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据文献记载，我国在春秋前期，妇女还没有守节的风习。到了秦始皇时期，由于秦王嬴政对自己亲生母亲的放荡行径深恶痛绝，他便从礼法上倡导女子守节，鼓励“从一而始”、“夫死不嫁”等封建习俗，此后逐渐成为妇女道德的最高信仰。但到了处于封建社会繁荣上升的唐代，妇女的贞节观念淡漠，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习以为常，并不受贞节观念的束缚。追其原因，大概是由于李唐皇室胡化色彩浓厚，不很注重礼法，加上各民族的大融合，少数民族习俗对礼法的冲击，才使得唐人婚姻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特点。
　　封建时代的所谓贞节，指女子不改嫁或不失身。在我国古代，自开始重视和强调贞节以来，妇女的离婚、再嫁很不自由，但在唐初的《唐律》中却明文规定了离婚、改嫁的具体范畴，使妇女的贞节观念在整个封建社会都极为罕见。
　　《唐律·户婚》中对离婚有三种条文规定：一为协议离婚。指男女双方自愿离异的所谓“和离”；“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二为仲裁离婚。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出妻”。《唐律》中大致袭用了《礼记》曾为“出妻”的七条规定：不顾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哆言、窃盗。若妻子犯了其中任何一条，丈夫就可名正言顺地休妻，不必经官府判决，只要作成文书，由双方父母和见证人署名，即可解除婚姻关系。与此同时，《唐律》又承袭古代对妇女“三不去”的定则：即曾为舅姑服丧三年者不得去，娶时贫贱后来富贵者不得去，现在无家可归者不得去。妻有“三不去”中任意一条，虽犯了“七出”，丈夫也不得提出离婚。三是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义绝”和“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罪、奸杀罪和谋害罪。经官府判断，认为一方犯了义绝的，法律即强制离婚，并对不肯离异者进行处罚。
　　《唐律》的这些规定，不言而喻，尚有很大创新之处。如协议离婚，在强调女子从一而终的封建时代，能够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夫妻“不相安谐”即可离异，这在前代，特别是后代所罕见的，而在唐代史实中，“和离”事例亦属不少。另外，对妇女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法律也没有约束和限制，这就从法律上为婚姻的相对自由制造了一定的便利条件。
　　从史实看来，唐代离婚再嫁是较为容易的。离婚由夫方提出离异者为多。女子色衰爱驰，男子一朝发迹，都可以成为弃妻更娶的缘由，甚至有因细小事故而轻易出妻者。女子地位虽说在唐时有所提升，但夫权社会的男子在离婚问题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妻子的命运系于丈夫和公婆的喜怒之间。正如白居易诗云：“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然而由妻方提出离异者也不少。如《旧唐书·列女传》载，李德武妻为户部尚书裴矩之女，结婚一年，德武坐罪徙岭表，裴矩即“奏请德武离婚”。有因夫患病而离异者。武宗会昌六年，右庶子吕让进状：“亡兄温女，大和七年嫁右卫兵曹萧敏，生二男。开成三年，敏心疾乖件，因而离婚。今敏日愈，却乞与臣侄女配合。”这是唐代离而复婚的一例。还有民间女子因对婚姻不满意而要求离婚。大书法家颜真卿在担任地方官时，书生杨志坚的妻子请求离异，颜真卿便判决离婚，准许她再嫁自己满意的人。由此可见，唐代离婚较为自由，不仅为法律所允许，而且也不受社会舆论的指责。
　　另外，再嫁也不为失节，这从唐代妇女不以屡嫁为耻中看得很明显。以唐代的公主来看，再嫁、三嫁者甚多。仅以唐肃宗以前诸帝的公主计，再嫁者就有23位：高祖女4人、太宗女6人、中宗女2人、睿宗女2人、玄宗女8人、肃宗女1人。三嫁者有4人：即高宗、中宗、玄宗、肃宗女各一人。王室公主如此，民间自不待言。《大唐新语》一书的卷三中说，魏元忠的儿子娶郑远的女儿为妻。元忠的儿子被乱兵所害，郑远请求离婚，“今日得离书，明日改醮。”可见在唐时，离婚再嫁和寡妇再嫁是合乎礼仪的事。就连一向讲究礼法的山东名族，在唐统治者政策的排斥压抑下，也视再嫁为常事。
　　与这种开放的风气相比，夫妻之间的不相禁忌现象，形成了唐代婚姻的一大特色。
　　在唐代上层社会的男子中，实行着各种形式的多偶制。皇帝妃嫔如云，成百上千；达官贵族广置姬妾。就连与妻子情深意浓的白居易，也有樊素、小蛮等姬妾。除纳妾之外，唐代官妓最盛，文人墨客、进士新贵以风流相尚，宿嫖押妓成为一种公开的娱乐。
　　上层社会婚姻生活糜乱不堪，下层也是如此。社会上一般妇人私奔、私通之事，不乏其例。可见，在唐代婚姻中，一夫一妻制不仅对丈夫，而且对妻子的限制也不十分严格，女子常常在“不相禁忌”的情势下，享有同男子对等的婚外偷情的自由。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唐代的法律中透露着容许婚姻自择之意。《唐律·户婚》中规定：“子女未征得家长同意，已经建立了婚姻关系的，法律予以认可，只有未成年而不从尊长者才算违律。”此条文从法律上为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开了小小的绿灯，彻底冲破了封建家长制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束缚。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