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武则天的出生地自20世纪60年代起，即已引发学界关注与争论。王恺先生近年来提出武则天出生于河南洛阳教义里的观点[1]，引起笔者极大兴趣。但在详细查阅相关资料后，笔者发现王先生的结论是颇值得商榷的。其实，早王恺先生之前，王涤武先生已经提出过武则天出生于洛阳的观点，只不过他认为武则天应该出生在洛阳大福先寺[2]。不管是“洛阳大福先寺说”，还是“洛阳教义里说”，都难以让人信服。笔者于此不揣浅陋，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升以此契机就武则天出生地的学术公案进行简单述评，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指教。
　　一 “洛阳大福先寺说”考辨
　　按照两位学者观点提出的先后顺序，我们先来看王涤武先生的“洛阳大福先寺说”。此说主要依据为武则天所撰写的《大福先寺浮图碑》，碑文收入《全唐文》[3]。碑中记载：“大福先寺者，先圣之旧居也。”“先圣”当指碑文中提及的“皇考太祖无上孝明高皇帝”武士彟与“皇妣无上孝明高皇后”杨氏，即武则天的父母。据碑文记载，此福先寺“前瞻太室，控紫岳之三花；却镜伊瀍，带黄河之千里”，当处洛阳无疑。王涤武先生认为长安当时也有个福先寺，据《唐会要》记载，其为“武太后母杨氏宅”[4]，故其推测：“大概唐初的官员，既在长安有官邸，也在洛阳有住宅，武士彟也是如此。长安的旧宅，被称为福先寺；洛阳的旧宅，被称为大福先寺。这说明，洛阳旧宅的地位在长安旧宅之上。武氏执政以后，厌居长安，长期在洛阳居住，此中原因，当然很多，但洛阳是她的出生地点，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5]王氏此论，颇可推敲。首先，长安并无福先寺。《唐会要》卷48《寺》明确记载：“福先寺，游艺坊。武太后母杨氏宅。上元二年立为太原寺。垂拱三年二月，改为魏国寺。天授二年改为福先寺。”[6]福先寺位于游艺坊。又据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所记可知，游艺坊即积德坊，位于洛阳东城之东，第六南北街从南第一坊[7]。《唐会要》与《大福先寺浮图碑》所言当同为洛阳的福先寺，王涤武先生所谓的长安、洛阳各有福先寺的说法并不成立。其次，据《河南志》记载：“教义坊，唐有武后母荣国夫人(即杨氏)宅，后立太原寺。武后登上阳宫，遥见之，辄凄感，乃徙于积德坊。”[8]可见，积德坊(游艺坊)的福先寺本为位于洛阳教义坊的武后母杨氏旧宅。既言杨氏旧宅，则非武士彟、杨氏夫妻共居之处甚明。此宅很有可能为士彟死后，杨氏随高宗、武则天行幸洛阳时所用的住宅。所以，王涤武先生的“洛阳大福先寺说”不能成立。
　　二 “洛阳教义里说”考辨
　　王恺先生认为武则天出生地为河南洛阳教义里，即今天的隋唐遗址公园内。其基本理由为武士彟与杨氏婚后四年居住于此。依据如下：第一，据详细记载武士彟生平的《攀龙台碑》[9]，武士彟于武德四年(621)续娶杨氏，而他有可能参加了武德三年至四年由李世民领导的收复东都洛阳之战。第二，据《唐代墓志汇编》上元〇一六《大唐故千牛岐州司户参军事杨君墓志铭并序》可知，墓主杨茂道之父为杨则，祖父为杨达[10]。众所周知，则天生母杨氏乃杨达之女。因此，杨达实有一子一女。墓志中明确提到杨达、杨则所住之地在洛阳教义里，并且到唐代时，杨则之子仍住于此，杨氏家族当一直居住于此。所以，武士彟是在随李世民收复洛阳后，在洛阳与杨达之女认识、结婚的。第三，史料中明确记载教义坊有武后母荣国夫人宅，立为太原寺，后迁往积德坊，改名福先寺。武则天曾亲自为福先寺撰写《大福先寺浮图碑》，碑中言：“大福先寺者，先圣之旧居也。”“先圣之旧居”，指明了其父母婚后几年的居住地由洛阳教义里转移到了大福先寺所在地。根据武士彟的经历可知，武则天出生后随父流转，直至其父死于荆州任上，其间武、杨二人再没回过洛阳。既然武、杨在洛阳生活过，那只能是在他们婚后到武则天出生的这段时间。此点与王涤武先生的依据大体相同。细考上述论证，实有颇多可论之处。首先，翻检《文苑英华》与《全唐文》所收之《攀龙台碑》，其中并未记载武士彟续娶杨氏的时间在武德四年，况且武士彟参加平定东都洛阳之战，尚属王先生猜测。《攀龙台碑》记载士彟生平极详，用词褒扬，记其功绩唯恐遗漏，但对在唐王朝统一战争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洛阳之战却只字未提，可见士彟参与其中的可能性不大。其次，查看《大唐故千牛岐州司户参军事杨君墓志铭并序》，其中并未提及杨达、杨则父子所居何处，仅说墓主杨茂道“殡于洛阳教业里”[11]，而非教义里。义、业二字，繁体近似，王先生可能误读。第三，据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所记可知，教义坐位于定鼎门西第二街从南第五坊；教业里位于东城之东第六南北街从南第二坊[12]。两坊相距甚远。杨茂道所居既非教义里，则与杨氏旧宅分处两坊，何言杨氏家族一直居住于此?退一步讲，即使杨氏家族居住于洛阳教义里，其与士彟结合之后，当迁往武宅居住，何能继续居于杨家宅第?所以，王恺先生的“洛阳教义里说”也不能成立。至此可知，有关武则天出生于洛阳的两种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
　　三 武则天出生地的学术公案
　　武则天的出生地自上世纪60年代起，引起学界关注与争论。1960年，郭沫若先生在《人民文学》5月号发表五幕历史剧《武则天》，提出武则天出生于利州，即今四川广元的观点。1961年5月24日《光明日报》刊登陈振先生《也谈武则天的出生地和出身》一文对郭老观点提出反驳，认为武则天应当出生于长安，即今陕西西安。5月28日，郭老于《光明日报》再次撰文《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论证武则天应出生于广元而非长安。武则天出生地这一问题伴随此次争论正式进入学界视野，并引起学人巨大兴趣和广泛争议。时至今日，武则天出生地已有“山西文水说”、“江苏扬州说”、“河南洛阳说”、“四川广元说”、“陕西西安说”五种观点，其中“河南洛阳说”经过本文论证已知，当是站不住脚的。
　　“山西文水说”被部分学者列为武则天出生地的观点之一，其实是个误会。此误会中，皆以罗元贞、吕振羽两位先生为此说的代表学者[13]。然查阅罗、吕之文，实皆未言武则天出生于山西文水。罗元贞先生曾于《武则天批判》一文中有言：“武则天，山西文水县人”[14]，其意为武则天家乡，即籍贯是山西文水，而非武则天出生于此。吕振羽先生于1959年10月16日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北京市文联联合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以《关于武则天》为题发言[15]，强调“武则天的家在文水县”，其意亦为武则天家乡是文水，而非武则天出生于文水。学界以罗、吕两位先生为“山西文水说”的代表，实属误读两人之意，将籍贯和出生地等同起来了。其实，武则天籍贯山西文水，自古以来，未有争议。两《唐书》的《则天皇后纪》及《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皆言其“并州文水人”[16]。《旧唐书·武士彟传》称其父武士彟为“并州文水人也”[17]。《旧唐书·崔义玄附子神庆传》中，武则天自己亦称并州为其“枌榆”[18]。梁恒唐先生在《武则天探秘》中甚至根据史料，推论武则天故乡乃今山西省文水县南徐村[19]，可谓更进一步。因此，武则天家乡，即籍贯为山西文水本无争议。“山西文水说”被列为武则天出生地观点之一，实因部分学者将籍贯和出生地加以等同，误解罗、吕两位先生之意所致。
　　“江苏扬州说”的代表学者为台湾学者李树桐。他于《武则天出生时地考》一文中，通过排比史料，首先确定武则天出生于武德七年后半年，享年82岁。其次，李先生通过《攀龙台碑》，判定武士彟任扬州都督在武德七年三月之后，历时一年半。所以，武则天当出生在扬州[20]。李树桐先生外，吴晗先生偶尔亦被列入此说的代表学者之一(王恺先生即持此观点)。吴晗先生于1961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做题为《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发言[21]，其中提到“武则天生于武德七年(624)，《册府元龟》中有两条材料，说明武德末年武则天的父亲在扬州，任扬州都督长史”。此处虽未明言，若仔细推敞，吴先生似有武则天出生于扬州之意。但文章发表时，他以附记形式加以澄清，“武德七年武则天出生的那一年，扬州都督长史是李靖，不是武士彟，以此，武则天不可能生在扬州”。所以，吴晗先生不能算作“江苏扬州说”的代表学者。“江苏扬州说”在学界影响较弱，附和者甚少。
　　“四川广元说”与“陕西西安说”是目前学界论证最充分、争论最大、参与学者最多、影响最广泛的两种观点。“四川广元说”由郭老首倡，影响颇广，得到香港学者李唐、台湾学者罗龙治、西方学者吉索(R.W.L.Guisso)，以及大陆学者韩昇、陈洋等人的赞同与支持[22]。“四川广元说”的主要依据有：第一，唐人李商隐《利州江潭作》一诗题下自注云：“感孕金轮所。”“金轮”是指武则天，她曾自封为“金轮圣神皇帝”。李商隐生活的年代距武则天之死仅一百四五十年，所言当可采信。第二，明人胡震亨《唐音戊签》引《九域志》云：“武士彟为利州都督，生后曌于其地。”引《方舆胜览》云：“其地皇泽寺有武后真容殿。”引《名胜记》云：“古利州废城在今保宁府广元县，县之临清门川主庙即唐皇泽寺。县之南有黑龙潭，盖后母感溉龙而孕也。”[23]胡氏《唐音癸签》载：“《利州江潭作》自注：感梦金轮所。《蜀志》：则天父士彟为利州都督，泊舟江潭，后母感龙交娠后。然史不载其事。虽建寺赐真容，不闻别有祠设，岂后欲讳之耶?”[24]第三，1954年7月，宝成铁路施工过程中，出土后蜀孟昶广政二十二年(959)《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碑一通，中有“贞观时，父士彟为都督于是(缺)后焉”字样。郭老将之补为：“于是(州，始生)后焉”。第四，《太平广记》卷224《武后》条引《谭宾录》云：
　　武士彟之为利州都督也，敕召袁天纲诣京师。途经利州，士彟使相其妻杨氏。天纲曰：“夫人骨法非常，必生贵子。”……武后时衣男子之服，乳母抱于怀中。天纲大惊曰：“此郎君男子，神采奥澈，不易知。”遂令后试行床下。天纲大惊曰：“日角龙颜，龙睛凤颈，伏羲之相，贵人之极也。”更转侧视之，又惊曰：“若是女，当为天下主也。”[25]
　　两《唐书》的《袁天纲传》也有类似记载。武氏被相面时，尚在怀抱之中，刚会走路，顶多有三四岁光景。又据《攀龙台碑》，武士彟任利州都督时间为贞观元年(627)至贞观五年，故武后当生于贞观初年。“四川广元说”的史料依据与论证结构中存在的问题，“陕西西安说”的学者对之有详细批判，此处暂略，于下文介绍“陕西西安说”中一并述之。
　　“陕西西安说”由陈振先生首倡，得到汪篯、李端科、罗元贞，以及台湾学者宋德熹等人的赞同与支持[26]。“陕西西安说”的主要依据和论证步骤大体如下：第一，欲确定武则天的出生地，弄清其生年是关键。《资治通鉴》卷195“贞观十一年十一月”《考异》曰：
　　《旧·则天本纪》，崩时年八十三。《唐历》、焦璐《唐朝年代记》、《统纪》、马总《唐年小录》、《圣运图》、《会要》皆云八十一。《唐录》、《政要》，贞观十三年入宫。据武氏入宫年十四，今从吴兢《则天实录》为八十二。[27]
　　由之，武则天享年有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岁三种说法。武则天崩于神龙元年(705)，则其出生年份可能为武德八年、七年、六年，绝不可能出生于贞观初。第二，据《攀龙台碑》，武士彟出任利州都督时间在贞观元年至五年。贞观元年之前，士彟不可能在利州，故武则天不可能出生于此。第三，李商隐《利州江潭作》题注“感孕金轮所”，仅能说明其时有武后生于利州的传说，诗人以民间传说为题材进行作品创作乃常有之事。以此为据证明武则天出生于利州，恐难让人信服。至于《谭宾录》所记袁天纲相面之事，显是则天登基之后才会产生的附会小说，况又缺少年代记载，不足取信。第四，武则天出生于利州的传说，除胡震亨《唐音戊签》、《唐音癸签》中所引诸书外，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中亦有记载。《舆地纪胜》记载：“顺圣皇后庙。在州西告城门外，旧碑云：‘其母感溉龙而生后。庙旧号则天金轮皇帝庙’……唐李义山有《感孕金轮所》诗，意即此地也。”[28]其中，《方舆胜览》为宋末祝穆所撰，《名胜记》的作者则是明人曹学佺，《九域志》、《蜀志》和李商隐之诗为诸材料中较早出者。《九域志》今存本已不见胡震亨所引之文，但《舆地纪胜》乃采《九域志》之纪名胜古迹者编成[29]，故两书材料有共通之处。上引《舆地纪胜》之文，所据最早资料为李商隐之诗，《九域志》当也与此大致相同。《唐音癸签》中提及《蜀志》一书，置于李商隐诗之后，当亦比李诗晚出。凡此种种，加上几处记载的相似性，都说明李商隐诗是将武后出生于四川一说形诸文字的始作俑者。李诗既取材于民间传说，则援引上述材料为据，则说服力大打折扣。第五，《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碑文中仅有“贞观时，父士彟为都督于是(缺)后焉”字样，中间“州始生”三字乃郭老臆添，不足为凭。第六，《攀龙台碑》记载：
　　武德三年，(武士彟)拜工部尚书……杜伏威初行僭逆，辅公祏继以乱亡……以本官权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始高祖之饯帝(按：指武士彟，武则天登基后，追尊其父为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也，期以半年……更留一年……九年，太宗以储宫统事，乃征帝入朝……贞观元年，拜利隆始静西龙等六州诸军事利州都督……五年改授荆峡沣朗岳果松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大都督。[30]
　　辅公祏以武德六年八月反，七年三月被诛[31]。士彟于此后担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为期一年半，直至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事变后，太宗征其入朝。由此推算，士彟赴任时间，当在武德七年年底，最晚不会超过武德八年一月。因此，如果武则天出生于武德六年至七年年底之间，则武士彟其时正在京师长安担任工部尚书，武则天出生地自为长安无疑。如果武则天出生于武德七年年底以后，武德八年年底以前，则从妇女怀胎十月之常理推断，杨氏分娩在即，不利远行，武则天当仍出生于长安。如果武则天正好出生于武德八年年底，则她有可能出生于扬州。但扬州境内不仅缺少类似利州之纪念庙宇，武则天掌权后，对扬州亦无动于衷，无所回报(对利州亦然)，所以武后出生于扬州的可能性很小[32]。
　　综上，“四川广元说”虽由郭老首倡，得到港台以及西方等地学者支持，但其依据多为文人诗作、神话传说，最有力的材料《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其关键信息亦为郭老据己意添补，加上郭老无法回避的乡土情怀[33]，都大大削弱了此观点的可信度。反观“陕西西安说”所据材料大都为传统史籍，推理论证，详细周密，对“四川广元说”的批判亦中情中理，切中要害，更容易让人信服。李端科先生即认为在“带迷信的神话色彩的传说与正史”的矛盾未得到解决之前，在全新的、直接说明武则天出生地的史料发现之前，“陕西西安说”，亦即武则天出生于长安当仍是无法否定的[34]。
　　笔者认为在目前可依据的史料范围内，“陕西西安说”是最为可信的，但在全新的、直接说明武则天出生地的史料发现之前，不管何种观点都只能处于推理猜测阶段。我们也希望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能够出现相关史料可以直接证明一代女皇的出生地，也好让此段引起公众巨大兴趣的学术公案尘埃落定。
　　注释
　　[1]王恺：《论武则天出生于洛阳》，王双怀、郭绍林主编：《武则天与神都洛阳》，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35—41页；王恺：《洛阳：武则天出生地》，《寻根》2011年第5期，第136—138页。
　　[2][5]王涤武：《武则天时代》，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6页。
　　[3](清)董诰等：《全唐文》卷98高宗武皇后《大福先寺浮图碑》，中华书局1983年，第1010—1012页。
　　[4][6](宋)王溥：《唐会要》卷48《寺·福先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93页。
　　[7](清)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5《东京·外郭城》：“东城之东，第六南北街，从南第一曰积德坊。隋曰游艺坊。”中华书局1985年，第177页。
　　[8](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中华书局1994年，第26页。
　　[9](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875《碑三二》，中华书局1966年，第4614—4621页；(清)董诰等：《全唐文》卷249李峤《攀龙台碑》，第2515—2523页。
　　[10][11]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元01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04页。
　　[12]《唐两京城坊考》卷5《东京·外郭城》，第170、177页。
　　[13]参见张国刚主编：《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4页；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2页；N.Harry Rothschild，Wu Zhao：China's only woman emperor， New York：Pearson Longman，2008，p17。
　　[14]罗元贞：《武则天批判》，《光明日报》1951年9月22日第5版。
　　[15]吕振羽：《史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第174—178页。
　　[16)(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15页；(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4《则天皇后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81页；《新唐书》卷76《则天武皇后传》，第3474页。
　　[17]《旧唐书》卷58《武士彟传》，第2316页。
　　[18]《旧唐书》卷77《崔义玄附子神庆传》，第2690页。
　　[19]梁恒唐：《武则天探秘》，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3页。
　　[20]李树桐：《唐史索隐》，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04—118页。
　　[21]吴泽主编，李华、苏双碧选编：《吴晗史论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第420—428页。
　　[22]参见前揭郭老两文以及郭沫若：《关于武则天的两个问题》，《光明日报》1962年9月26日第4版；李唐：《武则天》，香港宏业书局1984年；罗龙治：《唐代的后妃与外戚》，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78年；R.W.L.Guisso Wu Tse-T'ien and The Politics of Legitimation in T'ang China，Washington：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1978；韩昇：《武则天的家世与生年新探》，《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64—71页；陈洋：《解密武则天的出生时间和出生地》，《乾陵文化研究》(四)，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425—434页等。
　　[23](明)胡震亨：《唐音统签》卷570《唐音戊签二·李商隐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85册，齐鲁书社2001年，第317页。
　　[24](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23《诂笺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88册，第709页。
　　[25](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224《武后》，中华书局1961年，第1720页。
　　[26]参见前揭陈振先生之文；汪篯：《武则天》，唐长孺等编：《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18—131页；李端科：《也谈武则天的出生地》，《学术月刊》1982年第4期，第83页；李端科：《再谈武则天的出生地》，《学术月刊》1984年第10期，第40页；罗元贞：《关于武则天的出生地》，《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3期，1985年，第17—22页；罗元贞：《关于武则天的故乡和出生地》，《武则天集》附录(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9—319页；宋德熹：《武后生年及其出生地之商榷》，《唐史识小：社会与文化的探索》，台北稻乡出版社2009年，第75—87页等。
　　[27](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195太宗贞观十一年，中华书局1956年，第6135页。
　　[28](宋)王象之撰，李勇先校点：《舆地纪胜》卷184《利州路》，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356页。
　　[29]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84页。
　　[30](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875《碑三二》，第4617—4618页。
　　[31]参见《资治通鉴》卷190高祖武德六年八月壬子，第5970页；卷190高祖武德七年三月戊戌，第5980—5981页。
　　[32]宋德熹：《武后生年及其出生地之商榷》文后附记：“李莑阳师(按：李树桐，字莑阳)后来撰有《武则天出生时地考》……虽然师生所采基本史料与考证方法同出一源，但莑阳师结论认为武则天出生于扬州，与论文论点不同，特此说明，无妨于吾师论学伟业。”第87页。
　　[33]罗元贞《关于武则天的出生地》对此颇有微词：“郭院长不仅企图把武则天说成是出生在四川广元的女皇，还通过他写的话剧《武则天》，想拉女皇做四川同乡。”第21页；黄永年《武则天真相》(《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第3期，第25—37页)也认为，郭老坚称武则天出生于四川广元“应是一种过于强烈的乡土观念”在起作用。
　　[34]李端科：《再谈武则天的出生地》，第40页。
　　(李永，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乾陵文化研究（八）/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