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作为一种符号，事物的名称承载着某种文化信息。在某种程度上，名称的变化可以反映出它所蕴含的文化演变轨迹。陵墓结构名称便是跟典章制度紧密关联的文化符号。遗憾的是，唐代陵墓结构名称的文献记录极其零散。①本章系统整理唐陵结构的唐人称谓，并试图藉此解析其变化脉络。
　　①傅熹年曾比照墓葬型制与文献对此考辨，但其工作仅限于墓葬地下某些部位的名称。详所撰《唐代隧道型墓的形制构造和所反映的地上宫室》，《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页322—343。另，中国历代帝陵陵名有相当的一致性，唐代诸帝陵也不例外。历代帝陵陵名的相互考较是一颇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 释陵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五《陵》条云：
　　古王者之葬，称墓而已。(中略)及春秋以降，乃有称丘者。楚昭王墓谓之“昭丘”，赵武灵王墓谓之“灵丘”，而吴王阖闾之墓亦名“虎丘”。盖必其因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之外无闻焉。《史记·赵世家》：“肃侯十五年(前335)，起寿陵。”《秦本纪》：“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寿陵。”始有称陵者。至汉，则无帝不称陵矣。①
　　君王的坟墓称“陵”，是从战国中期开始的，首先出现于赵、楚、秦等国。《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记载赵肃侯十五年“起寿陵”②，这是中国历史上君王坟墓称“陵”的最早记载。
　　《水经注》卷一九《渭水》云：
　　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风俗通》曰：陵者，天生自然者也，今王公坟垄称陵。《春秋·左传》曰：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春秋说题辞》曰：丘者，墓也；冢者，种也，种墓也。罗倚于山，分卑尊之名者也。③
　　可见二者名异实一，指的是坟垄，即封土。④
　　关于“冢”，《周礼·春官·序官》，云：“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郑玄注：“冢，封土为丘陇，象冢而为之。”贾公彦疏：“案，《尔雅》，山顶曰冢，故云象冢而为之也。”⑤《诗·小雅·十月之交》云：“百川沸腾，山冢崒*(左山右朋)(崩)。”郑玄注：“山顶曰冢。”⑥清代学者段玉裁则持相反意见，认为“以冢为高坟之正称。(中略)引伸之，凡高大曰冢”⑦。但《文选·潘岳〈射雉赋〉》云：“鸣雄振羽，依于其冢。”李善注：“冢，山巅也。”⑧概言之，山顶、山巅古称“冢”，坟丘因其状似山顶、山巅而得名“冢”。唐李善《文选》注、贾公彦仍持此义，说明至迟唐人观念依然。
　　庸人以山陵为高大如山如陵之意，不得阑入。《唐律疏议》卷七《卫禁》条云：
　　诸阑入太庙门及山陵兆域门者，徒二年；阑，谓不应入而入者。
　　疏议曰：……山陵者，《三秦记》云：“秦谓天子坟云山，汉云陵，亦通言山陵。”言高大如山如陵。兆域门者，《孝经》云：“卜其宅兆。”既得吉兆，周兆以为茔域。皆置宿卫防守，应入出者悉有名籍。不应入而入，为“阑入”，各得二年徒坐。其入太庙室，即条无罪名，依下文“庙减宫一等”之例，减御在所一等，流三千里。若无故登山陵，亦同太庙室之坐。⑨
　　唐陵封土有积土为陵和依山为陵两种形式。《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云：“〔贞观〕九年(635)护高祖山陵制度，以功加开府仪同三司。”⑩又同书卷七二《虞世南传》载“后高祖崩，有诏山陵制度准汉长陵故事，务从隆厚”(11)。二文皆称堆土为冢的献陵为山陵。可见，依山为陵者直接以冢——山为坟丘，其实质应与积土为陵者无异。二者的区别当在于建筑形式，这种形式的选择除了国力之外，又是跟堪舆、礼制，诸如跟附近先帝陵寝形式一致等因素相关联的。
　　坟丘亦称“垄”、“坟”。《旧唐书》卷五一《长孙皇后传》云：
　　“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下略)”〔贞观〕十年(636)六月乙卯，崩于立政殿，时年三十六。其年十一月庚寅，葬于昭陵。(12)
　　又《旧唐书》卷五一《肃宗章敬皇后吴氏传》云：
　　开元二十八年(739)薨，葬于春明门外。代宗即位之年(762)十二月，群臣以肃宗山陵有期，准礼以先太后(章敬皇后吴氏)袝陵庙。(中略)二年(763)三月，袝葬建陵。启春明门外旧垄。(13)若如《葬法倒杖》悬棺条所言：
　　来龙脉急而无缓，有分有合。穴结深泥打开实处，而见实土并内用砖起巨圹，竖四石柱于圹内，悬棺而下圹，前接金池放三吉之水，去垒土成坟以接生气。(14)
　　或亦可言依山为陵除了显示崇厚之外，可能还存在更易于接生气的堪舆观念。
　　又《贞观政要》卷六《俭约第十八》云：
　　贞观十一年(637)，诏曰：“朕闻死者终也，欲物之反真也；葬者藏也，欲令人之不得见也。(中略)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思化，中霄战惕。虽送往之典，详诸仪制，失礼之禁，著在刑书，而勋戚之家多流遁于习俗，闾阎之内或侈靡而伤风，以厚葬为奉终，以高坟为行孝，遂使衣衾棺椁，极雕刻之华，灵輀冥器，穷金玉之饰。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贫者破资产而不逮。徒伤教义，无益泉壤，为害既深，宜为惩革。”(15)
　　这说明当时存在以高坟为行孝的做法。
　　唐陵或在陵山顶上还修建有建筑。《唐会要》卷二〇《陵议》条小字注云：“〔昭〕陵在醴泉县，因九嵕层峰，凿山南面……顶上亦起游殿。”(16)同书同卷《亲谒陵》条记载开元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728年12月11日)〔玄宗〕朝于昭陵。陵在醴泉县，掌事者仿像，遥观太宗立神游殿前。”(17)今九嵕山山顶为一平整之地，可知其上原有建筑物，称为神游殿。《旧唐书》卷一一《代宗本纪》云：
　　〔大历八年〕夏四月戊申(773年4月29日)，乾陵上仙观天尊殿有双鹊衔紫泥补殿之隙缺，凡十五处。(18)
　　故知乾陵梁山上有上仙观，其主殿为天尊殿，亦称三尊殿。天尊即老君，从另一个名称三尊殿来看，很可能是殿祀三清尊神的建筑。三清，指玉清、上清、太清，原指道教天神所居圣境，后渐专指居于三清境的道教三位最高的神。三清像的摆放为玉清元始天尊居中，上清灵宝天尊于左，太清道德天尊居右。《长安志》卷六《大明宫章》载：“又东翰林院北有少阳院、结邻殿、翰林门；北曰九仙门，大福殿、拾翠殿、三清殿、含冰殿。”(19)又《南部新书》称“凌烟阁在西内三清殿侧，画像皆北面”(20)。这表明唐长安城中至少两处三清殿，皆为内道场。其一，在东内大明宫北墙青霄门内。今仅为一平面长方形的高台基建筑遗址，出土有很多黄、绿、蓝单色的琉璃瓦及三彩瓦残片。此外，还出土有鎏金铜泡钉、鎏金龙首环形器等。(21)其二，三清殿在西内太极殿凌烟阁侧。(22)《宝刻丛编》卷一五记载有天宝七年立在茅山的“唐明皇祠三清文”(23)。这说明除了内道场有三清殿之外，在地方也有。今梁山顶山有一较方整的石城，可能是乾陵上仙观基址。(24)
　　①(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页541。
　　②《史记》，页1802。
　　③(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7月，页460。
　　④从考古发现看，春秋时期已出现坟丘。详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考古》1963年第4期，页204；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光山县文管会《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4期，页302；信阳地区文管会、光山县文管会《河南光山春秋黄寄佗父墓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期，页26。
　　⑤(汉)郑玄笺，(唐)贾公彦疏，黄侃句读《周礼注疏》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261上栏。
　　⑥(汉)郑玄笺，王闿运补笺《诗经补笺》诗十二小雅四，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刻湘绮楼全书本，叶12背面—叶13正面。
　　⑦(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九篇上《勹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页433下栏。
　　⑧(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页420。
　　⑨(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1月，页149。
　　⑩《旧唐书》，页2461。
　　(11)同上书，页2568。
　　(12)同上书，页2166。
　　(13)同上书，页2187—2188。
　　(14)(唐)杨筠松撰《撼龙经·疑龙经·葬法倒杖》，王云五主编《四库全书珍本·一二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册552，页15。
　　(15)《贞观政要》，页188。另，“贞观十一年”恐误。《唐大诏令集》卷八〇《戒厚葬诏》条为“贞观十七年三月”，页463；《册府元龟》卷一五九《帝王部·革弊一》亦作“十七年三月壬子”，页1920下栏。
　　(16)《唐会要》，页458。
　　(17)同上书，页465。
　　(18)《旧唐书》，页302。案：“天尊殿”，《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页1368)、《册府元龟》卷三七《帝王部·颂德》(页416下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六《羽篇》条(页153)作“天尊殿”同，《册府元龟》卷二五《帝王部·符瑞第四》则作“三尊殿”(页267上栏)。另，两《唐书》、《酉阳杂俎》作“大历八年”，《册府元龟》则作“大历三年”。
　　(19)(宋)宋敏求《长安志》，中华书局编《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5月，页105下栏。
　　(20)(宋)钱易撰，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6月，页1。程大昌所撰《雍录》卷四《凌烟阁》条所载与此稍异。详黄永年点校《雍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6月，页69。
　　(21)秦浩《隋唐考古》，页37—38。
　　(22)参王永平《道教与唐代社会》，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页161—162。赵彦卫误认为唐人来尝殿祀三清。所撰《云麓漫钞》卷八云：“唐置崇玄学，专奉老氏，配以庄列道家者流，以谓天地未判，有元始天尊为祖气，次有道君以阐其端，老子以明其道。老子乃李氏之祖，取郊祀配天之义以尊之，号曰三清；然未尝殿而祀之。”详页136—137。
　　(23)(宋)陈思纂次《宝刻丛编》，《丛书集成初编》据十万卷楼丛书本排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册1604，页408。另，(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一一一载唐玄宗于天宝“十四载冬十月壬辰，幸三清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3月，册894，页170下栏。“三清宫”，涵芬楼宋本作“华清宫”，详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2月，页535上栏。《旧唐书》卷九《玄宗下》亦作“华清宫”，当是。详页230。附记于此。
　　(24)廖彩樑《乾陵稽古》，合肥：黄山书社，1988年，页19。
　　二 神道／御道
　　考古工作中发现一批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坟丘前立有石柱，其上多有铭文自称“神道”。如，北京西郊的东汉元光元年(前134)“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即所谓秦君柱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神道碑。①南朝萧景墓神道石柱柱额上反刻着：“梁故侍中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平忠侯萧公之神道”等字样。②这一名称一直被后代沿用，唐代仍旧。有关文献、碑铭的资料很多，此不枚举。
　　《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传》③云：“中山简王焉薨，诏大为修冢茔，开神道。”唐李贤注：“墓前开道建石材以为神道。”可知唐人以墓前石刻之间的部位为神道。④纪年为大唐乾宁三年(896)五月的敦煌文书S.2263《葬录》卷上云：“凡墓田置山门皆当午地开为上。地轴者，鬼神之道路。南方阳为上，故午地吉。”这应该是神道大多修筑在坟丘之前南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唐代，“神道”的叫法也被用于帝陵之中，而且在帝陵中成为比较常见的一种称呼。该词不仅用于即位皇帝陵，也使用于后陵之中。前者如乾陵，《新唐书》卷二〇四《严善思传》载：
　　后(则天)崩，将合葬乾陵，〔严〕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启乾陵，是以卑动尊，术家所忌。且玄阙石门，冶金锢隙，非攻凿不能开。神道幽静，多所惊黩。若别攻隧以入其中，即往昔葬时神位前定，更且有害。曩营乾陵，国有大难，易姓建国二十余年，今又营之，难且复生。……”⑤
　　后者如福陵。《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本纪》载：
　　初，武宗欲启穆宗陵袝葬，中书门下奏曰：“园陵已安，神道贵静。光陵二十余载，福陵则近又修崇。窃惟孝思，足彰严奉。今若再因合袝，须启二陵，或虑圣灵不安，未合先旨。又以阴阳避忌，亦有所疑。不移福陵，实协典礼。”乃止。就旧坟增筑，名曰福陵。⑥
　　关于神道石刻的名称，除了一些异兽之外，余者似可直称其名。《炙毂子杂录》羊虎条引《杂录》云：“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麟、石象、辟邪、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虎、石羊、石人、石柱之类，皆以饰坟垄，如生前之仪卫。唐朝以为山陵，太宗葬九嵏(嵕)山，阙前立石马。陵后司马门内又有番(蕃)首勇卫轩禁者一十四人，石象(像)皆刻其官名。”⑦《封氏闻见记》卷六《羊虎》条所载与之大同：
　　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象(像)一本无“象”字。。仪卫耳。
　　国朝因山为陵，太宗葬九嵕山，门前亦立石马。陵后司马门内，又有蕃酋曾侍轩禁者一十四人石象(像)，皆刻其官名。⑧
　　检S.2263《葬录》卷上云：“置石碑兽法：石碑去门十步，石羊去碑七步，石柱去石羊七步，石人去柱七步。”这似乎表明这类神道石刻没有什么特别的叫法，可如上所言直呼以“石马、石象”等。据此似乎便可以顺次称呼唐陵神道建筑为：石柱、石辟邪(石麒麟)、石犀、石虎、鸵鸟、石马、石人、蕃臣像、石碑、阙等。
　　神道石刻在唐帝陵的意象中充当怎样的意义和功能?如前揭《封氏闻见记》卷六《羊虎》条所载表明唐人认为唐陵神道石刻表现帝王生前之仪卫。但是对此仪仗行列该如何理解呢?若以乾陵式⑨石刻为例，解读的关键便在于神道南前4类石刻。此下再稍做申述。
　　乾陵式神道列置鸵鸟石屏⑩一对。鸵鸟作浮雕，或作侍立状，或行进于山间或腹下衬以山石。关于鸵鸟，《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云：
　　永徽元年(650)，〔吐火罗〕献大鸟，高七尺，色黑，足类橐驼，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铁，俗谓驼鸟。(11)
　　又《唐会要》卷九九《吐火罗国》条云：
　　永徽元年，〔吐火罗〕献大鸟，高七尺，其色玄，足如驼，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铁，夷俗谓之驼鸟。(12)
　　鸵鸟具有如下特点：其一，来自域外；其二，能日行三百里；其三，能噉铁。换言之，鸵鸟是能快速行走的珍禽异兽。
　　唐代建初陵、启运陵、永康陵、兴宁陵、杨氏顺陵及乾陵以下唐代诸陵，在神道石刻南前第二位各有翼兽一对。在乾陵式石刻组合中其北与驼鸟石屏相毗。从唐陵神道现存翼兽来看，其头如兽，额上有独角，昂首，瞋目，合口或犬齿微露，躯体如畜，蹄状足蹄，背平，垂尾或缚尾，两胁有云纹翼翅，纹有多层。腹下或中空或有上承兽体下连石座之独柱，形如腰鼓状，表面浮雕云气纹。根据文献可考翼兽应为“麒麟”(13)，当即前揭《封氏闻见记》卷六《羊虎》条所言帝王陵前石刻石麒麟、石辟邪之属。牝曰麒，牡曰麟。《通雅》卷四六《动物》兽条云：
　　麒、麐，通作麒麟，殆天鹿乎!……《公羊传》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京房曰：狼额、马蹄、五彩。陆玑曰：麕身、牛尾、马足、黄色、圆蹄、一角。角端有肉，皆相传说耳。拂林僧言，天鹿即麟。(14)
　　麒麟即天鹿、天禄。其一角曰天禄，二角曰辟邪。名虽异而实同。同一祥瑞如麒麟、凤凰等之下复有不同之品类，且因时代变迁，其形象亦多随之演化，由此所致岐惑实难穷尽。《宋书》卷二九《符瑞志下》云：“天鹿者，纯灵之兽也。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备则至。”(15)在神道列置麒麟亦当有称颂王道之意。又《初学记》卷二九《麟》条载：“麒麟兽，有翼能飞者。”(16)除了前述祥瑞之意外，“两胁有翼”以及云气纹的形象表明麒麟的一个典型特征便是腾空飞翔。
　　为何将具如上特征的鸵鸟石屏和翼兽列置在神道南前呢?在出行时，祥瑞前行是北魏以来佛像出游的一个传统。此从《洛阳伽蓝记》卷一《长秋寺》条所载长秋寺每年释迦像出行的盛况可见一般：
　　四月四日，此〔释迦〕像常出，辟邪、师(狮)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像停之处，观者如堵。迭相践跃，常有死人。(17)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帝王及高级贵族的出行仪仗中。《太平广记》卷二三七《同昌公主》条引唐苏鹗《杜阳杂编》云：
　　〔咸通十一年(870)八月，同昌〕公主薨……及葬于东郊，上(懿宗)与淑妃御延兴门，出内库金玉驼马凤凰麒麟各高数尺，以为仪从，其衣服玩具，与人无异。(18)
　　可见，与辟邪、狮子一样，凤凰、麒麟在出行中充当仪从的角色。《论衡》卷一六《讲瑞篇》称：
　　夫凤皇，鸟之圣者也。麒麟，兽之圣者也。(19)
　　依此若从帝陵级别来看，当唯凤凰与麒麟方可相提并论。(20)可从节愍太子墓葬壁画所绘形象来看，唐陵神道石屏确非凤凰。为何在神道中选择了列置鸵鸟石屏，而非凤凰?
　　《册府元龟》卷三〇云：
　　永徽元年五月，吐火罗国献大鸟，高七尺。帝(高宗)以太宗怀远所致，献于昭陵，仍刻像于〔昭〕陵之内。(21)
　　今献陵神道东侧石犀右前足底板上，有铭文云“高祖怀远之德”(22)。如前所言，鸵鸟因是域外进贡之物，将其石屏树立于神道，既承初唐之余绪，亦有彰举君主“怀远之德”之意。兼之前述灵异特性使得它与麒麟并列构成一个完整的祥瑞序列。意在称颂王道，置于神道前方以为出行之仪从。随着唐陵神道石刻组合的制度化、形式化之泛滥，此意恐当益发凸显。
　　乾陵式神道有五对石马，其旁立一石人，习称误作“仗马和控马者”。作为出行仪仗的一个组成部分，神道石马应称为“御马”。仗马则专指门仗之马。《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记载：
　　飞龙厩日以八马列宫门之外，号南衙立仗马。仗下，乃退。大陈设，则居乐悬之北，与象相次。(23)
　　《唐会要》卷六五《殿中省》：
　　进马：天宝八载七月二十五日(749年9月11日)敕：“自今南衙立仗马宜停，其进马官亦省。”十二载正月，杨国忠奏：“置立仗马及进马官。”(24)
　　又《唐会要》卷六五《闲厩使》：
　　大历十四年七月十日(779年8月25日)，闲厩使奏：“置马随仗，当使准例，每日于月华门立马八匹，仗下归厩去。”(25)
　　故知“仗马”应该是列仗于宫府衙门前，且仗马旁立之人宜称之为“进马官”，而非控马者。永泰公主李仙蕙墓葬壁画中的列戟图中，列戟前有二人、二马。列戟树立于宫殿府衙门前，这不仅表明了图中二人、二马的位置，而且可资判断此人、马便是所谓的进马官和仗马。唐陵司马院神门外亦立有列戟，由此益知北门六马当为仗马。
　　关于北门仗马取数为六，或以为大概与汉魏以来文献记载的“天子驾六”制度有关(26)。唐陵北司马门列置六骏始于太宗昭陵。昭陵六骏实指代飞骑为其北门仗内宿卫，有其现实情境的来源，这是跟唐陵被作为帝都长安的缩影来设计以及刻意摹写其影像紧密关联的。(27)这应该才是唐陵北门仗马取数为六的具体原因。
　　从《新唐书》卷二三《仪卫志》所载可知，唐代在出行卤簿和仪仗中，有御马和诞马的配制。其中御马为皇帝出行卤簿的专称，在除此之外的出行仪仗中则称为诞马。出行中，它们“在车后而名，但知无乘具以备阙”(28)，是供备用、替换之用。懿德太子李重润墓葬壁画出行图中，便表现有三匹诞马。诞马亦作“但马”。《酉阳杂俎》前集卷一《礼异》条云：
　　北齐迎南使，太学博士监舍迎使。传诏二人骑马荷信在前，羊车二人捉刀在传诏后。监舍一人，典客令一人，并进贤冠。生朱衣骑马罩伞十余，绛衫一人，引从使车前。又绛衫骑马平巾帻六人，使主副各乘车，但马在车后。铁甲者百余人，仪仗百余人，翦彩如衣带，白羽间为矟，髯发绛袍，帽凡五色，袍随髶色，以木为矟、刃、戟，画绛为虾蟇幡。(29)
　　诞马或作*(左革右延)马，见载于《唐六典》卷二三《甄官署》条：
　　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当圹、当野、祖明、地轴、*(左革右延)(诞)马、偶人，其高各一尺。(30)
　　有了前面的认识，便可断定唐墓随葬品中无人骑乘的陶马便是所谓*(左革右延)(诞)马。这从另一个侧面反证了墓葬中随葬的车马表达的正是出行的意蕴。
　　在庸代曾误以诞马用于婚礼之中。《唐会要》卷八三《嫁娶》条云：
　　其年(建中元年，780)十一月敕：“婚礼皆用诞马，在礼经无其文。案《周礼》玉人有璋，诸侯以聘女。《礼》云，玉以比德。今请驸马加以璋，郡主婿加以璧，以代用马。又其函书出自近代，事无经据，请罢勿用。”从之。(31)
　　婚礼所用之马应为仪马，故敕文称“婚礼皆用诞马，在礼经无其文”，并对此举作了禁止。
　　关于诞马，方以智在所撰《通雅》卷二八《礼仪》总结道：
　　但马，遂名诞马。诞马，散马也。《江夏王义恭传》：平乘诞马不过二，唐有紫诞带，不知“诞”何义也。今外官仪从，皆有散马前行，名曰“座马”，亦曰“引马”。《程氏演繁露》曰：王义恭言“诞马”，犹言“徒马”也。《酉阳杂俎》：齐迎南使传诏二人。骑马荷信在前，罩伞终衫引从，但马在车后，王琼以诞马并乘鞍与太保，则知“诞马”即“但(马)”也。《淮南媒》：“但”即“诞”字，王元美引〔程〕大昌作“袒马”，谓其非是。按大昌所载原不作“袒”，《辽史》作“*(左革右延)马”，注即“诞马”。(32)
　　唐代在出行仪仗中，管理御马和诞马的专门人员都有哪些呢?《新唐书》卷二三上《仪卫志》记载大驾卤簿中有：“次御马二十四，分左右，各二人驭”(33)、“御马二，各一人驭”(34)、“御马二十四，各二人驭，分左右”(35)，由此可知唐代御马旁立之人可称为驭者。
　　一马左右一人的形象在巩县宋陵神道石刻得到生动地表现。惟宋代文献称其帝后陵墓神道石刻的石马及其旁立人为“石马”、“把马官”、“控马者”。(36)《宋史》卷一四五《仪卫志三》记载天子大驾卤簿有：
　　次御马二十四，中道，并以天武官二人执辔。尚乘奉御二人从。(37)
　　则宋陵神道石马(御马)的“把马官”、“控马者”的身份或即为天武官。成书于金元时期的《大汉原陵秘葬经》亦称天子山陵前所陈石马为“御马”，该书《碑碣墓仪法篇》云：“天子山陵皇堂前御道……御马二匹，长九尺，高五尺，合九宫五行也。”(38)
　　总之，宋代的这种情况也可反证唐陵神道石马应为御马，而非仗马；唐陵神道御马旁立之人宜称之为驭者。
　　在唐代掌控诞马的人员也可以称作“驭者”、“执者”。这一点在大驾卤簿与其他出行仪仗中无甚区别。《新唐书》卷二三下《仪卫志》记载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卤簿“次诞马十，分左右，执者各二人。次厩牧令一人居左，丞一人居右，各府、史二人骑从”(39)、皇太子卤簿“次诞马十，分左右，驭者各二人”(40)、亲王卤簿“次诞马八，驭者服如夹矟，分左右”(41)，故知。
　　《西京杂记》卷五记载：“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大(太)仆执辔，大将军陪乘，名为大驾。……御马。三分。节十六。左八右八。华盖，中道。”(42)可见，引文所指御马并非指仗马，而是诞马。御马之制汉代已有之，唐朝该承自汉制。
　　唐代御马由尚乘局管理，“司廪、司库各一人，正九品下。掌六闲槁秸出纳。奉乘十八人，正九品下。掌饲习御马”(43)。
　　贞陵神道御马马背上凿有圆窝，该情况不见于其他唐陵御马。其西列南数第一御马，马背上有圆窝13个，窝径4～6、窝深0.5厘米；东列南数第一御马，马背上有圆窝16个，窝径4～7、窝深0.5～1厘米；东列南数第二御马，马背上有圆窝14个，窝径2～5、窝深0.5厘米。(44)从贞陵御马马身鞅鞧及饰物简化来看，或与利用这些圆窝来固定某种马饰有关。但具体为何时何人何故所为，尚待进一步探讨。
　　宫殿中当正门为“御道”，人臣并不得行，为皇帝出入专用之道路。其管理极其严格，“若子宫殿中行御道者，徒一年；有横道及门仗外越过者，非”、“宫门外者，笞五十。误者，各减二等”。(45)那么，在帝陵中专供皇帝出行的“神道”是否也可专称为“御道”?《南齐书》卷四五载：
　　始安贞王道生字孝伯，太祖次兄也。宋世为奉朝请，卒。建元元年(479)，追封谥。建武元年(494)，〔齐明帝〕追尊为景皇，妃江氏为后。立寝庙于御道西，陵曰修安。(46)
　　前引《大汉原陵秘葬经·碑碣墓仪法篇》亦称之为“天子山陵皇堂前御道”。但是，仍不可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唐代，“神道”的叫法常见于帝后陵中，已如前述。
　　据《唐会要》卷七二《马》条载：“贞观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骨利幹遣使朝贡，献良马百匹，其中十匹尤骏。太宗奇之，各为制名，号曰十骥。”(47)唐陵神道御马取数为五对或跟“十骥”之说有关。(48)
　　在唐陵神道南首立有一对石柱，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下部由础石和石座组成，后者置于前者之上。中部柱身呈八棱面向上收杀，其下有榫插入下部石座的卯内。上部多由宝珠、八棱面盘和仰莲盆组成。据前揭敦煌文书S.2263《葬录》卷上所载“置石碑兽法”以及前揭《封氏闻见记》所言可知唐人径呼之为“石柱”。
　　从文献和考古材料来看，神道石柱存在一个从一般官吏向社会顶层渗透的过程。如《水经注》卷九《清水》云：
　　〔获嘉〕县故城西有汉桂阳太守赵越墓，冢北有碑。……碑东又有一碑，碑北有石柱、石牛、羊、虎俱碎，沦毁莫记。(49)
　　又同书卷二二《洧水》云：
　　〔汉弘农太守张伯雅墓〕茔域四周，垒石为垣，隅阿相降，列于绥水之阴。庚门表二石阙，夹对石兽于阙下。冢前有石庙，列植三碑。碑云：德字伯雅，河南密人也。碑侧树两石人，有数石柱及诸石兽矣。(50)
　　又同书卷二三《阴沟水》云：
　　〔谯定王司马士会〕冢前有碑，晋永嘉三年(309)立。碑南二百许步有两石柱，高丈余，半下为束竹交文，作制极工。(51)
　　等等。到了六朝“石柱”(52)的称呼仍得以沿袭，此从《六朝事迹编类》所载可见一斑。如，该书卷一三《梁吴平忠侯墓》条云：
　　《南史》：梁吴平忠侯萧景，字子照，谥曰忠。墓在花林之北，有石麒麟二、石柱一，题云“梁故侍中、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平忠侯萧公之神道”。今去城三十五里。(53)
　　北魏时仍旧。《魏书》卷九三《赵修传》云：
　　〔赵〕修之葬父也，百寮自王公以下无不吊祭，酒犊祭奠之具，填塞门街。于京师为制碑铭，石兽、石柱皆发民车牛，传致本县。(54)
　　隋唐五代时期继续沿用“石柱”的叫法。《隋书》卷八《礼仪志》云：
　　〔梁天监〕六年(507)，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兽碑，唯听作石柱，记名位而已。(55)
　　《旧唐书》卷二五《礼仪志》云：
　　〔梁武帝〕谓侍臣曰：陵(建陵)阴石虎，与陵俱创二百余年，恨小，可更造碑、石柱、麟，并二陵(原陵、建陵)中道门为三闼，园陵职司，并赐一级。(56)
　　《唐六典》卷二三《甄官署》条云：
　　甄官令掌供琢石、陶土之事；丞为之贰。凡石作之类，有石磬、石人、石兽、石柱、碑碣、碾硙，出有方土，用有物宜。(57)
　　《旧五代史》卷一一三《太祖纪四》云：
　　〔太祖〕累谕晋王曰：“……陵寝不须用石柱，费人功，只以砖代之。用瓦棺纸衣。临入陵之时，召近税户三十家为陵户，下事前揭开瓦棺，遍视过陵内，切不得伤他人命。勿修下宫，不要守陵宫人，亦不得用石人石兽，只立一石记子。……”(58)
　　可见，石柱是包括帝陵在内的陵墓神道南最前端竖石的通称。
　　这里还要讨论有关华表的说法。《绎史》卷九云：
　　《古今注》：尧设诽谤之木，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也。(59)
　　华表更多的是指表识衢路的，如《洛阳伽蓝记》卷三载“南北两岸有华表，举高二十丈，华表上作凤凰似欲冲天势”(60)。《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61)；《宋史》卷六七《五行志》所载太平兴国“四年八月，泗州大风，浮梁竹笮、铁索断，华表、石柱折”(62)。这些都是华表树立于衢路的记载。
　　但也有用华表指陵墓前石柱的。唐许嵩所撰《建康实录》卷一三载南朝宋大明七年(463)四月“大风折和宁陵华表”(63)，又同书卷二〇亦有南朝梁太建九年“七月庚辰(577年8月8日)，大风雨，震万安陵华表”(64)之说。只是将“华表”用在这种场合相对来说要少得多。是否专指帝陵神道石柱不得而知。无怪乎，高承总结道：
　　《古今注》曰：程雅问：“尧设诽谤之木何也?”曰：“今之华表，以木交柱头，如状华形，似褐禊之状，或谓之表木。”应劭曰：今宫外桥梁头四柱木是也。尸子曰：尧立诽谤之木。韦昭曰：虑政事有缺失，使言事者书之于木，凡交衢道路悉施焉。后世以石易之，第取其观瞻而已。后人立于冢墓之前，以纪(记)其识也。(65)
　　后来华表又有桓表、和表等说法。《海录碎事》卷四下《梁柱门》和表条云：
　　木名，桓表。今谓之和表。和、桓声相近，即华表也。(66)
　　至于墓前石柱的另一个说法“望柱”，则出现得更晚。《宋史》载有“按《会要》：勋戚大臣薨卒……坟所有石羊虎、望柱各二，三品以上加石人二人”(67)。
　　可见，“石柱”为最常见的称呼，“华表”较少，而“望柱”一词则恐始见于赵宋。石柱位于神道石刻的最南端，从唐陵现存石柱看，其柱体雕刻蔓草、翼马等图案。如，桥陵石柱周身线雕缠枝卷叶纹和天马行空图案，而正南面天马行空图案更多达六层；崇陵石柱柱身各棱面则线刻伎乐飞天和蔓草纹饰；丰陵石柱棱面阴线刻迦陵频伽、獬豸、凤、花卉、吹笛童子等。(67)其升天的寓意已自显明，毋庸赘言。
　　鸵鸟和麒麟皆属祥瑞，偕石柱安置于神道最前端，恰又进一步表明神道石刻表现的正是一种出行、升仙的场景。它们的排列次序呈现出引导帝王亡灵出行，且越往神道南端，行走速度越快、越往天界上升的趋势。唐陵陵园作为长安城的缩影(68)，其地宫象征着皇帝生前所居宫殿，联系已经发掘的唐墓壁画(69)、随葬品(70)，可以确认陵墓从地下到地上依次共同营造了一个陵墓主人亡灵家居、出行、升天的意象和场景。由此也可将壁画和随葬品分成宴居和出行两大类别，此另文详论。(71)
　　唐陵中，乾陵、定陵、桥陵各有10对拄剑石人，泰陵以下诸陵亦是石人10对，左(东)文右(西)武，文者持笏，武者拄剑。从这个角度来看，这10对神道石人也应该是出行仪仗之组成，尽管其内容或受到朝仪变化之影响。(72)如，太和公主发赴回纥及自蕃还京时，群臣便皆班于章敬寺送迎。石人取数为10对，这可能跟当时班剑二十为最高仪卫有关。(73)其出现“文左武右”的列置则可能跟弥补陪葬墓地格局的变化有关。(74)关于蕃酋像，当如前引《封氏闻见记》所言，其用意一方面让他们勇卫轩禁——地宫，不管现实中他们是否参与守卫皇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阐扬徽烈。(75)另外，从宋陵神道所立客使像则可推知唐陵蕃酋像亦应为出行仪仗之一部。而唐陵兆域门狮，则与佛教关系甚密。(76)
　　唐陵神邀树碑始于恭陵，时称“睿德纪”。但直到玄宗时期，苏颋仍认为帝王及后无神道碑。《旧唐书》卷八八《苏环传》云：
　　玄宗欲于靖陵建碑，〔苏〕颋谏曰：“帝王及后无神道碑，且事不师古，动皆不法。若靖陵独建，陛下祖宗之陵皆须追造。”玄宗从其言而止。(77)
　　此时尚未视乾陵两通石碑为神道碑。从“述圣记”一名分析，唐人以该碑称颂帝王之丰功伟绩，一如恭陵之“睿德纪”。不过，若从记述生平的角度来看，与官员之神道碑无异。二者只是在碑文措词和渲染上有天壤之别。这也说明帝陵不称神道碑是为了与一般官员墓葬之碑相区别，以突出皇权之至上。
　　赵宋一代，帝陵神道石刻组合出现新变化。其神道石刻例设60件，由南而北为石柱1对、石象与驯象人1对、瑞禽石屏1对、角端1对、御马与驭者2对、石虎2对、石羊2对、客使6对、武官2对、文官2对、宫人2对、上马石2对、石狮1对。可见它对唐陵神道石刻做了变化，使之进一步具有操作性和制度性。如，在唐陵中所谓“蕃臣”像并未成为一种固定建制，虽普遍存在，但在唐陵中位置、数量都不固定。宋陵则将之例改成仪仗行列内的6对客使像，无疑已演化成形式。将唐陵“左文右武”的10对官员石像例改成武官、文官各2对前后排列的形式。由角端代替麒麟，鸵鸟石屏变为瑞禽石屏。同时，新增加了象与驯象人、用以辟邪的虎羊、以便差役的宫人、守卫神门的武士和便于登程的上马石等。
　　通过仔细梳理，不难发现变化的只是“形”，而其“神”却仍得以存续。此从神道御马以南石刻可知。所谓角端实即麒麟的一种。《通雅》卷四六《动物》兽条引《涌幢小品》云：
　　麟之青曰耸狐，赤曰炎驹，白曰素冥，黑曰角端，黄曰麒麟。雄鸣曰游圣，雌鸣曰归昌，皆附会也。(78)
　　角端也是麒麟的一种。如同后者一样，角端的出现亦表明君圣德。所谓“角端者，日行万八千里，又晓四夷之语，明君圣主在位，明达方外幽远之事，则奉书而至”(79)。两胁有火焰状翼翅正意在表现角端“日行万八千里”之能事。
　　瑞禽石屏之瑞禽形象为马首、鸟身、鹰爪、凤尾呈孔雀开屏状，展翅欲飞，几乎占满整个屏面。其背景衬以层迭的山石纹，山石之中多有一只小兽仰望，与瑞禽之首上下遥遥相对。从石屏所处神道位置及其构图来看，很可能表现“鸑鷟鸣岐山”的场景。《国语》卷一《周语上》云：“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80)《说文解字·鸟部》曰：“鸑鷟，凤属，神鸟也。”(81)《后汉书·贾逵传》李贤注亦云“鸑鷟，凤之别名也”(81)。“凤凰鸣矣，于彼高冈”，即此之谓。据此或可断石屏之瑞禽为鸑鷟，即凤鸟的一种品类。而石屏以此来比喻贤才生于治朝的意义也就益发明晰。至于小兽具体为何，尚待进一步考辨。不过，其仰首张望恐意在表明鸑鷟之鸣惊动山野。若此，石屏与角端构成一个完整称颂明君圣主的意象。当然，其中也同样蕴含了出行、飞行之意，一如唐陵鸵鸟石屏与麒麟。唐陵鸵鸟石屏衬以山石的构图正好给宋陵“鸑鷟鸣岐山”石屏的创立提供了灵感，无疑这是赵宋对李唐帝陵鸵鸟石屏的成功改造，也映衬出鸵鸟石屏所涵盖的祥瑞之意。或许唐陵鸵鸟石屏表现的正是颂君主“怀远之德”与“凤鸣岐山”的巧妙结合?《通雅》卷四五《动物》鸟条载：“蔡衡曰：赤多者凤，青多者鸾，黄多者鹓，紫多者鸑鷟，白多者鹔鹴。”(83)结合角端的体色，是否当时神道石刻亦施有相应之彩?(84)
　　宋陵石柱以卷云纹作地，主纹为升空的飞龙或飞凤。可见，宋陵的这三类石刻在内涵上实与唐陵同。宋陵神道瑞兽石刻组合应该便是唐风的沿袭。
　　宋陵神道出现石象与驯象人且仅次于石柱，则是“宋卤簿，以象居先”的反映。(85)《宋史》卷一四五《仪卫志》载大驾卤簿“象六，中道，分左右。次六引，中道”(86)。象与驯象人、马与控马者、客使、武官、文官等，基本上同于皇帝生前出行的仪仗行列。(87)而上马石在神道北首的设置则使宋陵神道出行之意象更为彰显。
　　虽与唐陵石刻相比，宋陵石刻更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的宫廷仪仗(88)，且更为具象，但是，唐宋帝陵神道石刻歌颂所谓明君圣主以及表示帝王亡灵出行、升天的意蕴却是一致的。历经五代兵燹战乱，而唐宋帝陵神道意蕴一仍如是，文化与时代变迁之关系发人深思。
　　在宋陵神道南端尚有乳台、鹊台两种建筑。《宋史》卷一二二《礼志第七十五》云：
　　〔宣祖安陵〕皇堂下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陵台三层正方，下层每面长九十尺。南神门至乳台，乳台至鹊台，皆九十五步。乳台高二十五尺，鹊台增四尺。神墙高九尺五寸，环四百六十步，各置神门、角阙。(89)
　　这虽不见载于唐代文献，但此类建筑在唐陵神道石柱南前有见。是否唐时亦如此称呼，待考。不妨仍暂以“土阙”名之。
　　①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发现汉代石阙清理简报》，《文物》1964年第11期，页13—22。
　　②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及其附近的古迹调查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2卷第7期，页108。
　　③《后汉书》，页1450。
　　④朱希祖《神道碑碣考》，载中央文物保管委员会编辑委员会编辑《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中央文物保管委员会调查报告第一辑)，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印刷所，1935年，页202。
　　⑤《新唐书》，页5807—5808。
　　⑥《旧唐书》，页584—585。
　　⑦(唐)王献撰《炙毂子杂录》，(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卷四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0月，页700下栏。
　　⑧《封氏闻见记校注》，页58。
　　⑨详本书肆《陵园布局的分类及演变》。
　　⑩石屏鸵鸟形象的确认可参韩伟《<乾陵神道鸵鸟为射侯说>驳正》，《文博》2007年第2期，页35—37；又刊于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三)，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12月，页117—120。
　　(11)《新唐书》，页6252。
　　(12)《唐会要》，页2103。
　　(13)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页226。
　　(14)(明)方以智《通雅》，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2月，页552下栏。
　　(15)(梁)沈约撰《宋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10月，页865。
　　(16)(唐)徐坚等着《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月，页700。
　　(17)(魏)杨衒之著，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4月，页51—53。另，周祖谟认为佛像出行按例应在四月八日，故认为此条文献为“四月八日”误作“四月四日”。而范祥雍则从《洛阳伽蓝记》所裁认为当时佛寺四月行像日期各异，此条文献作“四月四日”应不误。详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2月新1版，页44—45注释〔九〕。
　　(18)(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9月，页1827。
　　(19)《论衡校释》，页722。
　　(20)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M106可以确定是北齐时期的一座帝陵——或为北齐武宁陵，其墓道东西两壁壁画各描绘了53个人物，排列有序，组成出行卤簿，卤簿仪仗由青龙、白虎导前，其上的神兽当即为充当出行仪从的凤凰、麒麟之属。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页145—161。
　　(21)《册府元龟》，页323上栏。
　　(22)陈安利《唐十八陵》，页40。
　　(23)《新唐书》，页1220。
　　(24)《唐会要》，页1333。
　　(25)同上书，页1334。
　　(26)李毓芳《唐陵石刻简论》，《文博》1994年第3期，页37。
　　(27)详本书伍《昭陵六骏与十四国君长像》。
　　(28)《文献通考》卷一一八《王礼一三·乘舆车骑卤簿》，页考1067中栏。
　　(29)(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12月，页6—7。
　　(30)(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月，页597。
　　(31)《唐会要》，页1812—1813。
　　(32)《通雅》，页345上栏。
　　(33)《新唐书》，页491。
　　(34)同上书，页493。
　　(35)同上。
　　(3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宋皇陵》，页454。
　　(37)《宋史》，页3412。
　　(38)《大汉原陵秘葬经》，《永乐大典》，页3830上栏。
　　(39)《新唐书》，页500—501。
　　(40)同上书，页502。
　　(41)《新唐书》卷二三下《仪卫志》，页505。唐时控马应指骑马，而非专指出行仪仗中牵马之人。如《太平广记》卷三八八《刘立》条引《会昌解颐》(页3093)云：“仆(刘立)今控马者是矣”，说的是罢官(长葛尉)后的刘立自言骑马的人正是他。
　　(42)(晋)葛洪《西京杂记》，《燕丹子·西京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页33—34。
　　(43)《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页1220。
　　(44)刘庆柱、李毓芳同上揭文，页242。
　　(45)《唐律疏议》卷七《卫禁上》，页158。
　　(46)(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页788。
　　(47)《唐会要》，页1542。
　　(48)李毓芳同上揭文，页37。
　　(49)《水经注校证》，页226。
　　(50)《水经注校证》，页518。
　　(51)同上书，页554。
　　(52)朱希祖认为南朝梁代碑与石柱，若正其名，实当称为碑与碣。且其形制尚保存丰碑有揭橥有版遗迹。详所撰《神道碑碣考》，载《六朝陵墓调查报告》，页201—211。
　　(53)(宋)张敦颐著，张忱石点校《六朝事迹编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月，页135。
　　(54)《魏书》，页1998。
　　(55)《隋书》，页153。
　　(56)《旧唐书》，页972。
　　(57)《唐六典》，页597。
　　(58)(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5月，页1503—1504。
　　(59)(清)马骕撰，王利器整理《绎史》，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1月，页89。
　　(60)《洛阳伽蓝记校释》，页129。
　　(61)《新唐书》，页1153。
　　(62)《宋史》，页1468。
　　(63)(唐)许嵩撰，张枕石点校《建康实录》卷一三《宋世祖孝武皇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0月，页485。
　　(64)《建康实录》卷二〇《陈高宗孝宣皇帝顼》，页790。
　　(65)(宋)高承撰，金圆、许沛藻点校《事物纪原》卷一〇《华表》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4月，页544。
　　(66)(宋)叶廷珪撰，李之亮校点《海录碎事》，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5月，页l67。
　　(67)《宋史》卷一二四《礼志》，页2909—2910。
　　(67)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页168、235、244。
　　(68)详本书陆《唐陵陪葬墓地布局》。
　　(69)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10月，页134。
　　(70)实际上，墓葬中随葬之陶俑也是象征墓主人生前之仪卫。检牛僧孺《玄怪录》卷三《卢公焕》条云：“〔明州〕有盗发墓者云：初见车辙中有花砖，因揭之，知是古冢墓。乃结十人于县投状，请路旁居止，县尹允之。遂种麻，令外人无所见，即悉力发掘，入其隧路，渐至圹中，有三石门，皆以铁封之。其盗先能诵咒，因斋戒禁之。翌日，两门开，每门中各有铜人铜马数百，持执干戈，其制精巧。盗又斋戒三日，中门一扇开，有黄衣人出，传语曰：‘汉征南将军刘忘名使来相闻，某生有征伐大勋，及死，敕令护葬及铸铜人马等，以象存日仪卫。奉计来此，必要财货，所居之室，实无他物，且官葬不瘗贷宝，何必苦以神咒相侵，若更不见已，当不免两损。’”(唐)牛僧孺、(唐)李复言编《玄怪录·续玄怪录》，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9月，页81。
　　(71)沈睿文《从宴居、出行到升天——汉唐墓葬的象征结构及分类》，待刊。
　　(72)初唐仍用隋礼，据《隋书》卷一二《礼仪志》(页279—280)所载：“梁武受禅于齐，侍卫多循其制。正殿便殿阁及诸门上下，各以直阀将军等直领。又置刀钐、御刀、御楯之属，直御左右。兼有御仗、鋋矟、赤氅、角抵、勇士、青氅、卫仗、长刀、刀剑、细仗、羽林等左右二百七十六人，以分直诸门。行则仪卫左右。又有左右夹毂、蜀客、楯剑、格兽羽林、八从游荡、十二不从游荡、直从细射、廉察、刀戟、腰弩、大弩等队，凡四十九队，亦分直诸门上下。行则量为仪卫。”李毓芳认为乾陵、定陵和桥陵石人可能为直阁将军、殿中将军或侍郎。而检《唐会要》卷二五《文武百官朝谒班序》条(页563—564)所言：“文武官行立班序：通乾、观象门外序班，武次文，至宣政门，文由东门而入，武由西门而入，至阁门亦如之。其退朝，即并从宣政西门出。”泰陵以后诸陵石人可能跟朝仪制度的变化有关。详李毓芳同上揭文，页36。
　　(73)李毓芳同上揭文，页36。
　　(74)详本书陆之《唐陵设计思想》。
　　(75)详本书伍《昭陵六骏与十四国君长像》。
　　(76)阎文儒《关中汉唐陵墓石刻题材及其风格》，《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页95；王仁波《试论乾陵陵园石刻题材》，《文博》1985年第3期，页48。
　　(77)《旧唐书》，页2881。
　　(78)《通雅》，页552下栏。
　　(79)《宋书》卷二九《符瑞志下》，页865。
　　(80)《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页30。
　　(81)《说文解字注》，页148下栏。
　　(82)《后汉书》卷三六《贾逵传》，页1235注释〔二〕。
　　(83)《通雅》，页539下栏。
　　(84)如，汉霍去病墓前马雕便通过石质成分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色泽，从而来体现霍去病的骁勇善战。详刘丹龙，孙平燕《汉霍去病墓石雕艺术探微》(《文博》2004年第6期，页89)；昭陵六骏则通过六骏的体色来表现其方位，详本书伍《昭陵六骏与十四国君长像》。
　　(85)《北宋皇陵》，页455。
　　(86)《宋史》，页3408。
　　(87)《北宋皇陵》，页450。
　　(88)秦大树《宋元明考古》，页131。
　　(89)《宋史》，页2848。
　　三 陵园
　　唐陵陵园皆由司马院、神道、陪葬墓区以及下宫等①组成。陵台位于司马院北部，为陵园主体建筑。司马院夯筑，四隅筑有角阙，四面中央各开一司马门。唐陵四隅“角阙”一名在唐时文献不见，从前引《宋史》卷—二二《礼志第七十五》可知宋陵以此名之。
　　一般地，依山为陵的唐陵玄宫设于南部的山腰上，然后在山峰的四周围建城墙，在每一面的中央开一门，南门为正门。东、西、南三门多正对玄宫，而北司马门多因地势而筑，方位不正。一般陵台或玄宫所处山峰在陵园内东西居中，而陵台或山陵南麓至南司马门较北司马门为宽，此因献殿筑于陵台或玄宫之南所致，惟昭陵不在此列。积土为陵的唐陵封土则位于司马院的中部偏北处。司马院四门之外各有石虎或石狮一对，为陵园或兆门门狮(虎)。司马院南司马门之内有献殿，门前有神道，门外有三道门阙。在自北而南第一、二道门阙之间放置石刻。除了献陵、庄陵的陪葬墓位于东北处外，第二、三道之间正南或偏东为陪葬墓区。唐陵石刻主要分布在神道两旁及四司马门，皆成对排列。内容有三出阙、石柱、麒麟、鸵鸟(朱雀)、御马和驭者、石人、石碑、蕃酋像、狮子、虎、犀牛等。一般地，在神道石刻最北部立有“蕃臣”或“蕃酋”石像。②下宫在陵园的西南，为皇帝谒陵的行宫，平时是守陵官员及宫人的居所。根据《方志》的记载，唐陵下宫距陵多在五里左右；陵墓多去当地陵邑(县城)二十里。积土为陵的唐陵除了玄宫的选址与依山为陵者有异外，余者同。
　　①一般认为，唐陵由内城、外城组成。其中唐陵陵园的内城指的是陵垣部分(司马院)，外城指的是石刻部分(以柏城外缘为边界)。但在考古调查中仅发现一层城垣，即唐陵的司马院，而不见所谓的外城。1999年秋，乾陵发现外城垣。这是唐代帝陵中迄今为止唯一一座发现有内、外城的陵墓。详秦建明、甄广全《唐代帝陵中第一次发现双重城垣——航拍显示乾陵外城跨山越谷气势恢宏》，《中国文物报》2000年4月5日第1版。
　　②刘庆柱、李毓芳同上揭文，页244。
　　(一)司马院
　　昭陵陪葬墓李思摩墓志称：“宜令使持节册命，陪葬昭陵。赐东园秘器，于司马院外高显处葬，冢象白道山。葬事所须，并宜官给。”可知陵垣范围之内称“司马院”。查两《唐书》、《唐会要》等文献只提到昭陵祭坛“北门”①、“北司马门”②等。据前揭《炙毂子杂录》羊虎条所载：“唐朝以为山陵，太宗葬九嵏(嵕)山，阙前立石马。陵后司马门内又有番(蕃)首勇卫轩禁者一十四人，石象(像)皆刻其官名。”说明唐陵陵垣四面所开的门称为司马门，其前各冠以东、西、南、北即可。检《唐会要》卷二〇《亲谒陵》条载唐玄宗谒桥陵时步进“神午门”③，则又知神午门乃南门之专称。《唐会要》卷一七《庙灾变》条载：
　　元和十一年正月，宗正寺奏：“建陵黄堂南面丹景门，去年十一月，被贼斫破门戟四十七竿。”④
　　门戟列置于神门之外，故知引文所言丹景门当即建陵南神门之名称，而引文所言黄堂当指代帝陵陵山。⑤
　　又《旧唐书》卷二五《礼仪志》云：
　　贞观十三年正月乙巳(639年2月9日)，太宗朝于献陵。先是日，宿卫设黄麾仗周卫陵寝，至是质明，七庙子孙及诸侯百僚、蕃夷君长皆陪列于司马门内。皇帝至小次，降舆纳履，哭于阀门，西面再拜，恸绝不能兴。礼毕改服入于寝宫，亲执馔，阅视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床前悲恸。左右侍御者莫不歔欷。初，甲辰之夜，大雨雪。及皇帝入陵院，悲号哽咽，百辟哀恸。⑥
　　可知帝陵的司马院又可简称陵院。
　　据两《汉书》记载，两汉帝陵陵园亦有司马门。《汉书》卷二七上《五行志》载：“园陵小于朝廷，阙在司马门中”⑦；同书卷九七上《外戚列传》云“五官以下，葬司马门外”⑧；《文献通考》卷一二四《王礼考十九·山陵》注引《皇览》：“汉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筑为方城。其中开四门，四通。”⑨文中方城当指陵园垣墙所围之范围，而四门亦即司马门。实际上，司马门为宫门之称呼。《三辅黄图》卷二云：
　　司马门，凡言司马者，宫垣之内，兵卫所在，司马主武事，故谓宫之外门为司马门。按汉《宫卫令》，诸出入殿门、公交车司马门者皆下，不如令，罚金四两。王莽改公交车司马门曰王路四门，分命谏大夫四人，受章疏以通下情。⑩
　　又《汉书》卷一〇《成帝纪》载永始四年“夏四月癸未(前13年4月11日)，长乐临华殿、未央宫东司马门皆灾”(11)。可见，陵园司马门的叫法从宫门而来。《三辅黄图》卷三《非常室》条载“《汉书》：‘成帝绥和二年(前7)，郑通里人王褒，绛衣小冠，带剑入北司马门殿东门，上前殿，至非常室中。’”(12)。可见依据方位，可在“司马门”之前冠以东、南、西、北名之。
　　唐陵司马门有阙楼式、过殿式、过洞式和混合式四种。(13)经发掘，昭陵北阙双阙东西相对，间距31.5米，双阙形制结构相同，下皆为东西横长的三出形夯土台。东阙不包括散水东西长14米，东端宽7.2、西端宽7.67、现存最高处4米。双阙阙体筑法为内夯土外包砖。外包层最底部以石条奠基，石基上以砖找平，然后再水平码放石条，石条上部砌砖内让，形成一层平台。石台以上的砌砖为层层叠涩内收。石台以下砌砖为露明面磨光，其他各面削砍，外侧细密对缝，砖间不施灰浆。阙底部周绕的砖砌散水宽0.85米，与阙体相应成三出形。(14)昭陵北司马门以双阙间南北中线为纵轴东西对称，并以门址为界，分门内、外两部分。门址以外(以北)遗迹有：最北部东西对称的双阙和双阙后的长条形房址(即列戟廊房)。门址位于阙南部正中，两侧与夯土围墙相连接。门址内(以南)西部遗存保存较好，其中最南端的长廊状房址形制基本完整。门址东南的遗迹大部不存。廊房地面为台阶状，每间一台，从北向南逐级升高。以柱础为标准，廊房东西5.35米，一间半宽，南北长23米，共7间。七间廊房放置十四国酋长像和昭陵六骏，每侧南1～3间各置两座，到第四间置一座，而北部三间则各置一六骏石刻。(15)
　　2006年，经钻探调查与部分试掘知乾陵陵园的东、北、西三座门址结构相同，部由一对三出阙、一对列戟廊和殿堂式大门组成。阙台系夯土高台，周边用砖包砌，周围堆积的大量瓦片说明阙台上原建有阙楼；殿堂式大门则均有夯土台基，周边用砖包砌，两侧与陵园墙垣相连。(16)
　　“元和八年三月丙子(813年5月1日)，大风拔崇陵上宫衙殿西鸱尾，并上宫西神门六戟竿折。行墙四十间檐坏”(17)；元和十一年正月“甲申(816年2月19日)，盗断建陵门戟四十七竿”(18)。可见，唐陵司马院四门又称神门，四神门外均有列戟，司马院亦称上宫，上宫建有衙殿和行墙。
　　行墙大概是仅一侧有墙、其顶上有檐的类似走廊的建筑；因有分间，可能还有廊柱。今在昭陵北司马门遗址整个夯土围墙两侧皆有砖铺散水，而且有大量筒瓦、板瓦和瓦当堆积，说明墙头原覆盖有两面坡的瓦顶。此类夯土墙保存完好的是唐代庑殿式门址东侧部分，墙基宽2.1米，墙体残存部分的内外表面抹一层白灰面，在墙的外侧下部尚残留有顺墙底延伸的一道红色彩绘宽边，彩绘中还留存有一小段垂直于底边的红条带。这种彩绘与唐墓壁画中的“影作木构”完全相同。这应该便是行墙，其中顺墙底的宽边象征底脚栏，而垂直的竖条象征分间的廊柱。(19)
　　唐陵神门列戟属于法物之列。(20)有唐一代列戟制度前后有所变更。初唐时期，天子庙舍门、宫殿列戟二十四。懿德太子墓中壁绘列戟凡四十九杆，或认为“可能是画工信手多绘一戟”(21)，应属于帝王一级。天宝六年四月八日(747年5月21日)敕改《仪制令》，庙社门、宫殿门每门各二十戟。(22)肃宗于宝应二年三月庚午(763年5月13日)葬于建陵，其神门列戟可能便为二十杆。若此，则建陵被盗断之四十七竿门戟应分属几个神门。但文献语焉不详，难以遽断。贞元九年(793)，太常礼院修撰王泾奏上的《大唐郊祀录》卷九《荐飨太庙》仪注云：“其庙，长安在子城安上门内道东，宫垣四面，各依方色。面各一屋三门，每门各列二十四戟，华饰以浮思焉。”(23)太庙与帝陵为同一级别。可知，唐代诸陵四神门列戟数也存在变化，可能曾出现过列戟二十、二十四杆两种情况。昭陵北司马门双阙后各有条形房址一处，东、西编号分别为ZLJⅢF1、ZLJⅢF2。两者形制相同，皆呈平台形房基。以ZLJⅢF1为例，房基表面已被破坏得不甚平整，在距南壁0.9米、西壁0.85米处和距南壁3.6米、东壁1米处各残留一石柱础，柱础表面磨光，无中心柱孔，边长0.3米左右。按柱础的位置推算，ZLJⅢF1为南北面阔三间、每间2.25米，东西进深一间，进深2.95米。未见有夯土墙痕迹，应为四面敞开状。其夯筑平台周包砌砖，底部绕散水(24)。可能是根据与双阙的相对位置，发掘者推测为列戟廊房。
　　哀帝温陵初并无陵邑，后始增之。《唐会要》卷二《帝号下》云：“后唐明宗初就故陵(温陵)置园邑”(25)，说明温陵初建时并无置陵邑，五代后唐时始置，所谓陵园五代后唐时称为园邑。
　　陵垣墙面原系朱色。1963年7月调查桥陵时，不少处发现夯筑垣墙的白灰墙皮涂有朱色，有些地方仍在墙上。(26)1984年5—6月间调查崇陵时亦有发现。(27)1998年8月，在献陵陵垣的东北角保存的一段矮墙上，仍然可以看出涂有朱色的白灰墙皮。根据考古勘查情况，推测唐陵陵墙的建筑形式大概有如下两种情况，即石条砌筑基础，其上为夯墙；或直接为夯墙。(28)
　　1974年，在建陵朱雀门门狮东侧约7米和白虎门西南约140米处分别出土石质马首人身俑和猴首人身俑，其高42厘米，下连石座。(29)这是目前发现的唐代帝陵放置生肖俑的首例，为研究唐代陵寝制度增添新旨趣。S.2263《葬录》卷上“置园石碑兽法”条云：“石碑去门十步，石羊去碑七步，石柱去石羊七步，石人去柱七步，自余诸兽依十二辰位消息置之，其墓田亩数大小步数安之。”不知引文中依十二辰位消息安置的“诸兽”是否便是指十二生肖俑，若此，则似乎可以推测建陵此套石俑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巩县宋陵陵区也发现有十二时石刻，埋藏在神墙以外的地下。由此或可推论此为唐宋帝陵的一项制度，其意应与晚唐、五代北方地区墓葬在墓壁内部装饰一圈十二时像的葬俗大同。(30)已经发掘的靖陵便在墓室壁面小龛和甬道小龛绘制十二生肖壁画，可证。而日本元明天皇(661—721)山陵则将十二辰俑矗立于地面，可谓另一种变形。
　　1943年，于桥陵南墙外东侧石狮之南数米处发现南方镇墓石一方；20世纪80年代，又于陵墙西门外北侧石狮背后发现北方镇墓石一方。(31)所见南方镇墓石言及睿宗肃明圣皇后刘氏、昭成顺圣皇后窦氏二皇后陪葬桥陵一事。20世纪后期，曾于中宗定陵东神门发现中央、东方二方中宗镇墓石。(32)
　　1978年，昭陵陵园区内曾发现一罐唐代铜钱，共约3000枚。(33)其中以“开元通宝”数量最多，尚有“乾元重宝”五种。汉代陵园有瘗钱的习俗，如《史记》便记载了汉文帝霸陵陵园瘗钱被盗之事(34)，《新唐书》卷一〇九《王玙传》亦载：“汉以来葬丧皆有瘗钱，后世里俗稍以纸寓钱为鬼事”(35)。故而或可推测昭陵陵园区内发现的这些铜钱是唐太宗昭陵陵园瘗钱。宋裴骃《史记集解》云“瘗埋钱于园陵以送死”(36)，宋叶庭珪也持该意见(37)。唐封演于所撰《封氏闻见记》卷六《纸钱》条总结道：
　　今代送葬为凿纸钱，积钱为山，盛加雕饰，舁以引柩。
　　按，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币帛，事毕则埋之。后代既宝钱货，遂以钱送死。《汉书》称“盗发孝文园瘗钱”是也。
　　率易从简，更用纸钱。纸乃后汉蔡伦所造，其纸钱魏、晋以来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于匹庶，通行之矣。
　　凡鬼神之物，取其象似，亦犹涂车刍灵之类。古埋帛；今纸钱则皆烧之，所以示不知神之所为也。(38)
　　焚烧纸钱，与王玙有莫大之关系。王玙，《旧唐书》本传云：“王玙，少习礼学，博求祠祭仪注以干时。开元末，玄宗方尊道术，靡神不宗。玙抗疏引古今祀典，请置春坛，祀青帝于国东郊，玄宗甚然之，因迁太常博士、侍御史，充祠祭使。玙专以祀事希幸，每行祠祷，或焚纸钱，祷祈福佑，近于巫觋，由是过承恩遇。肃宗即位，累迁太常卿，以祠祷每多赐赉。”(39)对于纸钱的出现与使用，朱熹认为“汉祭河用御龙、御马，皆以木为之，此已是纸钱之渐。纸钱起于玄宗时王玙。盖古人以玉币，后来易以钱。至玄宗惑于王玙之说，而鬼神事繁，无许多钱来埋得，玙作纸钱易之”(40)。王玙之后，纸钱渐行。此风之下，唐陵陵园瘗钱以纸钱替代铜钱恐非不可能之事。
　　唐人认为柏树可驱食肝之罔象。《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三《尸穸》条云：“《周礼》：方相氏驱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与柏。墓上树柏，路口致(置)石虎，为此也。”(41)故唐陵陵园种植柏树而称“柏城”兼以示封域。《唐会要》卷二〇《陵议》条：“以陵寝经界，在柏城之内，非远于陵也。”(42)恒山愍王李承乾墓志(略云)：“贞观十七年十月一日(643年11月17日)薨，开元廿五年十二月八日(738年6月20日)奉(下空)敕官供陪葬(下空)昭陵柏城内京兆府醴泉县安乐乡普济里东赵村，西北去(下空)陵一十八里。”《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一》京兆府上奉先县条，云：“惠文太子陵，在桥陵东三里。并在柏城内。”(43)《新唐书》卷七七《后妃列传下》略云：“宣帝即位，葬贤妃王氏端陵之柏城。”(44)白居易曾有“陵上有老柏，柯叶寒苍苍”(45)的诗句描述乾陵柏树。让皇帝李宪惠陵周围曾广植翠柏巨槐，称为“柏城”。民国初年尚有古柏百余株，合围者居多，当地人称“云柏”(46)。《唐会要》卷二一《诸陵杂录》条云：
　　会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敕节文：“诸陵柏栽，今后每至岁首，委有司于正月、二月、七月、八月四个月内，择动土利便之日，先下奉陵诸县，分明榜示百姓，至时与设法栽植。毕日，县司与守茔使同检点，据数牒报，典折本户税钱。”(47)
　　可见，唐陵陵园种植柏树之举是毋庸置疑的。故此，兆域又称柏寝。(48)按，北宋官修《地理新书》卷一四《阡陌顷亩篇》顷亩合吉穴法条云：“凡茔域过大于居宅者，凶。欲其宽大者，内方四面可种松柏，令其狭小者吉。”(49)同书卷一五《杂忌篇》送葬条云：“凡柩木用豫、樟、楸、柏吉，杨柳凶。”(50)敦煌文书S.2263《葬录》卷上云：“若墓田穴隘吉。”可知松、柏、楸(槚)都是丧葬中表示吉祥的树木，且陵墓植松布柏不只如一般所说系为形成肃穆气氛，还是避害就利的一种阴阳之术。(51)这种做法也见于此后历代帝陵陵区。
　　那么，是不是唐陵陵区便没有其他树种呢?
　　《隋唐嘉话》云：
　　司稼卿梁孝仁，高宗时造蓬莱宫，诸庭院列树白杨。将军契苾何力，铁勒之渠率也，于宫中纵观。孝仁指白杨曰：“此木易长，三数年间宫中可荫映。”何力一无所应，但诵古人诗云：“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意谓此是冢间墓木，非宫中所宜种。孝仁遂令拔去，更树梧桐也。(52)
　　引文明确指出白杨为冢间树木，可知冢墓间种植白杨亦为唐时风俗。在大中五年(851)太常礼院议私庙奏文中表示反对在百官居处旁立庙。《唐会要》卷一九《百官家庙》条云：“今若缘南路不欲令置私庙，却令居处建立庙宇，即须种植松柏及白杨树，近北诸坊，窃恐非便。”(53)则家庙中也要种植松柏和白杨，而这些树是不宜种在居民密集的坊中，更不容临近宫阙的。(54)
　　实际上，唐代冢墓间尚有梧楸、槐树等。《玄怪录》卷二《顾总》条便说“岂意十余年，陵寝梧楸寒”(55)。又据《唐会要》卷二八《祥瑞上》记载：
　　〔兴元元年(784)〕先天观玄元皇帝太后陵槐树下，有灵泉涌出。(56)
　　不过，唐陵有意种植白杨、梧楸、槐树与否至此尚需进一步考证。根据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诏令“其有父祖陪陵，子孙欲来从葬者，亦宜听允”(57)，岑仲勉认为“推太宗之定制，则平民有时亦得与帝王同其葬地”(58)。唐代复有兆域内古坟不毁的令文，若此，即便唐陵柏城没有种植白杨，也不能轻易否定陪葬墓区有意种植这些树种的可能。
　　东汉纬书有关于坟墓高度和种树种类的等级规定，《礼含文嘉》说“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59)。事实上，这种规制与汉代的实际情况并不相同。纬书所说的高度只有汉制的五分之一，很可能是根据战国的礼制而加上理想化的成分；同样地，纬书所说的墓地种树种类的等级规定，可能也是一种理想的制度，并未真正实行，汉时皇帝陵园和民间冢墓都以种柏树为主。战国时代也只有墓地种树多少的等级制。(60)《唐会要》卷二一《陪陵名位》条云：
　　元和九年五月，左金吾卫大将军郭钊奏：“亡祖故尚父子仪，陪葬建陵，欲于坟所种植楸松。”敕：“如遇年月通便，陵寝修营，宜令所司，许其栽种。”(61)
　　可见唐陵陪葬墓地是种植有梧楸的。陵园内种植的松、柏、枳橘和槚树(即楸树)皆属“嘉木”之列。(62)但是，从这条记载也可以推知唐王朝对陪葬墓的栽种是有严格管理的，同样要经过王朝批准方可，不得自行栽种。国家对山陵的管理自然极其严格。
　　柏城四面各三里，其内不得另有安葬(63)，而功臣密戚请陪陵葬者听之。《天圣令·唐丧葬令》云：“先代帝王陵，并不得耕牧樵采”、“先皇陵，皆置留守，领甲士，与陵令相知巡警。左右兆域内，禁人无得葬埋，古坟则不毁”。(64)
　　山陵兆域与太庙一样不得阑入。此外，唐政府严厉惩处山陵兆域失火者。《唐律疏议》卷二七《杂律下》山陵兆域内失火条载：
　　诸于山陵兆域内失火者，徒二年；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其在外失火而延烧者，各减一等。
　　疏议曰：……然山陵兆域之所，皆有宿卫之人，而于此内失火者，徒二年。延烧兆域内林木者，流二千里。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其在外失火”，谓于兆域外失火，延烧兆域内及林木者，“各减一等”，谓延烧兆域内，徒二年上减一等；若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上减一等。(65)
　　①昭陵陪葬墓许洛仁碑称：“及天下太平，思其骖服，又感洛仁诚节，命刻石图(洛仁*(左马右瓜)像，置于昭陵北门。”详《唐故左监门将军冠军大将军使持节都督代忻朔蔚四州诸军事代州刺史上柱国许公(洛仁)之碑并序》，《昭陵碑石》，页151下栏。
　　②如，《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庚寅，葬文皇帝于昭陵”条(页6269)云：“蛮夷君长为先帝所擒服者颉利等十四人，皆琢石为其像，刻名列于北司马门内。”
　　③《唐会要》，页464。
　　④同上书，页411。
　　⑤黄堂，原指古代太守衙中的正堂。如《后汉书》卷二七《郭丹传》云：“敕以〔郭〕丹事编署黄堂，以为后法。”李贤注：“黄堂，太守之厅事。”详《后汉书》，页941注释〔三〕。
　　⑥《旧唐书》，页972—973。
　　⑦《汉书》，页1336。
　　⑧同上书，页3935。
　　⑨《文献通考》，页考1117下栏。
　　⑩《三辅黄图校释》，页147。
　　(11)《汉书》，页324。
　　(12)《三辅黄图校释》，页168。
　　(13)周明《陕西关中唐十八陵陵寝建筑形制初探》，《文博》1994年第1期，页65—66。
　　(1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馆《2002年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6期，页7。
　　(15)同上文，页6—9。
　　(16)孙欢《武则天墓下宫遗址布局逐步展露真容》，http：//www.sn.xinhuanet.com/misc/2007-08/09/content_10817876.htm。
　　(17)《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页1362。
　　(18)《旧唐书》卷一五《宪宗本纪下》，页455；亦见于《资治通鉴》卷二三九“甲申，盗断建陵门戟四十七枝”条(页7721)、《新唐书》卷七《宪宗本纪》(页1362)。
　　(19)张建林、王小蒙《对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考古新发现的几点认识》，《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6期，页19。
　　(20)《唐会要》卷一七《庙灾变》条，页412。
　　(21)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李重润墓壁画·前言》，载所撰《唐李重润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年，页5—6。
　　(22)《唐会要》卷三二，页685。
　　(23)(唐)王泾《大唐郊祀录》卷九，《大唐开元礼，附大唐郊祀录》，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5月，页792上栏。《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记载：“凡太庙、太社及诸宫殿门，东宫及一品已下、诸州门，施戟有差：凡太庙、太社及诸宫殿门，各二十四戟；东宫诸门，施十八戟；正一品门，十六戟；开府仪同三司、嗣王、郡王、若上柱国·柱国带职事二品已上及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护门，十四戟；上柱国·柱国带职事三品已上、中都督府、上州、上都护门，十二戟；国公及上护军·护军带职事三品，若下都督、中·下州门，各十一戟。”(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月，页116)此即所谓唐朝列戟之制见于唐人文献最完整者。有关列戟的研究，可参夏晓臻《唐代棨戟制度考述》，《东南文化》1994年第6期，页28—30；申秦雁《唐代列戟制探析》，《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6月，页60—66。
　　(2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馆《2002年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页7。
　　(25)《唐会要》，页18；又见于《旧唐书》卷二〇下《哀帝本纪》，页811。
　　(26)雒忠如等《唐桥陵调查简报》，《文物》1966年第1期，页43。
　　(27)刘随群《唐崇陵调查简报》，《文博》1997年第4期，页l2。
　　(28)周明同上揭文，页65。
　　(29)李浪涛《唐肃宗建陵出土石生肖俑》，《文物》2003年第1期，页95—96。
　　(30)宿白《关于河北四处古墓的札记》，《文物》1996年第9期，页62；秦大树《宋代丧葬习俗的变革及其体现的社会意义》，页328脚注〔78〕。
　　(31)王世和、楼宇栋《唐桥陵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页60—61，69。西安乔连学亦收藏到一方睿宗窦氏皇后的镇墓石，详惠毅《西安新发现大唐睿宗黄天真文镇墓刻石》，《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1期，页47，封三。
　　(32)姜捷《关于定陵陵制的几个新因素》，《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1期，页72—73。
　　(33)孙东位《昭陵出土唐代铜钱》，《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1期，页111。
　　(34)《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页3142。
　　(35)《新唐书》，页4107。
　　(36)《史记》，页3143。
　　(37)《海录碎事》卷一〇下《瘗钱》条亦云：“埋钱于园林(陵)以送死也”，页552。
　　(38)《封氏闻见记校注》，页60—61。
　　(39)《旧唐书》卷一三〇《王玙传》，页3617。
　　(40)(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八《杂类》，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3月，页3287。
　　(41)《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三《尸穸》条，页123；又《炙毂子杂录》(《说郛三种》卷四三，页700下栏)羊虎条引《杂录》云：“后汉太尉杨震葬日入圹驱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脑，人家不能制，为方相立于墓侧；而罔象畏虎与柏，故墓上树柏，墓前立虎。或说陈仓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献之道。逢二童子谓此名为媪，常在地中食亡人脑，若欲杀之，以柏东南枝插其首。由是墓前皆树柏。以二说各异，未知孰是。”《封氏闻见记》卷六《羊虎》条所载稍异。详《封氏闻见记校注》，页59。
　　(42)《唐会要》，页461—462；《唐会要》卷二〇《陵议》条：“昭陵柏城”，页463；又见于《新唐书》卷二〇〇《韦彤传》云：“它陵(寝宫)皆在柏城，随便营作，不越封兆，力省易徙。”页5709。
　　(43)(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9。
　　(44)《新唐书》卷七七《后妃下》，页3510。该陪葬墓至今尚未发现。
　　(45)(唐)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自居易集》卷一《文柏床》，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页26。
　　(46)王仲谋、陶仲云《唐让皇帝惠陵》，《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页108。
　　(47)《唐会要》，页488。
　　(48)(唐)高彦休《唐阙史》卷上《真(贞)陵开山》条，《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页1343。
　　(49)《图解校正地理新书》，页443。
　　(50)同上书，页468。
　　(51)冯继仁《北宋皇陵建筑构成分析》，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232。
　　(52)《隋唐嘉话·中》，《隋唐嘉话·朝野佥载》，页29—30。
　　(53)《唐会要》，页453。
　　(54)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卷二《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12月，页416。
　　(55)《玄怪录》，《玄怪录·续玄怪录》，页44。
　　(56)《唐会要》卷二八《祥瑞上》，页622。
　　(57)《全唐文》卷八《太宗·赐功臣葬地诏条》，页96上栏；《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记载贞观二十年八月“丁亥(646年10月12日)，许陪陵者子孙从葬”，页45。
　　(58)岑仲勉《隋唐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页135。
　　(59)《礼含文嘉》，〔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503。
　　(60)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页159—160。
　　(61)《唐会要》，页484。
　　(62)冯继仁同上揭文，页230—232。
　　(63)《资治通鉴》卷二二九“灵武留后”条胡注引宋白曰，页7369—7370。
　　(64)吴丽娱《唐丧葬令复原研究》，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0月，页709。
　　(65)《唐律疏议》，页508—509。
　　(二)寝宫
　　建中“二年(781)二月，复肃宗神座于寝宫。先是宝应二年(763)，西戎犯京师焚毁建陵之寝室，至是始创复焉”①，可见寝宫中有供奉先帝神座之场所。但是，寝宫之中具体有哪些建筑?先帝神座在其中的哪个建筑供奉?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十一月，寿州剌史李文通奏败淮西兵”条载元和十年十一月“戊寅(815年12月15日)，盗焚献陵寝宫永巷”②，知献陵寝宫中有永巷，可见其规模之大。
　　史载，永泰元年二月“戊寅(765年3月12日)，党项羌寇富平，焚定陵寝殿”③。又权德舆曾说“寝宫便殿，虔奉衣冠，”④。《汉书》卷七三《韦玄成传》载：“〔陵〕园中各有寝(殿)、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⑤唐人颜师古注曰：“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处。寝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寝矣。便殿者，寝侧之别殿耳。”⑥可见，寝宫包含有寝殿、便殿等建筑，在帝陵祭祀中功能各有不同。据研究，寝宫这组建筑群总称也可称为“庙”或“署”。⑦其中寝殿为寝宫正殿，应是供奉先帝神座之场所，也放置先帝先后服御之物。此见于前引《旧唐书》卷二五《礼仪志》：
　　贞观十三年正月乙巳(639年2月9日)，太宗朝于献陵。……礼毕改服入于寝宫，亲执馔，阅视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床前悲恸。
　　前文言及唐陵司马院亦称上宫，上宫建有衙殿和行墙。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驾”，皆有卫有严。⑧唐人颜师古认为：“寝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寝矣。”⑨据此可推知衙殿应便是放置灵位的主殿，亦即寝殿。⑩
　　永徽六年正月一日(655年2月12日)，唐高宗亲谒昭陵，“降辇易服，行哭就位，再拜擗踊。礼毕，又改服，奉谒寝宫。其崇圣宫妃嫔，大长公主以下，及越、赵、纪三国太妃等，先于神座左右侍列，如平生”(11)。可知，昭陵寝宫又称“崇圣宫”。唐昭陵文帝昭容韦尼子墓志亦称“薨于崇圣宫”，亡宫五品墓志云“卒于昭陵宫”。由此看来寝宫有可能称为崇圣宫或某陵宫。但不知这一叫法是否可以扩展到其他帝陵的寝宫。唐天宝年间安禄山叛乱，杜甫避乱经过蒲城，有咏桥陵的长诗三十韵，诗中有“宫女晚知曙，祠官早见星”(12)。“祠官”应是桥陵寝宫里负责祭祀的官员。
　　前引《旧唐书》卷二五《礼仪志》云：
　　贞观十三年正月乙巳(639年2月9日)，太宗朝于献陵。先是日，宿卫设黄麾仗周卫陵寝，至是质明，七庙子孙及诸侯百僚、蕃夷君长皆陪列于司马门内。皇帝至小次，降舆纳履，哭于阙门，西面再拜，恸绝不能兴。礼毕改服入于寝宫，亲执馔，阅视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床前悲恸。左右侍御者莫不歔欷。
　　永徽六年正月一日(655年2月12日)，唐高宗亲谒昭陵：
　　文武百官，宗室子孙并陪位。上(高宗)降辇易服，行哭就位，再拜擗踊。礼毕，又改服，奉谒寝宫。其崇圣宫妃嫔，大长公主以下，及越、赵、纪三国太妃等，先于神座左右侍列，如平生。上入寝，哭踊，绝于地。进至东阶，西面再拜。号恸久之，乃进太牢之馔，加珍羞具品，引太尉无忌、司空勣、越王贞、赵王福、曹王明及左屯卫将军程知节，并入执爵进俎。上至神座前，拜哭奠馔，阅先帝先后衣服，拜辞讫。行哭出寝北门，乃御小辇还宫。(13)
　　又开元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729年12月12日)，唐玄宗朝于昭陵，“及上(玄宗)入寝宫，闻室中謦咳之音。上又令寝宫门外设奠，以祭陪陵功臣将相萧瑀、房玄龄等数十人，如闻其抃蹈之声”(14)。
　　唐太宗、高宗、玄宗谒陵时，都是先在寝殿门外设奠，然后再进入寝殿至神座前，拜哭奠馔，阅先帝先后衣服。这表明在寝殿南门外还有一处祭奠的专用场所。(15)据研究，巩县宋陵献殿之前便有拜台。今在永熙陵南神门内发现的南北5.96米长、东西2.78米宽的大石板，若非献殿内当心间地面铺石(供祭拜用)，即为献殿之前拜台铺石。(16)唐陵寝殿之前当也有拜台的类似设施，惜其名称已不得而知。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唐代文献中不见唐陵中有献殿的记载和说法，“献殿”一词始见于宋代文献。比较唐宋帝陵的结构布局，不难判断唐陵寝殿便是宋陵之献殿。尽管唐陵寝殿建筑早已荡然无存，但是考古发现还是映衬出其规模之宏大。1964年，在昭陵南司马门内寝殿处出土一大型鸱尾(17)，高1.5、底长1.0、宽0.65米，重约150公斤。20世纪70年代，在唐肃宗建陵南门石蹲狮西侧出土一件中唐时期的灰陶质兽面脊头瓦，这种兽面瓦一般用在屋面的垂脊端头(18)，应是建陵寝殿建筑附件。
　　为了搞清昭陵寝宫宫城的总体布局和结构，2005年，陕西省考古所对遗址做了钻探、调查和局部试掘。通过钻探发掘得知，昭陵寝宫为一组完整的宫殿建筑，外周是近长方形的宫城城墙，南北长304米，东西宽238.5米，夯土城墙厚2.5米左右，外表原有白灰墙皮，顶部覆瓦。寝宫北部用一道东西向内城墙隔出南北宽47.5米的夹城。城墙西北拐角为弧形连接，西南拐角外有放大加宽的护坡。宫城东西两面没有发现城门，南北两面辟有城门，夹城城墙上与北门相对的位置又开设一座重门。3座门址虽破坏较为严重，但总体结构仍然大体可辨，门基址均为包砖的夯土台，结构为庑殿式，与陵园北司马门已发掘的门址结构大体相同。城墙范围内经初步钻探，发现了纵横分布的夯土墙体遗迹和大量砖瓦堆积。本次考古还对陵园南司马门遗址进行了发掘，也取得丰厚的收获。(19)我们期待着资料的全面刊布。
　　东汉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等诸陵陵山皆是“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钟虡在行马内，寝殿、园省在东园寺，吏舍在殿北”(20)。东汉陵园陵前建石殿的这种布局，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唐陵司马院南司马门之内寝殿，其建筑设计便源于此。(21)这种寝殿在前，陵寝在后的布局跟宗庙前庙后寝的建制相同。
　　①《册府元龟》卷三〇《帝王部·奉先》三，页329上栏。可参《唐会要》卷一七《庙灾变》条，页411。
　　②《资治通鉴》，页7719。又《册府元龟》卷一五三《帝王部·明罚第二》亦云：“〔元和十年〕十一月戊寅盗焚献陵寝宫永巷，陵台令武金益以无备罚一月俸，官吏节级科罚。”页1854下栏。
　　③《旧唐书》卷一一《代宗本纪》，页278。
　　④《全唐文》卷四八四《中书门下贺八陵修复毕表》，页4949下栏。
　　⑤《汉书》，页3115—3116。
　　⑥《汉书》，页3116注〔三〕。
　　⑦周明同上揭文，页73。
　　⑧《新唐书》卷二三上《仪卫志上》，页481。
　　⑨《汉书》，页3116注〔三〕。
　　⑩周明认为衙殿当指“寝宫南门”。详周明同上揭文，页74。
　　(11)《唐会要》卷二〇《亲谒陵》条，页464。
　　(12)(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三《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0月，页233。
　　(13)《唐会要》卷二〇《亲谒陵》条，页464。
　　(14)同上书，页464—465。
　　(15)周明亦认为寝宫南门也有祭祀之用。详周明同上揭文，页74。
　　(16)冯继仁《巩县宋陵献殿的复原构想》，《文物》1992年第6期，页65—66。
　　(17)允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昭陵》，《文物》1977年第10期，页60。
　　(18)李浪涛《唐肃宗建陵出土一件兽面脊头瓦》，《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5期，页112。
　　(19)呼延思正、朱旨昂《昭陵考古有新进展 唐代皇陵寝宫气势宏大》，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5/2005-03-09。
　　(20)(宋)徐天麟撰《东汉会要》卷七《帝陵》条，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7月，页71。
　　(21)刘敦桢《大壮室笔记(西汉陵寝·东汉陵寝)》，《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年)第3卷第4期，页111；徐苹芳《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茔域》，《考古》1981年第6期，524页；后收入所撰《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页265。其文称“唐宋以后的享(献)殿或稜恩殿，皆源于此”。
　　(三)壖垣
　　唐陵陵园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建制，这就是壖垣。《新唐书》卷一四《礼乐志》云：
　　〔开元〕十七年(十一月十日)(729年12月4日)，玄宗谒桥陵，至壖垣西阙下马，望陵涕泗，行及神午门，号恸再拜。且以三府兵马供卫，遂谒定陵、献陵、昭陵、乾陵乃还。①
　　“壖”是我国古代建筑的一个重要制度，为古代城邑、陵墓及宗教等建筑布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极具研究旨趣。揆诸秦汉简牍，略述如下。
　　见于龙岗秦简的有一八号简：
　　城旦春其追盗贼、亡人，追盗贼、亡人出入禁苑耎(?)者得*(外辶内口)□*②
　　又二七号简：
　　诸禁苑为耎(壖)，去苑卌里，禁毋敢取耎(壖)中兽，取者其罪与盗禁中[同]*③
　　又二八号简：
　　诸禁苑有耎(壖)者，□去耎(壖)廿里毋敢每(谋)杀□……敢每(谋)杀……*④
　　又一二一号简：
　　盗徙封，侵食冢庐，赎耐；□□宋庙耎(壖)*⑤
　　又五号简：
　　关。关合符，及以传书阅入之，及*(左言右口)偑(佩)入司马门久(?)*⑥
　　又睡虎地秦墓竹简之《法律答问》一八六号简：
　　越里中之与它里界者，垣为“完(院)”不为?巷相直为“院”，宇相直者不为“院”。⑦
　　胡平生对“壖”曾有辩证，迻录于兹：
　　耎，通“堧”，亦作“*(左田右耎)”、“壖”。壖，本指城边或河边的空地，后特指宫殿、宗庙、禁苑等皇家禁地的墙垣外专设的一片空地，作为一条“隔离地带”，壖地边缘，或建有墙垣。《说文》田部：“*(左田右耎)，城下田也。一曰，*(左田右耎)，却地。”段《注》：“所谓附郭之田也。张晏云，城旁地也。……《河渠书》、《沟洫志》皆云：故尽河堧弃地。韦昭曰：河堧，谓缘河边地。《食货志》：赵过试以离官卒田其宫堧地。师古日：堧，余地。《史记·五宗世家》：临江王侵庙埂垣为宫。《史记·晁错》、《汉书·申徒嘉传》、《晁错传》皆云：错凿太上皇庙堧垣。古者庙有垣，垣外有堧，堧之竟复有垣以阑之。是为堧垣。临江王、晁错皆侵毁堧垣者也。堧者，河外、宫庙外沿边隙地也。”⑧
　　可见，壖是一个过渡地带。壖地边缘，或建有墙垣，且不得阑入。
　　壖垣这个制度到了唐代仍然存在，而且它的意义没有发生变化。它不仅见于大唐的长安城，同时还见于河东、西域的庙宇。《唐摭言》卷一五：
　　进士旧例于都省考试，南院发榜，南院乃礼部主事受领文书于此，凡板样及诸色条流，多于此列之。张榜墙乃南院东墙也。别筑起一堵，高丈余，外有壖垣。未辨色，即自北院将榜就南院张挂之。元和六年，为监生郭东里决破棘篱，篱在垣墙之下，南院正门外亦有之。坼裂文榜，因之后来多以虚榜自省门而出，正榜张亦稍晚。⑨当时在南院东前外因发榜专门砌了一堵张榜墙，又在该墙的外面用棘篱做成壖垣以防止观者越入。在南院正门外也有用棘篱做成壖垣。
　　在河东及西域的庙宇也可壖垣这种附属建筑形式。《太平广记》卷三二《颜真卿》条引《仙传拾遗》等云：
　　河东有郑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殡于僧舍壖垣地。⑩
　　又《大唐西域记》卷八云：
　　〔鞮罗释迦伽蓝〕庭宇四院，……中门当涂有三精舍，上置轮相，铃铎虚悬；下建层基，轩槛周列。户牖栋梁，壖垣阶陛，金铜隐起，厕间庄严。(11)
　　同书卷八又云：
　　正门东辟，对尼连禅河，南门接大花池，西阨险固，北门通大伽蓝。壖垣内地，圣迹相邻，或窣堵波，或复精舍，并赡部洲诸国君王、大臣、豪族钦承遗教，建以记焉。(12)
　　同书卷九云：
　　胜密火坑东北，山城之曲，有窣堵波，是时缚迦大医旧曰耆婆，讹也。于此为佛建说法堂，周其壖垣，种植花果，余趾蘖株，尚有遗迹。(13)
　　这说明壖垣是当时极为普遍的建筑布局方式，此至宋代仍然。《宋朝事实》卷六《太庙戟门》条：
　　太常礼院言：天子宗庙，皆有常制。今太庙之南门立戟，即庙正门也。又有外墙棂星门，即汉时所谓壖垣，乃庙之外门也。昨新建面西墙门，原在通衢，以止车马之过庙者，其臣僚下马，宜勿禁，从之。初，知宗正丞赵恭和言：今庙壖短，而去民居近，非所以严宗庙，请别为复墙，以甓累之。故又设面西之门，然而非制也。(14)
　　在城邑及宗庙建筑中，壖垣的用材有两种，即除了通常的建筑用材之外，更多的还有使用棘篱或者竹篱、木篱的。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之“二年律令·律关令”四九五号简云：
　　□、相国、御史请缘关塞县道群盗、盗贼及亡人越关，垣离(篱)、格堑、封刊，出入塞界，吏卒追逐者得随出入服迹穷追捕。令四九四将吏为吏卒出入者名籍，伍人阅具，上籍副县廷。事已，得道出入所。出人盈五日不反(返)，伍人弗言将吏，将吏弗劾，皆以越塞令论之。(15)
　　文中的离是指以柴竹等做的藩篱，格堑是指用作边界的深沟，而封刊则是作为边界标志的树木。(16)用深沟作为边界的做法还见于汉长安城。《古今注》上《都邑第二》阙条云：
　　长安御沟谓之杨沟，谓植高杨于其上也。又曰羊沟，谓羊喜能触墙垣，故为沟以隔之，故曰羊沟。(17)
　　这些表现形式在唐长安城中一仍其旧。前引《唐摭言》卷一五记载了唐时南院东墙外张榜墙及正门外面用棘篱做成壖垣以防止观者越入。从《唐律疏议》的有关记载也可以了解到这种建筑方式。《唐律疏议》卷五云：
　　即强盗及奸，略人为奴婢，犯阑入，若逃亡及私度、越度关栈垣篱者，亦无首从。
　　疏议曰：……关谓检判之处，栈谓堑栅之所，垣谓宫殿及府廨垣墙，篱谓不筑墙垣、唯以藩篱为固之类。(18)
　　唐代长安城中有些坊市便是以篱为垣墙的，甚至有些县城的边界也是如此。《唐律疏议》卷八：
　　疏议曰：……越县城，杖九十。纵无城垣，篱栅亦是。(19)
　　同书卷八：
　　越官府廨垣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之。
　　疏议曰：官府者，百司之称。所居之处，皆有廨垣。坊市者谓京城及诸州、县等坊市。其廨院或垣或篱，辄越过者，各杖七十。侵，谓侵地；坏，谓坏城及廨宇垣篱，亦各同越罪。(20)
　　在南方地区，从实物和文献资料得知，六朝早期的城邑都是用土墙和竹篱，以土筑成城墙，以竹编成城门。在东晋末年和南朝初年南方始用砖建城，但亦仅限城门部分，同时还存在用竹篱或茅草覆盖的城门，城墙仍悉用土筑。(21)
　　壖垣不得阑入，私自越过进入这个地带的要受到处罚。前引秦汉简牍都记载了非法进入壖垣的行为要受到处罚。同样，翻越、破坏垣墙的也要受到同样的处理。张家山汉墓[二四七号墓]之“二年律令·杂律”一八二号简：
　　越邑里、官市院垣，若故坏决道出入及盗启门户，皆赎黥，其垣坏高不盈五尺者，除。(22)
　　又该墓所出之“二年律令·田律”二四五号简：
　　盗侵巷术、谷巷、树巷及豤(垦)食之，罚金二两。(23)
　　《唐律疏议》中关于皇家宫殿、宗庙、陵园、禁苑的防卫有《卫禁律》，详细记述对此类行为的处罚。同书卷八：
　　疏议曰：沟渎者，通水之渠。从此渠而入出，亦得越罪。“越而未过”，或在城及垣篱上，或在沟渎中间，未得过者。从“越州城”以下，各得减一等。(24)
　　同书同卷又云：
　　疏议曰：……余条末度准此者，谓城及垣篱、缘边关塞有禁约之处，已至越所而未度者，皆减已越罪五等。若越度未过者，准上条“减一等”之例。(25)
　　同书卷一三：
　　疏议曰：……“园圃”，谓莳果实、种菜蔬之所而有篱院者，以其沃塉不类，故加一等。(26)
　　同书卷二八：
　　疏议曰：……“势不得助者”，谓隔川谷、垣篱、堑栅之类，不可踰越过者及驰驿之类。称“之类”者，官有急事，及私家救疾赴哀，情事急速，亦各无罪。(27)
　　建筑上的这个制度，也影响到汉唐帝陵的陵墓布局。《汉书》卷五四《李广传》云：
　　明年〔元狩五年，前118〕，李蔡以丞相坐诏赐冢地阳陵当得二十亩，蔡盗取三顷，颇卖得四十余万，又盗取神道外壖地一亩葬其中，当下狱，自杀。(28)
　　又前引《新唐书》卷一四《礼乐志》云：
　　〔开元〕十七年〔十一月十日〕，玄宗谒桥陵，至壖垣西阙下马，望陵涕泗，行及神午门，号恸再拜。且以三府兵马供卫，遂谒定陵、献陵、昭陵、乾陵乃还。
　　遗憾的是，壖垣这样的建筑迄今在考古工作中没能确定。但是，既然城邑中壖垣可用篱来标识，那我们也就有理由推断在陵园中之壖垣很有可能也采用这种方式。
　　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陵园规划的考古材料便是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陵遗址出土的《兆域图版》，其上注明了“内宫垣”和“中宫垣”两道围墙，规划中尚有更大范围的“外宫垣”未在图中表示。在一、二号墓以东约1500米处，曾经发现一块大型砾石碑刻，碑文表明为守陵官员所立。据此推测外宫垣范围或接近3000米方圆。从碑文知道，陵园禁区里还有池、囿等园林内容；或以为三道宫垣应有墙基遗存(29)，但是，在考古中迄今未能发现这三道宫垣的墙基遗存。我们推测这三道宫垣是采用竹木篱笆之类的建筑形式，也许这第三道宫垣便是所谓的壖垣，而所发现的砾石碑刻恐怕是陵墓的兆域界石，亦即“封”的所在。
　　《资治通鉴》卷六九“初，帝欲以杨彪为太尉”条“又令〔杨彪〕门施行马”下注云：
　　魏、晋之制，三公及位从公，门施行马。程大昌曰：行马者，一木横中，两木互穿，以施四角，施之于门，以为约禁也。《周礼》谓之梐枑，今官府前叉子是也。(30)
　　“行马”——拦阻人马的木制警戒设施，也见于陵墓兆域。东汉伏无忌《古今注》具体列举了东汉诸帝的陵园规模，除了光武帝原陵外，以明帝显节陵为代表，没有“周垣”而代以“行马”，“行马”四出司马门，在“行马”以内设置石殿和钟虡。(31)巩县宋陵则在陵台外先作神墙一重，再作枳橘之篱一重，又于兆域边缘围枳橘一周或密植“嘉木”数重。最外可能垒起一些土堆，即封。如前所言，所谓“嘉木”便是指陵园内种植的松、柏、枳橘和槚树(即楸树)。可见其神墙外及“封”之间的两重墙垣是以枳橘之篱或嘉木来标识的。这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现象。不少文献记载唐太宗昭陵有司马院的存在，可是在迄今为止的考古勘察中却没能发现有关司马院墙垣及角阙的遗迹。(32)“斟酌汉魏”是唐代典章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则，而初唐的太宗昭陵又正好处于唐陵制度的探索时期。(33)在贞观九年(635)关于献陵的讨论中，唐太宗最后便是采纳了东汉光武帝陵陵高六丈的规格来营建献陵。因此，很可能昭陵司马院墙垣采取的是东汉明帝显节陵行马的方式，即施以木制警戒设施。北宋皇陵基本继承唐陵的墓仪制度，其平面布局基本上沿袭唐陵的制度。(34)而北宋帝陵“篱寨”的存在，似乎又可以表明唐陵陵园中类似建筑的存在。这不仅寓示着该营建制度的历史延续性，而且也给解读文献所载唐陵的多重陵垣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元代皇帝的葬地称为大禁地，不许有人接近。如果任何人敢走近这些墓地，被捉住要遭受剥光衣服、鞭打并受到严厉的虐待。据南宋使臣的报道，“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如平地。若忒没真(铁木真)之墓，则插矢以为垣，阔逾三十里。逻骑以为卫”。(35)若参照这个记载，或可以推论中原地区先秦时期所谓不封不树的情况该与此相差无几。当然，不见得也用箭矢，可使用其他器具如木头、树枝、瓦片等为标识。在曲村发掘的洞室墓中，便曾于墓道内或墓口置有陶罐、瓮、筒瓦之属。主要形式有如下三种。其一，单置简瓦，简瓦均笋口朝下竖插于墓道上口；其二，单置罐或瓮；其三，置简瓦再加上罐(瓮)。其中个别墓发现有封土，据称发掘时揭去表土后，筒瓦便已从残存的封土中露出来。由此推测，一些没有封土的墓葬，罐、瓮、筒瓦之属亦有可能露出当时的地面而起到一定的标识作用。当然，这并不排除再借助他物的做法。(36)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七《终制篇》云：
　　载以鳖甲车，衬土而下，平地无坟；若惧拜扫不知兆域，当筑一堵低墙于左右前后，随为私记耳。(37)
　　这段话告诉我们标记墓而不坟的墓葬的一种方式，今天读来仍颇有启发。北朝颜家就是在墓葬的前后左右修筑小矮墙，用这种方法来标识兆域的。当然，这应该只是众多方法中的一种而已，而这些办法只要能“随为私记”即可。标榜门阀的北朝颜家对此都做了统一规定，由此视之，墓而不坟的帝陵对此应该也有一个统一的处理办法。
　　边界的标志为“封”，是一种小土堆。前引龙岗秦简一二一号简云：
　　盗徙封，侵食冢庐，赎耐；□□宗庙耎(壖)*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六四号简云：
　　“盗徙封，赎耐。”可(何)如为“封”?“封”即田千(阡)佰(陌)顷半(畔)封殴(也)，且非是?而盗徙之，赎耐，可(何)重也?是，不重。(38)
　　关于“封”的形制，四川青川郝家坪出土的秦牍《秦武王二年为田律》规定：“封高四尺，大称其高。”以一秦尺合0.23米折算，封高约为一米，是很明显的田界标识。(39)
　　在边界的两个封土台之间又为*(左土右匮)埒来划分界域。《古今注》上《都邑第二》阙条云：
　　封疆画界者，封土为台，以表识疆境。画界者，于二封之间，又为*(左土右匮)埒，以画分界域也。(40)
　　从文献的记载来看，唐代修建帝陵的时候，也要先立“封”以示兆域。《唐会要》卷二一《诸陵杂录》条云：
　　〔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三日(736年1月20日)敕：“诸陵使至先立封，封内有旧坟墓，不可移改。自今以后，不得更有埋葬。”(41)
　　《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云：
　　诸陵四至有封，禁民葬，唯故坟不毁。(42)
　　又《唐会要》卷二一《皇后诸陵议》条：
　　会昌五年二月，翰林待诏杨士端奏：“……今年太岁在己丑，季土王年，不宜于光陵柏城内兴工动土，宜于光陵封外东西北三面，有地平稳处，别择置陵吉。”(43)
　　封内有柏城，唐陵诸陵皆栽柏以环之。唐政府对山陵的严格管理已如前言。
　　总之，壖垣反映了都城建筑形式对陵园布局的影响，也从某种程度说明了陵园布局对都城制度的模仿。
　　①《新唐书》，页364。具体时间据《唐会要》卷二〇《亲谒陵》条补，页464。
　　②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研究所编《龙岗秦简》，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页78。
　　③同上书，页82。
　　④同上书，页83。
　　⑤同上书，页112。
　　⑥同上书，页72。
　　⑦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页137。
　　⑧《龙岗秦简》，页82二七号简注释〔一〕。考证详胡平生《云梦龙岗秦简“禁苑律”中的“耎”(堧)字及相关制度》，《江汉考古》1991年第2期，页61—63；后收入《龙岗秦简》，页170—172。
　　⑨(五代)王定保撰，姜汉椿校注《唐摭言校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页293。
　　⑩《太平广记》，页206。
　　(11)(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页650。
　　(12)《大唐西域记校注》，页668。
　　(13)同上书，页723。
　　(14)(宋)李攸《宋朝事实》，《丛书集成初编》据聚珍版丛书排印，册0833，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页97—98。
　　(15)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页206。
　　(16)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之“二年律令·田律”二四五号简所记谷巷，疑指溪水旁的小路；树巷，树木间的小路(《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页166)。这给我们展示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巷。
　　(17)(晋)崔豹《古今注》，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页5。
　　(18)《唐律疏议》，页117。
　　(19)同上书，页170。
　　(20)同上书，页170—171。
　　(21)罗宋真《魏晋南北朝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页37—38。
　　(22)《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页157。
　　(23)《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页166。
　　(24)《唐律疏议》，页171。
　　(25)同上书，页173。
　　(26)同上书，页246。
　　(27)同上书，页529。
　　(28)《汉书》，页2449。
　　(29)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页187。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期，页1—31。
　　(30)《资治通鉴》，页2194。
　　(31)(东汉)伏无忌撰，峁泮林辑《伏侯古今注》，《丛书集成初编》据十种古逸书本排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册0811，页2—3。
　　(32)孙迟《略论唐帝陵的制度、规模及文物》，载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陕西省文博考古科研成果汇报会论文选集·1981》，华阳县印刷厂，1982年，页330；又题为《略论唐帝陵的制度、规模及文物——兼谈昭陵“因山为陵”对唐帝陵制度的影响》，收入人文杂志丛刊编辑委员会编辑《唐太宗与昭陵》，西安：陕西省社科院印刷厂，1985年5月，页89—90。
　　(33)详本书肆《陵园布局的分类及演变》。
　　(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等《唐恭陵实测纪要》，《考古》1986年第5期，页461。
　　(35)(宋)彭大雅《黑鞑事略》，王国维笺证《蒙鞑备录·黑鞑事略笺证》，北京：文殿阁书庄，l936年，页115。
　　(36)杨哲峰《曲村秦汉墓葬分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考古学研究》(四)，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页243。此承扬哲峰先生见告，谨致谢忱!
　　(37)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页602。
　　(38)《睡虎地秦墓竹简》，页108。
　　(39)《龙岗寨简》，页112注释〔一〕。
　　(40)崔豹《古今注》，页5。
　　(41)《唐会要》，页487。
　　(42)《新唐书》，页1251。
　　(43)《唐会要》，页479。
　　(四)下宫与陵署
　　昭陵下宫原来建造在山上，后因发生火灾烧毁，经过朝议迁到山下瑶台寺之旁①，故亦称作“下宫”。下宫是一组规模庞大的建筑群，其中包括的建筑项目现已不甚明了。该建筑群围以墙垣，南北各开一门，而无东西门。②乾陵下宫遗址规模巨大，发现有内外两重夯筑的城墙，外城垣平面呈方形，四边均长达380米左右；同时在内城及内外城之间，还发现了多处建筑夯土遗迹。③
　　陵署是管理陵园的机构，诸陵皆有。今知乾陵陵署在陵南六里，其余诸陵署遗址多未发现。④“陵令掌山陵茔兆之事，率其(陵)户而守陵焉，丞为之贰。”⑤关于陵署的管理人员及其品阶，《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诸陵署条载：
　　诸陵署：令一人，从五品上。录事一人，府二人，史四人，主衣四人，主辇四人，主药四人，典事三人，掌固二人。……诸太子陵令各一人，从八品下。丞一人，从九品下。⑥
　　但是，陵署令开始仅为从七品下。《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从第五品上阶条称：
　　著作郎、太子洗马、殿中丞、尚衣尚舍尚乘尚辇奉御、献陵、昭陵、恭陵、桥陵八陵令。武德，诸陵令从七品下，永徽二年加献、昭二陵令，为从五品。已后诸陵并相承依献、昭二陵也。⑦
　　据《唐会要》卷二一《诸陵杂录》条所载：“永徽二年(651)四月，进献、昭二陵令为从五品，丞为从七品。”⑧陵署令阶至从五品在永徽二年四月之后。但是，诸陵署令的品阶并不一致，以建初启运、兴宁、永康陵为低，仅高于太子陵署。《唐六典》卷一四《诸陵署》载：
　　献陵、昭陵、乾陵、恭陵署：令各一人，从五品上；丞一人，从七品下；录事一人；陵户。乾陵、桥陵、昭陵各四百人，献陵、定陵、恭陵各三百人。……永康、兴宁二陵署：令各一人，从七品下；丞一人，从八品下。……隐、章怀、懿德、节愍、惠庄、惠文、惠宣七太子陵署：各令一人，从八品下；丞一人，从九品下。⑨
　　天宝十三载(754)二月制：“献、昭、乾、定、桥五署，改为台令，丞各升一阶，自后诸陵，例皆称台。”⑩又至德元年(756)八月以后，经太常礼院定夺永康陵、兴宁二陵署亦改为台。《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云：
　　诸陵台 令各一人，从五品上；丞各一人，从七品下。建初启运、兴宁、永康陵，令各一人，从七品下；丞各一人，从八品下。掌守卫山陵。……诸太子陵 令各一人，从八品下；丞各一人，从九品下，录事各一人。有府各一人，史各二人，典事各二人，掌固各一人，陵户各三十人。太常旧有太庙署，令一人，从七品下；丞二人，从七品下；斋郎二十四人。(11)
　　可见，其品阶较此前并没有发生变化。
　　此外，各陵最南的门阙处，都有大面积建筑遗迹，原来名称无考。(12)贞元十四年(798)，崔损充修八陵使对唐陵进行造屋或修葺工作。(13)金代“爰命有司，鸠工修饰”特别对乾陵进行了一次大修理，所谓“回廊四起”，但时至今日已一点形迹都看不出来了。(14)
　　①《新唐书》卷二〇〇《韦彤传》(页5709)云：“会昭陵寝宫为原火廷燔，而客祭瑶台佛寺。又故宫在山上，乏水泉，作者惮劳，欲即行宫作寝，诏宰相百官议。”又《旧唐书》卷一三六《崔损传》，页3755。
　　②周明同上揭文，页75。
　　③孙欢同上揭文。
　　④王双怀《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2月，页93—94。
　　⑤《唐六典》，页401。
　　⑥《旧唐书》，页1874。
　　⑦《旧唐书》，页1795。
　　⑧《唐会要》，页486。
　　⑨《唐六典》，页400—401。
　　⑩《唐会要》卷二〇《陵议》条，页460。
　　(11)《新唐书》，页1251—1252。
　　(12)贺梓城同上揭文，页141。
　　(13)《唐会要》卷二〇《陵议上》(页463)记载贞元十四年(798)：“右谏议大夫、平章事崔损充修八陵使，及所司料计，献、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七十八间(《旧唐书》卷一三《德宗本纪下》作‘三百八十间’，页387；而同书卷一三六《崔损传》则作‘五百七十间’，页3755。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二五《王礼二十》亦作‘三百七十八间’，页考1127中栏。疑是)，桥陵一百四十间，元陵三十间，惟建陵不复创造，但修葺而已。”
　　(14)张永祥《乾陵<无字碑>》，《文搏》1988年第1期，页59。
　　四 地下部分
　　(一)埏道
　　“埏道”也就是墓道。作为墓葬地下部分的重要组成之一，是通向墓室的主要干道，多为南北向。
　　《新五代史》卷四〇《温韬传》载：
　　〔温〕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①
　　可知帝陵墓道专称为埏道。埏道又可称“隧”、“隧道”。《新唐书》卷一八二《夏侯孜传》云：
　　懿宗立，进门下侍郎、谯郡候。俄以同平章事出为西川节度使。召拜尚书左仆射，还执政，进司空，为贞陵山陵使。坐隧坏，出为河中节度使，犹同平章事。②
　　又《唐会要》卷二一《诸陵杂录》云：“于〔恭陵〕隧道左右开便房四所，以贮明器。”③所谓便房就是墓道中的侧龛。从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况看，唐代墓葬开龛位置在所谓的“过洞”、“天井”皆有之。可资判定所谓的隧道应该包括“过洞”、“天井”在内的部分。《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唐张守节正义：“羡：谓冢中神道。”④即张氏认为羡道是地上神道向地下的延伸。不过，根据《周礼注疏》唐贾公彦疏“隧道则上有负土。(中略)羡道上无负土”⑤的记载，则墓葬地下第一个过洞之前(亦即所谓斜坡墓道)可称“羡道”，余者为隧道。
　　乾陵、桥陵埏道都已经做过试掘。1963年4月至11月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蒲城县境内四座唐陵进行勘查。为了解桥陵埏道的结构，开了两条东西向的探沟横截埏道。根据两条探沟的试掘，约略推知埏道的结构和封固情况。⑥知其埏道用排列整齐有序的青石条镇封，石面有《千字文》编号，如“天册一”、“地册五”、“玄册”、“黄册四”等。封塞的顺序是从南向北作阶梯式迭砌，如果按埏道斜坡走势和这一部分的长度、深度，参照已见的编号来计算，北端最深处全砌石条，最少也得有三十层。推算其全部封口的石条须要三千九百块。⑦乾陵埏道口封砌石条也有编号，惜其次序已乱。⑧其余如定陵、建陵等，所见砌石与桥、乾二陵相似，并且都使用铁栓板套接，铁栓缝隙灌铅。砌封得十分坚固。看来，封闭得尽量的严实是诸陵的共同特点。《唐阙史》记载了开凿宣宗贞陵地宫的方法。该书卷上《真(贞)陵开山》条记载：
　　丞相夏侯公(夏侯孜)为宣宗山陵使，有司妙选陵寝，虽山形外正而蕴石中顽。丞相衔命，以丰价募丁匠开凿皇堂，弥日不就。京府两邑隶纳锻具，联车以载，辙迹相望。至则镬酰以沃之，且煎且凿，役百万丁力，孜孜矻矻，竟日所攻，不及函丈。暨石工告毕，百步夷然。⑨
　　引文中皇堂所指当即玄宫。高宗乾陵因为武则天祔葬而重新打开过墓道，如何打开砌封如此坚固的青石，我们不得而知。但《酉阳杂俎》曾记载了一则故事，或许能给我们某种启示。《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三《尸穸》条云：
　　刘晏判官李邈，庄在高陵，庄客悬欠租课，积五六年。邈因官罢归庄，方欲勘责，见仓库盈羡，输尚未毕。邈怪问，悉曰：“某作端公庄客二三年矣，久为盗，近开一古冢，冢西去庄十里，极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侧有碑，断倒草中，字磨灭不可读。初，旁掘数十丈，遇一石门，固以铁汁，累日烊粪沃之方开。……”⑩
　　佛教与世俗政权关系密切。北魏以来，最高统治者就逐渐被视为人中之佛。而释迦牟尼从南北朝起亦即被比拟为人主(11)，从而也影响到墓葬建筑。唐代地宫仿墓室建筑，法门寺塔基安放舍利的地宫，是模拟人间埋葬皇帝的最高规格的墓室构筑的(12)。《法门寺衣物账碑》云：
　　主持真身
　　院及隧道宗奭、清本、敬舒等，一同点验安置于塔下石道内讫，其石记于鹿
　　项内安置。咸通十五年正月四日(875年1月25日)谨记。(13)
　　据此可知今称之为墓道的部位时称隧道，而在墓葬中多放置墓志的甬道——相当于放置物账碑处亦即前室的入口处称“鹿项”。北宋《地理新书》的记载证实了这个推测，该书卷一四《埏道合祗法》云：
　　堂内南北通鹿项长不可过六步，短不可过五步，其大小埏道长短皆依此。……入冢口鹿项内，一步云闭祗。(14)
　　“鹿项”也称作“鹿巷”、“麓巷”。《宋会要辑稿》卷七三六九载：
　　今来园陵皇帝(堂)用四十五尺，依朝旨参酌，增损丈尺等。其修砌皇堂、地宫、鹿巷、厢壁、火口、土阁在四十五尺内，并依去年皇堂故例。(15)
　　同书卷七三六八载北宋神宗钦圣宪肃向皇后陵：
　　皇堂开*(左土右厥)下深六十九尺，填筑六尺，面方二丈五尺，石地宫深一丈，明高二丈一尺，鹿巷长七十二尺。(16)
　　又《宋朝事实》卷一三《仪注三》英宗葬永厚陵条云：
　　陵前阔角，谓之鹊台门，侧台曰乳台。陵台三层，高五十三尺。上宫方百五十步，卷四重，共高八尺。厌木者二重。石椁高一丈。其凿长一丈二尺。深阔七尺。盖条石各长一丈，阔二尺。十四板。皇堂方三丈，深二丈三尺。麓巷长八十三尺，深阔一丈八尺。自平地，至深六十三尺。隧道长四百七十尺，石人物六十事。(17)
　　从司马光《书仪》可知隧道两侧的小龛称土室、窟室、便房，详下文。墓志则多称“贞石”，此不赘述。
　　①(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12月，页441。
　　②《新唐书》卷一八二《夏侯孜传》，页5374。
　　③《唐会要》，页485。
　　④《史记》，页266。
　　⑤(汉)郑玄注，贾公彦疏，黄侃句读《周礼注疏》卷二二《春官》冢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334上栏。
　　⑥王世和、楼宇栋同上揭文，页54—61、69。
　　⑦同上文，页55—57。
　　⑧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乾陵勘查记》，《文物》1960年第4期，页57—58。
　　⑨(唐)高彦休《唐阙史》，《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页1343。
　　⑩《酉阳杂俎》，页124。
　　(11)宿白《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年第12期，页47。
　　(12)杨泓《法门寺塔基墓发掘与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文物》1988年第10期，页30一31。
　　(13)迻录自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14。
　　(14)《图解校正地理新书》，页441。
　　(15)《宋会要辑稿》礼三三之二五，册2，页1278下栏。
　　(16)《宋会要辑稿》礼三三之二五，册2，页1250上栏。
　　(17)《宋朝事实》，页210—211。
　　(二)墓门
　　《唐会要》卷二〇《陵议》条称昭陵有“五重石门”。①又《旧唐书》卷一九一《严善思传》云：
　　则天崩，将合葬乾陵。〔严〕善思奏议曰：“谨按《天元房录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于后开入。’则天皇后卑于天皇大帝，今欲开乾陵合葬，即是以卑动尊，事即不经，恐非安稳。臣又闻乾陵玄阙，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隙，铸铁已固其中，今若开陵，必须镌凿。”②
　　可知，墓门除了称石门之外，亦称玄阙。
　　《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云：
　　乃刊石像其(赞普弄赞)形，列昭陵玄阙之下。③
　　同书卷一九八《焉耆传》云：
　　及太宗葬昭陵，乃刻石像龙突骑支之形，列于玄阙之下。④
　　若以玄阙为墓门之义观之，此上两条文献是否寓示着唐太宗昭陵隧道入口在九嵕山北部、亦即北司马门最南端列置十四国君长像的第五台地之上的山体北坡?若此，无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
　　①《唐会要》，页458。
　　②《旧唐书》，页5102；又见于《唐会要》卷二〇《陵议》条，页396。
　　③《旧唐书》，页5222。
　　④同上书，页5302。
　　(三)墓室
　　墓室称“宫室”、“正寝”、“圹”、“玄宫”，中置“千味食”、“明器”等物事。
　　帝陵墓室称作“玄宫”。1960年，南京富贵山东晋恭帝司马德文玄宫石碣文曰：
　　宋永初二年太岁辛酉
　　十一月乙巳朔七日辛
　　亥(421年12月16日)晋恭皇帝之玄宫
　　唐陵墓室仍旧。《唐会要》卷二一《诸陵杂录》云：
　　孝敬皇帝恭陵，在河南府缑氏县界，上元二年八月十九日葬。初修陵，蒲州刺史李仲寂充使。将成，而以元(玄)宫狭小，不容送终之具，遽欲改拆之，留役滑、泽等州丁夫数千人，过期不遣。丁夫恚苦，夜中投砖瓦，以击当作官，烧营而逃。遂遣司农卿韦机续成其功。机始于隧道左右，开便房四所，以贮明器。于是，撙节礼物，校量功程，不改玄宫，及期而就。
　　故唐姚合《敬宗皇帝挽词》有言：“玄宫今一闭，终古柏苍苍。”①另，据前引《唐阙史》卷上《真(贞)陵开山》条可知玄宫又称皇堂。“皇堂”的称呼到赵宋一代仍是。《宋史》卷一二二载宋真宗永定陵中随葬器物，云：
　　皇堂之制，深八十一尺，方百四十尺。制陵名曰永定。〔乾兴元年〕九月十一日(1022年10月9日)，诏辅臣赴会庆殿，观入皇堂物，皆生平服御玩好之具。②
　　前引《宋朝事实》卷一三《仪注三》英宗葬永厚陵条亦以“皇堂”称其玄宫。
　　《宣室志》卷三用文学的笔触详细地描述乾陵地宫，称乾陵“宫阙台阁，既峻且丽”③。《新五代史》卷四〇《温韬传》亦载：“〔温〕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④参照南唐二陵的结构，可知南唐二陵后室两侧室的须弥式砖台即为石床。
　　关野贞曾据汉魏六朝墓砖铭文得出如下结论：“玄室或曰‘穴’，曰‘灵穴’，或曰‘彍(圹也)’曰‘圹’，或曰‘宫室’曰‘神室’曰‘玄宫’等。此外虽有‘玄室’，‘元宫’等名，然余尚未睹实物也。”“椁，冢椁，壁椁、灵椁、壁垺。”“此玄室之周界，即郭也。”“椁，指此‘圹’(玄室)之周廓，其四壁屋顶以木石或砖筑成之部。”⑤这是汉魏六朝时对墓室的称呼。从文献记载来看，唐代仍旧。《葬法倒杖》悬棺条云：“来龙脉急而无缓，有分有合。穴结深泥打开实处，而见实土并内用砖起巨圹，竖四石柱于圹内，悬棺而下圹，前接金池放三吉之水，去垒土成坟以接生气。”⑥可为一证。
　　司马光根据《仪礼》而参以当时所行的丧葬礼仪撰成《书仪》，该书卷七《丧仪三》穿圹条云：
　　葬有二法，有穿地直下，为圹置柩，以土实之者；有先凿埏道，旁穿土室；撺柩于其中者。(中略)其坚土之乡，先凿埏道，深若干尺，然后旁穿窟室以为圹。或以砖范之，或但为土室。以砖数重塞其门，然后夯土实其埏道。(中略)葬时，先以竹竿步地，稍(梢)在圹中，置柩于其上而撺之，既而抽其竹。其明器、下帐、五谷、牲酒等物，皆于埏道旁别凿窟室为便房贮之。⑦
　　玄宫中置“千味食”、“明器”等物事。《旧唐书》卷九五《让皇帝宪传》载：
　　制追赠宪妃元氏为恭皇后，祔葬于桥陵之侧。及将葬，上(玄宗)遣中使敕琎等务令俭约，送终之物，皆令众见。所司请依诸陵旧例，圹内置千味食，监护使、左仆射裴耀卿奏曰：“尚食所料水陆等味一千余种，每色瓶盛，安于藏内，皆是非时瓜菓及马牛驴犊麞等肉，并诸药酒三十余色。仪注礼料，皆无所凭。(下略)”制从之。⑧
　　《旧唐书》卷一六《穆宗本纪》亦载元和十五年五月壬子(820年6月25日)诏云：
　　“入景陵玄宫，合供千味食，鱼肉肥鲜，恐致熏秽，宜令尚药局以香药代食。”庚申(7月3日)，葬宪宗于景陵。⑨
　　前揭《唐会要》卷二一《诸陵杂录》云“于〔恭陵〕隧道左右开便房四所，以贮明器”。明器叫法有多种，称作“冥器”⑩、“盟器”(11)等，或直接称之为“偶人像马”。如《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所载：“近者，王公百官，竟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中略)若无禁制，奢侈日增。望诸王公已下，送葬明器，皆依令式，并陈于墓所，不得衢路行。”(12)
　　关于唐陵玄宫的形制意见不同(13)，但是其主要形式应该是前中后三室的石室结构(14)。其中还应随葬有帝王的谥宝和哀册。如史思明墓、王建永陵及南唐二陵皆随葬有玉哀册。从北周武帝孝陵的随葬品来看，盗后劫余的“天元皇太后玺”为金质，这说明孝陵中原应尚有一枚武帝的金印玺。(15)天子印玺称为“宝”是始于武后时，后又经反复。《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载：
　　初，太宗刻受命玄玺，以白玉为螭首，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至武后改诸玺皆为宝。中宗即位，复为玺。开元六年，复为宝。天宝初，改玺书为宝书。十载，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16)
　　前蜀王建永陵便随葬有宝盝和谥宝，并出土有玺绶上的玉环1枚、玉饰2件。(17)但是，天子印玺按汉制应以玉，唐代同样如是，其“天子有传国玺及八玺，皆玉为之”。又何来金玺之称呼?《晋书》卷二〇《礼志》云：
　　及〔曹魏文帝〕受禅，刻金玺，追加〔魏武帝〕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以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18)
　　这还得从永陵所出谥宝来分析，报告称该谥宝的裂开处观察，其“质为纯洁温润的白玉”、宝钮雕龙形，其龙鳞甲上面原有贴金，而龙嘴及腹则涂红色；且宝下篆刻之谥文均贴金。(19)从永陵谥宝的这种情况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文献又称天子随葬之玉玺为“金玺”了。
　　前揭《新五代史》卷四〇《温韬传》载：
　　〔温〕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
　　这是关于唐陵玄宫情况的较为详细的一则文献了。
　　俞樾曾记载简陵中的银罗汉。俞氏《茶香室三钞》卷二六《唐简陵中银罗汉》条云：
　　宋上官融《友会谈丛》云：“陕西形胜，耀州为最，唐帝陵多在其境。温韬之起，唐帝之陵，靡不开发。简陵内有银罗汉十八，身各高五尺。其山座具备，环列于梓宫，每一身以拾余牛牵致，方出隧道。简陵乃懿宗也。”予按《唐书》，自武帝愤释氏恣横，扫荡几尽，懿宗愍前朝之致毁，乃竭力以兴复，罗汉环于梓宫，即其意也。(20)
　　前蜀王建永陵中室棺床的东、西两侧列置十二神，每侧六人，东一、东六、西一、西四为单置，余皆两两相并。十二神像仅刻半身，股以下则埋于地中。戴冠、戴盔者各六，相间列置。各神像皆以双手置于棺床之下，似将棺床抬起拥护者然。据考该十二神像应为十二天将，置于墓中意在于“解除”。(21)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南汉刘龚康陵。王士祯《渔洋精华录集注》卷一一·乙丑《伪汉刘龚冢歌》惠栋注云：
　　刘龚墓，在番禺东二十里。崇祯九年(1636)秋，北亭洲间有雷出，奋而成穴一，田父见之，投以石，空空有声，乃内一雄鸡，夜尽闻鸡鸣，于是率子弟以入，堂宇豁然，珠帘半垂，左右金案玉几备列。有金人十二，举之重各十五六斤。中二金像，冕而坐，若王与后，重各五六十斤。旁有学士十八，以白银为之。……于是邻人觉而争往，遂白邑令，令亟临其地视搜发，令得玉枕一、金人四以归。……一碑当穴门中立，辞称“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翰林学士知制诰正议大夫尚书右丞紫金袋臣卢应牧撰并书”。其所为“大帝”者，崩于岁壬寅四月甲寅朔，越(粤)廿四日丁丑，号为大有十五年，葬以光天元年，陵曰康陵。盖刘*(上龙下天)墓也。(22)
　　文中的“金人十二”或亦即所谓十二天将。除此之外，康陵还列置有十八学士银像。考古发掘知康陵前室近甬道处立一通石质碑形哀册文，是在下葬时墓门封堵之前凿开铺地砖放置的，哀册文碑下部有两排文字被埋入地下。(23)此与王士祯文中所言“一碑当穴门中立，辞称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相符，而且王氏所记哀册文的撰者及刘龚的丧日、葬日亦与考古发现者同(24)，说明王氏所言非虚。此外，考古发掘也已经证明北宋和明代确有分别凿穿康陵中室和后室的盗洞。(25)不过，哀册文碑立于前室近甬道处，恰说明明代曾藉由后室盗洞进入后室并穿过中室来到前室。那么，这里面便有一个问题。既然宋代盗贼已进入中室，为何没能洗劫前室与后室，而且竟能使得如此众多的金银珠宝得以完整地保存至崇祯九年?宋代盗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曲折之事竟使得盗贼在中窒逗留后匆匆而去，实在费解。
　　后蜀孟知祥墓和陵中室横陈一棺台，为须弥座，底座绕以莲瓣，前后各有裸身卷发的力士五人，中层四方各凿长方形孔数个，供插放罩棺锦帐柱用；四角各雕一身披甲胄、面部表情各异的力士，作跪地负棺状，均系深浮雕；上层四周则雕有双龙戏珠浮雕。(26)
　　总之，从前蜀永陵和南汉康陵建制中的相同点来看，唐懿宗简陵梓宫也不是不可能环列有列像的。抑或懿宗佞佛而将十二天将替代以罗汉，抑或俞樾因懿宗之佞佛而想当然地将之附会成十八罗汉?事实究竟如何，这恐怕只能成为一个悬案了。不过，前举五代帝陵棺床形制源自唐陵玄宫棺床，亦即二者相近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①刘衍《姚合诗集校考》卷一〇《敬宗皇帝挽词三首·其一》，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5月，页139。
　　②《宋史》卷一二二《礼志》二五，页2852。
　　③(唐)张读《宣室志》卷三，《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页1007。
　　④《新五代史》，页441。
　　⑤〔日〕关野贞著，傅抱石译《汉魏六朝之墓砖》，《文艺月刊》(1931年)卷一〇第二期，页4—5。另，有关研究可参丁士选《圹砖琐言》，《考古学社社刊》(1937年)第六期，页43—60。
　　⑥(唐)杨筠松《撼龙经·疑龙经·葬法倒杖》，页15。
　　⑦(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丛书集成初编》据学津讨原本排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册1040，页78—79。
　　⑧《旧唐书》，页3013—3014。“仪注礼料”，《册府元龟》卷五八九《掌礼部·奏议第十七》(页7044上栏)同，(宋)钱易《南部新书·癸》误作“仪注礼仪”。详《南部新书》，黄寿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6月，页169。
　　⑨《旧唐书》，页478。
　　⑩《贞观政要》，页188。
　　(11)《博异志》张不疑又条，(唐)谷神子，(唐)薛用弱撰《博异志·集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页39。
　　(12)《旧唐书》，页1958。
　　(13)详本书陆《唐陵陪葬墓地布局》。
　　(14)王静《唐墓石室规制及相关丧葬制度研究——复原唐<丧葬令>第25条令文释证》，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439—464。
　　(15)详本书附三《陵墓与政治——以永固陵与北朝帝陵为例》。
　　(16)《新唐书》，页524—525。
　　(17)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6月，页72—78。永陵所出玺绶上的玉环出土时位于谥宝之前稍偏东处，其正面刻龙一，背面刻云纹。2件玉饰则位于谥宝之前偏西处。每件共五节，通长9.5厘米。其最前一节略大，形如带头的玉饰。其上套有银环一个。以后的各节，每一节均较前一节略小，其上刻鳞纹五道，两边又刻齿形五。每节的背面各有三小孔，似用小钉钉于革带上面的。五节互相衔接，但可以弯曲。
　　(18)《晋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页632。
　　(19)冯汉骥同上揭书，页75—76。
　　(20)(清)俞樾撰，贞凡、顾馨、徐敏霞点校《茶香室丛钞》，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2月，页1372。
　　(21)冯汉骥同上揭书，页36—41。
　　(22)(明)王士祯著，(清)惠栋、金荣注，伍铭点校整理《渔洋精华录集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1月，页1336注①。
　　(23)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南汉德陵、康陵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7期，页16，页17图二三。
　　(24)详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同上揭文，页24—25。
　　(25)发掘简报称，“打破康陵和陵台的盗洞共有7个，有3个是进入墓室的。其中，贴近封门石板西侧的盗洞以及凿穿陵台神龛、中室券顶的盗洞年代最早，从盗洞内出土的遗物判断应属北宋时期；打破陵台北部、后室券顶和后壁的大盗洞较晚，应是明代。”详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同上揭文，页17。
　　(26)成都市文物管理处《后蜀孟知祥墓与福庆长公主墓志铭》，《文物》1982年第3期，页16。
　　(四)梓宫
　　《旧唐书》卷五一《后妃列传上》睿宗昭成顺圣皇后窦氏于长寿二年正月二日(693年2月12日)：“遇害。梓宫秘密，莫知所在。睿宗即位，谥曰昭成皇后，招魂葬于都城之南，陵曰靖陵。”①
　　又《剧谈录》卷上《孟才人善歌》条云：
　　孟才人善歌，有宠于武宗皇帝，嫔御之中莫与为比。一旦龙体不豫，召而问曰：“我若不讳，汝将何之。”对曰：“若陛下万岁之后，无复生焉。”(中略)及宫中晏驾。哀恸数日而殒。禁掖近臣以小棺殡于殿侧。山陵之际，梓宫重莫能举。识者曰：“得非候才人乎。”于是舆榇以殉。遂窆于端陵之侧。②
　　从该条记载称呼的差异可知梓宫专用来指皇帝的棺柩。梓宫内外的有关情况可参检此下两条记载。《通典》卷八四《沐浴》载：
　　大唐《元陵仪注》：“……浴者举大行，易床设枕，理其须发，断爪，盛于小囊，大敛即内于棺中也。着明衣裳，以方巾覆面，以大敛之衾覆之。内外入，就位哭。其五品以上沐用稷，四人浴。六品以下沐用粱，二人浴。”余具《开元礼》。③
　　又同书卷八五《大敛》载：
　　大唐《元陵仪注》：“其日大敛前三刻，侍中版奏‘请中严’，内外皆哭。御府先设大敛床于大行皇帝西，南首，枕席帏帐如初。所司先陈大敛衣百二十称，及绞紟衾，并六玉于殿两楹之东席上，南领西上。衣必朝祭及五时正服。……中官内官掌事者皆盥讫，升敛，如小敛次加衣毕，乃以组连珪、璋、璧、琮、琥、璜六玉而加焉。所司以梓宫龙輴绋等入陈于殿西阶下。至时司空引梓宫升自西阶，置于大行皇帝西，南首。加七星版于梓宫内，其合施于版下者，并先置之，乃加席褥于版上。以黄帛裹施仰薨，画日月星辰龙龟之属，施于盖。陈衣及六玉敛讫，中官掌事者奉大行皇帝即梓宫内。所由先以白素版书应入梓宫内，一物以上称名进入梓宫，然后加盖。事毕，覆以夷衾。”百官仪制具《开元礼》。④
　　可知梓宫覆以夷衾绡幕。
　　①《旧唐书》，页2176。
　　②(唐)康骈《剧谈录》，徐凌云、许善述点校《唐宋笔记小说三种》，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页14。
　　③《通典》，页2267—2268。
　　④《通典》，页2301。
　　五 小结
　　唐代帝陵结构名称与帝王生前所居都邑宫室有莫大关系，且上承汉魏，下启赵宋。此皆缘于汉魏以来中原诸王朝共同依托的礼制传统。透过历代帝陵布局嬗变的表象，不仅历代帝陵布局存在承递关系的内因由此得以昭示，而且历代都邑建筑布局的关联由此也得以揭发。唐代帝王陵寝跟帝王生前所居都邑宫室有何关联？作为一种制度，唐陵制度是否跟汉代及北魏建立的帝陵制度也存在某种渊源关系？这无疑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而事实证明正是如此。

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沈睿文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