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乾陵是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位于陕西乾县西北的梁山。这座陵墓气势宏伟，文物丰富，被誉为“关中唐陵之冠”，在唐代帝王陵墓中是具有代表性的。1961年，国务院将乾陵确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成立乾陵文物保护管理所。1978年又成立了乾陵博物馆。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加强对乾陵的保护和开发，我们创办了这个刊物。希塑广大文史工作者借助这个平台，进一步加强对乾陵的研究，弘扬博大精深的唐代文化。《乾陵文化研究》是由乾陵博物馆主办的学术刊物，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筹备，终于和大家见面了。在此，我想首先回顾一下乾陵研究的历程，希望我们能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取得更大的成绩。
　　学术界对唐乾陵的探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叶，但真正的研究是从50年代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了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一些重要的文物古迹进行调查和研究。乾陵作为“唐陵之冠”自然而然地被列为调查和研究的对象。当时，陕西省的考古工作者对乾陵陵园进行了重点考察，并于50年代末发表了一篇题为《乾陵勘查情况》的短文(《文物》1959年第7期)。
　　60年代初，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展开，乾陵研究出现了第一个热潮。1960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表了较为详细的《唐乾陵勘查记》(《文物》1960年第4期)，对当时乾陵的陵园石刻和陪葬墓情况进行了介绍，还记录了勘探乾陵的过程，使人们对乾陵的状况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同时也激起了人们研究乾陵的热情。1961年，考古工作者对永泰公主墓进行了科学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不久，《人民日报》、《大公报》、《陕西日报》先后发表了介绍永泰公主墓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以此为契机，许多学者加入了研究乾陵的行列。1963年，武伯伦在《文物》上发表了《唐永泰公主之墓志铭》(1963年第1期)，笳声和田禾分别在《美术》上发表了《唐乾陵石狮》和《唐代永泰公墓石刻线画》(1963年第6期)。1964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又发表了著名的《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这份《简报》对永泰公主墓的地理位置、墓葬形制、葬具和葬式、随葬器物进行了详细论述，文中还附有大量图片，为乾陵及其陪葬墓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遗憾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研究工作被迫中断。
　　70年代，受“文革”的影响，社会科学的研究基本上都处于沉寂的状态，但乾陵研究因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的发掘仍有一线生机。1972年，《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和《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同时在《文物》上发表(1972年第7期)。这两份简报虽然没有永泰公主墓《简报》那样翔实，但比较客观地介绍了两墓的结构与文物，都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发掘后，李求是和乾陵文管所分别撰文对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王仁波则撰文对懿德太子墓的壁画进行了分析。此后研究工作再度中断。但有些考古人员并没有放弃研究乾陵的热情，在较为艰苦的条件下对乾陵进行了再次调查(贺梓城《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1980年第3期；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1979年，王仁波发表了《懿德太子墓所表现的唐代皇室埋葬制度》(刊《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这是“拨乱反正”之后研究乾陵的第一篇论文。
　　80年代，考古工作者和文史工作者对乾陵表现出较大的热情，乾陵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1980年，陈国灿发表《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研究》(《文物集刊》1980年第2期)，受到学术界的好评，被认为是乾陵研究的一篇力作。1982年。贺梓城、王仁波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乾陵》，再次对乾陵进行了介绍。1983年后，每年都有研究乾陵的论著问世，研究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其中林思桐《对章怀太子墓壁画<马球图>的初步研究》(《体育文史》1983年第2期)、云翔《章怀太子墓壁画中的“日本使节”质疑》(《考古》1984年第12期)、王仁波《试论乾陵陵园石刻题材》(《文博》1985年第3期)、杨正兴《乾陵》(《武则天与乾陵》，三秦出版社，1986)、王双怀《乾陵无字碑之谜》(《中外历史》1987年第1期)、章群《关于唐代乾陵石人像问题》(《国际唐代文化史论集》，1989)、张永祥《乾陵陪葬的两个有关问题》(《文博》1989年第2期)都有较好的反响。此外，罗哲文、罗扬的《中国历代帝王陵寝》(上海文化出版社，1984)，杨宽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孙中家、林黎明的《中国帝王陵寝》(黑龙江出版社，1987)也都对乾陵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这些研究和介绍，加之乾陵旅游事业的展开，人们对乾陵的了解逐渐增多，保护乾陵的意识也有所增强。
　　90年代，乾陵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除壁画等课题之外，一些学者开始对乾陵石刻的保护问题和乾陵文化进行探讨。1994年，杨忠堂撰写了《乾陵石质文物风化蚀变的微观特征研究》(《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6期)，不久，和玲、甄广全又撰写了《乾陵石刻化学风化研究》(《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6期)。这类文章在乾陵研究方面是前所未有的。1996年，赵文润发表了《论乾陵文化》一文(《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首次对乾陵文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1997年，樊英峰、刘向阳撰写的《乾陵文物史迹述丛》出版(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该书对与乾陵有关的35个问题进行了论述，书后还附录了乾陵碑刻上的文字，是一部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的著作。它的出版，显示出乾陵研究较前有了较大的进展。
　　当历史进入2l世纪的时候，乾陵研究也迎来了它的新阶段。研究乾陵的学者明显较前增多，研究的成果也不断出现。从2000年到2003年，有关乾陵的论著就达到20余种。2000年，樊英峰的《乾陵历史地理初探》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上发表(2000年第3辑)，使乾陵研究的领域又有所开拓。此后，张沛的《乾陵无字碑别论》(《文博》2000年第6期)、王翰章《关于乾陵无字碑等问题的商榷》(《文博》2001年第2期)、樊英峰《关于乾陵文化的再探讨》(《武则天与咸阳》，三秦出版社，2001)、王晓莉《乾陵61尊石人像有关问题的再探讨》(《武则天与嵩山》，中华书局，2003)、师荃荣等《乾陵无字碑新考》(《武则天与嵩山》)相继发表。王双怀的《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陈安利的《唐十八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刘向阳的《唐代帝王陵墓》(三秦出版社，2003)也相继出版。这些著作涉及乾陵的许多问题。特别是王双怀的著作，对乾陵的营建情况、乾陵的陵园结构、石刻艺术及乾陵的演变情况都有较为深刻的论述。陈安利、刘向阳的著作中也有不少地方值得称道。相信在2005年，还会有新的论著发表。
　　据统计，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间，海内外学者发表的有关乾陵的论著约百余篇，其中专门探讨乾陵问题的有七十多篇。从这些论著的内容来看，研究领域相当广泛。但相对而言，大家关注较多的仍是一些重要问题和热点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大体上包括以下九个方面：
　　(1)关于乾陵历史地理 乾陵历史地理是乾陵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起点较高。樊英峰《乾陵历史地理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第3辑)是第一篇专门探讨乾陵历史地理的论文。该文对乾陵陵址的选择、乾陵对梁山地形的利用以及乾陵环境的演变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探索。认为乾陵陵址是由武则天选定的。武则天之所以选定梁山，主要是因为梁山一带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人文景观。乾陵的修建，巧妙地利用了梁山的地理形势。乾陵在唐代得到很好的保护，此后遭到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但至今仍是关中地区保存最好的唐代帝陵之一。大体在樊文发表前后，王双怀出版的《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一书中对乾陵的历史地理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结论与樊氏观点基本相同。
　　(2)关于乾陵陵园结构 陵园结构是乾陵研究的重要课题。最先研究这一课题的是考古人员，后来史学工作者也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探讨。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唐乾陵勘查记》(《文物》1961年第3期)率先从考古学的角度勾画了乾陵陵园的轮廓。此后贺梓城《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1980年第3期)和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集)使这一轮廓更加清晰。杨宽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中从历史学的角度对乾陵的陵墓制度有所研究。孙迟《略论唐陵的制度、规模及文物》(《唐太宗与昭陵》)、周明《陕西关中唐十八陵陵寝建筑形制初探》(《文博》1994年第1期)也涉及乾陵的陵园结构问题。王双怀《唐代帝王陵墓的基本结构》(刊氏著《唐代历史文化论稿》，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3)对乾陵的地面建筑和地下宫殿多有研究，可视为研究乾陵陵园结构的最新成果。
　　(3)关于乾陵的石刻艺术 乾陵陵园有许多精美的石刻。这些石刻受到学者和游人的普遍关注。笳声《唐乾陵的石狮》(《美术》1963年第6期)从艺术的角度介绍了乾陵的石狮。田禾《唐代永泰公主墓石刻线画》(《美术》1963年第6期)、杨正兴《乾陵石刻中的线刻画》(《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侯晓斌《浅析唐懿德太子墓石椁线刻画“戴步摇凤冠宫女图”》(《武则天与咸阳》)分别论述了永泰公主墓棺椁和无字碑等大型石刻上的线刻艺术。武伯伦《唐永泰公主墓之墓志铭》(《文物》1963年第1期)认真分析了当时出土的永泰公主墓志。类似的文章还有孙东位《乾陵祔葬墓——刘濬墓志考述》(《人文杂志丛刊》5)。王仁波的《试论乾陵陵园石刻题材》(《文博》1985年第3期)则对乾陵石刻进行了宏观研究。此文包括乾陵陵园石刻的分布位置和总体设计思想、乾陵陵园石刻题材之分析、乾陵石刻群的组合对唐代帝王陵的影响三个部分，每部分的论述都有一定的深度。此外，李毓芳《唐陵石刻简论》(《文博》1994年第3期)、刘向阳《唐代帝陵》、陈安利《唐十八陵》对乾陵石刻均有论述。王双怀在《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一书中对乾陵的石刻艺术也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很有参考价值。
　　(4)关于乾陵陪葬墓的情况 乾陵有17座陪葬墓。这些陪葬墓也是乾陵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发掘以来，不少学者都曾对乾陵陪葬墓进行过探索。1972年，李求是发表《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文物》1972年第7期)，认为懿德、永泰两墓的封土堆称作“双层覆斗”以示与章怀太子墓的“单层履斗”在墓葬形制上有所区别。陕西省乾陵文物保管所发表《对<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一文的几点意见》(《文物》1973年第12期)，对李文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永泰、懿德、章怀三墓的封土堆只有体积大小、高低之分，并不存在“双层覆斗”与“单层履斗”之别。王仁波《懿德太子墓所表现的唐代皇室埋葬制度》(《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认为唐陵的陪葬制度是有计划的，而且布局是严格的。陪葬墓为双室结构，并有线雕石椁，从哀册、壁画和俑群可以看出相关的赠册、仪仗和内宫制度，“号墓为陵”的出现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有关。探讨这个问题的论文还有张永祥《乾陵陪葬墓的两个有关问题》(《文博》1989年第2期)和陈晔《从懿德太子墓的结构看唐乾陵陪葬墓的形制》(《武则天与咸阳》)等。
　　(5)关于乾陵壁画　在研究唐代乾陵的论著中，有关乾陵壁画的文章是相对较多的。这大概是由于乾陵壁画数量较多、精美绝伦的缘故。永泰公主墓发掘不久，党军就在《陕西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唐代宫廷绘画中的现实主义杰作——谈永泰公主墓壁画》(1961年12月28日)。叶浅予在《记永泰公主墓》一文中也对永泰墓壁画进行了高度评价(《大公报》1962年8月7日)。此后，有关乾陵壁画的论著纷至沓来。王仁波在《唐懿德太子墓壁画题材分析》(《考古》1973年第6期)中，对懿德墓壁画的分布区域、主要内容、墓阙墓门图、仪仗出行图及宫廷生活画进行了深入分析。林思桐《对章怀太子墓壁画<马球图>的初步研究》(《体育文史》1983年第2期)探讨了著名的“马球图”。樊英峰《形象而真实的历史——谈乾陵唐墓壁画的学术价值》(《武则天与乾陵文化》)则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唐陵壁画的史料价值。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杨正兴《唐薛元超墓的三幅壁画介绍》(《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刘向阳《盛唐风貌留华章——唐章怀太子墓壁画琐谈》(《武则天与乾陵文化》)、王维坤《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辨析》(《考古》1996年第1期)、王晓莉《乾陵唐墓壁画的魅力》(《武则天与咸阳》)、魏鹏《浅谈章怀太子墓壁画的艺术成就》(《武则天与咸阳》)。此外，韩伟《陕西唐墓壁画》(《人文杂志》1982年第3期)、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王仁波《陕西唐墓壁画之研究》(《文博》1984年1～2期)、唐昌东《唐墓壁画的创作技巧和艺术成就》(《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张鸿修《中国唐墓壁画集》等论著对乾陵壁画也有所研究。
　　(6)关于乾陵蕃酋像 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研究》(《文物集刊》1980年第2期)、《乾陵石人群》(《中国建设》1983年第8期)对乾陵6l蕃酋像的由来、衔名及其意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认为乾陵石人群是高宗、武后朝侍卫过轩禁的“蕃臣”形象，大约建于神龙元年前后。现存的三十六尊石像衔名，大部分属于唐西北地区地方都督级以上的官员，他们管辖的地区，不仅有天山南北的我国新疆地区，而且北至巴尔喀什湖与额尔齐斯河流域，西达碎叶河以西的千泉、俱兰、塔什干、撒马尔干。“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实物就是这个真正历史事实的明证”。台湾学者章群以研究唐代蕃将而著称，他的《关于唐代乾陵石人像问题》也是研究这些蕃臣像的，其方法和结论与陈氏有相同之处，也有一定差异。王晓莉《乾陵61尊石人像有关问题的再探讨》(《武则天与嵩山》)对石人像的雕刻者及雕刻时间、雕刻石人像的目的、石人像是61尊还是64尊、61尊石人像的真实身份、石人像的特点以及石人像何时遭到破坏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认为这些石人像是唐中宗时期完成的；雕刻这些石人是为了纪念唐高宗的功业；石人共有61尊，都是侍轩禁者；石像具有复杂性、连续性和延伸性的特点；石像被破坏的时间是在明代中期以后。
　　(7)关于“述圣纪” “述圣纪”俗称“七节碑”，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学术界对述圣纪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的60年代。当时贺梓城发表《乾陵述圣纪和它的现存文字》(《文物》1961年第3期)，对述圣纪进行了初步研究。文中附录的《述圣纪》碑文为此碑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便。后来一些学者在他们的相关论著中对此碑多有涉及。穆兴平《谈“述圣纪碑”与武则天的关系》一文(《武则天与咸阳》)便是如此。其中樊英峰《武则天与乾陵<述圣纪碑>》(《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是一篇比较重要的论文。该文具体论述了述圣纪碑的特点、内容，认为此碑“是我国最早、规模最大、文字最多、造型最独特的帝王圣功颂德碑，是武则天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建筑上的一个创举”，对于研究唐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均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8)关于“无字碑”　“无字碑”是乾陵最著名的石刻，也是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关于无字碑本无文字的原因，过去曾有多种说法。1987年，王双怀发表《乾陵无字碑之谜》(《中外历史》1987年第1期)，对当时流行的“仿效说”、“自惭说”、“德大说”、“遗言说”、“称谓说”、“非碑说”提出质疑，认为这些观点都不能成立。后来在《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一书中提出一种新的见解，认为无字碑很可能是唐中宗为刊刻郑愔所撰《圣感颂》而树立的，碑上无文有两种可能：一是当时树了碑，因宫廷政局突变而未能刻字；一是当时刻了字，不久被人磨掉。此文发表后，曾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后来又有多篇论述无字碑的文章发表。张永祥《乾陵无字碑》(《文博》1988年第1期)着重介绍了无字碑上现存的文字。樊英峰、刘向阳《乾陵无字碑之谜》赞同王双怀的观点，并有所补充。张沛《乾陵“无字碑”别论》(《文博》2000年第6期)认为无字碑不是“碑”，而是“祖”，实际上是在重申过去的“非碑说”。王翰章《关于乾陵无字碑等问题的商榷》(《文博》2001年第2期)对“非碑说”再次提出反驳。牛芸《“无字碑”昭示的历史悲剧》(《武则天与咸阳》)认为无字碑为武则天亲手所立，无字碑无字乃是历史的悲剧。师荃荣、宋继超、习建涛、宋少宇《乾陵无字碑新考》(《武则天与嵩山》)认为武则天生前曾有过死后同高宗合葬乾陵并为自己在陵前立碑的欲念，但从无有过立“无字碑”的设想和遗制；无字碑是唐中宗为刻韦承庆所撰《则天皇后纪圣文》而立的，后因对“归陵”出现激烈争议，中宗李显为既保证母亲遗制的实现，又不影响自己的皇权统治，以同意不镌刻碑文对反对者作了妥协让步，才留下了这块不书一字的千年巨碑。
　　(9)关于乾陵文化 乾陵文化博大精深，值得深入研究。赵文润在《论乾陵文化》一文(《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又见《武则天与乾陵文化》)中对乾陵文化的形成、乾陵文化的内涵、乾陵文化的特征及学术价值进行了沦述。认为乾陵文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乾陵文化指唐高宗、武则天时代的文化，内容包括乾陵建筑、乾陵陪葬墓、乾陵石刻、乾陵壁画、乾陵唐三彩等；乾陵文化是盛唐文化的代表，对振奋民族精神、推动关中经济建设、促进旅游事业、增进中外文化交流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樊英峰《关于乾陵文化的再探讨》(《武则天与咸阳》)对乾陵文化的含义、乾陵文化研究的对象与范围、乾陵文化研究的意义作了进一步探讨。认为乾陵文化是由乾陵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部分组成，其内涵比赵氏所论更为广泛；研究乾陵文化，不仅对于发掘、整理、弘扬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而且对于深层次、多角度地探讨唐文化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可以体现出乾陵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因此，意义十分重大。
　　总观唐乾陵研究的历程和研究的状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五十年来的乾陵研究是很有成绩的：其一，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研究乾陵的队伍不断壮大。起初研究乾陵的主要是一些考古人员。现在从事历史研究、地理研究、文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也加入了乾陵研究的行列。这些研究人员分布在许多文博单位和大专院校，为今后乾陵研究工作的深入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其二，到目前为止，已经对乾陵的一些重要问题和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的领域逐渐扩大，从建筑布局到陵园结构。从文物古迹到陵园文化，都有专文发表。特别是在乾陵石刻、壁画等方面，发表的文章较多，显示出研究工作已经从粗线条的宏观研究向细线条的微观研究发展。其三，更重要的是，在某些重要问题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比如对乾陵结构的研究、对乾陵石刻和壁画的研究都有较大进展，在乾陵历史地理和乾陵文化的研究方面，以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当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以往对乾陵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一方面，一些研究人员未能很好地把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从事考古的人员不大注重对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不太注意考古资料。这些情况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乾陵研究。另一方面，存在着选题雷同、简单重复的情况。有些论文只是综述已有的成果，缺乏创新，没有自己的见解。此外，还有许多课题至今没有人进行系统探讨。所有这些，都说明乾陵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乾陵是唐陵之冠，是大唐帝国的缩影，是唐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有责任进一步加强对乾陵的研究与保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我们要注意对乾陵文献的搜集与整理，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继续开拓乾陵研究的领域，举凡乾陵史地、乾陵人物、乾陵文物、乾陵文物保护、乾陵旅游开发等等，都要进行大力研究。只要大家努力探索，就一定会在研究工作中有所突破。
　　《乾陵文化研究》给大家提供了发表研究成果的阵地。衷心希望高等院校和文博单位的各位专家学者积极投稿，共襄盛举，衷心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只要我们共同努力，《乾陵文化研究》就会越办越好。
　　樊英峰
　　2004年10月27日
　　

乾陵文化研究（一）/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