒，一个个套叠而成。安装、拆除方便，设立数目多寡由人，具有极高的灵活性。在中国留传既久，农村修建的“土圆仓”也是这一形式的延续与发展。至于阳陵陶囷底部“堆塑的胡人头像”，那实际是取粮时的“漏口塞”。圆筒形陶囷有高40厘米、腹径26.5厘米的，也有高26.5厘米、腹径15厘米的。
　　另有一种称做“带盖陶仓”的，作方柱体，下部委角，平底。上部折肩，收口，起唇，塞以圆盖。高47.5厘米，边长25厘米。这不是仓，而是“瓮”。可盛粮，盛面粉，也可盛酒浆。如果把这当作“仓”，复原放大之后，粮食的入仓和取出都成了异常困难的实际问题。同类实物，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有出土，而且数量可观。那些方柱体陶瓮，高在66—76厘米之间，腹宽在65—55.4厘米之间，瓮上朱书盛酒“十五石”、“十一石”、“十石”等字，而且有酒的残留[10]。瓮作为大型的盛食器，在富有之家往往提到“酱用百有二十瓮、”、“醢六十瓮”。所以，阳陵的“带盖陶仓”定名为“瓮”是比较稳妥的。
　　

汉景帝与阳陵/王学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