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武宗李炎(814～846)，是穆宗李恒的第五个儿子，文宗李昂之弟。继文宗为唐代第十六任皇帝，公元840年至846年在位。唐宪宗元和九年六月十二日(814年7月7日)，宣懿皇后韦氏生于东宫，初名李瀍。长庆元年三月戊午(二十二日，821年4月27日)，穆宗封为颍王。文宗开成(836～840)年间，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吏部尚书。开成五年正月二日(840年2月8日)，文宗李昂病危，密召宰相李珏、知枢密刘弘逸辅佐太子李成美监国。宦官仇士良、鱼弘志为了专权，伪造诏书，立李瀍为皇太弟，“权勾当军国政事”。正月四月，文宗驾崩，李瀍于柩前即皇帝位，时年27岁。次年改年号为“会昌”。会昌二年四月丁亥(二十三日，842年6月5日)，群臣上尊号曰“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五年正月初一，群臣上徽号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皇帝”。会昌六年三月壬寅(初一日，846年3月31日)，下诏改名为炎(《旧唐书·武宗本纪》卷18上)。
　　李炎是由于宦官矫诏拥立而成为唐王朝第十六任皇帝的。他继位时，唐朝的国势已走向衰落时期，朝廷和地方藩镇割据的矛盾日益尖锐，社会经济极度凋弊。李炎深知唐朝廷已危机四伏，立志振兴唐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皇权，他采纳宦官仇士良的建议，诛杀了文宗所立的太子李成美等人。针对穆宗朝以来的弊政，起用淮南节度使李德裕为宰相，抑制宦官和藩镇势力。籍没仇士良家财；平定了企图割据泽(治今山西晋城)、潞(治今山西长治)的昭义镇刘稹的叛乱，抗击了回鹘的侵扰，保卫了北方边疆的安定。故《旧唐书》史臣赞曰：“昭肃(指武宗李炎)以孤立维城，副兹当壁。而能雄谋勇断，振已去之威权；运策励精，拔非常之俊杰，……蹈章武(指宪宗李纯)出师之迹，继元和(宪宗年号)戡乱之功。”使唐王朝的封建统治出现了新的转机。
　　在重振唐王朝中央集权的过程中，为了增加政府的力役，扩大国家的税源，李炎采取了各种措施，特别是大张旗鼓的打击初唐以来形成的佛教寺院经济势力，成为他在位六年中的主要“政绩”之一。
　　佛教(亦称释教，因佛祖姓释迦，故称)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不久，就与封建统治者发生了联系。许多封建帝王从佛教以“息心去欲、清净善性”为劝世宗义中认识到，佛教有助于自己宁邦御民的治国策略，可为自己的政治统治服务。北魏文成帝拓跋睿(440～465)曾盛赞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兽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许多封建帝王与佛教名僧深相依托，极力结交，相互依赖。但是，封建帝王皇权的巩固统治，必须有效地控制足够的人民从事兵役、徭役和缴纳租税。按贯例，佛教沙门免兵役、徭役和租税，这就势必影响了封建国家的兵源和财力。所以，在西晋之前，封建帝王都制定有严策科律，不许国人随便落发为僧，以控制直接生产者，给封建国家提供更多的赋税和力役。唐初，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封建国家的政治统治，采取了儒、释、道三教并举的方针，使一部分人落发为僧归附寺院，造成了人口锐减。另外，唐初的均田制明确规定：凡沙门给田三十亩，尼姑给田二十亩。这就等于承认了佛教拥有寺院经济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使佛教寺院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必然与封建世俗经济争夺土地和劳动力，势必影响封建政府的徭役和赋税收入，从而与封建统治者的政治统治产生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这个矛盾激烈冲突的结果，导致了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三次法难，史称“三武之祸”或“三武灭佛”。第一次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08～542)灭佛；第二次为北周武帝宇文邕(543～578)兴难；第三次是唐武宗李炎会昌五年(845)发生的灭佛事件，史称“会昌法难”，这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鼎盛时期遭受到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毁灭性打击。
　　武宗继位时，佛教寺院经济势力在唐朝已极度膨胀，并且形成了与世俗地主经济相对应的僧侣地主经济集团。这两种封建地主经济相互争夺劳动力和田产，直接影响封建国家的经济收入和建设。武宗李炎是唐朝21位皇帝中惟一坚决反对佛教的皇帝。武宗反佛，除有很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外，也有他本人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据有关文献记载，武宗为藩王时，就对佛教没有好感，而喜欢与道士交往，并且十分崇信道教所鼓吹的所谓长生不老之术和养生摄气之学。武宗即位不久，即发禁军千人在龙首池造灵符应圣院，召集道士赵归真等80余人聚集宫中，和他们一起修道法。又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令与道士赵归真等于禁中三殿设金箓道场，他本人拜赵归真为师，并亲临三殿，在所谓的九天仙坛上受法箓(即符箓，为道教的秘文)。并以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谏官上疏，说这样不利于治国。武宗辨解说：“朕宫中无事，屏去声技，但要此人道话耳。”宰相李德裕又提醒他说，赵归真在敬宗时就常出入宫掖，现在又亲近他，恐朝野匪议。武宗则回答：赵归真“在敬宗时亦无甚过。我与之言，涤烦尔。至于军国政事，惟卿等与次对官论，何须问道士。非直一归真，百归真亦不能相惑。”(《旧唐书·武宗本纪》卷18上)时赵归真特承恩宠，便与衡山道士刘玄靖借机在武宗面前诋毁佛教，“言佛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由于武宗对佛教本来就没有好感，再加上赵归真等人的恣意煽动，自然会对佛教更加厌恶，而极力提倡道教，以致产生抑佛的念头和灭佛的行动。
　　会昌五年七月庚午(二十五日，845年8月31日。(《旧唐书·武宗本纪》记为七月庚子，笔者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唐武宗会昌五年七月丙午朔，有“庚午”而尤“庚子”，疑《旧唐书》撰者刘昫等误记)，武宗下敕并省天下佛寺。敕曰：“其上都(长安)、下都每街留寺两所，寺留僧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荐福，右街留西明、庄严。”“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寺一所，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留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袄僧皆勒归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磐以铸钱。”(《通鉴》卷248)同年八月，武宗又下诏书历数佛教之弊：“朕闻三代已(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像(佛)教浸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衍滋多。以至于蠹耗国风，而渐不觉；诱惑人意，而众益迷。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在这道诏书中，武宗还具体列举了此次灭法所取得的成果，“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私人所建之寺庙称兰若或招提)四百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唐武宗的此次灭法活动，大大地削弱了佛教的势力，尤其是削弱了佛教寺院的经济势力。至此，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元气大伤，由兴盛转入衰落的趋势。
　　武宗李炎在抑佛的同时，崇尚道教，志学神仙，重用方士，奢望长生不老，永为皇帝。他召道士于禁中合炼“金丹”，每次服后，精神振奋，纵情声色，荒淫无度。不久，元气大伤，容颜憔悴。其才人王氏曾劝他说：“皇上服用丹药，无非是想求得长生不老。现在却日渐消瘦，形似枯槁，应谨慎少服为好。”武宗却回敬她说：“我要的就是换骨。”(《新唐书·后妃传》卷77)后因服食“金丹”中毒，喜怒无常，旬日不言。会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公元846年4月22日)，病死于长安城之大明宫内殿，年仅33岁。群臣上谥曰“至道昭肃孝皇帝”，庙号“武宗”。其年八月三日(公历8月28日)葬于陕西三原县北，曰端陵。 

唐代帝王陵墓/刘向阳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9

唐代帝王陵墓/刘向阳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