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有唐一代，公主和亲七个民族：吐谷浑、吐蕃、突骑施、奚、契丹、回纥、宁远，共16位公主。主要发生在唐初、盛唐、中唐，分别为：太宗时两公主，和亲吐谷浑、吐蕃；中宗时一位公主和亲吐蕃；玄宗时，9位公主和亲突骑施、奚、契丹、宁远；肃宗、代宗、德宗、宪宗时，四位公主和亲回纥，四帝时各有一公主出降。从人数看，玄宗朝和亲公主超过唐和亲公主总数之半；从和亲方向看，玄宗朝和亲公主9人中7人入奚、契丹，其中入奚3位公主，入契丹4位公主，占玄宗期和亲公主的7／9，近80％，占压倒性多数。由此可见，玄宗时，主要和亲对象转为奚、契丹，这说明在唐朝传统的西北边患之外，又增添了新的东北边患。开元十三年(725)，突厥默啜小杀对唐使袁振抱怨：“奚与契丹，旧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突厥前后请结和亲，独不蒙许，何也?”[1]无他，势弱耳。这又是玄宗重视与奚、契丹关系及奚、契丹实力强大的一个反证。下面具体展开叙述玄宗朝与奚、契丹和亲状况，以证明上述观点。
　　一
　　奚族源出东胡，为鲜卑后裔之—。“风俗并于突厥，每随逐水草，以畜牧为业，迁徙无常”[2]。开元三年(715)奚族酋长李大辅请降，玄宗封之为饶乐郡王，拜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饶乐都督，李大辅又求和亲，四年十二月，许之以固安公主，次年二月，公主入奚[3]。
　　开元八年(720)，李大辅介入契丹内乱，战死，弟鲁苏嗣立袭爵，妻其兄嫂。后因固安公主与其嫡母不和，玄宗令其离婚，以东光公主代[4]。
　　开元十九年(731)，奚酋李诗率部落五千帐降，拜左羽林大将军，归义州都督。后其子延宠与契丹共反，被幽州刺史张守珪围困。不久，李延宠降，拜饶乐都督、怀信王，天宝四载，以宜芳公主妻之[5]。
　　契丹，居于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之间，辽河上游，东邻高丽，西接奚国，南至营州(今辽宁朝阳)，北迄室韦，风俗与突厥大体相同[6]。开元三年(715)，契丹首领李失活内附，被封为松漠郡王，拜左金吾卫大将军兼松漠府都督。五年，以永乐公主妻之[7]。
　　六年，可突于杀李失活，立郁于为主，遣使请罪，玄宗依之。十年，郁于请婚，玄宗封之为松漠郡王，拜左金吾卫大将军兼静析军经略大使，以燕郡公主妻之[8]。
　　郁于死，弟吐于立，与可突于有隙，可突于立李邵固为主，吐于与公主离开契丹。十四年，玄宗拜邵固为左羽林大将军，徙封广化郡王，妻以东华公主[9]。
　　可突于来朝，不为时相李元紘所礼，三年后，可突于杀邵固，挟怨反唐，与奚、契丹共反，后败。天宝四载，契丹大酋长李延宠降唐，拜松漠都督，封崇顺王，妻以静乐公主[10]。
　　有唐一代，和亲公主的身份，可分为真公主与假公主两大类，真公主又分皇女、皇妹两类。肃宗次女宁国公主是第一个和蕃的皇帝亲生女儿，于乾元元年(758)归降回鹘[11]，那是出于对回鹘助平安史之乱的回报。对回鹘，于德宗贞元三年(787)、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唐又两次嫁真公主：德宗第八女[12]、穆宗五妹[13]。除此外，唐和亲公主均非真公主。假公主也分四类情况：宗室亲王女、宗室近亲女、宗室外甥女及功臣女。假公主中前两类虽身份不如真公主高贵，但均为李姓，宗室外甥女则虽与李唐皇室有姻亲关系，但非李姓。而嫁与奚、契丹的7位公主均属此类情况，且无一例外均是在玄宗时承担了和亲使命。玄宗为何要嫁异姓女而非李姓皇室或宗室女和蕃于奚、契丹呢?有两点解释：一，从上文的和亲过程，我们看到唐与奚、契丹是有战有和的，唐尚处于主动地位，奚、契丹的反叛均以失败告终。在其降附后，唐以公主妻之，因其当时相比西北吐蕃而言，还不是唐朝最大的威胁，故以地位较低的公主和蕃奚、契丹。其次，从奚、契丹的降而复叛、不断扰边看，其实力也并不弱，且处于不断增强的态势，面对不得不打起精神应付的日渐强大的东北夷族，玄宗不得不多次嫁公主以安边，岂能将自己心爱的皇女远嫁，甚至连宗室李姓女也不愿外嫁，只以异姓宗室外甥女和蕃，只要做到一种形式，完成一个过程，或者说只是为了不给对方造成寻衅的口实。而且，对于处在发展上升期、日益难以驾驭的异族而言，即使将皇女下降也是无济于事的，那又何必选身份高贵的公主呢?事实也证明，当时，奚、契丹的实力也的确强大到足以撕破和亲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的地步；同时，二族往往同时反叛，实力更增。天宝四载(745)九月，奚族怀信王李延宠、契丹崇顺王李怀贞分别杀宜芳公主、静乐公主而反唐，真是无“信”亦不“顺”也。
　　二 
　　以上是我们通过玄宗朝与奚、契丹和亲的史实分析而得出的对其实力的一些推测，下面，再从方镇的设置方面加以佐证。
　　奚、契丹始见于《魏书》，五代、宋时实力达到鼎盛，故其由来在《魏书》卷100《契丹传》、《库莫奚传》，《旧唐书》卷199下，《新唐书》卷219，《旧五代史》卷137《契丹传》《奚传》，《辽史》卷63《世表》里，都有记载，二者均源出东胡，异种同类。武周万岁通天年中，契丹叛，奚亦臣属突厥。两国(奚、契丹)常为表里，号曰“两蕃”[14]。可见，武周时，奚、契丹已成为严重边患。任何新生事物、新生力量都有其产生发展壮大的过程，从武周始兴的奚、契丹至五代、宋达到鼎盛，那么到玄宗朝时，他们应正处于上升曲线的某一点上。武则天690年称帝，玄宗712年登基，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东北边患已不容小视。玄宗在位时间长，经先天两年、开元二十九年的统治，至天宝初，东北边患已如箭在弦上，蓄势待发，故有天宝四载奚、契丹杀两公主反唐之事。即就是说，从武周万岁通天至天宝初已逾五十年，奚、契丹实力迅速发展壮大，士卒骁勇善战，安禄山反叛时，“养同罗、奚、契丹降者8000余人，谓之曳落河”[15]。《安禄山事迹》卷上言其“以一当百”。这使得唐朝边境形势也由唐初重点防御西北发展为东西两线，同时吃紧，如696年武则天甚至“制天下系囚及庶士家奴骁勇者，官偿其直，发以击契丹”，可谓已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此制既显示了奚、契丹武力的强大，也暴露了唐府兵制下军事抗衡能力的下降。
　　与此同时，西南的南诏也开始加入到威胁唐朝的行列中来了，传统府兵制已无能为力，分身乏术，为解决边患问题，并提高战斗力，自玄宗朝始设藩镇。《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言：“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居外，将列卫以居内，有事则将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兵者，将之事也，使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及其晚也，土地之广，人民之众，城池之固，器甲之利，举而予之。何虑于其始也深，而易于其后也忽，如此之异载?岂其弊有渐，驯而致之，势有不得已而然哉?……”这段话点出了玄宗改府兵制而设方镇的苦衷，乃不得已而为之也。
　　下面，从诸方镇的设置与调整中，我们试探寻玄宗朝的重点边患地区。
　　开元九年(721)设朔方节度使[16]；景云二年(711)，以北都长史领持节和戎、大武等诸军州节度使[7]；开元元年(713)设幽州防御大使，次年置幽州节度，诸州军管内经略、镇守大使，又在天宝元年改为范阳节度使[18]；景云元年置河西节度使，开元五年设陇右节度，六年设安西、剑南节度使[19]。唐玄宗时节度使共有九个，此外还有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我在这里选取的是设置后变动较多的，而这种变化，往往说明这一地区较重要或局势不稳定，而在查阅《新唐书·方镇表》后，我们发现调整最频繁的次数最多的正是幽州节度，共13次(至天宝三载)，次为朔方，十一次，剑南八次，河西陇右合为八次，安西有七次，北都六次，这与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分析的盛唐战略布局是一致的：西北、东北、西南。而且，似平东北线比其他两线更引起唐的重视。
　　再从兵力分配看。
　　据《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元年正月壬子条可见：九节度中西域的安西、北庭各有兵二万四千、二万；西北陇右、河西各有兵力七万五千、七万三千；防御东北的范阳、平卢分别为九万一千四百、三万七千五百；北方的朔方、河东分别为六万四千七百、五万五千；剑南、岭南分别为三万零九百和一万五千四百[20]。其中，兵力最多的是范阳节度。若从三线论，西南兵力最少，东线与西线兵力之和相差不多，仅一万九千一百。而吐蕃是西方劲敌，从兵力看，投入多，但对此二镇的调动调整却不是最频繁的，原因何在?首先，这两处是军事重镇，不宜轻动；其次，当时金城公主充当了汉藏友好的桥梁。开元十八年(730)，吐蕃赞普向玄宗上书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21]第三，吐蕃当时致力于谋取西域，开元十年，围攻小勃律国，二十四年(736)，吐蕃以女嫁小勃律王，其余二十余国皆附吐蕃。天宝六年，唐命安西副都护高仙芝讨之。从以上三点分析，吐蕃当时相对安定，直接扰边威胁小。西南方向，南诏威胁也不甚严重，而东北的奚、契丹虽实力不如吐蕃，但他们此时正处于活跃期，迫使唐政府必须给以更多的关注、防范。这也就能说明当时为何多次将地位较低的宗室外甥女嫁与奚、契丹了。
　　三
　　有一点必须说明，奚、契丹对唐日益构成威胁，成为玄宗心头的隐忧，并不等于说当时奚、契丹的势力已足以动摇唐王朝的根基，在唐与奚、契丹的关系中，唐王朝还是掌握主动权的一方，是采取攻势、主动出击的一方。在当时，国力决定了不能同时几线用兵，设范阳、平卢节度使可控遏奚、契丹南侵，避免腹背受敌，但已有采取攻势之意。如史言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杀公主并叛[22]，似乎全是安禄山的罪过，其实安禄山只是在执行中央的意图，并不完全如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中所言：“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时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面采取维持现状之消极攻略，而竭全国之武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亚细亚，借保关陇的安全为国策也。”天宝十载(751)，在西南，鲜于仲通败于南诏；西北，高仙芝在怛逻斯为大食所败；东北，安禄山败于契丹。虽三条战线同时失败，但可看出唐不是以“守”为目的的，安禄山是深入到契丹牙帐附近为契丹所败的，不正可以说明唐在东北是想在防遏奚、契丹内侵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弱、打击其实力吗?至于抵御奚、契丹的范阳等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却反转目标，发动安史之乱，则是后话，此处暂且不论。
　　注释：
　　[1][4][10]《册府元龟》卷979《外臣部·和亲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499页、第11500页、第11504页。
　　[2][3]《旧唐书》卷199下《奚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54页、第5354—5355页。
　　[5]《新唐书》卷219《奚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75页。
　　[6][7][8][9]《旧唐书》卷199下《契丹传》，笫5349页、第5351页、第5352页、第5352页。
　　[11]《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萧国公主传》，第3600页。
　　[12]《旧唐书》卷195《回鹘传》，第5208页。
　　[13]《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永安公主传》，第3668页。
　　[14]《唐会要》卷96《奚》，中华书局1955年，第1719页。
　　[15]《资治通鉴》卷216玄宗天宝十载，中华书局1956年，第6905页。
　　[16]《新唐书》卷64《方镇一》，第1761页。
　　[17]《新唐书》卷65《方镇二》，第1795页。
　　[18]《新唐书》卷66《方镇三》，第1832、第1836页。
　　[19]《新唐书》卷67《方镇四》，第1861、第1863、第1864页。
　　[20][22]《资治通鉴》卷215玄宗天宝元年正月，第6847—6851页，天宝四年，第6868页。
　　[21]《资治通鉴》卷199太宗贞观二十二年五月，第6257页。
　　[作者：王兰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乾陵吟古
　　黄光任
　　观鸟捕蝉图
　　章怀太子摹的观鸟捕蝉图，生动的表现了宫女们虽生活优裕，但却精神空虚百无聊赖的生动形象。  
　　宫墙高竖花影低，仕女闲游步无力。锦衣玉食身显贵，形单影寡心悲戚。
　　蝉伏小树声衷怨，鸟戏云天翱翔急。笑口未开眉先皱，无言相对自叹息。
　　

乾陵文化研究（三）/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