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灵州的历史可追溯至西汉惠帝四年(前191)始置的北地郡属县——灵州县。从西汉至隋唐，灵州作为地方行政建制在一千年间经历了由县—州—都督府—节度使的发展历程。在相当长时间里，灵州治城是今宁夏北部地区的军事、政治、交通和民族文化交流的中心。灵州城距西魏、北周、隋、唐四朝的政治中心——长安城约千余里，特殊的地理区位决定着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北部边疆的重要城市。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史学界仍不能确定北朝至隋唐时期灵州的治城位置。因此，考定北朝至隋唐时期灵州治城的具体所在，对于探讨其历史作用与地位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在这个时期中原王朝和北疆少数民族间经济、文化和人员的交流，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对灵州城的历史地位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针对这两个问题试作探讨，就教于专家。
　　一 关于灵州治城的研究现状
　　隋唐两代是灵州建制发展的辉煌时期。灵州城作为西北边陲要地，其突出的战略位置受到史学界的广泛关注。
　　对于灵州的研究，学者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主要包括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民族文化交流等方面。在诸多研究古灵州的学术成果中，最为重要者当推李鸿宾撰写的专著《唐朝朔方军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系统探讨了唐代灵州军事建制的发展演变。穆渭生的专著《唐代关内道军事地理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也是一部涉及唐代灵州地区的重要学术成果。同时，杨森翔的《吴忠与灵州》(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填补了吴忠市历史地理与文化研究的空白，科学地回答和证明了古灵州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历史沿革变迁，是宁夏地方史、宁夏历史地理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成果。白述礼的《大明庆靖王朱栴》(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对于明代灵州地区的城址变迁、经济、地理作了一定的论述。
　　但是，关于灵州治城的确切位置，过去长时期未能定位，甚至存在很大的争议。这就影响到灵州地区历史的真实再现。至2003年5月，考古人员在宁夏吴忠市利通区金星村发掘了大量的唐代墓葬。其中，绿地苑出土的一方“唐故东平郡吕氏夫人墓志铭并序”墓志，字迹基本清晰，弥足珍贵。从中可得知，吕氏夫人是大唐朔方节度使左衙兵马使李润之女，死于太和四年(830)，其葬地位于灵州回乐县东原。由此揭开灵州城地望的神秘面纱，为进一步再现真实的灵州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 北朝时期灵州的创置及其治所迁徙
　　秦汉至隋唐时期，黄河在今宁夏平原分歧为东、西两支河道，东支河道为干流，西支河道为岔流，在东、西两支河道之间形成南北长约90公里，东西宽30公里的河心洲岛[1]。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灵州县，惠帝四年置，有河奇苑、号非苑。颜师古曰：水中可居者曰洲。此地在河之洲，随水上下，未尝淹没，故号灵州[2]。显然，此处的“州”与“洲”通，指置于黄河河心洲上的灵州县地。由此可见，“灵州”这个县级政区名称的出现是统治集团分划的行政区域与黄河河心洲地理环境相结合的产物。东汉地方行政建制承袭前代，灵州县建制仍如前维持。魏晋时期，今宁夏北部的州郡县建制渐次撤废，灵州县遂废于其时。
　　至十六国时期，北方战乱频繁，今宁夏境内各少数民族长期混战，不断融合，成为多民族迁徙和驻足的历史舞台。据史书记载，这时期的宁夏地区先后归属于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大夏等五个少数民族政权。尤其是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政权对宁夏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据史载，赫连勃勃在今宁夏境内先后建起三座主要城镇：高平城、果园城、饮汗城。其中，果园城即后来北魏的薄骨律镇城。关于这一点，《水经注》明确记载：“河水又北，薄骨律镇城河渚之上，赫连果城也。桑果余林，仍列洲上。”[3]
　　公元430年，北魏皇帝拓跋焘派遣大军击灭赫连夏，并接管其在宁夏境内的统治权。北魏太延二年(436)，在今宁夏境建立高平镇和薄骨律镇，分别管治今宁夏南、北两部。据史书记载：“薄骨律镇城以在河渚之中，随水上下，未尝陷没，故号曰灵州。初在河北胡城，大统六年于果园复筑城，以为州，即今州是也。”[4]这段文字提供了灵州初置之际治城的重要信息。我们据此可以得出：灵州治所最初是设在胡城。所谓“胡城”也叫“胡地城”，其故址在今宁夏青铜峡市邵岗西。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北魏破赫连昌，收胡户徙之于汉富平[县]地，因号“胡地城”(亦作胡城)[5]。薄骨律镇的设置最初就是为了抵御北方柔然，以便着手统一中原的行动。北魏政府把薄骨律镇建在黄河河心洲上，以镇抚归降的北方各族人口，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由于长期战乱，使得该地区土地荒芜，农业遭受重大破坏，百姓苦不堪言。史载：“民生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6]北魏自统治宁夏地区后，非常重视该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经济开发。对此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是该镇镇将刁雍，据《魏书·刁雍传》记载，太平真君五年(444)，北魏政府任命刁雍为薄骨律镇主将，他在任内曾三次上表朝廷，陈述薄骨律镇的重要性，并提出发展镇域经济的有效措施和方法，譬如兴建水利设施、建设储粮仓城，尤其是储粮之城建成后，魏帝赐名“刁公城”。经过刁雍的努力经营，这个地区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为其后灵州军政地位的提升奠定了经济基础。
　　北魏末年，爆发声势浩大的北疆边镇起义。这次动乱促使北魏政府调整统治政策，其举措之一就是改镇为州，变府户(军户)为一般平民，提高边镇百姓的社会地位。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灵州作为州级政区才出现在今宁夏地区。史载：孝昌二年(526)，北魏政府改薄骨律镇为灵州，州政府就驻在黄河西北岸的胡城[7]。东、西魏对立的政局形成后，双方都意识到灵州的重要性，都努力争取灵州刺史曹泥。公元534年，西魏大将军李虎率兵进攻灵州城(即胡城)，迫使曹泥投降。然而次年，曹泥遣使于东魏，欲投靠高欢集团。于是，西魏宇文泰再次派遣李虎、李弼等将领围攻灵州城，讨伐曹泥。据《周书》记载：“灵州刺史曹泥通使于齐，魏永熙三年(534)十一月，遣仪同李虎与李弼、赵贵等讨曹泥于灵州，虎引河灌之。明年，泥降。迁其豪帅于咸阳。”[8]《北齐书》对此也有明确记载，即“天平三年(536)正月，西魏灵州刺史曹泥与其婿凉州刺史刘丰遣使请内属。周文(此指宇文泰)围泥，水灌其城(指灵州治城，即胡城)，[城]不没者四尺……”[9]综合两种记载可知，曹泥背叛西魏，宇文泰派李虎等将两次讨伐，曹泥坚守灵州城(胡城)等待东魏援军。李虎第一次导引黄河水淹灌灵州城，迫使其投降。第二次水淹其城，城墙“不没者四尺”，可见当时的灵州城(即胡城)已遭严重破坏。见于文献记载的胡城之毁坏仅见于此。其后，灵州城(即胡城)内的官民建筑因毁于人为水灾，无法再继续定居下去。四年后的大统六年(540)，在果园城(即薄骨律镇城)旧址重建城郭，将灵州治所从胡城移至此城。
　　据以上所引文献推断，北朝时期，灵州先后有两个治城，其一是胡城，其二是薄骨律镇旧城。灵州始置于北魏孝昌二年(526)，州治并未定在薄骨律镇城，而是定在黄河西北岸的胡城(亦称胡地城)。经公元534年、536年两度人为水患的破坏后，勉强维持了三年，遂于公元540年放弃胡城，南迁至黄河河心洲上的旧薄骨律镇城，“复筑城，以为州(治)，即今州是也”[10]。
　　那么，薄骨律镇旧城和胡城的实际地望在今何地呢?杨森翔在《历史上的灵洲、灵州、灵武谷、灵武城址及其他——订正〈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一个错误》一文中，对此有明确论述，他认为：薄骨律镇旧城即今天宁夏吴忠市早元、古城湾一带，胡城即今宁夏青铜峡市邵岗与玉泉营之间。2003年，吴忠市利通区金星村发现的唐代墓葬群证实唐代灵州治城的位置在其西方。据此可以断定，赫连勃勃的果园城故址就在今宁夏吴忠市古城湾附近的黄河古道之中，公元540年后成为西魏、北周、隋朝、唐朝时期的灵州治城所在。历经五代、宋、元时期，灵州治城迄未迁移，一仍其旧。至明代洪武年间，灵州城才因黄河洪水泛滥而被冲毁。
　　灵州治城在隋唐时期虽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但其军政建制随着朝代更替和政治局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动。自北魏孝昌二年改镇立州，西魏袭之。北周在灵州城创建灵州总管府，至隋文帝时期沿承总管府建制。至大业元年(605)，废府存州；三年(607)，改灵州为灵武郡，以郡领县。唐武德元年(618)，复改为灵州，仍在灵州城建置灵州总管府；武德七年(624)，改为灵州都督府；开元九年(721)，在灵州城增置朔方节度使司。天宝元年(742)，改灵州为灵武郡，乾元元年(758)，复为灵州。
　　总之，北朝至隋唐时期灵州治城(薄骨律镇旧城)保持着长达368年的相对稳定，对于灵州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关键因素，成为提升灵州战略地位的动因之一。
　　三 隋唐时期灵州城的军政地位及其变化
　　灵州城在中国历史上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对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灵州城之重要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灵州城位于九曲黄河宁夏段的河心洲上，是中原王朝与西戎、北狄等民族碰撞与交流的必经之地。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灵州“山之东，河之西，有平田数千顷。可引水灌溉，如尽收地利，足以赡给军储也。”[11]唐代中兴名将郭子仪在上表阐述吐蕃对唐朝利害关系时，论及灵州：“朔方，国之北门，西御犬戎，北虞猃狁……”[12]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对灵州也有评价，“其地介居华夷之间，交通四达，而濒临黄河，地平壤沃，为西北塞上稀有之乐土”[13]。黄河流出青铜峡后，流速骤然变缓，千万年以来冲积淤积而成一个宁夏平原。这个平原西倚贺兰山脉，东邻鄂尔多斯高原，南起青铜峡，北止石嘴山。在古代宁夏平原段黄河河道中形成一个狭长的河渚(河心洲)，宜农宜牧，且具有交通津渡、军事驻防的优越区位条件。正是优越的地理位置奠定了灵州城的特殊性，受到隋唐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下面分为三点来探讨隋唐时期灵州城战略地位的变化：
　　(一)灵州城的军事地位不断上升
　　西汉初置灵州县，作为地方行政机构。其时，中原王朝承受的外部压力莫过于北方强悍的匈奴。为对抗匈奴，西汉王朝在西北边陲大办马政。据文献记载，西汉景帝后元六年(前158)，在西北边郡设立36个牧马苑，组织和管理养马业。在灵州县的河心洲上就有河奇、号非两个马苑[14]。北朝与隋唐时期，北方草原地带先后崛起柔然、突厥、薛延陀、回鹘等几个边疆民族政权，灵州的军事防御作用更加突出。史载：北魏创建薄骨律镇，旨在抵御柔然诸部南犯，镇抚边疆。西魏北周时期，北方崛起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突厥汗国，对中原王朝产生强烈的影响。在中原王朝与突厥汗国的冲突与交往中，灵州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高。据《北史》：“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竭生灵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漳。华夏之地实为劳扰。”即便如此，突厥仍时常南下，杀害边地官吏和百姓，掠夺中原地区的财物。隋初，沙钵罗可汗向隋朝发难，都蓝可汗断绝向隋朝朝贡，并袭掠边境地区。至开皇十八年(598)，蜀王杨秀取道灵州而进攻突厥[15]。次年，又分兵数路从朔州、灵州、幽州出兵，攻打突厥。可见，灵州是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诸族战争与交往的必经之地。
　　隋末，几个较强的地方割据势力，如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皆曾依附突厥汗国，向其称臣纳贡。尤其是持续二十余年的梁师都割据政权勾结突厥对隋末唐初的政局产生重要影响。武德五年(622)，李道宗被任命为灵州总管，梁师都之弟梁洛仁引突厥兵逼至灵州城下。道宗闭门据守，寻机大败突厥[16]。武则天时期，东突厥再度强大，尤以默啜可汗时期最为强盛，也是对唐朝侵扰最为频繁的时期。唐朝虽进行有效的抵抗，但直至景龙元年(707)，“张仁愿为朔方道大总管，以备突厥……大破之”[17]，次年，张仁愿“筑三受降城于河上”[18]，北疆的军事威胁才随之解除。唐代中期，随着边疆战事的增多，节度使建制亦随之出现与增加。其中，朔方节度使的出现对唐朝尤其是唐后期的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据载，开元九年(721)，朔方行军大总管改制为朔方节度使[19]，驻地仍在灵州城[20]。前期担任朔方行军大总管者，包括诸如王晙、薛讷等大将。后期担任朔方节度使者，包括有郭子仪、李光弼等名将。朔方节度使即灵州节度使，是唐中后期实力最强大的藩镇。其辖区包括：东、中、西三受降城，单于都护府，丰、胜、灵、盐、夏、银、绥、宥等八州，还有定远军、丰安军、经略军、安北都护府等。可见其驻防区域非常广阔，“西南尽河曲之地，东北据河套，黄河上下三千里，两岸内外千余里，皆为所属，实为外御北狄塞上长城”[21]。至于其管兵数量，《旧唐书》载为“六万四千七百人”，但实际近此十倍[22]。由此可见，在隋唐交替之际，中原地区战乱不已，给突厥以可乘之机，“边疆诸州以灵州去长安为最近”[23]，地势平坦，成为突厥南下的必经之地，其军事战略地位日益重要，成为拱卫长安的北疆门户。
　　(二)灵州城的政治地位日益提高
　　灵州城是中央政府与漠北地区政治交往的中枢城市。贞观四年(630)，突厥汗国瓦解。继而崛起薛延陀部。贞观十九年(645)，唐军击灭薛延陀汗国。次年，唐太宗为接见漠北铁勒诸部的代表，亲幸灵州城。这是唐代历史的重大事件，彰显出灵州城的重要地位。唐太宗在灵州城接受漠北铁勒诸部首领的朝觐，被推戴为“天可汗”，并下令开辟一条以灵州为枢纽通向漠北地域的“参天可汗道”。《新唐书·黠嘎斯传》明确记载“参天可汗道”的走向，即“道出天德右二百里许，抵西受降城，北三百里许鸊鹈泉，泉西北至回鹘衙帐千五百里许”。由此可知，此时灵州城的政治地位陡然上升，成为北疆地区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交往的必经之地。唐太宗幸灵州后，还把羁縻府州制度首次推行到漠北地区，既照顾到铁勒诸部的游牧习俗，又达到稳定漠北政治秩序的目的。显然，唐太宗选择灵州城作为接见漠北铁勒诸部首领的场所，是因为灵州治城拥有的特殊地理位置，即处于内地与北疆的中间地带，更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联结的纽带。
　　在贞观二十年至开天年间，灵州城迎来较为稳定的发展时期，既是镇抚北疆的军事重镇与指挥中枢，也是地方行政中心，更成为北方诸部与内地商贸的繁华之地。唐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后，唐肃宗李亨即皇帝位于灵武郡城(即灵州城，今吴忠市利通区古城湾村西侧)，遂提升“灵武郡都督府”为“灵武郡大都督府”，并以朔方节度使所部军队作为平叛主力，坐镇灵武郡城指挥平叛战争。在收复两京之前，灵州城作为全国的战时政治军事中心，具有战时首都的地位与作用。是时，灵州城的政治地位快速上升到顶峰。唐太宗巡幸灵州城、唐肃宗即位灵武郡城，这两大历史事件显著地提高了灵州城的政治地位，对唐代的历史进程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三)唐后期灵州城的交通枢纽与战略支撑点地位进一步凸显
　　隋唐时期，灵州城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军事基地。安史之乱成为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其后，各地藩镇坐大，中央政府难以驾驭。更为重要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变化严重影响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力量对比，减弱了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唐王朝面临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在镇压叛乱和镇抚边疆的过程中，朔方节度使发挥着重要作用。
　　朔方军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卒藉此军内复两京，中兴唐室，良有以也。自此朔方一军遂为唐代中叶支持大局之擎柱…”[24]唐肃宗即位于灵武郡城后，朔方军就是作为平叛的中坚力量，继而又得到安西、北庭、河西、陇右诸军，以及回鹘、铁勒等北方少数民族的武力援助，收复两京，平定叛乱。值得注意的是，唐廷能够得到回鹘汗国的援兵与肃宗坐镇灵州城是密不可分的。但这次借兵也给唐朝带来巨大隐患，造成了严重后果。唐肃宗回到长安城，就对回纥大加赏赐，双方的绢马贸易使唐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据《旧唐书·回纥传》记载：“回纥恃功，自乾元以后，屡次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辄数万马。”而如此规模庞大的绢马贸易地点就是当时的灵州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安史之乱后，随着吐蕃在西北势力的增长，特别是陇右、河西相继失陷。至贞元初，原州等地也相继被吐蕃控制，使得丝绸之路的东段正道彻底中断。此时，中西交通必须另谋他途，最终选定了灵州城[25]。灵州——西域道遂由此而兴起，灵州道有两条旅行路线：其一是自灵州经凉州沿河西走廊西去，另一条是自灵州至甘州经河西走廊西去[26]。在唐代后期至五代宋初，西北地区战事频繁，但灵州道一直未曾中断。灵州城在这个时期的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巨大的沟通作用，凸显出灵州城的交通枢纽地位。
　　灵州城发挥着战略支撑点的关键作用。在平定安史之乱后，唐朝内部爆发仆固怀恩领导的武装叛乱。怀恩叛乱是以灵州城作为据点。灵州北接回纥、西南连吐蕃，正是这个独特的地缘条件，使其引诱回纥、吐蕃武装大举入犯内地，先后攻克泾州、邠州，直逼长安。唐军进行殊死抵抗，河西节度使杨志烈部将柏文达直接围攻灵州城，才解除都城长安之危。怀恩叛乱终因其暴病身亡而告终，郭子仪收复灵州城。其后不久，吐蕃成为西北地区的主要乱源，不断发动东下内地的战争。至德二年至贞元二年(757—786)间，吐蕃相继攻陷陇右、河西之地。其后，灵州城成为双方争夺的重点目标。据史载，大历二年(766)、三年、四年、五年、八年，吐蕃数万大军几度猛烈地围攻灵州城，试图夺取这条通往长安的冲要之地，迄未成功。与此同时，唐朝也加强对灵州城的控制，视作屏卫国都长安城的首要军事重镇。唐代后期，灵州城因扼处交通冲要而攻防不断，军事地位不断上升，发挥着战略支撑点的作用。灵州城的存亡维系着唐朝的政治安全，即唐朝的存亡。
　　综上所述，灵州城作为古代北疆名城，在北朝至隋唐时期扮演着边防重镇的角色，影响着整个西北地区的政局变化。还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国际、民族之间的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吐蕃占据陇右地区、丝绸之路交通受阻的形势下，灵州城遂成为中原与西域间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俨然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隋唐时期，灵州城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至五代末，党项族崛起于西北地区。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党项族首领李继迁攻下定州、兴州和清远军。次年(1002)，李继迁攻下灵州。史载：李继迁“及得灵武，爱其山川形胜，谋徙都之”[27]。咸平六年(1003)，李继迁将灵州改为西平府之后，曾对部下谈及“西平(即灵州城)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28]西夏建立伊始，西平府作为政治中心长达17年之久，直至迁都兴庆府(今银川市)而止。此后，灵州的军政地位与历史作用才渐趋暗淡，因为其政治中心地位被银川取代。无论如何，灵州城在20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对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探明隋唐时期灵州政区与灵州治城的真实面目，有助于今天宁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城市规划与建设，为当代区域经济和社会进步提供历史借鉴。
　　注释
　　[1]薛正昌：《宁夏历史文化地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2页。
　　[2][汉]班固：《汉书》卷28《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616页。
　　[3][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等译：《水经注全译》卷3，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4][唐]李泰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中华书局1980年，第45页。
　　[5][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4，中华书局1983年，第94页。
　　[6][北魏]魏收：《魏书》卷110《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2849页。
　　[7][唐]李泰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中华书局1980年，第45页。
　　[8][唐]令狐德棻：《周书》卷1《文帝纪上》，中华书局1971年，第13页。
　　[9][唐]李百药：《北齐书》卷2《神武帝纪上》，中华书局1972年，第19页。
　　[10][唐]李泰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中华书局1980年，第45页。
　　[11][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4，中华书局1983年，第95页。
　　[12][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464页。
　　[13]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78页。
　　[1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第1384页。
　　[15]陈育宁：《宁夏通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9页。
　　[16][后晋]刘昫：《旧唐书》卷60《李道宗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354页。
　　[1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8，中华书局1956年，第6617页。
　　[18]《资治通鉴》卷209，第6620页。
　　[19]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第1308页。
　　[20]薛正昌：《宁夏历史文化地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8页。
　　[21]《唐代交通图考》，第175页。
　　[22]张向红：《略论唐代灵州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新乡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23]《唐代交通图考》，第175页。
　　[24]《唐代交通图考》，第175页。
　　[25]鲁人勇：《灵州西域道考略》，《固原师专学报》1984年第3期。
　　[26]袁黎明：《简论唐代丝绸之路的前后期变化》，《丝绸之路》2009年第6期。
　　[27]郑彦卿：《西夏灵州历史地位述论》，《宁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28]罗矛昆：《李继迁攻取灵州对西夏建国的作用》，《宁夏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彭丽，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乾陵文化研究（七）/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