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暴亡属于正常死亡吗
惠焕章,杨婧
一代伟人毛泽东曾评点过众多帝王,惟对唐太宗李世民极力推崇,称赞他是“开明君主,聪明一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位英主只活了52岁便与世长辞,比之活了71岁的汉武帝,活了89岁的乾隆帝,显然属于短命的帝王了。让人不禁怀疑,作为一名在皇宫中保养极好的皇帝,他的暴亡是正常死亡吗?
从史籍的记载可知,唐太宗在贞观十六年以前多次外出围猎,精神焕发,骑射娴熟,可以说,在他45岁之前,有着充沛的精力与健康的体魄。然而,从贞观十六年开始直至二十三年临终的七年当中,仅见有外出围猎的一次记载。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健康状况趋向下降。究其原因,齐王佑造反,太子承乾被废,魏王泰被黜,对他的思想产生很深的刺激,精神上郁郁寡欢,甚至曾一度产生自杀的念头,使他的健康状况大大受损。太宗原本就患有气疾,加上心情忧郁,变得越来越严重,还不到50岁的人,却似将至暮年。健康不佳,以前很少服药的唐太宗,不得不服食药石了。史载: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上疏陈述政事得失,太宗认为其言词有益于治国。“特赐钟乳一剂,谓曰:‘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可知,唐太宗此时已患有消化不良症。
影响唐太宗健康受损的另一个原因,是贞观十九年征伐的失败。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秋,当时他才48岁,从辽东返回京师“辽东还,发定州,在道不康”,所谓“不康”,是指患了“毒痈”,险些丧命。并州至京师1360里,由于长途跋涉,归程劳累,再加战争失利,心情郁闷,到京后再次病倒。至次年正月,“上疾新愈”,又“冒寒疲顿”,打算“专事保摄”,一场感冒竟然需要3个月的“保摄”时间,其虚弱程度可想而知。同年四月,又得风疾,瘫痪在床,一病不起。至八月,“齐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请上致政于皇太子;太子闻之,忧形于色,发言流涕,长孙无忌等请诛志冲。”太宗虽然不高兴,却并未治罪于段志冲,因为他确实感到已经精力难支了。直至十一月“疾愈,三日一视朝。”由此可见,唐太宗自贞观十九年秋冬以来,连续一年多患病,除了早年的“气疾”外,又患胃病、感冒、风疾等多种疾病。
贞观二十一年正月,高士廉去世,唐太宗因死者系开国元勋兼贵戚的关系,极为哀痛,决定亲临其家吊丧,却被长孙无忌挡驾,并劝告太宗说:“陛下饲金石,于方不便丧,奈为宗庙苍生自重!”服药不得临丧的禁忌,大概为方士的玄言诫语,所谓“金石”,无疑是方士所炼的丹药。可见,唐太宗迟至贞观二十年底已经开始吞服丹药了。
回顾贞观初年,唐太宗较少迷信,他曾一再嗤笑过秦始皇、汉武帝为图长寿求神仙的事,并不屑一顾地说:“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秦始、汉武非分爱好,遂为方士所诈,不烦妄求世。”可是,封建统治者的本能却使他同样走上了这种荒唐的道路。
然而,国内的方士丹药并不见效,大臣为了迎合太宗的愿望,于是向他推荐了一名印度方士。贞观二十二年,王玄策借兵吐蕃、泥婆罗,大败中天竺帝那伏帝国,俘其国王与心腹方士。据说这个方士“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这个谎言打动了唐太宗幻想长寿的急切心理。于是“深加礼敬,馆之于金陇门内,造延年之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方士忙碌炼制一年,“药成,服竟不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终于在贞观二十三年三月发病,五月去世。唐宪宗时大臣李藩曾云:“文皇帝服胡僧长生药,遂致暴疾不救。”所谓“暴疾”,则指丹药中毒;“不救”实是无法抢救。可见中毒之深,药性之烈。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太宗之崩,实由于服丹药也。”
所谓长生药,纯属虚构。假设唐太宗不服丹药,还可多活若干年,然而服食之后,病情急剧恶化,名医束手无策,也只有听天由命的份了。然而,令人可笑的是,唐统治者对这个曾夺去太宗生命的天竺方士不治其罪,竟“放还本国”。追其原因,有人解释说:“时议者归罪于胡人,将申显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出于担心天竺传为笑柄,对饵药毒死太宗的胡僧不加刑典,未免显得迂腐之极。一代英主不到暮年便撒手西去,也实为后人惋惜。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