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传统观点皆认为许敬宗是唐朝一大奸臣。我们细读两《唐书》及有关资料，以马列主义唯物史观排比、分析，站在唐高宗时代社会转型、新旧势力斗争的高度观察，许敬宗在高宗(含武后参政)时期的政治态度及政绩，恰恰证明其是庶族(又称下层)地主的代表人物之一，尤其是在武则天从昭仪至天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一位值得肯定的社稷大臣和忠臣。
　　一 许敬宗在武昭仪至皇后中的重要作用
　　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去世，李治按定制还是顺利地在百官朝贺下登上了皇位，史称高宗，改年号为永徽；册封王妃为皇后。未几，册立后宫刘氏所生子李忠(太宗喜爱，封嫡长孙忠为燕王，留宫中养育。太宗生前太子已兼任雍州牧)为东宫太子，尊王皇后(未生育)为母后。
　　1．永徽初年顾命大臣长孙无忌掌管军国大权
　　贞观年间的中央领导集团，基本上还是关陇集团、山东世族的功臣，以及“玄武门之变”的功臣，淘汰了武德及隋朝的旧臣(这是从总体情况而言)。高宗即位前，“十八学士”中的名相杜如晦、房玄龄；名臣魏征、李靖、马周、温彦博等已去世，太宗为高宗安排的三位顾命(亦称托孤)大臣，首位是李治的亲舅父、长孙皇后之兄长孙无忌，无忌字辅机，河南洛阳人，“玄武门之变”时助秦王夺取太子、皇帝位。他以皇亲、元勋身份，历任尚书右仆射(右宰相)、司空、司徒(三公)等职，封爵赵国公。他曾奉命同房玄龄等修订唐律，又是力荐和保李治为太子者；次受命辅佐新帝的是褚遂良，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一说河南禹州人)人，博涉文史，著名书法家。历任起居郎、谏议大夫，主张维护礼法，定嫡庶之分，累迁官至中书令；受顾命的再一位是战功卓著的名将李勣(原名徐世勣，字懋功，赐姓李，避世民讳，曰李勣)，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县东南)人，富豪家庭出身，初参加翟让起义军，以战功封为东海郡公。魏公李密的瓦岗军败亡后降归于唐朝，高祖任其为右武候大将军，封爵曹国公。后来，他以战功被太宗封爵英国公，镇守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太宗担心太子即位，李勣难制，故意贬其为叠州(治所在今甘肃迭部县)都督，嘱咐太子即位后召回加官晋职，使他感恩而忠心辅佐。《中国史稿》云：“唐太宗统治期间，实行以关中军事贵族集团为主干，联合关东和江南士族，以及其他非士族地主的方针，巩固了唐朝的统治。但是在各地主集团之间，矛盾仍然是存在的。以唐宗室为首的贵族官僚集团不仅控制着军政大权，而且通过封赏和其他途径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随着贞观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那些‘新宦之辈，丰财之家’(《唐大诏令集》卷110《戒励士族婚姻诏》)的非士族地主，并不满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要求扩大其政治经济特权，因而同贵族官僚集团发生利益冲突。到唐高宗时，这种斗争开始激化。”[1]这也就是高宗即位后面临的新形势。
　　高宗即位后，按父皇遗诏拜舅父无忌为太尉(三公之一)、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任中书令、门下侍郎、尚书令(仅次于高宗)，即以太尉总理“三省”军国大事的决策、审议、执行大权；晋封褚遂良为河南县公，再晋封为郡公，拜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东宫太子李忠的宾客，监修国史。未几，又迁任尚书右仆射(即右宰相)；召回李勣，任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不出京。授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参预国家机密大事。未几，拜尚书左仆射(即左宰相)。李勣以年迈需休养为由上书高宗，请求辞去左相职务(实为避祸)。高宗挽留，李勣复诚心辞职，恩准，但仍以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参预国家机密大事决策。这样一来，军国大权实际上掌握在长孙无忌手中，褚遂良对其言听计从。长孙无忌自认为是高宗能当上皇帝的大恩人，又是其亲外甥，便骄狂专横，与太宗在世时处事的谨慎、稳妥判若二人。在此思想支配下他做了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坏事或错事，最终葬送了自己一世良臣的好名声。
　　2．无忌假公济私冤杀宗室与名相房玄龄之子
　　长孙无忌思想的变化和私心，从太宗晚年不断废立太子时就开始了。《新唐书·太宗诸子》载：李治为太子后，太宗已看到他难以守住李氏王朝大业，欲再废其太子位而立吴王李恪(炀帝之女杨妃所生)，无忌固争，未果。“恪善骑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炀帝女，地亲望高，中外所向。帝初以晋王为太子，又欲立恪，长孙无忌固争，帝曰：‘公以非己甥耶?且儿英果类我，若保舅氏，未可知。’无忌曰：‘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位乎?’帝乃至。故无忌(对恪)常恶之。”无忌独揽大权后，欲杀的第一人就是高宗即位后拜司空、任梁州(治所在今陕西汉中)都督、封为梁王的李恪。恰在这时，名相房玄龄(太宗时已去世)的长子遗直(时任汴州刺史，治所在今河南开封)、次子遗爱(时任房州刺史，治所在今湖北房县)家庭不和，骄蛮的高阳公主(高宗之姐，遗爱之妻)诬告兄长遗直谋反。高宗下诏让无忌查办，意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料，同玄龄关系甚密的无忌私心大发，无限扩大事实，穷追不舍。在严刑审案中，他又牵涉巴陵公主(高宗之姐)及夫柴令武(高祖女婿柴绍之子)，再株连太宗从弟李元景，诛三人，逼两公主自杀。杀此五人的最终目的是要诛他“厌恶”的梁王李恪，上奏说恪与元景来往密切，遂将李恪捕入长安狱审问，定为死罪。《新唐书·太宗诸子》载：“永徽中，房遗爱谋反，因遂诛恪，以绝天下望。临刑(恪怒)呼曰：‘社稷有灵，无忌族灭!’四子，仁、玮、琨、竞流(放)岭表(今广东)。”高宗暗自泪流，怨恨舅父专制；敬宗劝帝忍耐，等待时机。
　　3．许敬宗等支持高宗并形成对抗无忌的势力
　　永徽二年(651)高宗从感业寺(今西安市未央区感业寺小学)召回武则天(太宗的才人)，册立为昭仪，生子李弘。武则天“出身于非士族官僚家庭。父亲武士彟(今山西文水县东人)是木材商人，与李渊交往密切，后参加太原起兵，官至工部尚书、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广元)都督。武则天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精通文史，明敏果断，‘巧慧多权术’。她十四岁时被唐太宗纳入后宫，封为‘才人’；唐太宗死后，一度削发为尼，永徽初年复为高宗召入宫中”[2]，封立为昭仪。之后，武则天以美貌、才能、手段赢得了高宗欢心，笼络了宦官、宫女，又受到敬宗等的同情和支持，便欲使高宗废不会生育的王皇后，自己登上皇后位。不料却遭到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贞观老臣集团的坚决反对，敬宗等则坚决支持高宗、武昭仪与之斗争。鉴于无忌势力大，无人敢上奏章请求高宗立昭仪为后。恰在这时，长孙无忌厌恶中书舍人、弘文馆学士李义府趋炎附势，上奏高宗，贬其为壁州(治所在今四川通江县)司马，恩准，次日下诏书。义府闻，如五雷轰顶，惶恐不安，便去向足智多谋的舍人王德俭问计，以求保住官位。《新唐书·奸臣上》载：“义府问计于舍人王德俭，德俭者，敬宗宗甥，瘿而智，善揣事，因曰：‘武昭仪方有宠，上欲立为后，畏宰相议，未有以发之。君能建白(即上书)，转祸为福也。’义府代德俭直(值)夜，即叩阁上表，请废后立昭仪。帝悦，召见与语，赐珠一斗，停司马诏书，留复侍。”李义府从此成为武昭仪心腹，与许敬宗、魏玄同、刘仁轨、王德俭及裴炎等结党，以对抗长孙无忌等。
　　武昭仪在设计陷害王皇后的同时，也开始试探长孙无忌、褚遂良等武德、贞观功臣集团的态度。《新唐书·李勣传》载：“帝欲立武昭仪为皇后，畏大臣异议，未决。李义府、许敬宗又请废王皇后。帝召勣与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计之，勋称疾不至。帝曰：‘皇后无子，罪莫大于无嗣，将废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宁顾望不对”，未果而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反对出身不是望族的武则天当皇后，反映了士族门阀观念在当时统治阶级当中还有深厚的影响。武则天的父亲尽管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但早先当过木材商人，不能跻身于名门望族”[3]。昭仪多智谋，劝高宗一起去宅第拜望战功赫赫，在军队中威望甚高的顾命大臣李勣，一旦有变，可以其代无忌控制军队。《新唐书·李勣传》载：“帝后密访勣，曰：‘将立昭仪，而顾命之臣皆以为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无须问外人。’帝意遂定。”吴宗国《隋唐五代简史》云：“高宗所以要征求宰相的意见，也正是他仍然将之看成是国家大事。而随着山东士族的崩溃和关陇贵族的衰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家政权已不再是建立在士族门阀和贵族的基础之上了，过去的联姻方式已经失去了意义。李勣的话不过是点破了此点。而唐高宗终于废掉了出自关陇集团高门的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4]《新唐书·奸臣传》载：“帝将立武昭仪，大臣切谏，而敬宗阴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翁賸获十斛麦，尚欲更故妇。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谓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许敬宗又主动去宅第拜望无忌，劝其能同意高宗立昭仪为皇后，复遭拒绝。高宗和昭仪仍不愿与舅父对立，决定作最后一次说服工作。《新唐书·长孙无忌传》云：“帝欲立武昭仪为后，无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宝器锦帛十余车赐之，又幸其第，擢二子皆朝散大夫，昭仪(之)母复诣其家申请，许敬宗数劝之，无忌厉色折拒。帝后召无忌、遂良及于志宁，言后无息(无子)，昭仪有子，必欲立之者。无忌已数谏，即曰：‘先帝付托遂良，愿陛下访之’，遂良极道不可，帝不听。”樊树志《国史概要》云：“比高宗大四岁的武则天素多智计，精通文史，在与王皇后、萧妃争宠中，渐占上风，颇得高宗宠信，立为皇后。在立后的过程中，朝廷外斗争激烈，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一派认为武氏出身不是名门望族，不配册封为皇后。”[5]
　　4．废王皇后而立武昭仪为皇后
　　永徽六年(655)十月己卯，昭仪临朝，坐在帷幄垂帘听政，气氛肃穆。高宗严肃地让宦官宣读废后立昭仪的诏书，大臣顾盼无人敢反对。许敬宗出班庆贺，颂帝英明。《新唐书·高宗本纪》载：十月己酉，“废皇后为庶人。立宸妃为皇后。”《新唐书·后妃上》云：“中书舍人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素险侧，狙势即表请昭仪为后，帝意决，下诏废后。诏李勣、于志宁奉玺绶进昭仪为皇后，命群臣及四夷酋长朝后肃义门，内外命妇入谒。朝皇后自此始。”这里是将几件事糅合在一起记述的，非为一天之事。朝会上，许敬宗出奏，高宗、武后悦。褚遂良却冒死反对，被逐出朝殿。《新唐书·褚遂良传》载：“翌日，复言，对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请更择贵姓。昭仪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阶，叩头流血，曰：‘还陛下此笏，乞归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从幄后呼曰：‘何不扑杀此獠?’无忌曰：‘遂良受顾命，有罪不加刑’。”朝拜皇后的大典是在这次大臣会议之后。李义府、许敬宗一派取得了胜利，无忌、褚遂良一派失败，并迅即遭到祸患。
　　对于这场围绕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激烈斗争，应当如何看待呢?武昭仪正是看清并抓住了庶族地主阶级势力上升、上层地主阶级势力衰败的时机，击败了长孙无忌士族、贵族一派。《中国史稿》云：“高宗、武则天争取到大臣李勣、许敬宗等的支持，武则天终于在永徽六年被正式立为皇后。”[6]樊树志云：“贞观十一年(637)，十四岁的武则天成为唐太宗的才人(嫔妃)。唐太宗死，她依照惯例到感业寺削发为尼，本应与世隔绝地度过余生。不料，她早已为唐高宗看中，即位不久，就召入宫中，成为他的昭仪(嫔妃)。一个女人能成为父子两代皇帝的妻子，在中国历史上恐怕绝无仅有。如果没有‘狐媚偏能惑主’(骆宾王《讨武氏檄》)的本领，断然难以做到。此人不但狐媚，而且诡计多端，在与王皇后、萧淑妃的争宠斗争中，深得唐高宗宠信，尽管老臣长孙无忌、褚遂良极力反对，高宗还是册封她为皇后。”[7]站在高宗、武后一边的朝臣，无疑应受到肯定和称赞。高宗圣旨下，原来反对或有异议的官员，无疑是绝大多数都转变了态度，拥护高宗废王皇后而立武昭仪为后。高宗立武后的愿望实现后，改年号为显庆。
　　二 许敬宗在武后成为天皇后中的重要作用
　　1．敬宗依武后旨意谋废太子忠而升任侍中
　　《中国史稿》云：“唐高宗统治时期，主要是皇帝国舅长孙无忌和顾命大臣褚遂良等人辅政，基本上维护着唐太宗的政治局面。到永徽六年(655)，李治册立武则天为皇后以后，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8]就是说，武则天要助高宗收回大权了，且要代表庶族(下层)地王阶级的利益，改变自隋以来山东士族、关陇贵族踞于高位的局面了，太子李忠知武皇后不会容纳自己继续为太子，在东宫惶惶不可终日。府吏谋请李忠主动让太子位以保命。李忠认为只有此路可走，遂向父皇几次表奏让太子位。《新唐书·高宗诸子》载：王皇“后废，武后子弘甫三岁，许敬宗希(按、依之义)后旨，建言：‘国有正嫡，太子宜同汉刘强故事。’帝召见敬宗曰：‘立嫡若何?’对曰：‘正本则万事治。太子，国本也。且东宫所出微。今知有正嫡，不自安；窃位而不自安，非社稷计。’帝曰：‘忠固自让。’敬宗曰：‘能为太伯(注：太伯又写作泰伯，是周太王，即古公亶父的嫡长子。太王欲立幼子季历，太伯和弟仲雍便主动让位，一同避居于江南)，不亦善乎?’于是(将太子忠)降封梁王、梁州(治所在今陕西汉中)都督，赐甲第，实封户二千，物二万段。俄徙房州(治所在今湖北房县)刺史。”高宗依武后意，升迁许敬宗的官职。《新唐书·奸臣传上》载：“王(皇)后废，敬宗请削(王皇)后家官爵，废太子忠而立代王(李弘)，遂兼太子宾客。帝得所欲，故诏敬宗待诏武德殿西闼。顷拜侍中(门下省长官，宰相)，监修国史，爵郡公。”从此，敬宗行使左宰相职权，成为高宗、武后心腹大臣之一。
　　2．无忌势力被铲除而敬宗与义府同执政
　　显庆元年(656)，侍中许敬宗、中书侍郎李义府等，按武后旨意上奏高宗，贬褚遂良出京，任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都督，不久，又贬任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再贬为爱州(今越南清化省西北)刺史，三年后气死于爱州。无忌是高宗亲舅父，无特大罪名，是难以推倒的，于是他们便暗中使人告无忌谋反。《新唐书·长孙无忌传》载：“后既立，以无忌受赐(指接受高宗、武昭仪密赐的十车宝器锦帛)而不助己，衔之(恼怒)。敬宗揣后旨，阴使洛阳人李奉节上(奏)无忌变事(即谋反)，(敬宗)与侍中辛茂将临(审)案，傅致反状。帝惊曰：‘将妄人构间，殆不其然。’敬宗(和辛茂将)具(俱)言：‘反迹已露，陛下不忍，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幸，高阳公主与我同气(胞姐弟)，往谋反，今舅复尔，使我重愧天下，奈何?’对曰：‘房遗爱口乳臭’(懦弱无能)，与女子(指其妻高阳公主)反，安能就(成大)事?无忌奸雄，天下所畏伏，一旦窃发，陛下使谁御之?今即急，恐攘袂(指无忌)一呼，以啸同恶(就会形成强大反叛队伍)，且为宗庙(此指高宗政权)忧。陛下不见隋室乎?宇文化及(之)父(为)宰相，弟尚(娶公)主(为妻)，而身(其)掌禁兵，炀帝处之不疑，然而起为戎(叛军)首，遂亡隋。愿陛下决之。帝犹疑，更诏审核。”敬宗惧，急向武后禀报，武后让其次日再去见帝，不给其下诏让他官复核的机会，逼帝立即削无忌官职。《新唐书·长孙无忌传》又载：“明日，敬宗言无忌反明甚，请逮捕。帝泣曰：‘舅果尔(舅父就是真的谋反)，我决不忍杀，后世其谓我何?’敬宗曰：‘汉文帝舅薄昭，从代来有功(昭随代王入宫，又辅佐代王称文帝)，后坐杀人，帝惜挠法，令朝臣(穿)丧服就(去宅第)哭之(吊丧)，(薄)昭(只好)自杀，良史不以(认为)为失。今无忌忘先帝(指太宗)之德，舍陛下至亲，乃欲移社稷，败宗庙，岂特昭此邪?在法夷五族。臣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乘极亟行，缓必生变。无忌与先帝谋取天下，天下伏其智，(非认为无忌和太宗是篡位的)王莽、司马懿之流。今逆徒自承，何疑而不决?’帝终不质问。遂下诏削官爵封户，以扬州都督一品俸(禄)置于黔州(今四川彭水县)，所在发兵护送；流其子秘书监冲等于岭外(今广东)；从弟渝州(今重庆)刺史知仁贬翼州司马。”未几，在武后的干预下，高宗下诏正式任命有功的许敬宗为中书令(宰相)，任命辛茂将以大理卿兼任侍中(门下省长官)；升任李义府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宰相)，取代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的地位。不言而喻，要害部门均换上了武后党羽。“唐太宗选择优柔寡断的唐高宗作为皇位继承人，为武则天这位‘铁娘子’临朝执政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她从幕后走向前台，行使皇帝的权力”[9]。武则天是一个政治家，绝不满足于只把持后宫权力；有病而无独断军国大事的高宗，恰好为其提供了进一步参预朝议的机会。《新唐书·长孙无忌传》载：无忌被贬“后数月，(高宗)又诏(令)司空勣(即李勣，倒向武昭仪的太宗遗诏三顾命大臣之一)、中书令敬宗、侍中茂将等覆按(复查)反狱。”敬宗与茂将担心威武、正直的太宗宠将李勣识破无忌谋反假案的真象，急向武后禀报，又召义府密商灭口之计。“敬宗令(心腹)大理正(法官)袁公瑜、御史(判官)宋之顺等即(密去)黔州暴讯”。这两人至黔州后，对无忌严刑逼供，迫无忌“投缳(上吊)卒”，长孙祥因与无忌通过书信，被他们处以绞刑。又流放无忌之子长孙冲于岭南，流放无忌族弟长孙恩于檀口，凡是无忌的族人、僚属等皆贬职或流放。接着，敬宗、义府等又以无忌谋反株连褚遂良、故宰相韩瑗(无忌叔伯侄女婿)，复灭两人之族。对武皇后命许敬宗等人策划的政治事件该如何认识呢?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评论曰：“永徽年间，掌握朝廷大权的是高宗的舅父、宰相长孙无忌，与另一位顾命大臣褚遂良。长孙无忌先是北魏宗室王，有五世在西魏、北周、隋、唐政权中居高官显爵，从而使他成为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长孙无忌以国舅自居大权在握，隐伏了君相之间的矛盾。引发这个矛盾的是武则天。”又云：“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依靠许敬宗、李义府等打击政敌，长孙无忌、褚遂良、柳奭(王皇后之舅)、韩瑗、于志宁五家同被谴戮，王皇后、萧淑妃下狱死，标志着长孙无忌集团被彻底摧垮，控制中央政权一世的关陇集团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史稿》云：“永徽六年(655)武则天被正式立为皇后，长孙无忌等二十余名位尊权重的大臣，在以后几年里相继被逐流杀，从此武则天开始干预朝政。”封建社会内的宫廷斗争或政治斗争，双方手段之酷烈，甚至诬蔑、制造事端等，是司空见惯之事。
　　3．武后依靠敬宗等诛上官仪成为“二圣”
　　《资治通鉴》云：“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皇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皇帝)侔(相等)矣。”范文澜云：“六五九年，逼迫长孙无忌自杀，黜斥长孙无忌一派的官员二十余人，朝政开始受皇后支配。六六〇年，受唐高宗的委托处理朝政。”武后有放心的宰相敬宗、义府处理国务，也不必太操心。《资治通鉴》云：“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众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新唐书·后妃上》云：“后城宇深，痛柔屈不耻，以就大事，帝谓能奉己，故扳公议立之。已得志，即盗威福，施施无惮避，帝亦懦昏，举能钳勒，使不得专，久稍不平。麟德初(664)，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为蛊祝，宦人王伏胜发之，帝怒，因是召西台侍郎上官仪，仪指言后专恣，失海内望，不可承宗庙，与帝意合，乃趋使草诏废之。左右驰告，后遽从帝自诉，帝羞缩，待之如初，犹意其恚，且曰：‘是皆上官仪教我’!”武皇后闻，又动杀机。《新唐书·上官仪传》云：“上官仪字游韶，陕州陕(今河南陕县)人”，“贞观初，擢进士第，召授弘文馆直学士，迁秘书郎”。“高宗即位，为秘书少监，进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初，武后得志，遂牵制帝，专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厌胜，中人王伏胜发之。帝因大怒，将废为庶人，召仪与议。仪曰：‘皇后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帝使草诏。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诉，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仪教我。’后由是深恶仪。”《新唐书·上官仪传》云：“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狱死，籍其家”，“子庭芝，历周王府属，亦被杀”，仅余庭芝妻及幼女，武后令收掖庭宫囚闭。“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议，独仪纳忠，祸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归于后，而帝拱手矣。”从此，朝中无人再敢多言，高宗再也不敢有废后之心。《中国史稿》云：“唐贵族官僚集团不甘心于自己的失势，麟德元年(644)，宰相上官仪利用高宗对武则天的某些不满，密谋草诏废掉武后。武则天及时挫败了这一阴谋，大批株连的官员被贬斥。结果‘政归宫中’，统治权完全落到武则天手里。”《新唐书·后妃上》云：“初，元舅大臣怫旨，不阅岁屠覆，道路目语，及仪见诛，则政归房帷，天子拱手矣。群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圣’。每视朝，殿中垂帘，帝与后偶坐，生杀赏罚惟所命。当其忍断，虽甚爱，不少隐也。帝晚益病风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后乃更为太平文治事，大集诸儒内禁殿，撰定《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大抵千余篇，因令学士密裁可奏议，分宰相权。”武皇后借此又给自己披上了重儒学、重士人的美丽外衣，也为自己称帝做了舆论准备。《资治通鉴》云：“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范文澜《中国通史》云：“六六四年，唐高宗感到自己无权，行动不自在，密谋废皇后，被皇后制止。从此政权更进一步地归皇后掌握，群臣并称帝后为二圣。”《新唐书·奸臣上》曰：“敬宗于立后有助力，知(武)后钳戾，能固主以久己权，乃阴连(武)后谋逐韩瑗、来济、褚遂良，杀梁王(指原太子李忠)、长孙无忌、上官仪，朝廷重足事之，威宠炽灼，当时莫与比。”
　　4．敬宗等上奏高宗封则天为天皇后
　　乾封元年(666)，武皇后欲耀威天下，劝帝东封禅泰山。《新唐书·刘祥道传》云：“以司徒徐王元礼亚献，祥道终献。”武皇后不允，遂改皇后为亚献。《新唐书·奸臣上》载：高宗和武后“东封泰山，以敬宗领使”。封泰山的成功，高宗喜悦；武后(二圣)为亚献，自然有功而悦。深知后心意的敬宗自然要锦上添花，博得高宗和后欢心。《新唐书·高宗本纪》云：“乾封元年(666)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禅于社首，以皇后为亚献。”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皇后去泰山封禅任亚献，标志着武后地位不同于一般皇后。于是许敬宗、李义府联合表奏高宗，请高宗按天意称天皇，武后称天皇后。高宗喜纳，于上元元年(765)八月下诏称之。武天皇后对敬宗、义府更是宠信有加。监修国史的宰相许敬宗总监修从晋至隋的数十种书，都修得比较好。其中的《姓氏录》，是显庆四年(659)后，武则天与李义府、许敬宗主持撰修的氏族谱牒。参加的人员有孔志约、杨仁卿、史玄道、吕才等12人。李义府、许敬宗的用意，一是奉迎“二圣”武则天，表达忠心；二是借机抬高自己。《姓氏录》把武氏家族列为第一等，余以官品排列，共分为9等。共收录245姓、2287家，凡官五品者皆列为士流。颁布实行后，大大加强和扩大了“二圣”的政治势力，进一步削弱了旧贵族官僚和士族的势力。
　　5．许敬宗去世后的荣耀
　　《新唐书·奸臣上》载：咸亨元年(670)，“敬宗以特进(无实职的荣誉官，享受正二品官优厚俸禄及政治地位)致仕(离休归家安度晚年)，乃朝朔望(每月初一、十五入朝议事)，续其俸禄”。高宗和武后常派使者去问候；敬宗乘小马入宫，帝和后则热情款待，关照、敬重备至。咸亨三年(672)，敬宗病逝，享年81岁。“帝为举哀，诏百官哭其第，册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可谓功德圆满，葬礼十分隆重。
　　弘道元年(683)高宗病逝，太子显(高宗第三子)即位，史称唐中宗，则天以“太后”临朝称制。嗣圣元年(684)，武太后又废掉中宗，改立旦(显之弟)，史称睿宗，自己控制军国大权。垂拱中(686)，武则天“诏敬宗配飨高宗庙廷”(《新唐书·奸臣上》)。《国史概要》云：高宗和武后时期，“贞观之治仍得以延续，社会经济仍是向上发展的。她的最大贡献就在于，顺应历史潮流，打击贵族垄断政治的局面，把政权向一般庶人开放，魏晋以来崇尚门第的贵族政治，从此一蹶不振，在历史发展中是有进步意义的。”因此，高宗和武后的得力大臣许敬宗，理所当然的也就是社稷之重臣了。可以说，没有许敬宗等庶族地主之臣出谋划策，支持高宗、昭仪同关陇、山东士族旧势力的斗争，武则天取得“天皇后”的步履是不会这么快的。
　　注释
　　[1][2][3][6][8]《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103、104、105、106页。
　　[4]吴宗国：《隋唐五代简史》之《绪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樊树志：《国史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版，第169—170页。
　　[7][9]樊树志：《国史十六讲》，中华书局，2006年第1版，第101页。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之《隋唐宋卷》(张国刚、杨树森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8页。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版，1978年第2版，第136页。
　　(杨东晨，陕西历史博物馆 研究员；杨亚娣，陕西历史博物馆 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五）/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