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政治(一)——称帝前不驯官员被驱上祭坛
胡戟
武则天要在中华这样一个古老的封建大国巩固和加强自己作为“女主”的地位，反对的力量是很强的，除上述两次公开的起兵外，朝廷内外反武则天言行也很普遍。比如，狄仁杰姨母卢氏不许儿子“事女主”①；裴伯先说武则天“早宜复子明辟，高枕深居”；江陵人俞文俊上书说新丰踊山是因为“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要武则天“侧身修德，以答天谴”。刘祎之说她：“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更有虢州人杨初成“矫制于都市募人迎庐陵王于房州”，鄱阳公李諲也“谋迎中宗于庐陵”。她除了直接动用军队消灭武装反抗的扬、豫、博官僚宗室外，还大开诏狱、施用滥刑来镇压一切反对派，即所谓“委政狱吏”，“以刑法理天下”，“肆斩杀怖天下”②。从她临朝称制到称帝前期，这个法宝直用了14年。称帝前后两个阶段里任用酷吏的情况有些差别，这里先说她称帝前即临朝称制阶段里酷吏政治的情况。
这个阶段从文明元年(684年)二月废中宗立睿宗起，至天授元年(690年)九月武周政权建立前止。这个时期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围绕着武则天要巩固临朝称制的权力并进而称帝这一中心问题展开。在中宗被废、武则天独揽朝政的同时，滥刑就大规模地施行起来。
文明元年(684年)二月中宗被废后数日，有十余飞骑聚饮，其中一人发牢骚说：“向知别无勋赏，不若奉庐陵。”另一人到玄武门去报告，武则天便捕杀了这十几个飞骑，授给告密的人五品官。告密之风由此而兴。
垂拱二年(686年)三月武则天采纳鱼保家的建议，在朝堂设置铜匦，虽也征求“言朝政得失”、“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但主要是为“受天下密奏”，以“周知人间事”，显然有加强政治控制的目的。
武则天看到宗室大臣对自己心怀不满，“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规定：“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造成“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囹圄如市，朝廷以目”③的恐怖局面。
武则天通过这个告密制度，很快就物色到一批酷吏。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三月诏中列举了酷吏27人的名字，即刘光业、王德寿、王处贞、屈贞筠、鲍思恭、刘景阳、丘神勣、来子殉、万国俊、周兴、来俊臣、鱼承晔、王景昭、索元礼、傅游艺、王弘义、张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止、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备、陈嘉言、唐奉一、李秦授、曹仁哲④。开元二年诏又补13名酷吏；周利贞、裴谈、张福贞、张思敬、王承、刘晖、杨允、姜暐、封行珣、张知、卫遂忠、公孙琰、锺思廉。《唐会要》卷41《酷吏》所载魏靖上疏中还有崔献可。现可知总共41个酷吏的名字。他们“相与私畜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事”。来俊臣和朱南山、万国俊还编写了一部《告密罗织经》，“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支节”。“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如云”。“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及其穷究，百无一实”。⑤
他们又“竟为讯囚酷法”，发明了“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魂魄”、“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等十号大枷⑥。还有“泥耳笼头，枷研楔毂，折胁签爪，悬发薰耳，卧邻秽溺，曾不聊生，号为狱持；或累日节食，连宵缓问，昼夜摇撼，使不得眠，号曰宿囚”。⑦“讯囚引枷柄向前，名为驴驹拔橛；缚枷头着树，名曰犊子悬车，两手捧枷，累砖於上，号为仙人献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后拗之，名玉女登梯”和“方梁压髁，碎瓦搘膝，……凤凰晒翅，猕猴钻火”⑧等等骇人听闻的酷刑，使囚犯“战栗流汗，望风自诬”。又于洛州牧院和皇城丽景门即新开门内设制狱，来俊臣主大狱事，“每鞫囚，不问轻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于瓮，围炙以火，绝其糇粮，至有抽衣絮以啖之者。又令寝处粪秽，备诸苦毒，但入新开门狱者，自非身死，终不得出”。⑨丽景门因此被称作“例竟门”。当时公卿入朝“必与其家诀曰：不知重相见不?”⑩
就这样，一套完整的执行恐怖政策的制度和机构建立起来了。
这时期里酷吏经办的主要案件有以下22例。
其一是文明元年(684年)的废太子李贤案。
太子李贤在调露二年(680年)八月被废为庶人，幽于京师。开耀元年(681年)十一月被徙于巴州(今四川巴中)，直到文明元年三月死在那里，李贤是被武则天派去的左金吾将军丘神勣“逼令自杀”的。丘神勣之父是唐太宗著名骑将丘行恭，即昭陵六骏之一“飒露紫”旁的拔箭人，石雕纪念丘行恭武德四年(621年)追随秦王李世民在洛阳北邙山同王世充打仗的战功。丘神勣投靠武则天，成为著名的酷吏之一。李贤死于他手，可谓是猖獗逾一纪的酷吏们初试锋芒。
丘神勣是擅杀李贤还是奉武则天命逼杀的，由于《资治通鉴》模棱两可地说，武则天“风使杀之”，因而历代史家有争议，郭沫若院长更提出一个新的看法，以为这既非武则天本意，也与丘神勣无干。“武后在废掉中宗之后立即派遣丘神勣去看太子贤，我揣想她是有意起用太子贤，如果太子贤在巴州已经悔过自新，她是想把他召回京师的。裴炎既蓄谋篡取天位，他不能不预防这一着。万一太子贤被召回，那他自己的私愿又会增加一层障碍，难以实现了。因此，太子贤之死，使我自然也联想到是出于裴炎的阴谋”。关于丘神勣，郭沫若说：“初加贬谪者是怀疑丘神勣逼死了太子贤，寻复原职者是发觉了丘神勣的冤屈。”(11)
所说李贤死于裴炎的阴谋，没有任何史料依据。从我们对裴炎的总的认识作判断，裴炎是不会搞害死李贤的阴谋的。试想，裴炎的外甥去扬州发动起兵，奉一假李贤为号令，而同扬州起兵合谋推翻武则天的裴炎却在那时派人杀了李贤，这是怎样的一种逻辑矛盾。
李贤死于丘神勣之逼是没有疑问的，虽然两唐书《李贤传》都没有明说武则天指使杀李贤，但《旧唐书》中两见的《丘神勣传》都明记“则天使於巴州害章怀太子”。(12)《新唐书·丘神勣传》也记载说“后使害章怀太子於巴州”。武则天二月初六(戊午)废中宗，初七(己未)立睿宗，初八(庚申)废中宗长子皇太孙李重照为庶人，初九(辛酉)便派出丘神勣去杀废太子李贤。前后几天的事联系起来事情就清楚了。在她篡夺政权的紧张时刻，杀掉这个可能被入利用来反对自己的不肖儿子李贤，原是政治斗争的必然逻辑。
按事理说，丘神勣逼杀李贤，必然是依照武则天命令干的，不这样是不可能的，倘若丘神勣没有武则天授意，他怎敢擅自逼杀她的儿子；李贤既死，他又怎能不得重罪而只是由左金吾将军轻轻外贬为叠州刺史；贬官之后又怎么会迅速官复原位，并“深见亲委”(13)，成为武则天的亲信，后来还被委以讨伐博州琅琊王李冲的一路大军主帅。
至于暂时贬一下丘神勣，为李贤举哀，追封他一个雍王等等掩饰黑手的事，都是做给人看的表面文章，不说明任何问题。
其二是光宅元年(684年)的裴炎案。受诛连的有宰相刘景先、郭待举、凤阁侍郎胡元范、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夏州都督王方翼等人。此案侍御史鱼承晔奉诏参与审鞫，他是27名酷吏之一。
其三是同年的徐敬业案。自扬州起兵后，武则天“疑天下人多图己”，于是“大开诏狱，重设严刑，有迹涉嫌疑，辞相逮引，莫不穷捕考按。至有奸人荧惑，乘险相诬，纠告疑似，冀图爵赏”。(14)“周兴、来俊臣、丘神勣、王弘义等揣识后指，置总监牧院诸狱，捕将相，俾相钩逮，掩搦护送，楚掠凝惨。又汙引天下豪桀，驰使者即按，一切以反论。吏争以周内穷诋相高，后辄劝以官赏，於是以急变相告言者无虚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15)恐怖气氛弥漫官场内外，揭开古代专制政治历史上极黑暗的一页。
其四是垂拱三年(687年)的刘祎之案。祎之从北门学士而登相位，一直受到武则天信重，但他心存唐室，私下对凤阁舍人贾大隐说：“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贾大隐上奏告密，武则天非常生气，说：“祎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垂拱三年刘祎之因其他事被告下狱，还顶撞向他宣敕的官员：“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唐代皇帝的诏书制敕要经过宰相副署的程序，所以刘祎之才那样讲。武则天大怒，以为拒捍制使即冒犯天威，赐死于家。临终洗沐，他神色自若，草书谢表，“援笔立成，词理恳至，见者无不伤痛”。(16)其中有麟台郎郭翰，即不久前奉旨巡察陇右，在宁州(今甘肃宁县)发现当地耆老对刺史一片赞誉之声，遂将狄仁杰推荐给朝廷的监察御史，这时因和太子文学周思钧一起称叹刘文，都被远贬外州。
其五是同年九月杨初成案。这个虢州人诈称郎将，矫制於都市募人迎庐陵王於房州，事情被察觉，伏诛。
其六是同年十一月李孝逸案。武承嗣指使人诬陷李孝逸称自己“名中有兔，兔，月中物，当有天分”。这是谋大逆罪，武则天念他有平扬州之功，减死除名，流儋州(今广东儋县西北)，死在那里。受诛连的还有崔知贤、董元昉、裴安期等。
其七大约也是这年的冯元常案，冯元常是相州安阳人，北齐右仆射冯子琮之曾孙，举明经，唐高宗时历官尚书左丞，甚得信重，皇帝重病中诏令平章百司奏章。冯元常尝密奏：“中宫权重，宜稍抑损。”(17)武则天因此恶之。及临朝，他又奏嵩阳令樊文进瑞石为谄伪，扫武则天的兴，出为陇州刺史，而后历任眉州刺史、广州都督，垂拱三年讨平安南李嗣仙，虽屡有政绩不录功，寻为周兴所陷，追赴洛阳，下狱死。
其八是垂拱四年(688年)的郝象贤案。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贤是上元二年(675年)谏止唐高宗逊位于武则天的郝处俊孙。有家奴诬告象贤反，酷吏周兴审鞫此案，陷象贤於族罪。家人为其讼冤，监察御史任玄殖奏象贤无反状，被免官。临刑时象贤极口骂武则天，并揭露宫中丑事，夺市人柴击行刑的刽子手，被巡街的金吾兵格杀。武则天命支解其尸体，掘他的祖坟，毁棺焚尸。从此以后死囚押往刑场时先以木丸塞口，不让骂出声。
其九是垂拱四年(688年)宗室起兵案。诛死者流贬者有唐高祖、唐太宗的子、孙、女、婿十余人。徐敬业起兵时曾在和州(今安徽和县)率乡里数百人拒叛军使之不能遁江西上的高子贡，这时也因曾对东莞公李融说若去参加明堂朝会必死而被诛。豫州受诛连的数千人因狄仁杰奏免死流丰州(今内蒙临河东)，路过宁州时哭拜于狄仁杰德政碑下，设斋三日而行。
其十是同年十二月的蹇味道案。因为曾办裴炎案擢升相位的蹇味道，与殿中侍御史周矩不和，屡言其不能了事，蹇味道这时被罗告，敕周矩按问，矩报私隙，说：“公常责矩不了事，今日为公了之。”蹇味道和儿子蹇辞玉同被诛。一说是陷于周兴狱而死。
其十一是永昌元年(689年)四月的鄱阳公李諲案。李諲是唐高祖子道王李元庆的第六子，时为连州别驾，谋迎中宗於庐陵，案发，与唐太宗子蒋王李恽的长子辰州别驾汝南王李炜等宗室12人被诛杀。天官侍郎邓玄挺是李諲岳父，虽然李諲一再问他此事如何，他都不应，没有回答，仍以知反不告罪同诛。
其十二是同年七月纪王李慎案。李慎是唐太宗第十子，诸王起兵时他是贝州(今河北南宫东南)刺史，越王李贞同他联络，他“知时未可，独拒不与合”。(18)事败他也下狱，后查明这情况时，将就诛而免死，但和霍王李元轨一样乘槛车送往巴州时死于道中，子孙多人俱被诛。李慎有孝女东光县主，得父王死讯，号恸，咀血数升，服丧三年后又绝膏沐20年表示哀愤。
其十三是同年八月的徐敬真案。徐敬真是徐敬业弟，扬州兵败后流*(左纟右肃)州，这时逃归，过洛阳，欲奔突厥。洛州司马弓嗣业、洛阳令弓嗣明出资遣送，至定州(今河北定县)被抓获。弓嗣业自缢死，弓嗣明、徐敬真胡乱招供了一批“海内知识，云有异图，冀以免死”，以至“朝野之士为所连引坐死者甚众”。弓嗣明诬引宰相张光辅当年为诸军节度，“征豫州日，私说图谶天文，阴怀两端，顾望以观成败”。(19)陷之死罪。但弓、徐二人也未能逃免，一同被诛。还杀了陕州参军弓嗣古、相州刺史弓志元、蒲州刺史弓彭祖、尚方监王令基。彭州长史刘易从也被徐敬真所引，他为官清谨，临刑时市民怜其无辜，纷纷奔赴刑场，竞解衣投地，“为长史求冥福”，官吏收集衣物价值十万。被诬引与徐敬业通谋的还有秋官尚书张楚金、前宰相陕州刺史郭正一、北门学士凤阁侍郎元万顷、洛阳令魏元忠等，临刑武则天派人驰骑传达赦令，张楚金等死里逃生，闻声喜跃欢呼，惟魏元忠安坐不动，待敕使宣敕之后，才徐徐站起拜谢，不露忧喜之色。他们免死后都流放岭南。
其十四是同年闰九月魏玄同案。宰相魏玄同与裴炎为莫逆之交，生死不渝，人谓之“耐久朋”，而周兴与之有私怨，奏诬魏玄同曾说：“太后老矣，须复皇嗣。”激怒武则天，赐死于家。监刑者劝说：“何不告事，冀得召见，当自陈诉。”玄同叹息道：“人杀鬼杀，有何殊也，岂能为告人事乎!”(20)不肯玷污人格，作诬引他人解脱自己的勾当，遂就刑。当时还秘密杀了曾陷裴炎于死罪的前宰相崔詧，“自余内外大臣坐死及流贬者甚众”。得罪的具体原因不详。
其十五是同年十月的黑齿常之案。黑齿常之百济人，降唐后历任禁军将领，仪凤三年(678年)后出为河源军副使、大使，“在军七年，吐蕃深畏惮之，不敢复为边患”。(21)光宅元年(684年)十一月为江南道大总管讨徐敬业。垂拱三年(687年)为燕然道大总管与副大总管李多祚击突厥，在朔州(今山西朔县)黄花堆大捷，突厥散走碛北。这时任右武卫大将军，掌禁军，被周兴等诬与右鹰扬将军赵怀节等谋反，下狱自缢而死。黑齿常之是当时仅存的几员名将之一，他善御众，所乘马被兵士伤，他不许鞭打惩罚，认为“岂可以损私马而决官兵乎!”前后所得赏赐金帛等，皆分给将士，自己无所取，所以很得人心。及死，人皆哀其冤枉。
同月又杀唐高祖第十三子郑王李元懿的长子鄂州刺史嗣郑王李璥等6人，唐高祖第二十二子滕王李元婴的长子嗣滕王李脩琦等兄弟6人亦陷诏狱，免死流岭南。他们具体的罪名不详，总是出于诛除宗室的目的罢。
陈子昂当时上书：“今陛下之政虽尽善矣，然太平之理，犹屈於狱官。何以言之?太平之朝，务上下乐化，不宜乱臣贼子日犯天诛。比者大狱增多，逆徒兹广，……有无罪之人挂於疏网者。”原因是：“狱官务在急刑，以伤陛下之仁，以诬太平之政。”陈子昂请武则天亲自诘问系狱囚徒，“罪真实者，显示明刑；罪有滥者，严诛狱吏。使天下咸服”。还强调指出：“夫狱吏不可信，多弄国权，自古败亡，圣王所诫。”(22)此时这样的疏奏没有效果。
其十六是载初元年一月(690年春)的韦方质案。韦方质时为宰相，因病告假，武承嗣、武三思前往探视，韦方质卧床不为礼，左右劝之：“踞见权贵，恐招危祸。”韦方质答：“吉凶命也。大丈夫岂能折节曲事近戚以求苟免。”(23)于是被酷吏周兴、来子珣所陷，流儋州，籍没其家。
当时周兴还以与徐敬业同谋罪杀左史江融。
其十七是同年四月的范履冰案。范履冰以北门学士进用，在禁中20余年最蒙亲遇。这时官至宰相，坐尝举犯逆者下狱死。
其十八是同年七月的舒王李元名案。唐高祖第十八子舒王李元名与其子豫章王李亶历任外州刺史，俱有善政。李元名曾诫其子：“藩王所乏者，不虑无钱财官职，但勉行善事，忠孝持身。”后来在石州(今山西离石)20年，“赏玩林泉，有尘外之意”。(24)但也未能逃过酷吏罗告之难，父子俩先后被杀。恒州刺史裴贞也以谋反罪灭族。告密者侯思止原是醴泉一无赖，先以卖饼为业，后为游击将军高元礼家仆从，因告密授游击将军。他求为御史，武则天说他：“卿不识字，岂堪御史!”侯思止对曰：“獬豸可尝识字，但能触邪耳。”武则天很高兴，授以侍御史之职。后来又赐他一所没收来的私宅，他不要，说：“臣恶反逆之人，不愿居其宅。”(25)武则天因而倍加赏识。其实这些话都是高元礼教的。
其十九是同年的邑斋案。衡水无赖王弘义游赵州、贝州，见闾里耆老作邑斋，本是民间社邑的平常活动，他告以谋反，杀200余人，王弘义也授游击将军，跻身酷吏。后来他奉敕按问胜州都督王安仁谋反一事，安仁不服，王弘义竟在枷上刎其首级，又捕杀其子，函首而归。路过汾州，司马毛公宴请他，不料吃了一半便叱毛公下阶处斩，枪挑首级入洛，见者无不震栗。
其二十也是同年七月的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案。他俩是唐高宗第三、第四子，俱为武则天所恶，许王因母亲是萧淑妃，尤被谗嫉，出为外州刺史，不许觐见，载初元年武承嗣指使周兴罗告泽王、许王谋反，召往东都。许王离开舒州时闻哭丧声，叹曰：“病死何由可得，更何须哭!”(26)预感到将遭不测。果然行至龙门便被杀，其子李瑛等九人同时被害。泽王系於御史台，闻讯恐惧，自缢死，其子李义珍等七人并配流显州(今辽宁北镇西南)而死，惟庶子李义珣窜在岭外，匿於佣保之间得免。许王亦有少子李琳等三人以年小免死，长流雷州(今广东海康)，才得不绝后嗣。
其二十一是同年的裴居道案和南安王李颖案。裴居道出自闻喜大族，太子李弘的岳父，时为宰相，为酷吏所陷，春天下狱，八月被杀。接着又杀尚书左丞张行廉和唐高祖第二十一子密王李元晓长子南安王李颖等宗室12人，又诛其亲党数百家。《资治通鉴》记曰：“唐之宗室於是殆尽矣。”
其二十二是载初元年(690年)的裴承先案。承先是裴寂之孙，武则天时任殿中监，为酷吏所杀。(27)《唐会要》卷40《臣下守法》并载开元十年(722年)李朝隐奏中言及：“景先曾祖故司空裴寂，往属缔构，首参元勋。载初年中，家陷非罪，及其兄弟，皆被诛夷，惟景先独存。”裴寂后嗣，因而不旺。
综观上述案例可知，武则天在这临朝称制阶段初行滥刑的锋芒，指向怨望不服的李唐宗室和大臣。这阶段里滥刑的特点是打击面大而且刑法酷重，特别是对宗室王公，真有斩尽杀绝之势。因为宗室王公，尤其是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代皇帝的皇子们，是武则天争夺皇权和皇位的最有威胁的对手，实际上他们反武也最用力，所以武则灭首先要一批一批地把他们搞掉。经过连续几年的杀戮，到她改唐为周称帝时，这三代皇子除了武则天自己生的李显、李旦外，在世的全都被杀，确实是杀到“於是殆尽”的程度。残留的两个，李显流放在外，李旦作为名义上的皇帝留在洛阳，软禁在“别殿”，他们都不能对武则天构成威胁。这样，在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登基做皇帝时，李唐宗室就全然无力组织反抗了。
当时武则天给与大臣们的打击也是十分沉重的。这些人每以唐家老臣自居，以匡救社稷为己任，故武则天对他们防范甚严，只要稍露形迹，甚至只凭诬告，就对他们下手。在她临朝称制的这阶段里，做宰相的共24人，在六年零七个月中被杀掉和贬流罢相的就有17人(武承嗣、武攸宁二人罢后复用不计在内)，寿终的三人，只有四个宰相做到武则天称帝以后，而这四个人中，武承嗣、武攸宁是武则天的本家侄子，另外两个邢文伟和岑长倩也都好景不长，只不过再一年功夫就先后被杀了，宰相班子在武则天的屠刀下这样剧烈地变动，其后果之一是当武则天篡唐时，朝臣中竟不能形成一个反武的轴心。
诚如《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所说：武则天“稍图革命，然畏人心不肯附，乃阴忍鸷害，肆斩杀怖天下，内纵酷吏周兴、来俊臣等数十人为爪吻，有不慊若素疑惮者，必危法中之。宗姓侯王及它骨骾臣将相骈颈就铁，血丹狴户，家不能自保。太后操奁具坐重帏，而国命移矣”。
可武则天毕竟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是一个只凭肆虐或暴虎凭河式的匹夫之勇蛮干的疯子，她任使酷吏是有限度的，前27名大酷吏除最后一名傅游艺之外，即如周、来、丘、索等也无一授与相职，只是让他们执法而不与执政大权。在司法机构中她又保留了狄仁杰、徐有功、杜景佺、李日知等一批执法平恕的良吏，如徐有功，“前后济活数十百家”。(28)“尝廷争狱事，太后厉声诘之，左右为战栗，有功神色不挠，争之弥切。太后虽好杀，知有功正直，甚敬惮之”。(29)周兴等酷吏恨之入骨，屡以“有功故出反囚，罪当诛，请按之”。而“后不许”。徐有功与酷吏斗争，“凡三坐大辟，将死，泰然不忧；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30)被酷吏罗告的囚犯间流传这样一句话：“遇来、侯必死，遇徐、杜(景俭)必生。”(31)
又如李日知，当时和胡元礼同在刑部，为杀一囚，两人争执往复数四。胡元礼说：“元礼不离刑曹，此囚终无生理!”李日知说：“日知不离刑曹，此囚终无死法!”官司一直打到御前。这个有趣的故事说明，在酷吏政治的一片黑暗恐怖中，武则天有意留下几分光明，给人一线生机希望。
如对待魏元忠、狄仁杰等一批能于优秀的大臣，尽管被酷吏们视为眼中钉，一再受到诬陷，但武则天总是亲自干预不许杀害，旋贬旋复，倚为股肱，这对整个政局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即对李唐宗室后裔，她也偶有宽容。如唐高祖女千金长公主，以姑姑之尊却请求做武则天之女，改姓武氏，讨得武则天欢心，以巧媚得全。又如唐太宗第三子吴王恪之子李仁，出使江左，不受金赂，武则天夸奖：“儿，吾家千里驹。”(32)因此改名千里。后来他又数进符瑞异物，得免诛杀，直活到中宗复位后，封成王，死于节愍太子诛武三思之事变。成王李千里的弟弟李琨，则天朝历淄、卫、宋、郑、梁、幽六州刺史，有能名，圣历年间奉敕安抚岭南反僚，“甚得其宜”(33)，一直受到信用，长安二年(702年)卒于官。可见即使对李唐宗室，虽然下手极狠，主要对手一个不肯放过，但对宗枝稍远，身份较低的成员，还是区别对待的，遵循着政治家处事一切留有余地的准则。
史籍上对武则天酷吏政治残酷程度的铺叙，断语时有夸大，如，《资治通鉴》所说载初中“又鞭杀故太子贤二子”。(34)按李贤三子，次子李守义死于病，幼子李守礼在宫中没少挨鞭子，但他活下来了，直活到开元末。则天时只长子李光顺一人被诛杀，死于天授元年武则天称帝以后。可见《资治通鉴》记这时鞭杀二子之说不是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酷吏政治尽管残暴，但在当时一些比较正派的官僚中还取得了某种谅解和支持。如朱敬则即说：“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构难。不设钩距，无以应天顺人；不峻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放置神匦，以开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尽露。神道助直，无罪不除；人心保能，无妖不戮。以兹妙算，穷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谋，入天人之秘术。故能计不下席，听不出闱，苍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伟哉!”(35)话说得这样肯定，不会全是出自策略考虑的客套话。
无论如何，武则天临朝称制阶段制造了一场政治恐怖，主要靠施用滥刑，打开了一条通向大周皇帝宝座的血腥的路。
①《松窗杂录》，引自《太平广记》卷271卢氏。
②《新唐书》卷76《则天武皇后传》。
③《唐会要》卷41《酷吏》。
④《旧唐书》卷186上《来俊臣传》。
⑤《资治通鉴》卷203，《旧唐书》卷186上《来俊臣传》、《索元礼传》，《新唐书》卷209酷吏传序。
⑥《唐会要》卷41《酷吏》。
⑦《旧唐书》卷186上《索元礼传》。
⑧《朝野佥载》卷2。
⑨⑩《旧唐书》卷186上《来俊臣传》。
(11)《我怎样写武则天?》，《光明日报》1962年7月8日。
(12)《旧唐书》卷59《丘和传附丘神勣传》、卷186上《丘神勣传》。
(13)《旧唐书》卷59《丘和传附丘神勣传》、卷186上《丘神勣传》。
(14)《资治通鉴》卷203垂拱二年三月陈子昂疏。
(15)《新唐书》卷113《徐有功传》。
(16)《旧唐书》卷87《刘祎之传》。
(17)《旧唐书》卷185上《冯元常传》。
(18)《新唐书》卷80《纪王李慎传》。
(19)《旧唐书》卷90《张光辅传》。
(20)《旧唐书》卷87《魏玄同传》。
(21)《旧唐书》卷109《黑齿常之传》。
(22)《陈子昂集》卷9《谏刑书》。
(23)《旧唐书》卷75《韦云起传附书方质传》。
(24)《旧唐书》卷64《舒王无名传》。
(25)《资治通鉴》卷204天授元年七月条。
(26)《唐会要》卷5《杂录》。观《旧唐书》卷86《许王素节传》。
(27)《旧唐书》卷57《裴寂传附承先传》。
(28)《旧唐书》卷85《徐有功传》。
(29)(30)《资治通鉴》卷204天授元年七月条。
(31)《新唐书》卷113《徐有功传》。
(32)(33)《新唐书》卷80《郁林王恪传附李仁李琨传》。
(34)《贤治通鉴》卷204天授元年八月条。
(35)《唐会要》卷56《左右拾遗补阙》。
这个阶段从文明元年(684年)二月废中宗立睿宗起，至天授元年(690年)九月武周政权建立前止。这个时期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围绕着武则天要巩固临朝称制的权力并进而称帝这一中心问题展开。在中宗被废、武则天独揽朝政的同时，滥刑就大规模地施行起来。
文明元年(684年)二月中宗被废后数日，有十余飞骑聚饮，其中一人发牢骚说：“向知别无勋赏，不若奉庐陵。”另一人到玄武门去报告，武则天便捕杀了这十几个飞骑，授给告密的人五品官。告密之风由此而兴。
垂拱二年(686年)三月武则天采纳鱼保家的建议，在朝堂设置铜匦，虽也征求“言朝政得失”、“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但主要是为“受天下密奏”，以“周知人间事”，显然有加强政治控制的目的。
武则天看到宗室大臣对自己心怀不满，“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规定：“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造成“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囹圄如市，朝廷以目”③的恐怖局面。
武则天通过这个告密制度，很快就物色到一批酷吏。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三月诏中列举了酷吏27人的名字，即刘光业、王德寿、王处贞、屈贞筠、鲍思恭、刘景阳、丘神勣、来子殉、万国俊、周兴、来俊臣、鱼承晔、王景昭、索元礼、傅游艺、王弘义、张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止、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备、陈嘉言、唐奉一、李秦授、曹仁哲④。开元二年诏又补13名酷吏；周利贞、裴谈、张福贞、张思敬、王承、刘晖、杨允、姜暐、封行珣、张知、卫遂忠、公孙琰、锺思廉。《唐会要》卷41《酷吏》所载魏靖上疏中还有崔献可。现可知总共41个酷吏的名字。他们“相与私畜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事”。来俊臣和朱南山、万国俊还编写了一部《告密罗织经》，“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支节”。“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如云”。“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及其穷究，百无一实”。⑤
他们又“竟为讯囚酷法”，发明了“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魂魄”、“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等十号大枷⑥。还有“泥耳笼头，枷研楔毂，折胁签爪，悬发薰耳，卧邻秽溺，曾不聊生，号为狱持；或累日节食，连宵缓问，昼夜摇撼，使不得眠，号曰宿囚”。⑦“讯囚引枷柄向前，名为驴驹拔橛；缚枷头着树，名曰犊子悬车，两手捧枷，累砖於上，号为仙人献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后拗之，名玉女登梯”和“方梁压髁，碎瓦搘膝，……凤凰晒翅，猕猴钻火”⑧等等骇人听闻的酷刑，使囚犯“战栗流汗，望风自诬”。又于洛州牧院和皇城丽景门即新开门内设制狱，来俊臣主大狱事，“每鞫囚，不问轻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于瓮，围炙以火，绝其糇粮，至有抽衣絮以啖之者。又令寝处粪秽，备诸苦毒，但入新开门狱者，自非身死，终不得出”。⑨丽景门因此被称作“例竟门”。当时公卿入朝“必与其家诀曰：不知重相见不?”⑩
就这样，一套完整的执行恐怖政策的制度和机构建立起来了。
这时期里酷吏经办的主要案件有以下22例。
其一是文明元年(684年)的废太子李贤案。
太子李贤在调露二年(680年)八月被废为庶人，幽于京师。开耀元年(681年)十一月被徙于巴州(今四川巴中)，直到文明元年三月死在那里，李贤是被武则天派去的左金吾将军丘神勣“逼令自杀”的。丘神勣之父是唐太宗著名骑将丘行恭，即昭陵六骏之一“飒露紫”旁的拔箭人，石雕纪念丘行恭武德四年(621年)追随秦王李世民在洛阳北邙山同王世充打仗的战功。丘神勣投靠武则天，成为著名的酷吏之一。李贤死于他手，可谓是猖獗逾一纪的酷吏们初试锋芒。
丘神勣是擅杀李贤还是奉武则天命逼杀的，由于《资治通鉴》模棱两可地说，武则天“风使杀之”，因而历代史家有争议，郭沫若院长更提出一个新的看法，以为这既非武则天本意，也与丘神勣无干。“武后在废掉中宗之后立即派遣丘神勣去看太子贤，我揣想她是有意起用太子贤，如果太子贤在巴州已经悔过自新，她是想把他召回京师的。裴炎既蓄谋篡取天位，他不能不预防这一着。万一太子贤被召回，那他自己的私愿又会增加一层障碍，难以实现了。因此，太子贤之死，使我自然也联想到是出于裴炎的阴谋”。关于丘神勣，郭沫若说：“初加贬谪者是怀疑丘神勣逼死了太子贤，寻复原职者是发觉了丘神勣的冤屈。”(11)
所说李贤死于裴炎的阴谋，没有任何史料依据。从我们对裴炎的总的认识作判断，裴炎是不会搞害死李贤的阴谋的。试想，裴炎的外甥去扬州发动起兵，奉一假李贤为号令，而同扬州起兵合谋推翻武则天的裴炎却在那时派人杀了李贤，这是怎样的一种逻辑矛盾。
李贤死于丘神勣之逼是没有疑问的，虽然两唐书《李贤传》都没有明说武则天指使杀李贤，但《旧唐书》中两见的《丘神勣传》都明记“则天使於巴州害章怀太子”。(12)《新唐书·丘神勣传》也记载说“后使害章怀太子於巴州”。武则天二月初六(戊午)废中宗，初七(己未)立睿宗，初八(庚申)废中宗长子皇太孙李重照为庶人，初九(辛酉)便派出丘神勣去杀废太子李贤。前后几天的事联系起来事情就清楚了。在她篡夺政权的紧张时刻，杀掉这个可能被入利用来反对自己的不肖儿子李贤，原是政治斗争的必然逻辑。
按事理说，丘神勣逼杀李贤，必然是依照武则天命令干的，不这样是不可能的，倘若丘神勣没有武则天授意，他怎敢擅自逼杀她的儿子；李贤既死，他又怎能不得重罪而只是由左金吾将军轻轻外贬为叠州刺史；贬官之后又怎么会迅速官复原位，并“深见亲委”(13)，成为武则天的亲信，后来还被委以讨伐博州琅琊王李冲的一路大军主帅。
至于暂时贬一下丘神勣，为李贤举哀，追封他一个雍王等等掩饰黑手的事，都是做给人看的表面文章，不说明任何问题。
其二是光宅元年(684年)的裴炎案。受诛连的有宰相刘景先、郭待举、凤阁侍郎胡元范、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夏州都督王方翼等人。此案侍御史鱼承晔奉诏参与审鞫，他是27名酷吏之一。
其三是同年的徐敬业案。自扬州起兵后，武则天“疑天下人多图己”，于是“大开诏狱，重设严刑，有迹涉嫌疑，辞相逮引，莫不穷捕考按。至有奸人荧惑，乘险相诬，纠告疑似，冀图爵赏”。(14)“周兴、来俊臣、丘神勣、王弘义等揣识后指，置总监牧院诸狱，捕将相，俾相钩逮，掩搦护送，楚掠凝惨。又汙引天下豪桀，驰使者即按，一切以反论。吏争以周内穷诋相高，后辄劝以官赏，於是以急变相告言者无虚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15)恐怖气氛弥漫官场内外，揭开古代专制政治历史上极黑暗的一页。
其四是垂拱三年(687年)的刘祎之案。祎之从北门学士而登相位，一直受到武则天信重，但他心存唐室，私下对凤阁舍人贾大隐说：“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贾大隐上奏告密，武则天非常生气，说：“祎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垂拱三年刘祎之因其他事被告下狱，还顶撞向他宣敕的官员：“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唐代皇帝的诏书制敕要经过宰相副署的程序，所以刘祎之才那样讲。武则天大怒，以为拒捍制使即冒犯天威，赐死于家。临终洗沐，他神色自若，草书谢表，“援笔立成，词理恳至，见者无不伤痛”。(16)其中有麟台郎郭翰，即不久前奉旨巡察陇右，在宁州(今甘肃宁县)发现当地耆老对刺史一片赞誉之声，遂将狄仁杰推荐给朝廷的监察御史，这时因和太子文学周思钧一起称叹刘文，都被远贬外州。
其五是同年九月杨初成案。这个虢州人诈称郎将，矫制於都市募人迎庐陵王於房州，事情被察觉，伏诛。
其六是同年十一月李孝逸案。武承嗣指使人诬陷李孝逸称自己“名中有兔，兔，月中物，当有天分”。这是谋大逆罪，武则天念他有平扬州之功，减死除名，流儋州(今广东儋县西北)，死在那里。受诛连的还有崔知贤、董元昉、裴安期等。
其七大约也是这年的冯元常案，冯元常是相州安阳人，北齐右仆射冯子琮之曾孙，举明经，唐高宗时历官尚书左丞，甚得信重，皇帝重病中诏令平章百司奏章。冯元常尝密奏：“中宫权重，宜稍抑损。”(17)武则天因此恶之。及临朝，他又奏嵩阳令樊文进瑞石为谄伪，扫武则天的兴，出为陇州刺史，而后历任眉州刺史、广州都督，垂拱三年讨平安南李嗣仙，虽屡有政绩不录功，寻为周兴所陷，追赴洛阳，下狱死。
其八是垂拱四年(688年)的郝象贤案。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贤是上元二年(675年)谏止唐高宗逊位于武则天的郝处俊孙。有家奴诬告象贤反，酷吏周兴审鞫此案，陷象贤於族罪。家人为其讼冤，监察御史任玄殖奏象贤无反状，被免官。临刑时象贤极口骂武则天，并揭露宫中丑事，夺市人柴击行刑的刽子手，被巡街的金吾兵格杀。武则天命支解其尸体，掘他的祖坟，毁棺焚尸。从此以后死囚押往刑场时先以木丸塞口，不让骂出声。
其九是垂拱四年(688年)宗室起兵案。诛死者流贬者有唐高祖、唐太宗的子、孙、女、婿十余人。徐敬业起兵时曾在和州(今安徽和县)率乡里数百人拒叛军使之不能遁江西上的高子贡，这时也因曾对东莞公李融说若去参加明堂朝会必死而被诛。豫州受诛连的数千人因狄仁杰奏免死流丰州(今内蒙临河东)，路过宁州时哭拜于狄仁杰德政碑下，设斋三日而行。
其十是同年十二月的蹇味道案。因为曾办裴炎案擢升相位的蹇味道，与殿中侍御史周矩不和，屡言其不能了事，蹇味道这时被罗告，敕周矩按问，矩报私隙，说：“公常责矩不了事，今日为公了之。”蹇味道和儿子蹇辞玉同被诛。一说是陷于周兴狱而死。
其十一是永昌元年(689年)四月的鄱阳公李諲案。李諲是唐高祖子道王李元庆的第六子，时为连州别驾，谋迎中宗於庐陵，案发，与唐太宗子蒋王李恽的长子辰州别驾汝南王李炜等宗室12人被诛杀。天官侍郎邓玄挺是李諲岳父，虽然李諲一再问他此事如何，他都不应，没有回答，仍以知反不告罪同诛。
其十二是同年七月纪王李慎案。李慎是唐太宗第十子，诸王起兵时他是贝州(今河北南宫东南)刺史，越王李贞同他联络，他“知时未可，独拒不与合”。(18)事败他也下狱，后查明这情况时，将就诛而免死，但和霍王李元轨一样乘槛车送往巴州时死于道中，子孙多人俱被诛。李慎有孝女东光县主，得父王死讯，号恸，咀血数升，服丧三年后又绝膏沐20年表示哀愤。
其十三是同年八月的徐敬真案。徐敬真是徐敬业弟，扬州兵败后流*(左纟右肃)州，这时逃归，过洛阳，欲奔突厥。洛州司马弓嗣业、洛阳令弓嗣明出资遣送，至定州(今河北定县)被抓获。弓嗣业自缢死，弓嗣明、徐敬真胡乱招供了一批“海内知识，云有异图，冀以免死”，以至“朝野之士为所连引坐死者甚众”。弓嗣明诬引宰相张光辅当年为诸军节度，“征豫州日，私说图谶天文，阴怀两端，顾望以观成败”。(19)陷之死罪。但弓、徐二人也未能逃免，一同被诛。还杀了陕州参军弓嗣古、相州刺史弓志元、蒲州刺史弓彭祖、尚方监王令基。彭州长史刘易从也被徐敬真所引，他为官清谨，临刑时市民怜其无辜，纷纷奔赴刑场，竞解衣投地，“为长史求冥福”，官吏收集衣物价值十万。被诬引与徐敬业通谋的还有秋官尚书张楚金、前宰相陕州刺史郭正一、北门学士凤阁侍郎元万顷、洛阳令魏元忠等，临刑武则天派人驰骑传达赦令，张楚金等死里逃生，闻声喜跃欢呼，惟魏元忠安坐不动，待敕使宣敕之后，才徐徐站起拜谢，不露忧喜之色。他们免死后都流放岭南。
其十四是同年闰九月魏玄同案。宰相魏玄同与裴炎为莫逆之交，生死不渝，人谓之“耐久朋”，而周兴与之有私怨，奏诬魏玄同曾说：“太后老矣，须复皇嗣。”激怒武则天，赐死于家。监刑者劝说：“何不告事，冀得召见，当自陈诉。”玄同叹息道：“人杀鬼杀，有何殊也，岂能为告人事乎!”(20)不肯玷污人格，作诬引他人解脱自己的勾当，遂就刑。当时还秘密杀了曾陷裴炎于死罪的前宰相崔詧，“自余内外大臣坐死及流贬者甚众”。得罪的具体原因不详。
其十五是同年十月的黑齿常之案。黑齿常之百济人，降唐后历任禁军将领，仪凤三年(678年)后出为河源军副使、大使，“在军七年，吐蕃深畏惮之，不敢复为边患”。(21)光宅元年(684年)十一月为江南道大总管讨徐敬业。垂拱三年(687年)为燕然道大总管与副大总管李多祚击突厥，在朔州(今山西朔县)黄花堆大捷，突厥散走碛北。这时任右武卫大将军，掌禁军，被周兴等诬与右鹰扬将军赵怀节等谋反，下狱自缢而死。黑齿常之是当时仅存的几员名将之一，他善御众，所乘马被兵士伤，他不许鞭打惩罚，认为“岂可以损私马而决官兵乎!”前后所得赏赐金帛等，皆分给将士，自己无所取，所以很得人心。及死，人皆哀其冤枉。
同月又杀唐高祖第十三子郑王李元懿的长子鄂州刺史嗣郑王李璥等6人，唐高祖第二十二子滕王李元婴的长子嗣滕王李脩琦等兄弟6人亦陷诏狱，免死流岭南。他们具体的罪名不详，总是出于诛除宗室的目的罢。
陈子昂当时上书：“今陛下之政虽尽善矣，然太平之理，犹屈於狱官。何以言之?太平之朝，务上下乐化，不宜乱臣贼子日犯天诛。比者大狱增多，逆徒兹广，……有无罪之人挂於疏网者。”原因是：“狱官务在急刑，以伤陛下之仁，以诬太平之政。”陈子昂请武则天亲自诘问系狱囚徒，“罪真实者，显示明刑；罪有滥者，严诛狱吏。使天下咸服”。还强调指出：“夫狱吏不可信，多弄国权，自古败亡，圣王所诫。”(22)此时这样的疏奏没有效果。
其十六是载初元年一月(690年春)的韦方质案。韦方质时为宰相，因病告假，武承嗣、武三思前往探视，韦方质卧床不为礼，左右劝之：“踞见权贵，恐招危祸。”韦方质答：“吉凶命也。大丈夫岂能折节曲事近戚以求苟免。”(23)于是被酷吏周兴、来子珣所陷，流儋州，籍没其家。
当时周兴还以与徐敬业同谋罪杀左史江融。
其十七是同年四月的范履冰案。范履冰以北门学士进用，在禁中20余年最蒙亲遇。这时官至宰相，坐尝举犯逆者下狱死。
其十八是同年七月的舒王李元名案。唐高祖第十八子舒王李元名与其子豫章王李亶历任外州刺史，俱有善政。李元名曾诫其子：“藩王所乏者，不虑无钱财官职，但勉行善事，忠孝持身。”后来在石州(今山西离石)20年，“赏玩林泉，有尘外之意”。(24)但也未能逃过酷吏罗告之难，父子俩先后被杀。恒州刺史裴贞也以谋反罪灭族。告密者侯思止原是醴泉一无赖，先以卖饼为业，后为游击将军高元礼家仆从，因告密授游击将军。他求为御史，武则天说他：“卿不识字，岂堪御史!”侯思止对曰：“獬豸可尝识字，但能触邪耳。”武则天很高兴，授以侍御史之职。后来又赐他一所没收来的私宅，他不要，说：“臣恶反逆之人，不愿居其宅。”(25)武则天因而倍加赏识。其实这些话都是高元礼教的。
其十九是同年的邑斋案。衡水无赖王弘义游赵州、贝州，见闾里耆老作邑斋，本是民间社邑的平常活动，他告以谋反，杀200余人，王弘义也授游击将军，跻身酷吏。后来他奉敕按问胜州都督王安仁谋反一事，安仁不服，王弘义竟在枷上刎其首级，又捕杀其子，函首而归。路过汾州，司马毛公宴请他，不料吃了一半便叱毛公下阶处斩，枪挑首级入洛，见者无不震栗。
其二十也是同年七月的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案。他俩是唐高宗第三、第四子，俱为武则天所恶，许王因母亲是萧淑妃，尤被谗嫉，出为外州刺史，不许觐见，载初元年武承嗣指使周兴罗告泽王、许王谋反，召往东都。许王离开舒州时闻哭丧声，叹曰：“病死何由可得，更何须哭!”(26)预感到将遭不测。果然行至龙门便被杀，其子李瑛等九人同时被害。泽王系於御史台，闻讯恐惧，自缢死，其子李义珍等七人并配流显州(今辽宁北镇西南)而死，惟庶子李义珣窜在岭外，匿於佣保之间得免。许王亦有少子李琳等三人以年小免死，长流雷州(今广东海康)，才得不绝后嗣。
其二十一是同年的裴居道案和南安王李颖案。裴居道出自闻喜大族，太子李弘的岳父，时为宰相，为酷吏所陷，春天下狱，八月被杀。接着又杀尚书左丞张行廉和唐高祖第二十一子密王李元晓长子南安王李颖等宗室12人，又诛其亲党数百家。《资治通鉴》记曰：“唐之宗室於是殆尽矣。”
其二十二是载初元年(690年)的裴承先案。承先是裴寂之孙，武则天时任殿中监，为酷吏所杀。(27)《唐会要》卷40《臣下守法》并载开元十年(722年)李朝隐奏中言及：“景先曾祖故司空裴寂，往属缔构，首参元勋。载初年中，家陷非罪，及其兄弟，皆被诛夷，惟景先独存。”裴寂后嗣，因而不旺。
综观上述案例可知，武则天在这临朝称制阶段初行滥刑的锋芒，指向怨望不服的李唐宗室和大臣。这阶段里滥刑的特点是打击面大而且刑法酷重，特别是对宗室王公，真有斩尽杀绝之势。因为宗室王公，尤其是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代皇帝的皇子们，是武则天争夺皇权和皇位的最有威胁的对手，实际上他们反武也最用力，所以武则灭首先要一批一批地把他们搞掉。经过连续几年的杀戮，到她改唐为周称帝时，这三代皇子除了武则天自己生的李显、李旦外，在世的全都被杀，确实是杀到“於是殆尽”的程度。残留的两个，李显流放在外，李旦作为名义上的皇帝留在洛阳，软禁在“别殿”，他们都不能对武则天构成威胁。这样，在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登基做皇帝时，李唐宗室就全然无力组织反抗了。
当时武则天给与大臣们的打击也是十分沉重的。这些人每以唐家老臣自居，以匡救社稷为己任，故武则天对他们防范甚严，只要稍露形迹，甚至只凭诬告，就对他们下手。在她临朝称制的这阶段里，做宰相的共24人，在六年零七个月中被杀掉和贬流罢相的就有17人(武承嗣、武攸宁二人罢后复用不计在内)，寿终的三人，只有四个宰相做到武则天称帝以后，而这四个人中，武承嗣、武攸宁是武则天的本家侄子，另外两个邢文伟和岑长倩也都好景不长，只不过再一年功夫就先后被杀了，宰相班子在武则天的屠刀下这样剧烈地变动，其后果之一是当武则天篡唐时，朝臣中竟不能形成一个反武的轴心。
诚如《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所说：武则天“稍图革命，然畏人心不肯附，乃阴忍鸷害，肆斩杀怖天下，内纵酷吏周兴、来俊臣等数十人为爪吻，有不慊若素疑惮者，必危法中之。宗姓侯王及它骨骾臣将相骈颈就铁，血丹狴户，家不能自保。太后操奁具坐重帏，而国命移矣”。
可武则天毕竟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是一个只凭肆虐或暴虎凭河式的匹夫之勇蛮干的疯子，她任使酷吏是有限度的，前27名大酷吏除最后一名傅游艺之外，即如周、来、丘、索等也无一授与相职，只是让他们执法而不与执政大权。在司法机构中她又保留了狄仁杰、徐有功、杜景佺、李日知等一批执法平恕的良吏，如徐有功，“前后济活数十百家”。(28)“尝廷争狱事，太后厉声诘之，左右为战栗，有功神色不挠，争之弥切。太后虽好杀，知有功正直，甚敬惮之”。(29)周兴等酷吏恨之入骨，屡以“有功故出反囚，罪当诛，请按之”。而“后不许”。徐有功与酷吏斗争，“凡三坐大辟，将死，泰然不忧；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30)被酷吏罗告的囚犯间流传这样一句话：“遇来、侯必死，遇徐、杜(景俭)必生。”(31)
又如李日知，当时和胡元礼同在刑部，为杀一囚，两人争执往复数四。胡元礼说：“元礼不离刑曹，此囚终无生理!”李日知说：“日知不离刑曹，此囚终无死法!”官司一直打到御前。这个有趣的故事说明，在酷吏政治的一片黑暗恐怖中，武则天有意留下几分光明，给人一线生机希望。
如对待魏元忠、狄仁杰等一批能于优秀的大臣，尽管被酷吏们视为眼中钉，一再受到诬陷，但武则天总是亲自干预不许杀害，旋贬旋复，倚为股肱，这对整个政局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即对李唐宗室后裔，她也偶有宽容。如唐高祖女千金长公主，以姑姑之尊却请求做武则天之女，改姓武氏，讨得武则天欢心，以巧媚得全。又如唐太宗第三子吴王恪之子李仁，出使江左，不受金赂，武则天夸奖：“儿，吾家千里驹。”(32)因此改名千里。后来他又数进符瑞异物，得免诛杀，直活到中宗复位后，封成王，死于节愍太子诛武三思之事变。成王李千里的弟弟李琨，则天朝历淄、卫、宋、郑、梁、幽六州刺史，有能名，圣历年间奉敕安抚岭南反僚，“甚得其宜”(33)，一直受到信用，长安二年(702年)卒于官。可见即使对李唐宗室，虽然下手极狠，主要对手一个不肯放过，但对宗枝稍远，身份较低的成员，还是区别对待的，遵循着政治家处事一切留有余地的准则。
史籍上对武则天酷吏政治残酷程度的铺叙，断语时有夸大，如，《资治通鉴》所说载初中“又鞭杀故太子贤二子”。(34)按李贤三子，次子李守义死于病，幼子李守礼在宫中没少挨鞭子，但他活下来了，直活到开元末。则天时只长子李光顺一人被诛杀，死于天授元年武则天称帝以后。可见《资治通鉴》记这时鞭杀二子之说不是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酷吏政治尽管残暴，但在当时一些比较正派的官僚中还取得了某种谅解和支持。如朱敬则即说：“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构难。不设钩距，无以应天顺人；不峻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放置神匦，以开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尽露。神道助直，无罪不除；人心保能，无妖不戮。以兹妙算，穷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谋，入天人之秘术。故能计不下席，听不出闱，苍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伟哉!”(35)话说得这样肯定，不会全是出自策略考虑的客套话。
无论如何，武则天临朝称制阶段制造了一场政治恐怖，主要靠施用滥刑，打开了一条通向大周皇帝宝座的血腥的路。
①《松窗杂录》，引自《太平广记》卷271卢氏。
②《新唐书》卷76《则天武皇后传》。
③《唐会要》卷41《酷吏》。
④《旧唐书》卷186上《来俊臣传》。
⑤《资治通鉴》卷203，《旧唐书》卷186上《来俊臣传》、《索元礼传》，《新唐书》卷209酷吏传序。
⑥《唐会要》卷41《酷吏》。
⑦《旧唐书》卷186上《索元礼传》。
⑧《朝野佥载》卷2。
⑨⑩《旧唐书》卷186上《来俊臣传》。
(11)《我怎样写武则天?》，《光明日报》1962年7月8日。
(12)《旧唐书》卷59《丘和传附丘神勣传》、卷186上《丘神勣传》。
(13)《旧唐书》卷59《丘和传附丘神勣传》、卷186上《丘神勣传》。
(14)《资治通鉴》卷203垂拱二年三月陈子昂疏。
(15)《新唐书》卷113《徐有功传》。
(16)《旧唐书》卷87《刘祎之传》。
(17)《旧唐书》卷185上《冯元常传》。
(18)《新唐书》卷80《纪王李慎传》。
(19)《旧唐书》卷90《张光辅传》。
(20)《旧唐书》卷87《魏玄同传》。
(21)《旧唐书》卷109《黑齿常之传》。
(22)《陈子昂集》卷9《谏刑书》。
(23)《旧唐书》卷75《韦云起传附书方质传》。
(24)《旧唐书》卷64《舒王无名传》。
(25)《资治通鉴》卷204天授元年七月条。
(26)《唐会要》卷5《杂录》。观《旧唐书》卷86《许王素节传》。
(27)《旧唐书》卷57《裴寂传附承先传》。
(28)《旧唐书》卷85《徐有功传》。
(29)(30)《资治通鉴》卷204天授元年七月条。
(31)《新唐书》卷113《徐有功传》。
(32)(33)《新唐书》卷80《郁林王恪传附李仁李琨传》。
(34)《贤治通鉴》卷204天授元年八月条。
(35)《唐会要》卷56《左右拾遗补阙》。
武则天本传/胡戟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9