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一 史料的记述
　　贺兰敏之是武则天的外甥，是武则天姐姐韩国夫人的唯一儿子。关于他的情况史书中见有五处记述。
　　一、唐人刘肃撰《大唐新语·聪敏部》载：“李嗣真聪敏多才能，以许州判佐直弘文馆。高宗东封还，幸孔子庙，诏赠太师，命有司为祝文。司文郎中富少颖沙直撰进，不称旨，御笔瀎破，付左寺丞。贺兰敏之已下战栗，遽召嗣真，咋笔立成……。高宗览之……诏加两阶。时敏之恃宠骄盈，嗣真审其必败，谓所亲曰：‘久荫大树，或有颠坠，吾属无赖矣!’因饥年，讽执政，求出为义乌令。敏之，则天姐子也，无何果败。”[1]
　　二、唐人贺兰琬撰《大唐故贺兰都督(敏之)墓志并序》载：“公讳敏之，字常住，河南洛阳人。其先轩辕黄帝后也。□□幽都为贺兰国公，□□□山下，因命氏焉。……□□□皇朝尚衣奉御，鲁王府长史，银青光禄大夫，散骑常侍，使持节□州诸军事，□□州刺史，应山县开国男，赠司元太常伯，翠委鸣玉，辉桂苑而耀兰池；皂盖青□，出□□而入天府。父安石，袭爵应山县开国男，赠卫尉卿，户部尚书，驸马都尉，韩国公。带河砺岳，百代光于本枝，鼎族公门，千龄复于神叶。公，郑国夫人武氏子，则天大圣皇后外甥，应天神龙皇帝从母兄也。……峻学山于策府，则霞壁万寻；披翰苑于儒林，则云柯千丈。虽智如□□，不以词气□人；文若贯珠，不以浮藻辉物，故得妙年莅职，弱冠升朝。挥翰动风云，顾眄生光彩。解褐，尚衣奉御左庶子，俄迁左侍极，太子宾客，检校兰台太史秘书监，弘文馆学士，封周国公，赠韶州刺史。于是指云路步天衢。倏忽而鹤唳九霄，须臾而骥驰千里。朝陪紫极，宝位纳其谋猷；夕宴青宫，玉裕怀其黼藻。……既而时移代易，木秀风摧。萋斐且行，薰犹剧改。一迁丹徼，剧变缇灰。大厦不申，小年俄谢。以咸亨二年八月六日，终于韶州之官弟，春秋廿有九。呜呼哀哉……”
　　三、《旧唐书·武承嗣传》载：“……乃以韩国夫人之子敏之为士彟嗣，改姓武氏，累拜左侍极，兰台太史，袭爵周国公。仍令鸠集学士李嗣真、吴競之徒，于兰台刊正经史并著撰传记。敏之既年少色美，烝于荣国夫人，恃宠多愆犯，则天颇不悦之。咸亨二年，荣国夫人卒，则天出内大瑞锦，令敏之造佛像追福，敏之自隐用之。又司卫少卿杨思俭女有殊色，高宗及则天自选以为太子妃，成有定日矣，敏之又逼而淫焉。及在荣国服内，私释衰绖，著吉服，奏妓乐。时太平公主尚幼，往来荣国之家，宫人侍行，又尝为敏之所逼。俄而姦污事发，配流雷州，行至韶州，以马缰自缢而死。”[2]
　　四、《新唐书》所载与《旧唐书》略同，只是载于武士彟传内，“太平公主往来外家，宫人从者，敏之悉逼乱之”[3]。加大了逼宫人的范围并点明是悉逼乱之。
　　五、《资治通鉴》在咸亨二年夏四月条下记：“初，武元庆等既死，皇后奏以其姐子贺兰敏之为士彟之嗣，袭爵周公，改姓武氏，累迁弘文馆学士、左散骑常侍。魏国夫人之死也，上见敏之，悲泣曰：‘向吾出视朝犹无恙，退朝已不救，何仓猝如此!’敏之号哭不对。后闻之曰：‘此儿疑我。’由是恶之。敏之貌美，烝于太原王妃，及居妃丧，释衰绖，奏妓。司卫少卿杨思俭女，有殊色，上及后自选以为太子妃，婚有日矣，敏之逼而淫之。后于是表言敏之前后罪恶，请加窜逐。六月，丙子(十一日)，敕流雷州。复其本姓，至韶州，以马缰绞死。朝士坐与敏之交游，流岭南者甚众。”[4]
　　二 比较与分析
　　细读如上史料，可见贺兰敏之有五大罪状。一曰乱伦，烝于外祖母荣国夫人。二曰贪污，造佛像钱私自挥霍。三曰逼乱太子妃。四曰不孝，为祖母服丧期间穿吉服奏音乐。五曰逼乱太平公主的随从宫女。从如上五条罪状看，仅二、三、四三条罪状便是欺君、不孝之大罪恶。遭贬或处死都不为过。然而《新唐书》在“则天皇后传”内却只字不提贺兰敏之之罪，全归于武则天陷害。文曰：“初，魏国卒，敏之入吊，帝为恸，敏之不对。后曰：‘儿疑我’恶之，俄贬死。”《资治通鉴》也引了这段史料，并加以润色。笔者研究有关史料，认为武则天并未陷害贺兰敏之。所谓陷害之类的文字，完全是宋代史家泼向武则天的污水。按记载看，魏国夫人之死，是在唐高宗封泰山回到京师之后，这个时间是乾封元年夏四月甲辰，即四月初八日之后。因为惟良、怀运是随诸州刺史诣泰山朝觐从至京师，而后献食导致魏国夫人暴死的。所谓武后曰“儿疑我”，“恶之”的提法实属凭空之说。因为，在此案中判罪被杀的惟良、怀运，是死于四个月后的八月丁未十四日。受此案牵连，流放岭南的武元爽，则应死于次年即乾封二年。在武元爽死后，武则天表请以贺兰敏之为士彟嗣。袭爵周国公。这是天大的恩惠。由一个从五品开国男，一跃升为从一品国公爵位。如果说一年前则天就对他“恶之”，能如此行事吗?可见不是“恶之”而是“爱之”。之后，敏之升任左侍极等高官；直至四年后的咸亨年间，因其恃宠骄盈犯了三条大罪：其一，为期君大罪。给皇家和太子带绿帽子，搅散了太子婚事，致使太子弘到咸亨三四年，22岁才与裴居道之女成婚。其二，为不孝大罪。在唐代不孝属十恶大罪。其三，为贪污供佛物之罪，所以判流放，应是高宗武后手下留情。关于烝于荣国夫人与逼淫随从宫女两条罪状，笔者的看法是否定的。首先荣国夫人死于咸亨元年，享年92岁[5]，贺兰敏之死于咸亨二年，享年29岁。在贺兰敏之20岁弱冠之年，外祖母荣国夫人已是84岁的高寿老人了。贺兰敏之于乾封二年进武府为嗣，是25岁。外祖母荣国夫人是89岁的老寿星。这是从年龄对比中的不可能。从各自的身份上看，贺兰敏之是出自北魏名家的青年才俊。他妙年莅职，弱冠升朝。即十五六岁袭爵应山县开国男。从五品官爵，20岁入朝为尚衣奉御左庶子等四品高官。他的身边不会缺少美女。只要他愿意三妻四妾，媵妓成群都允许，是够他应付的。他有必要去打搅89岁的外祖母吗?并且还冒着犯“不孝、内乱”大罪恶的风险呢。荣国夫人从小笃信佛教，研年受戒，不淫是主要的戒律之一。至父死隋亡，一个皇室高官家的千金小姐，34岁都不去嫁人。直至42岁，才在唐高祖逼迫与主婚下嫁给武士彟为妻。她能在84岁之后还动春心吗?并且史料表明她晚年更加笃信佛教，在临死之前，还一直在为少林寺搞修建，做功德。死后留下半拉子工程，是武则天陪高宗驾幸少林寺之后，才出资完成了母亲的功德[6]。这样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能做乱伦破戒的勾当吗?肯定不能。此类记述只能出自后世的小说家之手。关于第五条逼淫随从宫女的记载，《资治通鉴》就对之弃而不用。以贺兰敏之进武府后，是三品高官的身份及如前所述的条件，他绝不能降低身份去逼淫宫女。逼淫宫女是糟蹋自己，他没有必要凭空的自我糟踏。
　　三 贺兰敏之其人
　　贺兰敏之是天生高贵，并从小受到武后照顾的青年才俊，论出身，他是出自北魏名家贺兰氏，其先人随魏孝文帝入主中原，迁居洛阳，故称其为河南洛阳人。他的祖父在唐朝曾作尚衣奉御，鲁王府长史(即高祖子鲁王灵夔的王府长史)至持节□州诸军事□□州刺史，从三品高官。赐爵应山县开国男。他的父亲贺兰安石，袭爵为官。所以他就能妙年莅职，即袭爵应山县开国男。由于他生的英俊，颇有文采，更主要的是受到姨妈武则天的照顾，所以他能在20多岁左右，即授官为尚衣奉御、左庶子，五品和四品高官。这个时间应在龙朔二年左右。之后，至乾封元年，四年之内他又升官至左侍极、太子宾客、检校兰台太史、秘书监、弘文馆学士等三品高官。在一般官员，四年中仅有一次大考升迁的机会，他却累升高官，并且，被李嗣真等学士们依重为靠山的文坛领军人物。没有武则天皇后的照顾可能吗?武则天从做皇后之后七八年内，她的长兄们个个升官。升官最快的属武元爽，由从八品安州户曹累升至从四品少府少监[7]。升官最高的就是贺兰敏之。他从脱掉平民服装初入宫阶，就是五品尚衣奉御及正四品太子左庶子。连他的母亲和妹子都升到皇帝身边，相继升为国夫人。这些年中，贺兰敏之可谓官运亨通。墓志中称之为，“指云路步天衢，倏忽而鹤唳九霄，须臾而城驰千里。朝陪紫极，宝位纳其谋猷，夕宴青宫，玉裕怀其黼藻。”
　　乾封元年(666)，唐高宗封泰山毕，正月二十四日至曲阜，拜孔子庙，诏赠孔子为太师，命贺兰敏之等写祝文。结果是文不承旨，高宗不乐，以笔灭破扔给左寺丞。“贺兰敏之以下战栗”这是史迹所见最早的高宗不满和贺兰敏之等狼狈的记载。由此，李嗣真有了贺兰敏之必败的预见。对所亲曰：“久荫大树，或有颠坠，吾属无赖矣。”为此，宁愿舍去从三品高官弘文馆学士，下就七品县令，以免受连累，于是他求出为义乌令，辞去学士高官。四年后，众多学士受贺兰敏之牵连流放岭南，惟李嗣真无事。这是后话。四月初八日，唐高宗一行返回京师拜谒太庙，封禅之事圆满完成。之后，便是朝谨官员们向皇帝述职等在京事宜，也正是此时出现了武惟良，武怀运献食与魏国夫人暴死的事件，《新唐书·则天皇后传》和《资治通鉴》记为武则天由此产生了谋害之心。其实是恰恰相反。正由于妹妹死去，贺兰敏之成了家中孤儿，武则天才更加关心，在乾封二年武元爽死后，奏请以贺兰敏之为士彟子嗣。贺兰敏之又接到一个从天而降的大馅儿饼，一跃得到了从一品的周国公爵位。于是有了墓志所称的“指云路步天衢，朝陪紫极，夕宴青宫”等种种荣耀。于是他走向反面、越变越坏。直坏到逼淫太子妃，犯了欺君之罪。同时他也更无理无仪，为所欲为。竟然在外祖母荣国夫人服丧期内脱去丧服奏妓乐，贪污造佛像款。这些罪恶是高宗皇帝、太子和武则天无比愤慨的。武则天不是陷害者，实在是受害者。之所以判流放，不判死罪，只能解释为武则天欲为其姐留下一个独苗子。继而行至韶州自杀，也是一个贺兰敏之的悔罪与违罪的最终结果而已。
　　注释
　　[1](唐)刘肃：《大唐新语》卷8《聪敏第十七》，中华书局1984年，第121页。
　　[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83《武承嗣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728页。
　　[3](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06《武士彟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836页。
　　[4](北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02高宗咸亨二年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6367页。
　　[5](清)董诰：《全唐文》卷239《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并序》，中华书局1982年，第2417页。
　　[6]罗元贞：《武则天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0页。
　　[7]《资治通鉴》卷201乾封元年八月条，第6349页。
　　(梁晋红，山西文水县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八）/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