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陵石室初探
张建林
2002年8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考古队在发掘昭陵北司马门遗址时，对昭陵所在的九*山主峰及周围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调查，先后在九*山南坡调查了凿山为窟的石室9座，有的单独开凿，有的数座相邻排列，从上到下、从东到西分别编号为ZLS1-ZLS9。这些石室都敞露洞口多年，当地群众在山上放羊时常用以避雨。据当地群众讲，1965年陕西省文管会派员调查昭陵寝宫遗址时，曾对这些石室做过调查，当时一些洞口尚有散乱的石条，后被村民搬回村里，加工成门墩石。可惜这次调查未留下任何资料。石室现今大多保存较完好，只是在洞内有少许淤积土，个别洞口上方的崖壁有坍塌现象。以下分别描述。
一号石室编号ZLS1，单独开凿于九*山南侧偏东的陡坡崖壁上，距山顶东端垂直高差约30余米，是所有石室中海拔最高的。石室的总体结构与唐墓极为相似，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石室坐北向南，墓道方向南偏东25°，与山坡下的南司马门遗址遥相对应。南北通长12.7米。墓道就陡坡崖壁由南向北开凿，底部基本水平，南部稍低。平面大体呈长方形，东西两壁基本垂直，因长期暴露，壁面剥蚀脱落，原凿痕已不存，南北长4.45～4.50米，东西宽3.19～3.26米，北段高3.83米，南端残高1.82米。
甬道口开凿在墓道北壁，连接在墓道与墓室之间，宽度比墓道稍窄，弧拱形顶，平面亦呈长方形，顶部和东西两壁都不十分平整，恐由剥蚀脱落所致，底部不平，北高南低，略呈坡状。南北长3.50米，底部宽1.89～2.30米，高2.73～2.80米。西壁北部距甬道北端0.6米处残存有上下3个方形小孔，可能是为安装墓门所用。最下面的方孔距甬道底高1米，方孔高11厘米、宽14厘米、深12厘米，中间的方孔高11厘米、宽10厘米、深8.5厘米，上面的方孔稍向南偏，高8.5厘米、宽7.0厘米、深10厘米。东壁相对应的地方原来也应该有小孔，由于壁面剥落严重已不存。从西壁下部残存的部分白灰墙皮来看，原来甬道壁表面覆有一层白灰墙皮，将壁面的凹凸不平处抹平，现大多已脱落。
墓室平面呈弧边长方形，四角的转角部位也略有弧度，并非直角。顶部为规整的穹隆顶。除了近甬道口的部分，墓室底部大部凿成一个倒“凹”字形的石台，台的边沿凿成二层台状，整个台面不完全水平，北半部较平整，南半部稍低，南半部中间部分的石层剥落，连同南边的二层台形成凹槽，凹槽中残留有两个方形孔窝，分析是开凿时就已经出现石层剥落，所以在凹槽内钉木桩并以石灰泥将台面找平。墓室南北最大进深5.2米、东西最宽处5.85米，从台面上到穹隆顶的高度为3.77米。墓室周壁及顶部全用石灰泥覆盖一层，周壁的石灰泥层严重受损，只有东壁保存面积较大，西北部也有少量保存下来。顶部的石灰泥层大多保存完好，只有东北部和西部有剥落现象，并各有一个岩石疏松部分脱落形成的直径约40厘米的凹窝。石灰泥层的厚度多在1厘米左右，因原石壁不是十分平整，造成石灰层薄厚不一。石灰层表面光滑平整，质地十分坚硬，可能当时掺和有糯米汁或胶质。
墓室四周壁面的石灰泥层表面原均绘制有壁画，现只有西北、东北、东南部距石台高2.18～2.42米之间的部位还依稀可见残存的部分壁画。这三部分壁画的内容相同，表现的是围廊式建筑的檐部。东北部残存壁画较为清晰，可辨有一排筒瓦的瓦垄和瓦垄之间的板瓦，筒瓦的端头有莲花纹的瓦当，上面为长条状的屋脊。壁画用墨线勾勒，线条匀称平直，筒瓦脊瓦部分涂浅黄色，板瓦脊屋脊部分涂浅灰色。
2002年8月调查ZLS1时，在甬道北部和墓室石台上东北、西北角有30～40厘米厚的堆积土，土较细，似乎是被风刮入的尘土，其中夹杂有砖瓦小块，均为唐代砖瓦，砖块背面有绳纹，其中一块有戳印文字，可辨为“□文”2字。瓦块中有青掍瓦，另外还有一些石灰墙皮残块。石台上堆积土中的砖瓦残块应当是从与土堆相对应的顶部凹窝脱落下来的，推测当时开凿石室时，岩石中石质较差的疏松部分已经脱落，修整壁面时用砖瓦残块和在泥中填补凹窝。近些年又脱落下来。1965年田醒农调查该石室时曾发现有线刻花纹的石块，标本现存昭陵博物馆文物库房，从残石块形状观察可能是石灯残部，标签上所标明的地址为“昭陵墓坑窑”(当地群众现在仍将此石室称为“墓坑窑”)。
ZLS1南侧陡坡下从东往西分布着3孔石室，编号为ZLS2-ZLS4。这3孔石室间距不一，水平高度不等，结构大体相同，均由过洞和不规则的方形洞室构成。门前有宽不过1米的窄台。其中ZLS4过洞宽2.1米、进深3.7米，洞室平面呈不规则的方形，长宽分别为3.6米和3.5米，中间最高4.2米，顶部稍拱，周壁较粗糙，没有发现石灰壁面，洞内地面有20～30厘米厚的积土。
山南侧中部有1孔单独石室，编号为ZLS5，由过洞和不太规则的弧边方形洞室构成，坐北向南，过洞宽2.2米、进深3.5米，洞室为穹隆顶，最大进深和最大宽度均为3.7米，中间最高4.4米。过洞及洞室周壁都不平整，也没有石灰泥层。
山南陡坡西侧有4个石室，一字排开，大体在一个水平线上，石室之间的间距为7～10米，门向一致，编号为ZLS6—ZLS9。4个石室洞口外有一条宽约1米的道路相连。4个石室结构相同，大小相差不大，其中ZLS7过洞宽2.2米，洞室进深及宽度均为3.8米；ZLS8过洞宽2.0米，洞室进深4.3米，宽4.4米。
以上8孔石室结构基本一致，大小相若，都由过洞和穹隆顶或平顶的洞室构成，过洞宽2.0～2.2米，进深3.2～4.0米，高1.8～2.1米；洞室平面均为不太规则的弧边方形或圆形，面积在3.7米见方到4.1～4.2米见方之间，穹隆顶净高4.4米以上。结构简单，面积较小，壁面粗糙，不加石灰泥壁面，没有石台，与ZLS1有较大差别。
对于这些石室的时代和功能，因为没有直接的文字依据，只能依靠对周围地形和石室型制的分析来进行推测。现在的九*山南侧山势陡峭，难于攀援，山顶到山脚的高差有100余米。贞观八年，唐太宗选择九*山作为自己百年之后的陵寝所在时，曾形容山势“孤耸回绝”，《唐会要》在描述九*山时也说是“悬绝百仞”[1]，可见历千余年山形地势并无大的变化。在这样的陡峭之处凿崖开窟艰难异常，非特殊需要，没有理由开凿如此多的石室。贞观十年，文德皇后长孙氏薨，昭陵的大规模营建在阎立德的主持下正式开始，当年文德皇后葬九*山后，营建工程一直延续到太宗下葬的贞观二十三年。从目前所能查到的文献来看，在此之前没有迹象表明九*山上有任何陵寝建筑，像这样的地形也不可能建造其他性质的建筑。九*山作为唐太宗的陵寝，后代不会再有人在山上进行建筑。此外，石室的结构与唐代墓葬多有相似，所以我们初步认为这些石室的年代是唐代。
9孔石室明显分为两种类型，ZLS1结构特殊，与唐代墓葬有较多的共同点：一个唐代墓葬所必需的墓道、甬道、墓室都已经具有(这也是支持前面对时代断定的一个理由)；规模较其他石室要大得多；室内被一个凹字形的石台占据了大部分面积，这很可能是一个大棺床；周壁的壁画是大多数唐代大中型墓葬墓室应有的装饰，壁画的内容又是初唐常见的建筑，所绘瓦当也是唐代典型的莲花纹样；ZLS1所处的位置是所有石室中最高的，在接近山顶的南坡东侧，应当是昭陵陵园内一座大型重要陪葬墓。其他8孔石室虽然结构简单，规模较小，石室内壁粗糙，不施白灰层，但仍然具备一座小型墓葬的结构，可以认为是一些小型陪葬墓。
ZLS1既然被推测为一座凿山为窟的大型墓葬，位置又最接近山顶，也就是最接近昭陵的核心，它的墓主人能够是谁呢?我们首先排除的是埋葬太宗的昭陵玄宫。关于昭陵玄宫的结构，《新五代史》有温韬盗掘昭陵时所见玄宫的一些描述：“温韬，京兆华原人也。少为盗，后事李茂贞，为华原镇将，冒姓李，名彦韬。……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2]《唐会要》还有更为详细的描述：“陵在醴泉县，因九*层峰，凿山南面，深七十五丈为元宫。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仞，绕山二百三十步，始达元宫门。顶上亦起游殿。文德皇后即元宫后，有五重石门，其门外于双栈道上起舍，宫人供养如平常。及太宗山陵毕，宫人亦依故事留栈道，惟旧山陵使阎立德奏曰：元宫栈道，本留拟有今日，今既始终永毕，与前事不同，谨按故事，惟有寝宫安神供奉之法，而无陵上侍卫之仪。望除栈道，固同山岳。上呜咽不许，长孙无忌等援引礼经，重有表请，乃依奏。”[3]从中可见其规模和结构：玄宫“深七十五丈”，其中“有五重石门”，“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ZLS1石室通长仅12.7米，合唐尺不超过四丈五尺，与文献中所描述的昭陵玄宫规模相比显然悬殊很大。就算文献中有所夸张，“七十五丈”不敢尽信，也不会差到十数倍。从结构来看，设置的五重石门应当在墓道与墓室之间，也就是说在甬道中，甬道的长度断不会太短。以ZLS1甬道的长度，最多也就可设置两重门。玄宫墓室部分应当有主室(正寝)和左右侧室(东西厢)，而ZLS1只有面积不大的单室。
那么除了作为安葬文德皇后和唐太宗的玄宫，还有谁可以葬在九*山南面如此之高的地方?我们分析很有可能是陪葬昭陵的徐贤妃。按现在所知昭陵陪葬墓分布规律，最靠近九*山东南方葬的是后宫嫔妃、宫人和公主，如现在已知的韦贵妃、燕妃、韦昭容、二品宫人、长乐公主、新城公主、城阳公主等。除了长孙皇后，徐贤妃最为太宗所重，而且徐贤妃在太宗驾崩之后“哀慕成疾，不肯进药，曰：‘帝遇我厚，得先狗马侍园寝，吾志也’”[4]。新旧唐书都明确记载“陪葬昭陵石室”[5]的仅此一人(另据考古发掘，已知韦贵妃墓也是凿石为墓的)。如果如此，徐贤妃就是陪葬墓中等级最高的了。
还有一种可能是贞观十年长孙皇后死后，规模宏大的玄宫还未建造完毕，暂厝此石室，待玄宫完成后再正式葬入。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及大渐，与帝决，时玄龄小谴就第，后曰：‘玄龄久事陛下，预奇计秘谋，非大故，愿勿置也。妾家以恩泽进，无德而禄，易以取祸，无属枢柄，以外戚奉朝请足矣。妾生无益于时，死不可以厚葬，愿因山为垅，无起坟，无用棺椁，器以瓦木，约费送终，是妾不见忘也。’又请帝纳忠容谏，勿受谗，省游畋作役，死无恨。崩，年三十六。……谥曰文德，葬昭陵，因九*山，以成后志。帝自著表序始末，揭陵左”[6]。长孙皇后薨于贞观十年六月，葬时十一月，其间不足五个月，按《新五代史》所描述的昭陵玄宫规模，恐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建成，不能排除暂厝长孙皇后的可能。
至于其他8孔小型石室，我们推测可能为当时居于寝宫的宫人墓葬。太宗葬昭陵后，大批后宫居于昭陵寝宫，死后就埋葬在陵园里。《唐会要》陪葬名位条曰：“若宫人陪葬，则陵户为之成坟。”[7]从迄今考古发现的宫人墓来看，多葬于靠近九*山东南的地方，如新城长公主墓、长乐公主墓、韦贵妃墓附近。墓葬“卑狭简陋，墓志制作粗糙，随葬品简单”[8]。在山上凿山为墓室，也应当是宫人陪葬墓的另一种形式。按照我们现在所知昭陵陪葬墓分布的规律，石室所埋葬的宫人可能品级较高。
注释：
[1][3]《唐会要》卷20。
[2]《新五代史》卷40，中华书局，1975年，页441。
[4][5][6]《新唐书》卷76：“太宗贤妃徐惠，湖州长城人。生五月能言，四岁通《论语》、《诗》，八岁自晓属文。父孝德，尝试使拟《离骚》为《小山篇》曰：‘仰幽岩而流盼，抚桂枝以凝想。将千龄兮此遇，荃何为兮独往?’孝德大惊，知不可掩，于是所论著遂盛传。太宗闻之，召为才人。手未尝废卷，而辞致赡蔚，文无淹思。帝益礼顾，擢孝德水部员外郎，惠再迁充容。贞观末，数调兵讨定四夷，稍稍治宫室，百姓劳怨。惠上疏极谏，且言：‘东戍辽海，西讨昆丘，士马罢耗，漕饷漂没。捐有尽之农，趋无穷之壑；图未获之众，丧已成之军。故地广者，非常安之术也；人劳者，为易乱之符也。’又言：‘翠微、玉华等宫，虽因山藉水，无筑构之苦，而工力和僦，不谓无烦。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又言：‘伎巧为丧国斧斤，珠玉为荡心鸩毒，侈丽纤美，不可以不遏。志骄于业泰，体逸于时安。’其剀切精诣，大略如此。帝善其言，优赐之。帝崩，哀慕成疾，不肯进药，曰：‘帝遇我厚，得先狗马侍园寝，吾志也。’复为诗、连珠以见意。永徽元年卒，年二十四，赠贤妃，陪葬昭陵石室。”中华书局，1975年，页3471～3472。
[7]《唐会要》卷21。
[8]孙东位：《昭陵发现陪葬宫人墓》，《文物》1987年第1期。
(作者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乾陵文化研究（二）/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