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凌烟阁功臣研究综述
古晓凤
中国古代表彰功臣的地方，主要有汉代的麒麟阁、唐代的凌烟阁、宋代的显谟阁以及清代的紫光阁等。其中，唐代凌烟阁是最有名的。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十七年二月，令图像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此后，代宗、德宗、宣宗、昭宗等帝也相继在凌烟阁续画功臣。凌烟阁图像功臣对唐代历史影响极为深远，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现将半个世纪以来凌烟阁图像功臣的研究现状综述如下，希望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有所帮助。
一 研究动态
学术界对凌烟阁功臣的研究，可以上溯至20世纪60年代。最早的文章，当推金维诺的《“步辇图”与“凌烟阁功臣图”》。20世纪70～90年代，杨希义在《张巡事略》(《中州学刊》1982年第1期)，牛致功在《魏征何以不视<七德舞>》(《史学月刊》1994年第4期)，卢华语在《论魏征的忧患意识》(《贵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中，都对凌烟阁功臣有所涉及。保全的《唐重修内侍省碑出土记》(《文物》1983年第2期)，还粗略列举了(含天祐元年“图字梁王全忠”在内的)唐代五次图像凌烟阁事件。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相关文章出现得并不多，涉及的面也极为狭窄。人们的研究热点集中在魏征、张巡等少数名臣、大将身上，而对于其他功臣还缺乏探究。
当历史进入21世纪的时候，关注唐代凌烟阁功臣的学者明显增多。如2000～2001年间，刘治立撰《傅玄魏征合论》(《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3期)，将魏晋年间著名政治学、史学家傅玄与唐代的魏征，这二人的谏言思想与个人命运进行了比较。牛致功的《程知节与唐太宗——读<程知节墓志铭>》(《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年第2期)，用墓志解读了凌烟阁功臣程知节与唐太宗间的关系。卞孝萱的《“玄武门之变”和<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将太宗贞观年间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划分为六大类。虽然，其论述范围只限于太宗朝凌烟阁功臣，但该文为第一个尝试将凌烟阁功臣进行集体研究的作品，极具创新性。
2002年至2003年，学术界对于凌烟阁功臣成员的研究范围有所扩展。个体成员的研究已经涉及到房玄龄、李靖、李勣、长孙无忌等功臣身上。如李启良的《唐代金州新罗寺》(《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6期)，讲述了凌烟阁功臣段志玄资助佛事的事迹，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了这一功臣的历史面貌。李尚叶的《唐名将南霁云》(《中州学刊》2002年第3期)则论述了唐代后期宣宗朝的凌烟阁功臣——南霁云的生平事迹。郭绍林的《托塔李天王何以是李靖》(《洛阳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分析了功臣神化现象形成的社会原因。首都师范大学马秀勇撰写的《试论唐代民间信仰的当朝人物崇拜》一文，又进一步将被广为崇拜的当朝人物分为民间建祠立庙崇祀的当朝人物、民间神化和仙化的当朝人物、民间鬼化的当朝人物来加以论述。其中涉及的凌烟阁功臣有郭元振、张巡、南霁云等，为我们认识凌烟阁功臣提供了新的视角。值得注意的是，章尚正在《人文杂志》上发表的《汉唐图像褒奖功臣论》(2002年第6期)，从整个中国古代政治史的高度，探讨了“图像功臣”制度的起源与兴衰。认为，用图像的方式褒奖当朝功臣的做法，起源于西汉宣帝图像麒麟阁。而唐代图像凌烟阁是其鼎盛期。该制度在唐后渐衰，宋后诸帝“再难效行”。并认为：汉唐两代诏令功臣图像共七帝九次。这九次的社会效果前后悬殊，体现了该制度的渐趋衰亡。对于唐代图像凌烟阁，它用了不少笔墨进行论述，还细列了前三帝图像功臣的名单，对后世凌烟阁功臣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2004年至2005年的凌烟阁图像功臣研究，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但到2006年，有关凌烟阁功臣的研究又步入了一个新阶段。首先，对于功臣的独立研究有很大进步，如钱南的《五绝之臣虞世南》(《文史天地》2006年第7期)，详细讲述了虞世南的生平事迹，并给予他很高的称赞。孙秩泯的《民间祠祀与李靖神化》(《云梦学刊》2006年第6期)，对李靖神化提出新观点，认为民间广布祠祀，加速了历史人物李靖向神祗的转化。云南师大梁瑞的硕士论文《浅论魏征的儒学思想及其实践》，从魏征所具有的儒家思想观入手，论述了其儒学的实践和社会作用，总结了其特点、历史地位及对我们当代的借鉴意义。其次，对于功臣的合论在该阶段也有新的突破。如张耐冬的《太原功臣与武德政争》(《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从探讨跟随李渊起兵夺取天下的太原功臣们在武德年间的政治斗争中的政治走向与历史命运出发，揭示了唐初政治性质的变化及政治结构的特征。太宗朝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有五位出身于太原功臣，故而，该文不仅在内容上对凌烟阁图像功臣研究有所补益，也对其研究角度与方法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最后，这一年里最值得称道的，当属杜正乾于2006年7月发表于《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的《凌烟阁与唐代政治试探》一文。这篇文章在总结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凌烟阁的地理位置及建制、凌烟阁图像功臣和唐代政治的嬗变、唐凌烟阁图画功臣的意义及影响等三个方面内容做了阐释。它是研究凌烟阁图像功臣的最新成果，也是一篇较为难得的佳作。但因其篇幅有限，未能涉及到相关领域的方方面面，仍为后人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
二 重要问题
通过上述研究动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近半个世纪以来凌烟阁图像功臣研究的轨迹。那么，学术界对凌烟阁图像功臣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一)凌烟阁得名渊源
太宗图像功臣的凌烟阁，并不是于贞观十七年始建的。史书记载，贞观四年，太上皇李渊闻擒突厥颉利可汗后，曾招太宗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欢宴庆贺。由此看来，“凌烟阁”在贞观初年就已经存在了。至于以“凌烟”命楼的习俗起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王志超、王鸿的《中国古代著名的楼》(《文物》2000年第4期)一文中，初步推论“凌烟阁”之名的出现“不始于唐，也不始于隋，起码在北周以前就有”。这种推测有一定的道理，但史料单一，有孤证之嫌。杜正乾的《凌烟阁与唐代政治试探》(《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在前一文曾引庾信《周柱国大将军纥干弘神道碑》的基础上，又追加了南朝刘宋时著名学者鲍照《鲍氏集》10《凌烟楼铭》和清代倪璠注解的《王子年拾遗记》中所推测的“凌烟之名始于晋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的典故”，证明以“凌烟”来命名楼阁当在南北朝甚至以前就已出现。其中晋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的典故中讲：“晋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有白鸦绕烟而嗓，或集介子推之侧火不能禁。晋人嘉之，后立台，号曰思烟”。杜文认为“凌烟”源于典故中的“思烟”，介子推为晋功臣，后世用“凌烟”命名图像功臣的阁楼，是以寄托对功臣的崇敬之情。杜文进一步指出，唐代前期凌烟阁曾被称为“戢武阁”，后复改为“凌烟阁”。最先察觉并论证了这一名称变化的人，是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杜认为“戢武”一词在诸多文献中均可以被理解为“息兵”之意，“唐太宗图像功臣，无论是在凌烟阁或是戢武阁，都是为了表示其偃武兴文，表彰勋旧之意”。
(二)凌烟阁的地理位置和内部结构
唐代凌烟阁的具体位置，史书记载不详。今人章尚正在他的《汉唐褒奖功臣论》(《人文杂志》2002年第6期)中，简单罗列了几条相关史料：一是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卷193太宗卢观四年(630)三月丙子条下注引阁本《太极宫图》曰：“两仪殿之北为延嘉殿，延嘉殿之东为功臣阁，功臣阁之东为凌烟阁。”其次是，钱易在《南部新书》中讲：“凌烟阁在西内三清殿侧。”杜正乾的《凌烟阁与唐代政治试探》(《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一文，则对该问题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他引用宋人王溥在其著作《五代会要》追记中的内容，指出凌烟阁是在“内三清殿侧”。其中的“内”即指“唐代长安西北隅的皇城”。其“正门曰承天，正殿曰太极。太极之后殿曰两仪。内别殿、亭、观三十五所。”他结合《资治通鉴》卷193的贞观四年三月丙子条胡注，推出凌烟阁的准确地理位置在“三清殿北面稍东方向”，“凌烟阁的西边即是功臣阁，以储国之功臣”。他还指出，这个推测符合清代著名学者毕沅的《关中胜迹图志》西内图的内容。姜舜源的《古代功臣阁漫笔》(《紫禁城》1991年第6期)，则指出凌烟阁的遗址所在地应为“今小雁塔北一带”。
至于凌烟阁的内部结构，章尚正的文章中，依据《南部新书》、《雍录》推测：功臣像分为三行排列，即阁中以中阁一分为二，阁内北面写功高宰辅，南面写功高侯王，阁外面次第写功臣，其所画功臣像皆北。对此，杜正乾的文中，首先指出史料在该方面的记载本有分歧，存在阁内有“中阁”与“三阁”的不同说法。然后，按照史料的可信度与史源的先后顺序为划分原则，杜文采取用王溥的《五代会要》与钱易《南部新书》的观点，认为：凌烟阁中有中阁(有点像现在室内的隔墙)。它是为解决区分功臣间等级关系这一难题而设。在“阁”的南北面图画功高宰辅和诸侯王，而在凌烟阁内墙壁上图画其他功臣以及书写题赞。至此，凌烟阁的真实面目就较为清晰地展现出来了。
(三)图像功臣制度的演变
关于图像功臣制度的演变，杜正乾在《凌烟阁与唐代政治试探》(《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一文中，着眼于唐一代，探讨了唐代图像凌烟阁功臣的具体程序，并将唐代五次图像凌烟阁功臣划分为三个阶段：太宗贞观十七年，为唐王朝于凌烟阁图像功臣的第一高峰，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为前代罕有。以“安史之乱”为界线，唐肃宗、代宗、德宗时期，是第二高峰期。唐宣宗、昭宗时，是最后一个时期。且认为，这五次图像功臣呈现出前盛后衰、前精后粗的特征。这一变化历程与各代政局有密切联系，对它进行研究可以揭示唐代政治的变迁与嬗替。章尚正的《汉唐褒奖功臣论》(《人文杂志》2002年第6期)，则将研究角度放宽到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层面上。他认为，中国古代具有影响的图像功臣事件，集中于汉唐两代的七帝九次。而汉唐的这九次图像功臣的社会效果相差悬殊，可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两大阶段，前后反差明显：频率上前疏后密，遴选上前精后滥，舆论上前尊后卑，功效上前巨后微。严格地讲，安排得当、名具实效、为后人称颂的只有前三次(西汉宣帝图像麒麟阁，东汉明帝图像云台，唐太宗图像凌烟阁)，唐人及后世所说凌烟阁功臣像，一般皆指太宗贞观年间所为。
(四)凌烟阁功臣人物的生平事迹及时代命运
至今，对凌烟阁功臣的研究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狭隘的。研究热点集中在少数几位大功臣引发的典型问题上。如，对于魏征与太宗皇帝间君臣关系的辨争，贯穿于整个19世纪末期。19世纪70年代，徐明德的《唐太宗与魏征》(《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一文，最先发起该方面的探究。他认为唐“贞观盛世”的出现，正得益于太宗皇帝与魏征之间“有如鱼水”的和谐关系。80年代初，陈大庆的《魏征与唐太宗》(《江苏教育学报》1984年第3期)紧跟其后，提出二人是典型的“贤相明君”。90年代，出现了黄伟的《君明臣立别议——试辩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人文杂志》1993年第3期)一文，驳斥了前人对二人关系的旧有认识，认为他们是“相互利用”、“相互标榜”。王万盈的《在历史的表象后面——李世民与魏征关系新论》(《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更是在黄文的观点上进一步发掘，认为：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以笼络山东豪杰为纽带与阻隔，并随着“山东问题”的解决最终破裂。
尝试将凌烟阁功臣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文章，数量还不多但很有新意。代表作有卞孝萱的《<唐太宗入冥记)与“玄武门之变”》(《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38期)，及从该文中截选后另成一体的《“玄武门之变”和<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文中，作者以凌烟阁功臣与“玄武门之变”间的内在联系这一独特视角，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划分成六类：①直接参与“玄武门之变”者十二人；②“玄武门之变”之前支持李世民者三人；③配合“玄武门之变”，在洛阳执行特殊任务者一人；④秦王集团重要成员五人；⑤与李世民关系亲密之宗室一人、国戚一人；⑥原属太子集团、“玄武门之变”后为太宗拔用者一人。但总的看来其论述失之肤浅。张耐冬在《太原功臣与武德政争》(《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中，对凌烟阁功臣的涉及不多。但它用一种功臣群体的历史走向阐释唐代政治走向的方法，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三 几点思考
上述情况表明：学术界对唐代凌烟阁图像功臣的研究，是有一定成绩的。首先，选题已经涉及到了不少方面。比如，2006年最新发表的杜正乾的《凌烟阁与唐代政治试探》(《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一文，就涉及到了凌烟阁图像功臣的载体——凌烟阁的地理位置及建制、凌烟阁图像功臣的具体成员的名单、凌烟阁图画功臣的意义及影响三大方面，且挖掘得比较深入。其次，学术界对于凌烟阁功臣生平事迹的研究，已覆盖到了不少功臣成员。短时间里有此成就还是很可嘉的。最后，前人研究、论述的角度呈现相对的多元化。如，对“凌烟阁功臣”的考述，在追溯其生平事迹之外，尚能顾及到品评其人格功绩和与帝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个别功臣，能注意发掘其历史独特性(如李靖的神化)，并加以深入研究。再者，相关论著中还出现了一些具有新颖视角之作，如卞孝萱的《<唐太宗入冥记>与“玄武门之变”》(《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38期)，张耐冬的《太原功臣与武德政争》(《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其行文方式与研究手法都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但是，学术界对本课题的研究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其一，对史料的发掘利用不够。过分依赖几部正史，而对考古资料、碑石墓志、野史札记重视利用不足，已是史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我们说，要研究凌烟阁这一古代建筑的变迁，以及上百位唐代功臣的真实的生命历程，上述资料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珍贵价值。忽视它们，一味从众所熟知的若干正史条目中揣测新意，易于导致我们的研究全僵化，不利于实现我们历史学的社会价值。所以，积极挖掘利用新材料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其二，选题范围狭窄，缺少创新。至今为止，对于“凌烟阁图像功臣”这个大课题，已为学者们提出，作为研究对象的问题屈指可数，而热点问题中的雷同题目、雷同观点频出。比如，研究功臣的文章，多扎堆于少数几位唐初名臣(如魏征、房玄龄、长孙无忌、李靖等人)身上。显然，学者们的选题仍主要依从于个人爱好，或是盲目追赶学术潮流，对论文的学术价值以及社会真实需求缺少顾及。这些都有碍于我们历史研究的健康发展。
其三，研究有待深入。截止杜正乾的《凌烟阁与唐代政治试探》(《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很多已有研究仍处于“试探”阶段。比如，对于凌烟阁，只论述了它的地理位置和建制，而其建造年代、历史变迁以及今日遗迹、遗貌等情况却没有涉及到。再如，说到凌烟阁功臣，百数十人中得到重视的功臣屈指可数。其他功臣，尤其是唐代后期凌烟阁图像功臣制度趋于衰败之际，出现的大量得到图像的功臣，则很少有人研究。这些功臣，在他们所特有的历史时代中的作为如何呢?同为一代功臣，他们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在哪里?在大唐289年的政治风云中，凌烟阁功臣这一群体的历史命运又是如何呢?这些都有待于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至今为止学术界对于唐代图像凌烟阁功臣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该领域的探索空间还很大。我们盼望着更多的在唐史方面学有所专、学有所长的史学工作者和史学爱好者，能加入该领域的学习与钻研，从而使我们的唐史研究成果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作者：古晓凤，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乾陵文化研究（三）/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