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城东北22.5公里处的九嵕山主峰。唐昭陵开创了唐代帝王“因山为陵”埋葬的先例。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地处九嵕山主峰北坡。坡地从南向北伸展为五重台地，呈南宽北窄的三角地形。据文献记载：昭陵自贞观十年(636)首葬文德皇后长孙氏至贞观二十三年葬唐太宗李世民，先后营建了十三年[1]。十三年里，在九嵕山主峰以内置地宫；山以南有献殿和朱雀门；山之北麓有北司马门；西南有下宫；因而在陵山周围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建筑群。据《太宗实录》云，贞观十年文德皇后病逝，太宗命营建昭陵，诏曰：“朕所乘戎马，济朕于难者，刊名镌为真形，置以左右。”此即列置在北司马门以内举世闻名的“昭陵六陵”。此后，在高宗李治永徽初年，雕凿“十四国蕃君长”石像树立在北司马门内[2]，德宗贞元年间又有所扩建[3]。因九嵕山南沟壑纵横，山势突兀而山北面北司马门地势平坦开阔，所以自唐以后，历代帝王祭祀昭陵均在北司马门内举行。尤以明、清两代居多，现存祭陵碑约20余通。故清时称昭陵北司马为“祭坛”，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千余年来的风雨剥蚀及人为破坏，北司马门内唐及清时的建筑群早已毁没，遗址区内杂草丛生，瓦砾遍地，残碑断碣为明清两代皇帝祭陵时所树的20余通《御制祝文》碑，或竖立地面者也多倾斜。考诸前史，宋、明、清三代都曾对昭陵北司马门建筑做过修葺，但唐之建筑已毁，宋之基毁于明，而明之基毁于清。邑人宋伯鲁《还读斋杂记》中说：“祭坛房舍在清末回民之乱中焚毁。”其后至1914、1918两年中，石刻六骏又两次被盗而去，仅残留其石刻座。而“十四国蕃君长石刻像”也只剩下其题名像座。到20世纪70年代初成立昭陵文物管理所时，从当地村民取石掏砖留下的痕迹里，已经约略看出几处建筑基础。而史书记载的东西庑房以及三门洞遗址已无法辨认。昭陵北司马门遗址俨然成了一处“荒山坡”。
　　对于北司马门遗址的调查，始于北宋的游师雄。北宋绍圣元年(1094)，游师雄在对昭陵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绘制成《唐太宗昭陵图》[4]。而具备考古学意义的调查则始于20世纪初，日本学者关野贞、足立喜六都曾调查过昭陵，记录了一些后来被破坏的遗迹，留下一些珍贵的照片[5]。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曾对昭陵进行过多次调查和清理，1973年到1978年，刘庆柱、李毓芳先生踏查了昭陵的各处陵园建筑遗迹，包括北司马门等。因仅限于地面调查，当时没能辨认出北司马门遗址中真正的唐代建筑遗迹[6]。1982年，昭陵博物馆对北司马门遗址作了勘查和试掘，辨认出了唐代门阙的三出阙形制，找出了清代的一道砖砌墙，但仍将明清时期的门址、偏殿、砖铺路及放置石刻“六骏”的庑房认为是唐代建筑遗迹[7]。自此以后，北司马门遗址由于山路崎岖，人迹罕至，成为文物保护部门看护工作中的难点和负担，偶尔来此的除了专家就是学者，观赏性较差，总是专家说重要，百姓看不懂。所以在很长时间里，由于没有合适的方式，对其采取的是一种不作为的保护方式，也就是说，严格规定了在遗址范围内不能做什么，但却不知道能做什么。于是北司马门遗址成了当地百姓垦荒和牧羊的地方。一条通往昭陵西南的乡村道路紧依北司马门遗址边缘而过，残存的建筑遗迹和遗物不时受到人为的侵扰和破坏。
　　2001年10月，为了配合国家邮政局“昭陵六骏”邮票的发行，文物部门复制了“昭陵六骏”石屏并列置在司马门内原六骏石像座之前，成为司马门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年，陕西省文物局拨出专款对明清两代的20余通祭陵碑进行了扶正复位，恢复了清代陕西巡抚毕沅“唐太宗昭陵”碑碑楼。2003年，由昭陵博物馆通往九嵕山主峰的长达11.4公里的旅游道路拓宽改造完毕。道路的通达，景点的增加，使得昔日荒凉的北司马门遗址顿时热闹起来，各种车辆毫无顾忌的在遗址内乱停乱放，与日俱增的人流随意踩踏，附近村民纷纷开设的小商店在遗址周围“落地生根”，而由当地群众自发形成的一年两次的祭祀李世民庙会，逢会时人数达数千人。凡此种种，使北司马门遗址不堪重负和破坏。为了迅速扭转文物保护面临的严峻挑战，礼泉县人民政府在听取文物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后，将原来紧依遗址边缘的乡村道路改道；在省市文物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遗址以外修建了昭陵陵山文物管理所。地方政府在人员编制、经费上给予了很大支持。这些措施有效地保护了昭陵北司门遗址内的文物安全。
　　为了进一步挖掘昭陵北司门遗址的文化内涵，从2002年7月至2004年12月，经国家文物局同意，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北司马门遗址进行了大面积的清理发掘，先后揭露出完整的清代祭陵建筑遗址和规模较大的唐代北司马门建筑群遗址。发掘面积达5100平方米，出土唐代建筑材料百余种，发现“六骏”残块4件，“十四国蕃君长石刻像”10个人体，石雕像残头和带刻铭的像座残块20余件。新发现明清两代祭祀昭陵的“御制祝文”7通[8]。该考古发掘被评为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随着考古发掘的逐步推进，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建筑群遗址日益清晰地展现出来，而各种媒体的不断报道，使得昭陵北司马门遗址越来越多地吸引了不仅是专家学者，不仅是当地的老百姓，更多的是外地游客纷至沓来。为了进一步发挥和提升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存独特的文物资源优势，彻底改变游客停车难、就餐难及购物摊点乱搭建的现象，2006年4月，经省市文物部门同意，地方政府在北司马门遗址区以外竖立了以玻璃钢为质地的轻型易拆临时性雕塑李世民像，和六根同质地的龙柱，以石材硬化了塑像北侧场地，刊刻了介绍昭陵、唐太宗、北司马门及昭陵六骏的碑石，对易被水冲刷引起北司马门水土流失而导致遗址周围环境发生变化的土坡采用了砌石加固的办法，有效地保护了遗址周围的环境风貌。并且把通往皇城、皇坪村的乡村道路移至押关口以北300余米处，有效地阻止了行人、车辆随便进入北司马门而对遗址造成的人为性破坏。同时，为了正确引导当地群众一年两次的古庙会而形成的人流车流对北司马门遗址的破坏，在李世民塑像以北100余米处修建了石台阶，有效地控制了进入北司马门的人流车流，在台阶上规整了当地群众以前在遗址周围建控地带自发形成的十余家分散经营的摊点。阻止了对北司马门遗址周围环境的蚕食，并采用新型轻质铝材活动房的形式，修建了看护房，购物房等临时性旅游附属设施，在其周围移栽了常青树和花卉，美化了环境，方便了游客。这些设施的建成，不但有效地保护了北司马门遗迹，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旅游业的有序发展。2006年“五一黄金周”期间，各经营摊点划行归市，各种车辆无法进入北司马门遗址，尽管游人如织，但并未对北司马门遗址造成破坏，促进了当地群众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手工艺、土特产纷纷销售到游客手中。实现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双赢。
　　笔者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参与了北司马门遗址保护管理和展示利用工作，亲历了遗址保护的艰辛，也亲眼目睹了昔日的“荒山坡”变为今日的展示窗口，看到了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和谐互动，双方共赢的全过程，从中悟出了许多道理，也引发了一些思考，在全国不少地方和业界同仁把大遗址保护看成是文物保护中的一个难点的今天，把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写出来算是抛砖引玉，与大家商榷，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首先，在文物保护工作中，对文物保护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政府领导层的重视和支持。领导对文物保护的意识是关系到文物自身存亡的关键。同时政府各级领导在对涉及文物保护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时，可以协调各部门作出正确的决策。因此，文物部门应经常积极主动地向政府领导宣传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宣传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宣传文物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以及其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取得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其次，要变被动保护为主动保护。以前对北司马门遗址的保护仅仅停留在每周一次甚至半月一次的巡查上，也就是采取了一种不作为的保护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保护工作异常被动，往往是有了大问题才解决，而对那些小的破坏和违法活动采取的是制止和处罚的措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文物保护的实质问题。随着政府对文保工作的重视力度的加大，北司马门周边交通环境的改善，专家学者以及游人的倍增，作为文物部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积极主动地行动起来，有效地保护好这些遗迹和遗物，于是从2001年开始，我们一方面对历代帝王祭陵碑进行扶正复位，修建了清代陕西巡抚毕沅“唐太宗昭陵”碑碑楼；另一方面积极争取省市文物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投资百余万元建立了陵山文管所，增强了保护力度，强制性地将遗址内的乡村道路改道，在遗址以北的非保护区内入口处，铺设了石台阶，有效地阻止了车辆进入，正确引导游人有序参观。同时对易造成水土流失的地方进行了砌石处理。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北司马门遗址的保护完全掌握在文物部门手中。
　　第三，挖掘历史内涵，提升展示功能，变荒坡为展示窗口。北司马门遗址是唐昭陵一处十分重要的建筑群，但对其了解仅限于史籍，历经千余年的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大多数地面土木建筑已荡然无存，即使有遗存，也只是些残砖碎瓦和一些东倒西歪的祭陵碑以及残存的石台阶和清代的一些砖砌道路遗迹。展示功能太差，如果没有文物部门人士指点，很难看出这里与其他地方的荒山有什么区别。在遗址本身不受伤害的情况下，如何将北司马门遗址变为传播知识的窗口，让更多的人了解唐代陵寝制度和陵墓文化。所以，从2002年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北司马门遗址开始了大面积的发掘。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昔日荒芜的北司马门在揭开了一层厚达1米左右的清代建筑基础和黄土层后，露出了其神秘的面孔，唐代建筑基础裸露出来。在保护的展示这些文化底蕴深厚的遗迹遗物时，积极采纳了有关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由陕西省古建研究所编制了《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保护方案》，并报经国家文物局同意，根据遗址具体情况采取了不同的展示方法。该回填的回填，该保留的保留。使观众进入北司马门遗址，可以直观地了解其在唐时的雄伟气势。展示功能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提升。
　　第四，探索遗址内周边环境发展与遗址本体保护和谐发展的新格局。唐时，昭陵陵园称为“柏城”，千余年来的战火与风雨，柏树早已破坏殆尽。紧依司马门遗址北缘栽植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约30余亩松柏林给遗址增添了一份肃穆和活力。从2000年开始，在文物部门的积极谏言下，地方政府责成林业、水利等部门先后编制了《唐昭陵陵园绿化方案》和《昭陵陵区小流域水土保持方案》，在遗址周围近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广植松柏，使昔日的荒山坡变得郁郁葱葱，美化了遗址周围环境，防止了水土流失，使文物保护与生态环境相得益彰。同时，整修了通往遗址区的道路。将原来群众自发形成的数十家乱搭建的小商店统一搬迁至轻型建筑房内。有效地阻止了垃圾满天飞，摊点随地设的局面。
　　第五，用良性引导。实现遗址的合理利用，变累赘为经济增长点。首先必须肯定的是居住在遗址周边的群众确实为遗址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61年唐昭陵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起，当地居民在遗址范围内既不能取石烧白灰，又不能耕地建房，稍有动土项目，文物部门就立即制止，当地群众只能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经济异常落后，正如当地老百姓所说的：“这不能做，那不让做，我们能做什么?”从2001年10月在北司马门竖立复制“昭陵六骏”石屏至2008年4月李世民塑像和祭祀广场的落成，随着人流车流的增加，给当地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当地居民依托北司马门遗址带来的社会效益，积极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发展生态观光农业，建立民俗村，开发旅游纪念品和富有特色的土特产品。当地群众高兴地说，文物保护使我们离开了脏乱差的环境，离开了生活水平的低下，离开了破坏和犯罪，是文化遗产保护给我们带来了实惠，昔日的累赘变为今日的经济增长点，使文物保护与经济增长共赢。
　　总之，大遗址保护不仅仅是文物部门的行为，而且应该是社会，政府和当地群众的共同事业，应将大遗址保护与改善遗址周围的生态环境，人居环境，提高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的生活水平质量相结合，与展示文化、发展旅游相结合，实现展示历史文化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共生。实现文物保护与群众利益双赢的目的。应该看到，保护不是保守，利用不是开发。失去保护的发展，将使发展变成一种失去方向的破坏，同样，没有发展的保护也将使古老的中华文明逐渐丧失生机和活力。因此，必须寻找保护与发展的现实契合点，体现经济与文化协调统筹发展。正如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所说：“大遗址保护带来的效益是综合的，带来了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城乡面貌的改善。我们的文化遗产不代表贫穷，不代表脏乱，它们将是最美的地方。”
　　注释
　　[1]《唐会要》卷20，第395页。《旧唐书》卷77，第2679页。《新唐书》卷2，第3470—3472页。
　　[2]《唐会要》卷30云：“山陵毕。上欲阐扬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伏归化者形状，而刻其官名。”雕凿并安置诸蕃君长石像，当在葬太宗后不久。
　　[3]《旧唐书》卷13，第387页。《唐会要》卷20，第400页。
　　[4]昭陵博物馆现藏《大唐新修唐太宗庙碑》，碑阴为《唐太宗昭陵图》，该碑移自宋礼泉县址的唐太宗庙旧址。
　　[5](日)足立喜六著，杨炼译：《长安史迹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02—224页。
　　[6]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7]李全、石根：《昭陵祭坛勘查整理后记》，载《唐太宗与昭陵》(人文杂志丛刊第六辑)，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出版发行室。
　　[8]张建林：《唐昭陵考古的重要收获及几点认识》，《乾陵文化研究》(一)，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
　　(张志攀，陕西昭陵博物馆)

乾陵文化研究（五）/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